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部目录看传统学术思想

一、集部在三本目录书中的设置情况



二、集部的具体变化

1.《汉书·艺文志》无“集部”，《隋志》集部序言“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2.《隋志》集部的三类乃是《汉志》五类的合并。大约而言，《汉志》屈原赋之属所列的部分作品进入《楚辞》，是《隋志》“楚辞类”成类的基础；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三类遵从作者为主体的原则进入别集类；杂赋、歌诗类按照综合收集作品的原则被总集类所继承。

3.《汉志》到《隋志》一个明显变化，两本目录书中间经历了从甲乙丙丁到经史子集的变化

4.《隋志》号称四部，但在集部后附道经佛经，而且集部之中亦有收录佛道两类书目。

5.《四库总目》集部较《隋志》集部多出诗文评、词曲两类，《隋志》“诗文评”附总集之内。

6.《四库总目》集部共五类，每类分全书目（全书收录）和存书目（仅存书目名）两部分，这是《四库总目》独有的。


三、集部变化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演变

  《七略》中的《诗赋略》可以看作是后世集部的源头。据现存记载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中可知《七略·诗赋略》：“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扬雄八篇。”其家数与篇卷数均超过《兵书略》与《方技略》。班固《汉志》延续这一格局。《汉志·诗赋略》是对先秦及汉代诗赋的记载。据《汉志·诗赋略》屈原赋类20家,361篇；陆贾赋类21家,274篇；荀卿赋类25家,136篇；杂赋类12家,233篇；歌诗类28家,314篇；总计106家,1318篇。

《汉书·艺文志》特设《诗赋略》，把诗赋与六经诸子等分开，并且还把这些诗赋作品分为五类，反映出了文学创作的日益丰富和发展。可以说，诗赋的兴盛与发达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们需要把文学和一般学术著作区分开来，并且做出初步分类。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赋作时分类依照特定的标准（赋所涵有的“讽谕”之旨的多少）进一步细化分成四类，把风格各异的赋作分门别类地加以著录的举动，说明当时对“赋”的认识已相当深入和细致了。事实上，汉代诗赋创作极其繁盛,尤其是汉赋,立乐府采歌谣,“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莫不以声为主”满朝上至帝王公卿,下至生员学子,“朝夕论思”、“时时间作”,竞相作赋。

班固在《汉志·诗赋略》中写道，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濅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结合文学的起源来看班固的这段评述可知，赋是“春秋之后，周道濅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最早的赋作应该是隐逸在民间的学《诗》之士的失意之作。从孙卿、屈原开始，发展到宋玉、唐勒以及汉代的枚乘、司马相如、扬雄，辞赋的形式和功用有了很大变化，由最初的“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演变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越来越追求形式的华美铺张，赋作原有的风谕作用巳基本丧失。此外，班固还引述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说法，扬雄是根据辞赋创作在文辞风格上的差异，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以是否切合讽谏正道来加以区分。

也就是说，赋最早是士人失意失志时用来诉说心中的怨恨与烦闷的作品。那么当时士人的怨恨与烦闷是谁来引发的，士人又想将其倾诉给谁呢？答案显而易见——士人自己追随的君主帝王。由此可见，早期辞赋是在“帝王”—“士人”的社会关系与政治背景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等到秦汉时期，群雄割据的局面被政治大一统所取代，由此，为不同诸侯国君献策的士阶层开始集中向唯一的帝王服务。王权的一统使得此时仍处于帝王文化舞台中的文学思想开始由先秦时期围绕着向帝王贡献治国理念慢慢转向歌功颂德或抒情讽谏的宫廷文学。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汉赋应运而生。汉赋体悟写志，长篇大论，渲染各种与实际无关的表现，却是以强大的文字感染力作为自己的诉求，但这个诉求还有一个现实的因素，就是要打动君王。可以说，辞赋创作兴盛于一个国力繁荣强大的政治大一统环境中，“生活上多了余裕的富力与时间，便自然地会倾向于精细的雕饰的文采一方面去。”帝王对赋的偏好催生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他们凭文学才能取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主要事业，即班固《两都赋序》所谓的“言语侍从之臣”，内容上也逐渐集中于将帝王宫廷从各个方面展现给世人。作者们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对时代功德加以歌颂，还要以此表达自已在政治上的进取心志，以赋来引起帝王的关注和青睐。

