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子部目录看古代学术思想变化（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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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子部目录看古代学术思想变化（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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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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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子部目录看古代学术思想变化（修改版）

一从子部目录看古代学术思想

一、子部的目录设置

二、子部在三本目录书中的演变

1.子部在早期图书目录中并不存在，《隋书·经籍志》将《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兵书略”、“方技略”、“数术略”合为“子部”，《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延续《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方法。

2.“诸子”部分

“诸子”作为分类概念出自刘歆《七略》，后被班固《汉书·艺文志》承袭。《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主要著录诸子学术思想书籍，收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被冠以“王官之学”的十家。

《隋书·经籍志》子部中的“诸子”部分依次著录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淘汰了《汉书·艺文志》中原有的阴阳家，将原本的兵书略降为子部的“兵”，不过此时诸子内部的顺序总体还是延续《汉书·艺文志》的顺序。

《四库全书总目》的“诸子”作出如下分划: 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杂家类(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 、小说家类(杂事、异闻、琐语) 、释家类和道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在《隋书·经籍志》的基础上，去掉了名家、墨家、纵横家，并且新增释家类。此外，《四库全书总目》中“诸子”内部流派的排序已经与前两者大不相同。

3.《汉书·艺文志》方技录中医经、经方在《隋志》中合为“医方”，《四库总目》则更进一步综合为“医家类”

4.与《隋书·经籍志》相比，《四库全书总目》将“天文”、“历数”二类目并为一类，改称“天文算法”；“五行”改名为“术数类”；新增“艺术类”、“谱录类”、“类书类”等。

5.“杂家”的性质逐渐变化；“小说家”的“小说”与现在通行的“小说”概念不一致

6."类书”在魏晋形成高潮，但《隋志》中并未收录

三、从三本目录书演变看子部特性

首先来看，《汉书·艺文志》的诸子。

《汉书·艺文志》收录有十家，“可观者”只有九家，这便是以帝王的需求做出的选择。

诸子十家有着互不相同的哲学思想体系，争鸣于春秋战国时期。据《汉志》记载：“（诸子）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周王室衰微，各诸侯以武力相互征伐，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学者以帝王为争取目标，为实现政治抱负纷纷著书立说，游说于各诸侯之间，为其提供思想理论武器，使得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状况。《汉书·艺文志》是对东汉之前学术发展成果的一次总结，其在分类著录之时必然会对百家争鸣的学术状况给予表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分类则是对诸子学术发展状况的直观反映。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朝大一统集权国家建立，社会趋于平稳，诸子学术失去了依存的社会环境。同时，政治上的集权也必然要求学术上的统一，汉武帝时确立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这种学术上从百家争鸣到儒学独尊的变化对诸子略的排序和诸子学术的评价都产生了影响。比如，诸子十家中儒家居于首位；班固在诸子各家序言中多次直接引用孔子的言论为论据评说诸子，十家序言中就有五家序言有“孔子曰”之词。

再如，“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中小说家由于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被孔子视为“小道”“君子不为也”，因此小说家算不得一家之言，其地位不能与其他九家相比，因而不在九流之内，所谓“九流十家”的说法，就是指此而言。但是小说家的“道听途说”和“街谈巷语”却可供统治者了解闾巷风俗，“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因而不废，在《诸子略》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都是是统治阶级思想在子部中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了学术思想的变化是子部类目划分的重要依据。

《隋书·经籍志》大致上还是延续《汉书·艺文志》诸子的格局，只是稍有变动。

首先，《汉书·艺文志》“兵书”自成一略，《隋志》及《四库总目》降为子类“兵”或“兵家”。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与军事学相关书籍，下分为四类。从各类的小序可知，兵权谋类主要讲宏观的战略部署，谋定而用兵；兵形势类则是讲具体的战术，战场瞬息万变，要结合实际随机应变；兵阴阳类主要讲五行、阴阳和占卜等数术技巧在实战中的应用；兵技巧类主要讲攻城、武器及士兵的锻炼。可见兵书略具有着详细而有条理的分类体系，使人一看便能了解当时兵书之大致情况。

兵书略小序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可见兵家出身与诸子十家一样，这一派书籍亦有子书意味。

之所以与诸子十家分而列之，首先要追溯《汉书·艺文志》的蓝本——《七略》的成书过程。参照班固《艺文志》的开篇总序:

“至成帝时……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可见，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各自有专门的整理者，所以书目编定时，放置于不同部门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考虑中国历史和汉代的学术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军事行动频繁，多战少和的历史背景客观上有利于军事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积累，因此有关兵法战争内容的书目相当可观。汉代统一以后，历任皇帝都十分重视兵书的整理工作，对此情况，《汉书·艺文志》有明确说明：

“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时，军政杨朴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

