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size=10.5pt]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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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经部是中国四部分类中极为重要的一门，《汉书·艺文志》中尚未划分经史子集四部，六经都列入六艺略一部，除此之外，《孔子家语》、《论语》亦列入六艺略，并且录入了小学类的书，这说明在汉代小学已成为解经的工具，由此可以推断，汉代语言文字不仅从外形上，而且从意义上都与先秦文字有了较大区别。在此之后，《隋书·经籍志》中也将小学列在经部，所列部类大致与《汉志》相同。隋志中将纬谶之学的书籍依旧放在经部，虽持否定态度，但认为可备一说。《新唐书》中有谶纬一类，但所存不多，仅九种。可在四库中可以看到，此类书籍毁掉较多。从以上几种经籍志来看，除四库之外，所录书目的种类并无太大变化，但四库中的分类比起之前增加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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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0.5pt]一、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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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从汉志的经书略开始，一直到隋志、四库，《易经》便是经部的第一类，艺文志认为易是总，其余五经分别代表了仁义礼智信，这说明在古人眼中易经是六经中最为重要的经书。按汉志与隋志的说法，易经代表的是世界的本质，从这种意义上讲，易经是一本哲学书。从隋志中可以看到，注易的书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天人哲学来注，放在易类，而有一类纯属把易作为阴阳五行、占卜之书，放在子部的五行一类，这也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士人阶层对易经的态度，他们主要还是将它作为哲学书籍。四库亦是如此。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开篇就说：“六经皆史也。”这句话放在其余五经上好理解，但用在易经上，只能理解成易经是先秦思想史的记录了。这也可以看出，至少到了清代，人们依旧将易经看做具有意义的记录，而并非只是占卜算卦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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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0.5pt]二、书类、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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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由于诗三百易于记忆，所以从汉志到四库，此类变化不大。汉志中诗为六家，隋志中只剩韩、毛两家，且韩诗只剩一种，即《韩诗外传》。到四库时期，收集的主要的汉学的著作，《韩诗外传》尚存，还有鲁诗，证实是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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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0.5pt]三、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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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汉志有十三家，隋志中也无太大变化，但到了四库时期，注疏甚多，四库将其分为周礼、仪礼、礼记等六类。从四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到了明清，研究礼经的人增多。明代之前，中国经过了蒙古族的统治，儒家思想遭到极大破坏，儒生的地位也大幅下降，但到了明代，儒学又得到了大力提倡，礼经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在汉代，为显现皇权的威严，儒生们便向高祖提出兴礼乐，明清礼经的兴起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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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在此类中还值得注意的是《汉志》中的《军礼司马法》一书，存在《汉志·六艺略》中礼经略中，而《隋志》中将其放入了子部的兵家，名称也变为《司马兵法》三卷。自此，《新唐书》亦将其放入兵书类，为《田穰苴司马法》三卷。到了四库时期，《司马法》一卷依旧放入兵家，不再将其列入礼经类。章学诚在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归类，自《汉书艺文志》之后，后人在编纂书目时将“司马法”之前的“军礼”二字抹掉，才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这是一部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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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0.5pt]四、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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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此类变化最大，汉志中无史部，春秋中包含先秦以及汉代的史书，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史部的分类，但由于《七录》等当时的书目已失传，所以无法得知当时是如何分类的。《隋书·经籍志》将书籍分为四部，划出史部，从这部的情况看来，史部所录入书籍是从西汉《史记》开始，先秦的《左传》、《战国策》等依旧放入春秋类。依照此种划分可以看出，虽说史部很早便从春秋中脱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的分类，但这类书的区分还不是特别明确，隋唐士人之所以将先秦的一些史书依旧放在经部的春秋类，应该是认为先秦的史书都是在解经、传春秋之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推论，隋唐士人的书目分类并不是平等的划分，而还是将经学放在首位。而在此之后，史部的区分越来越明显，《战国策》等书籍逐渐从春秋中划分出，放入史部乃至子部，也是这一倾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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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四库认为“《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这也再次证明了在古人心里易经的哲学地位。依旧列入了三传之一的《左传》，而不是将它看成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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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0.5pt]五、孝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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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汉代已经《孝经》归入经书略，此后《孝经》也一直在经部之列，但四库认为《孝经》由于年代久远，不知真伪。孝经虽不在六艺之列，但从《汉志》开始便在经书之列，这充分体现了“孝”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性。这在汉代开始便十分明显，汉代皇帝的谥号中必然有一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等，还有汉代察举制中的“举孝廉”。而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所以，即使四库馆臣已经觉得《孝经》真伪不明，依然在经部有它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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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0.5pt]六、五经总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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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此类为汉志、隋志皆无。四库也说，此前长期以来各家都各治一经，汉宣帝时期才有了《石渠五经杂义》，故汉志时期还不成类，就放在孝经之后。隋志也附在《论语》之后。就因为当时尚未分类，所以将《尔雅》等书放在《论语》之后。而在四库中，虽名为五经总义，还包括九经、十三经等的著述。这说明，虽然随着朝代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思想有了某些改变，经书多出了一些，变成了后来的九经，乃至十三经，但是五经的传统还是根深蒂固的，可以用它来统指所有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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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0.5pt]七、四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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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此类也是仅为四库中所有，因为汉志与隋志时期尚未有四书的说法。汉志的经书略与隋志的经部都有《论语》，将其列为一类，而《孟子》分别放在诸子略与子部的儒家中。这也说明了孟子学说地位的提高。并且在四库中，四书类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单本著述，一部分是总义形式。四书著述人较多，但从四库的口气来看，少有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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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再来看看《孟子》一书的情况。孟子从《汉志》开始就列入儒家，并未列入经部，《汉志》中也仅有《孟子》十一篇，并无其他注疏。这说明，虽然从汉代开始，中国就独尊儒术，但《孟子》一书并不受重视，与从《汉志》开始就列入六艺略的《论语》相较，这种情况更是十分明显。





