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思想的重要性


　　学术研究是一项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目标的科学性的探究活动，对于如此浩渺的目标，学术研究方法不能仅着眼于一方一隅，而是需要求全责备，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指明“学”“思”之关系，如果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不能深刻理解其意义，而如果陷于空想则是一无所得。事实上，对于学术研究方法的的重要性问题从古到今，从东至西一直都有提及。《墨子·天志中》：“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以方与不方的判定做比喻，指明任何事情都需要明确的判定标准，有正确的评判方法。《朱子语类》中：“伯丰有才气，为学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指出伯丰无论是学习还是做官之所以好，是因为行事很有方式方法。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提到，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卡尔 波普尔也提到，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学者都对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给予肯定，并认为掌握了良好的学术方法，在学术，乃至生活中都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学术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重要性尤甚。


　　首先，对于学术研究方法的研究本身即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古代文学史研究;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研究，即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而目前对于前者的研究似乎多于对后者的研究，正如傅璇宗先生所述，我们虽然也曾有过诗经学、楚辞学、杜诗学、唐诗学、红学等的提出和展开,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研究其广度和深度远远比作家作品研究落后得多。因为这种落后，就导致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虽然和创作史一样硕果累累，但是其璀璨成果是被相对漠视的，甚至嗤之以鼻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史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色，怎么去西方学术方法相区别，相搭构，相融合等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学术研究方法，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这一专业的全面了解，也是有助于了解中西学术研究方法不同的，对于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大有意义。


　　其次，对个人学术生涯而言，研究学术研究方法是有助于求全责备，因地制宜，最终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每个人所接受过得教育熏陶不一致，所擅长的方式方法千差万别，接触到的思维和视野也不一而同，所以难免对造成对某些研究方法无法完全掌握，甚至完全没有接触过，然而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里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是说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都有它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中国和西方的文学，它们的原理和方法并不是完全断裂的，要坚守学术无地域之分、学术无国界之分。学术研究方法是贯通性的，只有接受了更多、更丰富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训练，才能从这些方法中打破固有思维，才能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创造更多可能。即使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未达到理想效果，也能为下一次研究提供借鉴点，寻求最优路径，达到最佳效果。


　　最后，研究学术研究方法是顺应时代变迁之需。文学史研究的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是文学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研究者观念拓新和理论思维水平提高。我们参考梅新林《新中国七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反思的重要节点与成果》中的几大节点，如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的学术总结与反思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地接受遗产，197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之际的学术总结与反思主要是，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运用到古典文学研究，1989年新中国成立四十年之际的学术总结与反思重点探讨古代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时期如何更新研究观念，改进研究方法，1999 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之际的学术总结与反思提出“中华各民族文学”的中华大文学史观，2009 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之际的学术总结与反思，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美学意识的先锋突起、新方法热的广泛影响、文化批评的持续繁荣、学科交融的多元拓展、中外比较的深度透视、文学本位的内在回归，以及世纪之交的百年反思与新世纪的最新趋势，2019 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的学术总结与反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 研究领域进行了充分研讨。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70余年里，古代文学史就因时代变迁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学术成果等，那自然地也需要相应学术研究方法相顺应，这是时代要求，也是大势所趋。


　　所以，无论从学科完整性上，还是个人研究，亦或是学科发展上，研究学术方法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及中西之异同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既然古今中外的学术研究方法都值得学习借鉴，那么在把握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之异同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是什么。


　　2.1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方法的演变


　　中国古代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主体，经学研究方法的产生则始自孔子。


　　孔子早年继承“官学”系统中“信而好古”和“述而不作”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西汉的经学方法研究受此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西汉今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微言大义”方法和两汉古文经学家整理和研究经典的“章句训诂”方法。“微言大义”就是指精微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深奥意义，“章句训诂”就是注重对经典著作的阐释、补充和发挥。魏晋南北朝时期“郑王”之争不断，而在玄学和佛教的影响下，对于经学的注疏出现了讲经文和释文相结合的形式，唐代大一统总结魏晋南北朝之际经义注疏之混乱，颁布《五经正义》，而后是《九经义疏》，为经学注疏制定了标准。这种制定的标准带来的就是师承传统的学术倾向，而这种继承导致了对包括经学在内的文献的因师承沿袭走向精雕细琢，亦走向笃守陈旧。对此，宋代人怀疑旧注、重新探求经文原义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对以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义理方法，比如增字解经，即解释经典时妄自添加一些原文所未包含的词语,以求圆通，这种方法引发后人不满，催生了清代考据学兴起。清代考据重视用举例为证的古文经学方法，引用众多的古书实例，来证明字义、注释音读、校理错字错简，从而推求经典义理的朴学方法。