尽管辞赋之作原本有讽谏的作用，有寓教化于娱乐的意味，但因士人文者在此时已经由“君王南面之术”的提出者变为了“言语侍从之臣”，仅仅是作为帝王权威的存在，帝王在接受时只接受其娱乐的一面，而淡化或忽略其教化的功用，尽管汉宣帝曾为辞赋辩解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但现实是，辞赋家只能以华美的文辞和恢弘的气势作歌咏汉帝国的荣耀与威力的文章来迎合帝王的欢心，劝谏的作用已经变得很微乎其微了。也就是说，在帝王文化强势背景下,文学创作的兴盛并非是为了文学本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投上位者之所好。辞赋只作为统治者娱乐的工具而存在，是用来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满足帝国君臣追求物质和精神享的重要手段。其实从汉代乃至于唐代，没有文人把文学作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文学在文人眼中有强烈的现实功能，它们是文人进入官僚体系、事业版图的工具。

汉赋的发展对文学的推动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它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既延续了已有的音乐、歌舞、宴游，又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题材，即对狩猎、观涛、车马的描写，这都成为后世文学中常见的题材。其次，在描写内容上，先秦对于景物的描写往往是点缀性的，带有比喻说理的性质而汉赋则是做直接的文学性的描绘（比如庄子的《秋水》、《左传》中的鲸、孟子的“曾经沧海难为水”与《七发》观涛对海洋澎湃的气势描写的对比），这在文学上也是一种突破。再有，汉赋在经过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几个阶段演变发展之后, 给予魏晋时期的辞赋和唐宋时期的文赋以直接影响。

  在赋之外，《汉志·诗赋略》的另一重要组成就是乐府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把乐府诗统称之为“歌诗”,也就是可以歌唱的诗,班固这样称呼它,主要是为了与“不歌而诵”的赋相区别。但班固又将两者合而为一略，说明两者类近，与其他几略类远。

“乐府诗”，顾名思义，就是由乐府官署搜集、演奏、保存下来的诗歌。这些诗歌，有一部分是由帝王、贵族、官僚、文人们制作的，还有一大部分是从各地民间采集来的。班固在《汉书·礼乐志》 中说：“至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在《汉书·艺文志》中又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以此，可知汉武帝立乐府采集民间诗歌的目的之一是用于宗庙祭祀的“采诗夜诵”，之二则是效仿周代“采风”制度来观察民俗风情。从此可以看出，是先秦时期帝王采风传统的延续催生了汉代乐府诗的成熟。事实上，不管是宗庙祭祀还是采风民生，其实都是帝王文化在汉代文学中的直接反映，也就是说乐府诗的发展是当时帝王阶层主导国家文化文学发展的又一例证。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客观上起到了搜集、整理、保存、流传民间诗歌的作用。不仅如此，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基础上中国诗歌逐渐酝酿培育出五言七言这两种历久不衰的新格式和新节奏，在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乐府诗的发展与成熟对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士人文化具有一定的启动作用。

可见，汉代诗赋的发展推动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意识的初步出现，《汉志·诗赋略》的单独设立便是这种区别意识和重视文人个体创作萌芽的证明。曹虹先生的《中国辞赋源流论略》说道：“《艺文志》中专列《诗赋略》，表明文学已开始具有某种独立地位。”

但是从从集部的角度来说，从《汉志》来说，没有集部，有诗赋略，分几家。从学术思想史层面这一大类的文献被命名为诗赋略，一方面诗赋略一定程度上体现和总结了文学以及文学题材的认识，反映汉代人已经具有了初步的文学认识。只是初步，雏形的概念，并非成型的。从全局认识来看，诗赋略并不包含文学的全部的含量，例如散文、政论。

《隋志》集部继承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分类思想与学术特点，主要收文学文献，包括集 554部，6622卷。从《汉志》诗赋略到《隋志》集部，文学独立自觉局面出现。

《汉志》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五小类，此五类，除歌诗外，其余皆为赋，可见当时汉赋的繁荣。但是其中所收录著作除赋之外，还是有骚、颂等文体，可见当时虽有区分意识，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对文学体裁的区分尚不明晰。《隋志》改诗赋略为集部，其所收录著作涵盖各种文体，不仅有文学创作，而且还有文学评论著作。下设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每类皆有小序，叙述该类缘起、流别，充分反映了文学创作在先唐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

首先看楚辞类。

《汉志》屈原赋之属中，收录屈原、唐勒、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赋作，将屈原之作与唐勒、宋玉等人之作并列，以“赋”名之。《汉志》在对赋作评价时指出《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而能赋，可以为大夫。”引《左传》之语，阐明了对赋的定义和评价，班固认同赋和诗是不一样的，赋不能唱只能诵。但实际上，《楚辞》是可以歌的，班固仍旧把屈原之赋放到诗赋略之首，虽然肯定了屈原等所作是赋的源头，但这也与他对于赋的定义相矛盾，可以看出汉代对于楚辞和赋并没有准确的区分。到了《隋志》里面，楚辞和赋得到了明确区分。《隋志》把楚辞在集部中单作一类，并写小序论道：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已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已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

