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袁月：《汉志》《隋志》《四库》集部讨论成稿
张袁月09级博 古代文学  1120090354

一、        集部的立目与变迁
“集”，目录学中以之作为文学书目汇集的部类。其最初出现是在《汉书艺文志》，但当时称“诗赋略”。不过，汉志虽无“集”的名称，但可以说已有别集总集之雏形。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就说：“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
到王俭的《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阮孝绪的《七录》将文翰志改为文集录，这是“集”首次作为图书类目名称在目录学著作中出现。也正是在《七录》中，首次确立了后世集部的大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隋志改“文集录”为“集部”，但其集部分类与《七录》并无大异。因此，可以认为，集部在目录中的名称确立以《七录》为标志。
后世的集部虽然都以“集”延续下去，但“集”的内涵却在不断的扩展。汉志诗赋略序言中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而到隋志集部序里，类似的话变成“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可见，当时的文体已经很多，目录自然也不能局限于诗赋了。而魏晋时人的著作，或许更能证明当时文体的发展状况。如陆机《文赋》就谈到诗、赋、碑等十种文体，刘勰《文心雕龙》里更涉及诗、乐府、赋、等三十多种文体。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术客观面貌，王俭《七志》才认为汉志“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而将诗赋略改为文翰志。而阮孝绪认为这样还不足以概括全面，又改诗赋略为文集录。可以看出，“集”的概念就从之前的诗集扩展到了文集。不过此时“集”的涵义还主要在创作层面上，因此虽然魏晋时期文学批评也开始萌芽，出现了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诗评》）这样的文学批评著作，但在目录中还没有合适的存在位置，隋志仍将之置于总集类中。新唐志发现了这类书籍与文学集性质的不同，于是将之归在一起，称文史类，但仍隶总集类之末。宋志则将其析出，作为单独一类。此时，“集”的目录学内涵就不仅包括创作，也囊括批评了。而到四库里，分类则更加明晰，文学批评被细分为史评类和诗文评类。前者入史部，后者入集部。因此，我们会发现刘知几的《史通》，在新唐志中属集部总集类，到宋志则属集部文史类，而四库的集部则不见其踪影，要到史部史评类中才可“觅其芳踪”。集部这样的流变轨迹实际也揭示出学术发展的规律：文学发展是先有了创作，当创作日益丰富发展后，就产生了将文学与一般学术著作区别开来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趋势。而在创作中又逐渐产生了总结创作经验的需要，从而出现文学批评。从最初的文史哲不分家到认识到文自身的独特价值，再自觉地去追求文本身的审美特质，其反映的实质，正是文学的独立过程。
二、集部与其它部类的关系
上面我说集部主要是文学书目的汇集，但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那就是经、史、子里也有不少我们今天认为是文学的书目。为什么不归于集部呢？这与古人的文学观念有关。
首先看集与经的关系。班固在诗赋略的大序中这样描述赋之学术源流：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赋本是《诗经》六义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春秋时许多政治外交场合都须赋诗言志，但礼崩乐坏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赋诗言志”逐渐转变为“作赋抒情”。因此，班固认为赋出于诗。在他的《两都赋序》中，他也申发了“赋者，古诗之流也”的类似观点。
那么，我们就要问，赋既出于诗，为何不划入六艺略诗类呢？若谓“不歌而诵谓之赋”的特点与诗经不同，则歌诗何也从诗类析出？若谓诗经为多人诗之总集，而赋分为不同体例的几家，故单独列出，则杂赋亦有总集之性质，何也从诗类脱离？若谓其时已认识到文学部同于经的特质而独立出来，则小说、诸子散文为何不出诸子略入诗赋略？若谓小说、诸子散文皆散文，而诗赋略所列各类为韵文，则箴铭类韵文为何不入诗赋略？