　　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方法注重对经典著作的阐 释、补充和发挥，对经典著作等文学作品的阐释补充和发挥格外发达，而创新也是在守旧中的创新，自立一体的现象不太多见。


　　2.2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


　　诚如上文所述，我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方法是以经学为主体的，由于经学在我国古典时代地位十分尊贵，从经部衍生至清末均有大批学者探求，但大抵上分为汉学、宋学两派并立，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所叙：“要其归宿，即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在这种互为胜负的关系中，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也基本定型。


　　汉学，包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先秦时期是儒家经学的形成期,此时的儒家经典有六经，秦统一天下后实行思想统制，“秦火”之后,留存的少量典籍又在随后不久进行的楚汉战争中遭到进一步的损毁。汉初儒家经典，大多无先秦旧本经文经史，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他们所记载的经典就是被称为“今文经”。“古文经”则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的，或者是孔子旧宅壁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出来的经籍。因五经时代久远,文字古奥、字义艰深、佶屈聱牙、晦涩难读,使初学者却步,尤其难以向民间普及。又历经秦火和战乱,其残破不全,汉学学者为了弄懂五经原义,不得不下大工夫从事考据训诂 ,繁琐释经,陷于文字训诂之末而失其本。因此，汉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考据。考据，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以考版本、纠错谬、辩音义为主，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思想的传承离不开训诂注疏、纠辩音义；文献的保存更离不开校勘、辨伪、辑佚、考订。传统典籍得以在后世发挥其文化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考据工作的开展。清代是考据学发展的高峰。代表人物有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对于考据学，梁启超提到：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对于考据，有些学者认为意义不大，但是依托考据对经史子集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的清理和爬梳，使得很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也使得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可供阅读研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


　　宋学，指宋代义理之学，所谓义理之学,是指与章句训诂注疏之学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宋儒治经,着重探究义理,与汉唐儒者专事训诂名物、传注疏释的治经路数不同,重在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大义和道理。宋学的基本方法就是“微言大义”，正如北宋张载所述 “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意即义理之学是要深入到儒家经书的内部,探讨其大义，只有沉潜深入,才能通天下之志;如果只停留在表面说经,貌似圣人言语,实则并未领会其精神实质。宋学的方法就是直接从经典中寻绎义理，讲究理欲之辩，目的是维护三纲五常，继承孔孟道统。


　　除了汉学的考据和宋学的义理之外，我国古代文学史学术研究中还存在着文学批评研究方法。比如老庄之道衍生而来的意象批评之方法。老子认为，“道”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甚至超出天地之外，是万物的终极规律，在老子的文艺审美观中，能体现“道”的才是真正的艺术，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则接近于“无”，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者也。庄子审美观与文艺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他的美学观念里，是崇尚自然朴素之美，而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刻意的雕琢，虚伪的华饰，而他提到的“得意忘筌”“得意忘言”谈及的“言”与“意”之关系，及“心斋”“坐忘”等谈及的用无待之心、虚无之心去对待万物的途径与方法，广泛用之于我国诗词、散文、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的鉴赏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评判和“研究”方式。


　　此外，还有阅读方法。包括“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所谓知人，是指了解作家各个方面的情况和他的创作意图，所谓论世，是指要了解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和作家创作该作品时所处的社会状况。在既知人又论世的基础上，再结合运用其他方法，才能对作品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实质是为了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作品，可以更好的获得对作品的理解。第二种阅读方法是，孟子提到的“以意逆志”的阅读方法。《孟子·万章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泥于个别词句而误解作品完整的意思；能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才是懂得了阅读作品的正确方法。要求读者应平心静气，对作品反复涵咏，仔细体味，用真挚的情感来读诗，以求得作家之用心所在。实质是通过理解作品，由自身体会去理解作家的真是意图。


　　2.2中西学术研究方法之异同


　　西方学术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古希腊人注重与生活无直接关系的自然之本源，潜心形而上理论，醉心建构体系，如泰勒斯首创理想主义精神，阿基米德杠杆原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这些著作和理论为后世的西方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近代实验科学复苏，后经印刷术的传入，西方学术交流加快，现代意义的大学形成，神学家与自然哲学家群体涌现，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做足了准备。16世界后期至17世纪，西方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财富使得自然科学研究队伍猛增，开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之辉煌，代表人物开普勒、牛顿等，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18世纪之后，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均出现璀璨之态，学术繁荣更胜从前。


