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传奇中的史学特征及拟史心态
摘要：唐传奇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但它在文体结构上却带有明显的史传文学的痕迹。唐代浓厚的史学氛围与文人的史学意识是这种文体特征产生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唐传奇在形式上

具有史传式的叙事模式，在创作方法上体现出史传文学虚实结合的特色。
关键词：唐传奇；史学
唐代是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渐趋成熟的阶段，小说创作在此期间逐渐摆脱了作为子、史附庸的尴尬地位。同时应该看到，作为成熟初期的文体，史学对唐传奇影响的痕迹比较明显，尚处在一种转型的阶段

。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指出：“唐之举人，多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

笔、议论。”从所谓“史才”，可以看出唐之前的史官文化对唐传奇的巨大影响。在史官的文学创作中，尤以人物传记对唐小说的影响最为显著。史传文学为小说作家所借鉴和吸收，运用于创作之中。
较早肯定传奇“史才”者为唐代李肇，其《唐国史补》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李肇所说的沈和韩，都是传奇创

作中的好手。巧合的是，二人都曾做过史官，分别有《建中实录》和《顺宗实录》这样的实录手笔流传于世。
真正自觉提出关乎史官才能理论的是刘知几。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史学家刘知几对人说过“史才须有三长”，也就是：“才也，学也，识也”。唐传奇吸纳了史传作品所体现的叙事技巧。史传

作品一般在开头介绍传主的姓名、籍贯、出身，叙述简约。唐传奇也承继了此写法，如《李娃传》开头：“ 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霍小玉传》开头：“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进士

及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而结尾往往模仿史传论赞，发表作者个人的看法，《任氏传》《柳毅传》《南柯太守传》《李娃传》《冯燕传》等等，都是如此。
在古代史官创作中，《史记》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组成。班固的《汉书》体例与此大致相同，只是将“书”改成“志”，去掉“世家”。这种以人物传记为中

心的史书编写体制不仅影响了史学，也影响到了文学。唐传奇多以“传”、“记”、“纪”等命名，就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结论。程国赋依据汪辟疆《唐人小说》和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进行统计后得

出结论：唐传奇以“传”命名的共 25 种，以“记”或“纪”命名的21 种，以“志”命名的4 种，以“录”命名的15 种。唐传奇的命名体现出了小说家自觉的拟史意识，他们记载耳闻目睹的人事，有

言必录，有事必记，并突出真实的原则。
    史书的“实录”法被唐传奇作家拿来“为我所用”。小说作家以史家“实录”标准来要求自己，唐人李浚在《松窗杂录•序》中交代写作缘由时指出:“浚忆童儿时，即历交公卿间，叙次国朝故事，

兼多语其遗事特异者，取其必实之迹，暇日缀成一小轴。”这种“取其必实之迹”的心态在当时小说作家中是较为普遍的。李德裕在《次柳氏旧闻》中指出:“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

。”亦显露出了唐传奇作家向史家看齐、以“实录”作为创作标准的心态。有些评论家在评价小说作品的成败优劣时，常常运用“史才”、“实录”的标准。刘知几《史通•杂述》云:“大抵偏纪、小录

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称《枕中记》和《毛颖传》“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评论家以“史才”、“实录”的标准来要求小说创作，反映了

当时文坛上普遍存在的求实求真的审美趋向。当然，这种定夺的标准是存在一定弊端的。
    唐代的笔记小说历来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大唐新语》、《东观奏记》等小说集中的很多篇章被修史者所吸纳。究其原因在于：小说家借鉴史传“实录”法进行创作，内容有一定的可靠性。《太平广

记》卷四九二《灵应传》视《柳毅传》为“史传具存，固非谬也”。把小说等同于史传作品，可见对小说内容真实性的肯定，再加上材料丰富，因而得到史学家的承认，没有将它们视作虚妄无根的“小

说家言”。另外，唐传奇作家具有强烈的“补史之阙”的主观意识，他们重视史学，公开声称创作的主旨在于补正史之不足。
唐代呈现出了以议论为小说的创作态势。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称唐人小说“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明确指出了当时小说中的议论化现象。究其原因，唐代古文运动的波及和史官文化的熏陶是

重要的因素。史官文化的熏陶主要体现为：形式上，小说结尾继承史传论赞的方法并有所创新、发展；内容上，继承了寄寓褒贬、申明王道的史官文化传统，劝善惩恶，明辨是非，鼓吹中央集权统治。

唐传奇继承并发展了寓褒贬、兴王道的史官文化传统。唐临《冥报记•序》自称此书“皆所以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李肇在《唐国史补•序》中声称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是“示劝戒

”，作家借小说阐发自己的善恶观、是非观、王道观。袁郊在《甘泽谣•魏先生》一文中也阐发了一番长篇议论，论述帝王规模、将相才略、乱世雄杰各自的特点、内涵，洋洋洒洒，相当于一篇史论短文

。
唐代重视史学，修史成风。唐高祖曾接受令狐德的建议，下诏修史，自此，官方修史成为制度。《晋书》《梁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都是在唐代由官方修撰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也在

这一时期出现，这些都是唐五代史学发达的具体体现。而在文士心目中，修史是他们人生目标之一。薛元超位居高官，还发出“不得修国史”的慨叹，以此作为平生三恨之一（《隋唐嘉话》卷中）。在

重史的文化氛围中，唐传奇作家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史官文化的熏陶，将史书撰写的标准和要求融入小说创作之中。
唐传奇的作者大多与史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而作传奇者，如张说、李吉甫；还有的是进士及第，如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薛调等。《全唐文》卷六一二载陈鸿《大统纪序》云：

“臣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酉岁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纪》三十卷。”参与修史，培养了他们严格的史学思维和使命感，不自觉地以“实录”精神来创作传奇。
唐朝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间接导致社会上“温卷”之风大盛，文人们多以文章来拜谒权贵，以利进入仕途。在重史的文化氛围下，文人们采取了史家的写作手法，借此来显示自己的史才。
总之，处在浓厚史学氛围中的唐传奇，形式和内容上具有史学的许多特征，上文已经探讨过。但笔者本文仅仅是从一个侧面即史学的角度来看待它的，史学影响虽大，但唐传奇毕竟不是史书，它在情节

安排和人物塑造上都在逐步文学化、艺术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版。
[2]李肇《唐国史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卞孝萱《唐传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程国赋《论唐五代小说的历史化倾向》，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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