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定义：魏晋时期形成了崇尚老庄、并以老庄思想为骨架来融汇百家，讨论问题的一种新思潮后人称之为玄学。其基本宗旨与主要特色则是援道入儒，融合儒道。

    玄学产生：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说，经学发展到玄学，自有其内在联系。两汉经学用的是实证的方法，繁琐章句。繁琐章句发展到极端，便走向自我否定，为义理化准备了条件。最初是删繁就简。王莽时就已省五经章句；汉光武帝曾诏令鈡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后光武帝时黯章句繁多，子伏恭删省浮词，定位20万字。明帝时桓荣把主普的《尚书》章句由40万言减为23万，他的儿子桓郁又由23万删至12万言。樊鯈删《春秋》章句，张霸又在樊鯈删定的基础上，再作删减。东汉以后五经章句的删繁就简似乎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从这样的一种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讯息，这就是由繁琐章句训练出来的士人的僵化繁琐的思想方法，正在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改变中，向着简快明快的方向发展。古文经学的出现，加速了这个发展过程。思想方法转向简洁，才有可能从直观实证走向思辨。事实上，在经学章句简洁化的过程中，正在慢慢地从重章句到重义理。经学的义理化倾向，是玄学的出现在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准备。换句话说，学术思想的演变本身，正在导向玄学的出现。


    玄学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清议到人物品评到谈明理到谈玄的发展，也可看作是玄学发展的一个过程。
      一  清议：产生于东汉末年，当时外戚宦官专权，“主荒政谬”，清流人士羞与为伍，激扬文字，对朝中人物及其施政进行评议，形成清议。
          《后汉书·党锢之祸传》序称：“逮恒、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于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可见清议的宗旨是人物的评价，人伦的鉴实。
      二  人物品评，讨论人伦鉴识理论，到汉魏之际则产生了一大批品评人物标准的著作，据汤用彤先生考证说，可考着有九种，现仅存刘邵（182？——245）的人物志。书中刘邵将人物分为三等，第一等圣人，第二等兼德之人，第三等为“偏至之材”。并为它们定出了不同的标准，圣人的标准是他有“中庸”“中和”之至德，“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心平淡而无味`````”而兼徳之人，“以德为目”，即在仁义礼智等方面非常突出；偏至之材，以才自名。刘邵认为，品鉴人物要观其仪、容、色、听其言，更要征其神，这开魏晋清谈对人物风貌的审美品评的先河，而其对最高人格理想“圣人”的“中和”“平淡无味”也开魏晋玄学的先声。
    三  谈明理，《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荀粲别传》：“粲太和初到京邑，与傅蝦谈。蝦尚明理，粲善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顷之，粲与蝦善。”这点可说明，那便是“明理”与“玄远”之差异。
        辨析明理，是品评人物的清议的深化，清议将人物归入不同类别，给予各种名学和规定，讨论这些明号规定的意义，即辨析明理。论人重材性，而探究材性，又穷其根源，归于自然，最后便能自然地与道家思想体系联系结起来。这种思想倾向，已经传达出人物评论逐渐向着玄学命题转变的讯息了。
  四    谈玄，魏晋所谓“清谈”指的是清雅玄妙、高蹈起俗之谈论，它是一种老庄思想为根基的注重形式追求玄理的哲学性的谈论。它的主要论题有：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论、才性四本论、以及古典注解。



    玄学发展的分期:
东晋时，袁宏作《名士传》，将曹魏政始以来受老庄影响的名士分为三期，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袁伯彦作《名士传》成”条说：宏以夏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濬沖（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楷）、乐彦辅（广）、王夷甫（衍）、庾子嵩（觊）、王安期（承）、阮千里（瞻）、卫叔宝（玠）、谢动*（琨）为中朝名士。
袁宏将玄学思想家分为正始，竹林和中朝（只要指元康时期），大体说出了魏晋思想的变迁。如果再加上袁宏所处的东晋时代，汤一介先生认为，玄学发展可大体分为四个时期：正史时期、竹林时期、元康时期、东晋时期。


  一  正史时期与竹林时期
      时间：上限起自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下限正魏元帝成熙元年（264年）【PS：明太帝太和元年（232年），代表一代士风的最后一位重要人士曹植死，建安士风便成为过去了】
  1 正始时期
  《文心雕龙·论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蝦王粲，极练名理。迄今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绝，始盛玄学，于是聃调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这段话则被当作是谈玄始于正始的根据。
    代表人物：夏侯玄、何晏、王弼
         