　　可以看到，西方治学以本体论为据，探究事物之客观规律，以概念、范畴为研究对象，以求知为最终目的，遂构成一个个逻辑体系，研究方法上，西方重概念界定；思维方式上，西方 重对自然科学之探究，探索自然之思维模式引导西方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而我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依据并非出自本体，而是被一种形而上的思想所指示，无论是汉学、宋学，还是文艺批评方法、阅读欣赏方法都离不开的是“道”“中和”“思无邪”的境界。同时受经学长期浸润中国古代社会之影响，儒家经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理念使得我国古代学术方法更重于如何培养人，鲜有创新方法，自成一体，大多以师承因陈为主，为学问而学问的较之西方较少。


　　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往往是为政治教化服务的，是政治教 化的有力武器，本身就是政治教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渗透 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并在道德、宗教、学术、文艺等各个领域中弥漫扩散。正如司马迁《史记》云，夫阴阳、儒 、墨 、 名法、道德，此务为政治者也。西方，教会把一切学术都纳入 神学的范畴，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科学是“宗教的仆人” ，这同中国古代把一切学术都纳入政治教化的情况颇为相 似。但两者的区别在于，西方的真正的学术研究时冲破了神学束缚的，是自由的，独立的，自主的。而中国的学术思想始终笼罩在政教之下，为政教服务。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于学术研究的实用性不足，削弱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创新性。由此，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之异展现得十分明显：西方学术善归纳、原则或模式，而我国学术则长实证、资料，如诗文评类书目在后期才大量出现；西方学术擅理论、概念之建构，而我国学术 则拘于具体分析，如考据、义理之学；西方学术重探索规律，建构理论体系，而我国学术则重经验，如中西医之区别；西方学术重创新，而我国学术则重继承，从对门系的称呼即可知；西方学术文风闲散随意、信马由缰，而我国学术文风则讲究持之有故、信而有征，精于语词章句，如诗文广用典故；西方学术重问题意识，重知识之内在价值，而我国学术则重知识之外在价值，如观天文目的是卜凶吉；西方所学是知识，而我国所学则是君子之道。


　　虽然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是源于自身的社会发展的，是历史的选择，但是恰如上文所述，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所有的学科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不同的时代背景衍生出的新的理念和思想都要求学术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以适之，所以对于我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而言，必须像《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序中所云，汰除糟粕，采撷菁英，同时又需要博古通今，中西贯通。


　　三、从个人角度谈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之基本方法


　　千人千面，对于不同的学者而言，学术研究方法之理解与运用必然存在着差异。通过对于《汉志》《隋志》《四库》中“经史子集”及其学术思想的相关学习和练习，梳理出如下方法：


　　1．尊重原典。原典是作为文化源头的经典要籍、思想、文化等，它是一种文化、思想、流派最开始、最本源的学说，未经修饰、诠释、解读的。诚如上文所述，关于经典要籍的解释、注疏早已有无数前辈学者研究，他们的结论虽然十分宝贵，但是总因归属不同学派门类，采用不同方法，抱有不同目的而作出主观性的解读，这种解读并非全盘可用，如宋学中增字解经的现象有时陷入偏颇，这就要求学术研究应该当推源溯溜，从最本源的原典处着手，展开研究。


　　2．应收尽收。应收尽收应当是对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言，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不能仅限于一方一隅，而是要博览全书，古今兼取。需知详实的材料才是佐证某一论点的关键和基础，缺乏应收尽收，就会使考据单薄。


　　3．千淘万漉。做到应收尽收之余，研究者在面临浩瀚的资料前，还要善于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配套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佐证材料，即立足于明晰定位和学理性分析，进行逻辑性和思辨性的阐释，最后顺理成章得到结论。杀鸡焉用牛刀？千淘万漉方得金。


　　4．轻重缓急。无论是原典，还是注解等材料，研究者在读著述时要有所取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文献级别而选定具体的研读方式。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搜集的文献，应该参考《四库》中类目的分级系统，将所得文献分为一级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等等，对于原典，如《庄子》原典、《庄子集释》等权威类注解要精读，对《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要通读，对《庄子心得》这类评议的要选读等等。


