元明之际的遗民诗人特征

    “遗民”字面上的意思是亡国之民，如《左传·闵公二年》：“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从这个宽泛的意义来看，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所有人都可被目为前代的遗民。不过“遗民”往往更有排斥新朝、留恋故国的意味，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大约是最早的代表人物。生逢乱世的遗民亲身承受政治动荡带来天旋日转的后果，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风雨飘摇，凄惶之中最易唱响黍离之悲的哀音。中国历史上遗民诗人大量出现在宋元明清易代之际，具体情形却不尽相同。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的遗民的文化背景和异族入侵的政治形势颇为相似，因而诗人的心理趋同；元明之际的遗民诗人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关于元遗民及遗民诗人情况,张其淦搜罗《元诗选》、《列朝诗集》等十数种材料,撰写了《元八百遗民诗咏》,其中录自王保保、蔡子英以下元遗民共850人,并为其咏诗400余首。钱谦益《列朝诗集》甲前集收录了77家诗人,其选诗1183首。顾嗣立《元诗选》庚、辛二集中录得元遗民诗人43家,收其创作的诗歌共3522首,癸集人数未统计在内。《明史·文苑传》载录了元遗民作家49人。主要元遗民诗人有:王逢、戴良、丁鹤年、王翰、张昱、李祁、倪瓒、周霆震、杨维桢、叶颙、舒頔、钱惟善、顾德辉、郭钰、朱希晦等等。以上述情况看来,元遗民诗人的人数和存诗规模都很可观。他们的视角、表现易代之际复杂多变的时代生活和广阔多元的精神世界,也异于宋、明两代。   

    元遗民诗人有以身殉道者（如戴良），但隐者居多。元遗民诗人接绪了遗民史上的传统,又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特点。元代停止科举80年,大多数士人从政无路,进身无门,隐逸的内涵相对传统有了新的变化,减少了以往追求的纯粹精神成分的含量,增加了世俗的内容。身处易代之际的遗民诗人虽然归隐,但并不甘于自守清贫,而是尽可能以诗酒自娱,以山水为乐,追求较为自由的生活方式，“自然”、“自适”。以杨维桢为例,他提出“自然理论”,主张人要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愿做尧舜、愿做许由的尽可去做尧舜、去做许由,尽管个人的生活方式因个体选择差异性而有所不同,但能够实现各自的生活追求,这一点上,“其得于自然一也。”即人人各遂其志,实际上就是承认人有追求自认为适意的生活目标的权利。杨维桢自己的诗歌奇崛震荡，其诗论称“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他的所谓“情性”，所谓“情”，多指人的性格、情趣、气质、修养等，多数时候并不直接指人的感情，而属于人的个性的范畴。在杨维桢看来，诗的个性就在于诗人自己情性的自然表露。

    杨维桢的“自然理论”鼓励积极入世,发展个性,不同于老庄“清静无为”的自然观。易代之际的遗民诗人生存选择更具自主性,精神追求更丰富多元。这是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发现和重视,体现了士人自我的觉醒。元代社会对士人的不重视,客观上减少了士人对社会的依附性,也培养了其自身的独立意识。因此,杨维桢、倪瓒、顾瑛等玉山草堂的文人选择了他们自认为适意的生活方式,适意适趣的雅堂聚会,饮酒赋诗,尽欢而散,这是他们在乱世中找到的能够使心灵暂时得到抚慰的一种方式,他们的个人才华、个体价值也以这种方式得到了表现。仅仅将他们的诗歌创作指为逃避现实的末世狂欢的说法未免简单肤浅。

    明清时人对元遗民的评价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这与明末再度面临异族入侵的政治现实有很大关系。钱谦益在其文章中反复评说元末士大夫“鲜能深明于夷夏之大义”。王夫之在其史论中,也严苛评价元代及元亡之际的士人,认为“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者”为“败类之儒”,为“国之妖”(《读通鉴论》)。他批评宋濂,“……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其兴也,若列之汉、唐、宋开国之群而有余休;其亡也,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事以亡也。……”儒家思想里“夷夏之辩”的核心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这样的心理在自尊自信的同时难免不发展出骄横偏激的弊端。比如南宋的国土沦陷于异族，文化面临着威胁，自然引起士人悲慨。张孝祥《六州歌头》里说：“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还是唯恐文化不继的一声苍凉叹息；然而陆游的《关山月》：“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那豪气背后的轻蔑态度并不公正，却空谷回音似的几乎代代回响。到了明末，文人再度面对相似的政治情形，更对元遗民无法释怀。不过同是明人，亲身参加过反清战斗的归庄，看法倒通达得多。他在序朱子素《历代遗民录》时说:“朱梁篡弑之贼,王彦章为之死,欧阳子《五代史》著名为死节传之首,朱子《纲目》亦大书死之,取其忠于所事也。盗贼且然,况夷狄之进于中国者乎？”因为同样是“取其忠于所事”,归庄主张金、元遗民也应列于历代遗民录上。

    从客观角度看，明初残暴的政治统治是元遗民存在的重要原因。朱元璋多疑忌刻,他虽然招纳贤士,礼待士人,但又常常猜疑,挑剔他们的文字,“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造成文字狱祸。对元末士人拒绝征招者杀之。高启因深惧明初的暴政,多次请求辞归,触怒朱元璋而被借故杀掉。“一授官职,罕有善终”的可怖局面使天下士人望而退步。反观蒙元，因为对知识分子并不重视，士人的身份确实跌落了。这一方面固然造成了文人的心理失衡和文化危机,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形成了非常宽容的思想文化环境,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思考,新的文化由此有了生存的可能。元末士人已经适应了这种宽松,对明初在思想上的再次禁锢而造成的人人自危的生存环境,心存畏惧,不愿出仕,心态自然倾元。在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之外，其实正如归庄所论，遗民精神的可贵本来在于“忠于所事”，在于对自己信念的坚持。在元遗民诗人身上，这样的坚持更融入了对个体精神的肯定，因而具有独特的意义。

大器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