再加上，负责兵书略校理工作的任宏，本身就是步兵校尉，自然对兵书十分了解，因此，兵书略虽不及诸子略规模宏大，亦有自成体系的地位和数量优势。

至魏晋，学术状况有所改变。经学式微，但六艺经典在名义上仍占据着至高地位，史书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显，诗赋文学也走向自觉；相比之下，诸子之学却无突出进展，兵书数量亦渐萎缩，《七略》及《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格局无法维系。西晋荀勖、张华遂于《中经新簿》中改六分为四分，“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同归乙部，位置仅次于甲部之六艺、小学。

至于《隋书·经籍志》则是将原本独立的“诸子略”、“兵书略”、“方技略”、“医术略”合并为子部，并置于经部、史部之后的第三位置。《四库全书总目》也是选择依此旧例。

“兵书略”如上文叙述。

“数术略”主要著录自然科学类书籍，下分六类。其中天文类是讲如何观测和推算天文气象变化之书；历谱类主要著录历法、日晷和算术等书；五行类则主要为讲阴阳五行之书，通过式盘和历书来占验吉凶；蓍龟类即是占卜类，蓍草和龟甲都是占卜用的工具，也可以称之为卜筵类；杂占类主要是解梦之书和语言巫术之书；形法类著录的是讲相术的书籍，这些书籍涉猎很广，如地形、器物、人畜等。数术略的书籍充分的表明当时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水平，但受限于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不免附有一些迷信书籍在其中。

方技略著录应用科学相关的图书，下分四类。其中医经类主要是讲疾病理论、治疗原则的书籍；经方则是具体治病的书籍；房中类为生理之书；神仙类是讲炼丹、导引之书。

从对上述四略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诸子略所著录是阐释哲学知识的书籍，可以称之为“学”；而后三略所著录的则是自然和社会领域的各种应用技术类书籍，可以称之为“术”。可以看出两汉“经学”昌盛之后，“诸子之学”已经逐渐沦为“器用”之物。它们往往在现实中指向某个具体诸子或流派的思想，抑或四部分类中的“子部”之学，这导致无从直接窥见“诸子之学”的原始形态。

《汉志》的几个略中，真正能够把几个略贯通起来的其实就是帝王文化。兵家略在《汉志》中为六略独占之一，是因为这是帝王夺取政权的依靠，也是稳定政权的依靠。方剂略和数术略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科学技术，也被收录进《汉志》，与其他几个略平起平坐，看出帝王对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视，也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其实并不是没受到重视。

总之，诸子略中形成与掌握操作的人虽然是士人，但是这些人即“九流”是为帝王提供帝王服务的。春秋战国时期，帝王需要一种理论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治理国家；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需要这么一个机会。诸子略反应春秋战国时代政权和知识分子或者说和学术的和谐相处，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良性阶段，政权需要学术，学术也依靠政权有了一个发展。

总体来看，《汉志》表现出了帝王对于文化的一种需求，一种期待，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那么为什么诸子之学没能像史学、文学一样取得突出进展，甚至还进一步下降到了第三位呢？

首先，《汉志》里的诸子和后代子部的很多的东西不尽相同。《汉志》里的诸子是有前提的，这是被帝王文化首肯的，认可的诸子。后代并不全是这种情况。春秋战国是一个遴选的时代，是一个各家学说平衡发展，平等竞争的时代。春秋战国以后不能重复这个局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权与知识界的良性关系不复存在。

到《隋志》，中国文化舞台由帝王文化转向士人文化，因为这个变化，目录学才有这个改变，即四略合为子部。从外观来看，与《汉志》相比，似乎阵营缩小了，由4/6合为一体，合并之后的子部是一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拢，这四方面工作的承担者是士人知识分子。这标志着士人知识分子作为新历史文化舞台的新主角要在子部发挥作用的大幕的拉开。

其次，子部基础的“诸子之学”与“经学”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与“经学”的确立机制密不可分。