窃作推敲，盖如阮孝绪《七录序》云：“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诗赋本为诗之附庸，只因数量巨大，为防整个目录失衡，故另作一略。既是诗之附庸，那么诗赋略的存在就不可能是为了文学的独立，而是和《诗经》遭受同样的命运，即以社会功用而非审美功能为存在价值，班固在诗赋略大序中就很明确地说收录这些诗赋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完全站在政治教化的立场上，这也再次印证之前我们多次提到的观点：中国古代学术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最初也是以政治为导向的，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但“经”与文学的这种关系也存在一种契机，即经学的兴盛衰微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学发展。拿赋来说，西汉盛行的大赋强调政教功能，东汉前期的赋受经学影响明显，赋风转为雅正华美，变西汉晚期的讽喻为颂德，东汉中后期经学式微，赋创作与政治联系减弱，由外在转向内心，抒情小赋发展起来了。之前我们谈到过的史部独立，也正是在史与经的这种关系中变迁的。
其次，集与史的关系。古代史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述而不作”，这与文学的创作性质是相背离的。但问题在于，自司马迁《史记》开始，文学的因子就不可遏制地在史学中生根发芽。先是细节描写使史学有了文学性，接着想象、虚构等手法的运用更使优秀的史学作品同时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然而，在古人的史学观念中似乎是排斥文学的，一代代史学家们都立足于对史学进行纯化。像我们以前谈过的，如史部的杂传杂史，之所以会从史部跌入子部，也就是因为它们含有太多史学不能认可的文学因素。而如《晋书》这样的史书，也由于有太多小说家之言而屡受批判。可见，古人是将史学与文学置于相对立的位置。
而集与子的关系应该是最微妙的。子书与文集其实有共通之处，子实际是将不同人的同样性质或同种观点的著作汇集在一起，集则是将同一个人不同性质的著作汇集一处。然而，在目录中集与子却并不归并在一起，如诸子之诗赋就不与散文一起附于诸子，陆贾在儒家类有《陆贾》，在诗赋略有陆贾赋，荀卿在儒家类有《孙卿子》，在诗赋略又有孙卿赋，盖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云：“古人之文，所以皆在六艺诸子之中，而不别为文集者，无他焉，彼以道术为体，而以文章为用，文章特道术之所寄而已。”余嘉锡的意思是，诸子略中的诸子著作其实就相当于后世的“集”了，但古人不将诸子散文等文学著作单提出来结为文集，是因为诸子看重的是一家之言，他们把著作文章看作说道的一种手段，看重社会功用而忽略其审美价值，文学著作只是“小道”。直到魏晋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人们还是看重学术类著述胜于文学类著作。曹丕《典论•论文》有句名言大家都很熟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已经大大提升了文学的地位，但《典论•论文》中又说“惟干著论，成一家言”，七子中独推徐干，就是因其除了诗赋还能自成一家之说。可见，曹丕所谓重文章，其实不是指辞赋类文学著作，而主要是指子书类学术著作。正如四库全书集部总叙所说，“古人不以文章名”，这种“不以文章名”的观念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念，反映到图书分类中，就是把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集部列为最末。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集与子的这种关系也给文学创造了发展空间，即当子之言不再被社会重视时，就为子之文打开了缺口。章学诚《文史通义》就认为文集兴盛与子学衰微有关：“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盛”。此言甚是。
总之，文学文集在目录学中的单独成类，最初不是因为文学的地位重要而独立出来，而是作为“经之附庸，史之对立，子之余绪”的负面形象出现的。但随着学术的发展，文学创作日渐兴盛的学术面貌不能不影响到一个严肃的目录学者的分类。就如之前我们谈到过的佛道二教，尽管编者多以外学鄙薄之，然佛道兴盛的客观事实还是使佛道书籍一步步侵入目录。文学也如此，最初汉志以诗赋略命名，说明此时诗、赋为当时的主要文体，对诗赋的分类也不按专门文集分类，这当与其时的创作还不够繁荣有关。但后来，不但有了集部，而且集部的分类越来越明细，这些都是受到文学创作批评客观发展状况的影响。