　　四、心得与自我反思


　　对于“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这门课，是我第一次试图触摸中国古代文学的大门，虽然在上课之前，曾经多次询问过古代文学的、学历史的朋友是如何检索文献，如何在浩瀚渺茫的文献资料中快速得己所需，如何在翻阅文献时留存以供日后所用。但是，碍于之前的研究思路的思维定势，再加上天资愚钝，还是在学习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顿，这些困顿实际上造成了一定时间内的焦虑、抑郁。


　　但是我深刻地知道，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跨学科、跨专业的人来说，掌握新学科、学好新专业的必经之路就是掌握好学术研究方法，得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会让崎岖险阻变为便捷之径。


　　所以在此，非常感谢宁老师。您总能根据我存在的问题，提出一针见血的建议，通过授课或是您的讲座，我深深地感知尊重原典、应收尽收的必要性，也深深感知到行文内在逻辑的重要性，虽然我现在还未能深入地去实践，尚不能完美，甚至不能完整地写出合格的成果，但是我会秉持，且坚持。同时，也要感谢各位同学的帮助，尤其是体恤关怀，贴心开导，祝福大家都能学有所得，顺利毕业，不负师恩。


　　谈及学有所得和毕业，根据导师鲍震培教授的安排，同时结合自身兴趣，我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聚焦在曲艺史或者曲艺风貌方面。从个人角度上来说，由于我缺乏对于文本分析，尤其是艺术特征分析的训练，因此我可能暂时做不到其他同学那般就人物形象等进行细致分析，同时，鉴于非古代文学、非古代文献学或历史学出身，对于较早出现的文献解读能力薄弱，所以，如有可能，拟聚焦于清至民国这一时段。相较来说，我可能在数据化推理上指染皮毛，比如说硕士毕业论文对网络暴力语言现象进行了语音学词汇学统计，同时还以四大门户网站中新闻评论以及大学生接受情况做了统计，统计学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我研究曲艺发展趋势的。此外，在毕业至读博这段时间，自学了社会语言学的相关课程，其方法是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在研究中结合社会全貌得出曲艺为何如此发展的结论的。而鲍震培教授主持的“晚清至民国报刊曲艺资料整理研究”项目是对这一时期曲艺发展的汇编，关注的是曲艺文化、社会日常、艺人生态、大众接受、娱乐消费、传播媒体等诸多模块。无论在聚焦时间，还是内容侧重上都符合我个人的浅薄方法和有限能力的。


　　回归到“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这门课，宁老师传授的方法和宝贵经验亦是十分可贵，可用的。首先，“尊重原典”的原则，指导我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要尽力回归最原始的材料，即晚清至民国报刊曲艺资料，不轻易参考别人咀嚼过的东西；其次，“应收尽收”的原则，该课题我们拟定三大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中国历史文献总库 近代报纸数据库、大公报，报纸种类繁多，时间密集，这要求我们收集资料时要把所有有用信息全部下载，数据化留存；第三，通过对目录学的学习以及由湛如老师“佛教文学文献”的学习，我感受到对所得资料整理分类的必要性，目前三大数据库的资料已达约94000条，急需对根据一定的规律进行编号，以供日后方便查看。第四，披沙沥金的原则，从这门课的要求来看，是从《汉志》《隋志》《四库》对目录学进行分析，目录学书目很丰富，但这三本目录学是极具代表性的，是可以以管窥豹的，这就告诉我面对大量曲艺报刊资料，也要做到轻重缓急的有所取舍，比如，在数据化时，可以只数据化资料中有用的部分，而非全篇数据化；第五，注重逻辑观念。除了宁老师的上课作业指导之外，通过对数次拟答辩的学习，我认识到我目前急缺的就是逻辑问题，比如说从横向的、纵向的、社会的、历史的角度上去描绘曲艺生态时，怎么才有序有理，文章的各章之间怎么才能有逻辑性，跨越朝代。跨越新格局时要怎么做比较等等；第六，书写习惯。第一次作业汇报中，宁老师提出不要套话废话，要言简意赅，这很大的提示了我，因为在之前的工作单位中写的党建材料、宣传材料等都需要一些帽儿，遂养成恶习，所以在今后的写作过程中，一定以此为鉴。




参考文献：


　　傅璇宗，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J]文学批评1992(03)


　　梅新林，新中国七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反思的 重要节点与成果[J]浙江社会科学，2019（09）


　　郑杰文. 中西文化碰撞中传统学术方法的变迁与学术研究体系的重构[J]文史哲，2020（5）


　　王延信.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思想根源、基本方法和话语特征[J]中国文艺评论，2021（11）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J ]天中学刊，2013（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