由序可知，《楚辞》中不只有屈原的作品，还包括后人的继承。又因为屈原是楚人，因此得名“楚辞”。《楚辞》能单作一类，可以看出，《隋志》已经将“辞”“赋”做出了界定和区分，相较于汉代的“辞”“赋”混为一谈，此时对楚辞及赋的分类变得明确。

《隋志》集部中别集目录卷数最多，别集的繁荣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学术的繁荣。

《隋志》在“别集”的小序中有写：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

由这一小段论述可以看出，《隋志》认为自屈原之后进行文学创作之士增多，出现大量作品，由于各自志向不同，因此形成不同的风格流派，这是别集产生的客观基础。其著录的书籍上至帝王王后，下至一般文人，乃至僧人和妇女，但凡留下了文学作品，包括文学世家的作品《隋志》都有收录，可见《隋志》别集收录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四部之中，别集最杂”。可见此时文学作品不再只是围绕着宫廷帝王的产物，此前在秦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帝王文化在慢慢淡化、转型，文学逐渐走向独立全盛的局面。

文集的出现与作品的独特风格密不可分，因为志向、风格不同，后人可以根据其文判断其人，故把这种风格类似的作品编纂在一起，称作为“集”。由此可见，《隋志》在“集部”下设立“别集”，实际上是“诗赋略”的沿袭。也就是说，从《汉志》便开始便有对作家主体关注的意识，《隋志》更一步创为别集类，可见汉至魏晋对于作家主体的关注更加鲜明，文学在独立道路上更进一步，更加从容。不仅如此，别集各小一目录中基本包括朝代、职官、作者名、卷数、存亡，目录非常清晰。依靠朝代和人物为依据整理目录可以清晰明了的了解某一时代文人对于文学的热衷程度。

“总集”不仅是文学作品的集录，还蕴含着文学批评因素。

《隋志》“集部”在总集的小序里论道：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隋志》认为总集是在建安时期之后，由于辞赋文学创作繁荣，不同作家不同派别在文学创作上的活跃，大量文学作品涌现，因此有人开始对大量文学作品进行筛选，并依照文体分类合而编之，编纂成集，最早的便是《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集》，顾名思义，按照其“流别”，即流派文体编纂成集。与别集不同，总集是按照文体分类的，按照文体分类依照小序内容，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因大量文学作品涌现而产生的“览者之劳倦”。

事实上，总集产生的原因，除了大量文学创作外，还与魏晋时期热爱编纂总集的这一现象有关系。上至帝王、太子，下及一般文士，都热衷于编撰总集，一人编几部总集的现象非罕见。再加上辞章之作愈以增多，又散篇单行，结集势在必行，这是总集编撰的文化动因。这种总集的编选和整理是为了方便人们阅读，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是一种对文学的评价，因为在编选过程中，一定会有编纂者对某一文体、某一类作品的看法，这其中不免会有编纂者对文学的态度，文学批评要素开始显现。

综上可以看出，《隋志》的“集部”的分类和设置反映出中国古代学术的变化，更在深层次反映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独立性进一步增强。这一切的变化或者说是进步，根本要因便是士人阶层的兴起为文学在实用性之外新增了审美价值。随着门阀士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崛起, 士族文人不再需要像司马相如《上林赋》般附庸政治，讨好帝王。原先知识分子贵族的出身和前途的明朗使得他们可以超越世俗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书写或研讨纯粹的文章，这时诗赋文章不再只是追逐权力和利益的工具，他们可以暂时将“文”的政治性和实用性搁置，开始专注于“文”本身，而不是其社会功用，即越来越关注文学和作者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关注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当主体意识到了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对文学审美特性开始自觉追求，并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文学在文化历史中便有了专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便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集部”现身。

从《汉志》到《隋志》，中间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从甲乙丙丁到经史子集，集部的确立，应该理解集部的内涵外延。所谓的“集”是小鸟汇集小树枝为鸟巢，这就意味着“集”部学术门类的判定或者归纳总结：是一种汇集性东西。最初集部名称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所说的文学，但实际上，从目录学角度，从历代集部收录的作品，其实更符合集部原意的是一种汇集性工作。集部并不完全是文学性作品。这涉及到内涵外延对比的问题，例如集部和子部最突出的区别在，子部的特点：有学术思想体系的，子部内部能够区分不同存在的状态是各家的名称，是用“家”的区分。“家”下边是不同的人组成的。子部是不同的人在追求同一个的思想体系，不同的人去学习表述同一个思想。集部是同一个人可以去表达表述自己喜好也好，思想也好。一个人的集子包括一个人所有写过的东西。集部的明确定位形成给别集的作者们提供一个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能力的平台。别集和总集从为个人到多人，多种不同门类提供了一个大平台，例如文集、诗集等。集部的确定和部类的确定是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无限的潜能和机会。