三、集部的分类沿革（主要谈楚辞类）
诗赋略中没有采用后世“某人某集”的著录体例，而是直接列出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可见当时尚无明确的专门文集观念。而到隋志中，就有了“某人某集多少卷”的体例，诗赋略中的某某人之赋到隋志中多变为某人之集。可是，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屈原赋之属在隋志中成为一大类——楚辞类，而其它本分作不同类别中的赋却归到了一起，如宋玉、扬雄和荀卿本分隶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和孙卿赋之属，可现在都统一归入别集中。这就涉及到一个文体观念的变化问题。
屈原赋实质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楚辞，但汉志以赋称辞，说明在汉人的文体观念力，辞、赋是一体的。《汉书•司马迁传》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都是当时辞赋混称的例证。
但是，辞、赋并不是同一种文体，它们在句法形式、篇章结构、韵律规则等方面都有所差别。到“文的自觉时代”——魏晋六朝时，文体意识的自觉也就促使人们去厘清各种文体的区别。如《文选》中将骚与赋之间用十一卷诗隔开，说明辞、赋已被看作两种不同文体。《文心雕龙》则有《诠赋》、《辨骚》两篇，分论骚赋，可见也是把辞赋分而为二的。因此，到隋志中就把屈原的楚辞作品及后世相关的音义注疏著作单独提出来，作为楚辞类，而汉志中与屈原赋列为一类的其它赋作则分出来入别集类。
那么，如果说辞、赋异体，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也许可以抽象地归结为“诗——辞——赋”的流变轨迹，即辞从诗中分化出来，赋又是辞的流绪，同时赋也是诗的余绪。汉志诗赋略序中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虽然班固将屈原《离骚》当作赋不尽恰当，但他说屈原之作有“恻隐古诗之义”，却可谓一语中的，如《离骚》中多有比兴寄托，语言上多用铺陈夸饰，这样的风格确实和《诗经》有诸多类似。而《文心雕龙• 诠赋》又将楚辞作为赋的源头，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并把赋的正式成因归于荀况和宋玉。这样“诗——辞——赋”这条线索就建立起来了。这里要提一点的是，关于赋的始祖，学者们是有较大分歧的。有的追至荀况，有的则认为是宋玉。我认为，两人都应视作赋的创始人，荀况《赋篇》首创问答体，且其用隐语体物的手法都影响到后世文体赋的形成。而宋玉《风赋》、《钓赋》等篇则用“极声貌以穷文”的华丽文风为汉大赋的“铺采擒文”作了铺垫。因此，两人对赋体文学的贡献都不应抹杀。
不过有意思的是，后世常“屈宋”并称，然从隋志起，宋玉作品就被排除在楚辞类外，而入别集列于荀况后，居第二位。我想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楚辞在汉代被经典化了，王逸《楚辞章句》就称楚辞为“楚辞经”，楚辞因为有“恻隐古诗之义”，因此和《春秋》一样被用来阐发微言大义；宋玉的作品则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说，“多淫浮之病”，失去了这种“恻隐古诗之义”，故被排除在经典外。另一方面，单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宋玉的作品也实现了“与诗划境”，已经不能算是完全的楚辞体了。借用四库楚辞类序的话说，就是“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



未尽之意：
三个发现，略谈见解，抛砖引玉。
（1）一些最初入总集类的书目，后来入了宋志集部文史类，最后又入四库集部诗文评类。前已提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诗评》），另外还有以下（表略）

结论：创作的发展呼唤对创作经验的总结和对创作规律的揭示，因此出现批评著作。经学的衰微、文学意识苏醒活跃、佛学激发理论思辨。

（2）诏令奏议本入总集，在四库中入史部。（表略）

结论：不是按文学本身规律类分书籍，而是按政治功用类分。

（3）一些后来被认为是诗文评的诗话，曾被列入子部小说类。宋志中有的诗话入集部文史类，如以下几种，后来都入四库集部诗文评类了。从之前宋志忠文史类书目在四库中几乎都入诗文评的规律来看，宋志是将这些诗话看作批评理论著作的。可是，陈师道《后山诗话》、陆游《山阴诗话》、苏轼《东坡诗话》在宋志中却列入子部小说类。四库诗文评序也说“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看到了这些诗话中的小说特征。（表略）
结论：创作目的：以资闲谈。创作来源：街谈巷议。记叙手法：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