[size=10.5pt]《隋志》中有《孟子》三种，分别是《孟子》十一卷，赵岐注；《孟子》七卷，郑玄注；《孟子》七卷，刘熙注。并提到梁代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





[size=10.5pt]《新唐书》也为以上三种，并且出现亡佚的綦毋遂所传的《孟子》九卷。





[size=10.5pt]这说明至少在隋唐之前，虽说也有人注疏《孟子》，并且不乏郑玄这种大家，但《孟子》本身也并未得到广泛关注。但是从韩愈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孟子的“知言养气”等思想对于当时士人还是有所影响的。





[size=10.5pt]从《宋志》开始，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与《孟子》相关的著作约为26

种，是所见书目中最多的，但已无前几种书中所录的那几种，多为时人所作。由此可见，《孟子》的盛行主要是在宋代。





[size=10.5pt]到了四库时期，《孟子》进入了经部，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align=center][size=10.5pt]八、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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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乐经于汉代就已失传，故汉志上已不存。但是经书略中依然有乐经一略，可内容已经大为不同，主要是一些讲乐理的书籍。到了隋志，内容又出现了变化，是一些谈论器乐技巧的书籍。四库时期变回了汉志的内容，而将隋志中的内容放到了《杂艺》、《词曲》两类。但四库时期，似乎汉志中的书籍大多失传，四库中仅从宋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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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由此可见，每个时期对“乐”的理解有所不同，四库馆臣也认为之前的乐经类中书籍划分并不准确。但是虽然乐经于汉代就失传，但从汉志到四库都有乐经类的一席之地，由此也可看出“六经”概念的根深蒂固，并从中窥探出中国文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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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10.5pt]九、小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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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size=10.5pt]四库认为隋志之后的小学类较为芜杂，依旧遵循汉志。从乐经类与小学类来看，汉志时期典籍较少，比较清晰，隋志分类有些芜杂，四库时期分类进一步明晰。并且在四库的小学类中有与翻译相关的书籍，这说明在明清时期，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在此也看得出蒙古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从西儒二字来看，也能看出儒家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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