  夏侯玄，首先提出了“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列子·仲尼》张湛注引）的论题，目的就是要倡导清俭朴素的政治。所以他说：“夫上之化下，犹风之糜草。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
何晏，是正始间曹魏集团中的又一重要人物，《拟古》诗云：“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失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他以道教思想来诠释孔子学说，实际上一方面是要求以道家哲学来论证儒家名教，另外一方面要求倡导道家的无为政治，从而达到其维护曹魏政权的目的。
王弼，在夏、何二人的基础上，以其高超的才识，独标玄解，把正始玄学推向了最高阶段。也就是说，王弼通过对有与无、动与静、言与意、性与情等关系的抽象论证，从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玄学理论。他的这套玄学理论，最后又被他自己凝练成了“名教出于自然”的重要命题。

  2 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朝廷大权落入司马氏集团的手中，并以维护礼法名教为名，滥杀异己，图谋篡代，从而造成了“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恐怖局面。面对这一政治现实，保全生性，是他们首要的选择。“玄学发展到这个阶段，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之学的色彩，由政治哲学变为人生哲学，由外向变为内向，由积极用世变为消极避世，由老学变为庄学。”（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151~152页）
代表人物：阮籍、嵇康
作为思想感情上倾向于曹魏政权的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便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主张，原来以老子说为主体的玄学才得以向庄子过渡。一是发展庄子因顺自然的思想，用来否定司马氏集团所宣扬的“名教”，二是发展庄子遁世逍遥的思想，以便使自己能够在精神上得到安慰。


三 元康时期   
     
时间：魏咸熙265年~316年【PS：265年11月，司马炎迫着魏元帝曹奂正式演出一幕禅让的戏剧，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
玄学已不知不觉地变化，玄学义理也出现新的发展。从正始发展起来的玄风，经过西晋的变形，走向名教与自然为一体，实际上是走向不婴世务的超脱与人世的纵欲为一体。整个玄学有儒学的批判而转向了与儒学的合一。
代表人物：郭象
在理论上，郭象通过注释《庄子》，把向秀的“以儒道为一”观点进一步发展成为他的“名教即自然”论，他的理论可以简略的表述为：自生、自足、独化、适应。从而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他的任职当权与心游逍遥之境，这两者都是并行不悖的，至此，“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郭象的《庄子注》中得到了完全的统一，魏晋玄学理论也就被推向了最高峰。


四  东晋时期
  时间：（公元317年~~429年）
  经过八王之乱、五胡乱起、洛阳长安陷落，永嘉南渡的政局动荡，佛教得以在北方迅速传播，东晋的历代皇帝，因有见于佛教具有麻醉人心的作用，也都大加提倡，在这种背景下，玄学清谈就很快与佛学合流。
  南渡之后，清谈的中心论题，一部分是承接了中朝的原有论题，如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如王导）、才性论（如殷浩、支遁、殷仲堪），圣人有情无情论（如王脩、僧意），佛理进入了清谈的领域，却极大的吸引着清谈者，使清谈重新焕发出理论之光彩，佛理进入了清谈，给清谈带来新的生机，但同时也宣告玄学理论发展的结束。
  代表人物：张湛《列子传》【PS：《列子》一书的真伪，多数学者证其为伪作】
  在《列子序》中，张湛解释列子的观点，认为他的理论的最终归着点，认为他的理论的最终归点是，“虚”。是“群有以至虚为宗”。这一思想无疑受到般若思想的影响。而这无疑的宣告了玄学理论发展的终结。
  虽然刘宋玄学尚未独立发展成科，甚至在宋齐，玄学更被立为国子学，“四学科之一”，并居“四学”之首，然就其理论发展而言，已毫无建树。



参考文献：
《道家与中国思想史论》  杨胜良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年8月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罗宗强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年3月
《汉魏六朝的思想与文学》 罔村繁 全集 第三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8月
《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年8月
《魏晋玄学论稿》（增订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8月

书看的真不少。着眼整体，思路清晰，佩服佩服

思路很清晰，学习

楼主所讲的“辨析明理”是否即“辨名析理”？“名理”又称“刑名学，或形名学”，是东汉魏晋品评人物，综合名实，量才授官的一种学术活动。不知“明理”出自何处？是否笔误？

冯友兰先生在《玄学的方法》中也举了裴徽为傅嘏与荀粲通释的例子，“傅嘏善名理，荀粲尚玄远”，而他认为“名理是一种学问，玄远是一种境界，名理是方法，玄远是目的，这两者本来是相通的，所以经过裴徽的解释，他们两人都觉得满意了”。备此说，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