《四库全书总目》在延续《隋志》三类基础上，新增了诗文评类和词曲类。诗文评所收文献即文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一些文学史料、诗话文论、文谈趣事。凡论文品诗，研究文体，考察师承，均收录在这里。此外，还收录有记遗文轶事、作者故实之书。如孟棨的《本事诗》、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厉鹗的《宋诗纪事》等。同时，诗话与词话虽同为文学批评，但是诗文评虽收诗话，却不收词话，“词为诗余”，故词话收录在词曲类中。

《总目》诗文评类小序中说：

“《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

可见，诗文评类并非完全新设，至少《隋志》中便已经出现诗文评，只不过是附于“总集”类中，这主要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批评局面刚刚起步，成就虽然斐然，但距离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化差距较大。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成书的时期，诗文评早已发展到了成熟期，有了整理、综合、集大成的特点。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成熟是在明清时期。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旧势力斗争加剧的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市民阶层壮大，叛逆思想抬头，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与此相适应，文学理论上出现了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和戏曲、小说理论的繁荣。这两方面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构成了明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清代文学理论批评是在明代基础上形成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是清代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时期，也是清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统治者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学术文化的发展，施以有力的政治干预，一是大兴文字狱，一是以“清真雅正”规范文风。这时程朱理学为官方所提倡，而从清初发展起来的考据之学，也由“经世”变而为“避世”。所以清代的文学批评便着重于总结过去，由此在文学论坛上出现了不同文学流派（如诗中有神韵、格调、性灵；词中有浙派、常州派等）、不同文学样式（如诗、词、散文等）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由于诗、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形式，戏曲、小说成熟较晚，且始终被排斥在正统文坛之外，故《四库全书总目》延用诗文评之名与实。

从词曲类的新增可以看出中国文化舞台主角的又一次转变——从士人到市民。

词曲类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地位并不高，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以诗文为尊，词为“诗余”，《四库全书总目》说：“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所以像词集、词话，有关词的作品集，品题论断，写作技法都收录在词曲类的相关小类。《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序里又说到，“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可见曲的地位更低一些，不收曲文，仅收录有戏曲评论、戏曲研究与工具书。

虽然词曲类地位和数量较诗文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词曲能在官方制定的目录书中单列一类，就说明，此时已经不仅仅要关心帝王士人知识分子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大市民阶层也开始有了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而且要求被满足这种需求。这种文化需求和被满足的要求催生了市民文化的繁荣,迫使文学产生了市民化的倾向，戏曲、小说、民歌等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讲唱文学形式逐渐取代传统诗文, 成为文学体裁的主要样式。以此，市民文化逐步占据了这个时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总目》将“词”看作“诗”之余，一方面表明“词”的地位虽然还是逊于“诗”，但另一方面，“诗余”的词能单独成类未尝不是市民阶层在文化主流地位争夺过程中取得的胜利果实。

再有，《四库全书》在编纂阶段，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民文化的阶段，但是《四库全书》却排斥市民文化，不能说视而不见，但是是鄙薄轻视的态度。从学术思想史来看，这是因为有一股（士人）文化力量在阻碍漠视市民文化，正是漠视导致了这种文化的灭亡。《四库全书》是一种奉旨而修的东西，文人操刀，奉行帝王意志，所以《四库》是帝王文化的体现。一方面，很多帝王对市面上盛行的小说，戏曲极为热衷，但在社会上却大加禁毁。市民文化便于消遣，但也有一些威胁政治安全的东西。再看士人角度。一方面，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有某些龃龉或者距离，但是另外一方面，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有一种交融的关系，甚至有一种同步或者同化的效应。首先，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是有一些距离的，很多通俗文化，文学往往都是产生于民间，通过市民文化问世的，很多种文学形式往往是形成萌发于民间，文人进行规范，雅化后变为士人文化，市民文化色彩便去掉了。所以市民文化与士人文化有了一种天然的交融的关系。很多情况下，市民文化旗帜的打出，包括市民文化的传播都是士人帮忙完成的。但是四库馆对此回避的态度显示出了《四库全书》极大的局限性：回避。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