在“经学”的话语系统中，先秦儒家的人伦政治主张成为“诸子学”的价值纲领。对此，汉代今古文两派以所谓的“周孔之辨”，不断论证周公、孔子、汉朝在价值理念与制度仪式上的一脉相承。但是，诸子学说均有部分主张是无法与经学，与儒学相融合的，比如说，“诸子学”内部“儒”“道”两家在“师教”观念上的极大差异，先秦道家人伦政治主张对于战国晚期儒家思想的现实影响，以及对秦以来推行集权制度的实际作用等都不便于推行经学的崇高地位。鉴于“诸子之学”与“经学”的原本关系，以及出于维护汉代以后帝国兴盛繁荣的实际考虑，“经学”的话语必须完全掩盖“诸子之学”原本的理论特征，才能毫无威胁的确立自身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其实，在汉代“经学”体系（不管是学术还是政治）中，“诸子之学”还尚未被完善处理，因此《汉书·艺文志》会单独为“诸子”别立一略。到了汉末魏晋时期，儒家名教与儒生行为日益脱离，暴露了名教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团，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有的人六十多岁了还在当太学生，此时，学术界以沉闷繁琐的经学考证为主导，上述种种造成儒学信仰危机。于是，有不少封建知识分子企图摆脱困境，开始批判儒学，另找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少士大夫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这种以复古为手段试图摆脱僵局的努力，使得许多消沉泯灭的学派开始活跃起来，如曹操、诸葛亮等大政治家就崇尚法术。后人称之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士大夫的喜爱，学术思想开始摆脱独尊儒术以来的僵化局面，本来先秦诸子可以乘经学衰微之东风再度复兴，但是部分学说导致了当时社会出现人伦政治大动荡之后，“诸子”地位开始被有意识地下放，终于自南北朝起，逐渐被官方描绘成只能“入道见志”的个人修为之思。

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玄学和道家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成为主流。魏晋之后，经学逐渐衰微。从大的方面来看，经学衰微，诸子之学也衰微，不过此时玄学兴起，其实玄学是诸子知识体系的一种演变。玄学是对旧有炉灶的改造实现的，玄学家是通过解释以往儒家经典著作来解释玄学思想。这是士人文化对于诸子学的推动，是士人转化历史主角的一种有利例证。

不仅如此，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得佛教传播的速度大为加快了，许多知识分子由玄而入佛，愈陷愈深。不过，玄学和佛教的兴起，是实现大一统的巨大障碍。大一统需要依靠信仰统国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组成官僚机构,需要以封建礼法来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等级次序。崇尚“无马”和“出世”的佛老之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对于大一统来讲并不是件好事。而且当时道佛尤其是佛教与朝廷与社会或存在思想冲突，或有损国库，所以虽有不少帝王宗族信道信佛，但仍有三武一宗灭佛之类的事件。佛道的这种弊端可能也是他们无法在《隋志》四部中占有一个子类的位置的原因。到了清代，经过历代统治者的调教、拉拢、警告，佛道已然与诸子之学有了共同的作用，而且它们的作用还无法影响到经学、史学，于是《四库全书总目》便收其入子部，新增释家类。

以此，《隋书·经籍志》不仅在目录学的意义上为其冠以“子部”的名称，而且还正式下降到“经部”与“史部”之后，成为三流的思想。而且为了维护“经学”在历史脉络中的合法性，作为“经学”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也未能逃脱这一命运，原本以“孝”为本的家国同构，也在宋代理学中被改造成了以“仁”为本的自我道德规约。可以说“诸子之学”被牢牢地压制在经学下，无法翻身。不过，借助明末对于经学的批判，诸子之学曾经有过短暂的复活。

明末批判“经学”的风潮，主要是为了革新“经学”在现实制度上的僵化。由此，王夫之、黄宗羲等学者提出了复归“六经”之学的主张。要求诸子学说复归“六经”之学的根本目的，也可以说是根本理想在于社会想要恢复“三代”政教的活力，得以真正“经世致用”。而借用诸子学说，深层原因来自其出于王官之学，有着丰富的教化手段，可以激发政治活力。不过，这种复兴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清末朴学的盛行使得诸子学说再度沉寂。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开篇有所谓“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的表面宣扬，但实际上也是以此说明“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家也”，治学还是当以“经”“史”为本的这一原则。

流派内部顺序的调整甚至是在子部的逐渐消失也与此密切相关。

消失了的流派有阴阳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四种。这四家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能在《汉志·诸子略》中有其一席之地就说明起码在汉代，这四家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同理，《隋书·经籍志》也表明墨家、名家、纵横家在当时也还是保有一席之地的。

消失的四家中，只有阴阳家是从《隋志》中便不见踪影了。阴阳家是以阴阳五行解释宇宙生成和历史变迁的学派。阴阳家盛行的时候是帝王文化盛行的时候，是用来证明王权合理性，是为帝王服务的。汉初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谓其“序四时之大顺”，并将其置于先秦学术流派之首。该学派思想一部分由董仲舒继承，与儒家政治社会伦理结合，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神化君权和专制秩序；另一部分则被方士利用，服务于原始道教理论体系建构，其学术自身却丧失了独立性。《汉志·诸子略》中，阴阳家的排名仅次于儒、道，在很大意义上体现的是先秦的学术地位；不过，可惜的是，其后二十一种图书全部失传，而且从曹魏时期开始，阴阳五行是与政治相关的，社会上一旦有了谶，纬，这都是为了另一个政权出现造舆论的。从士人文化来看，阴阳五行是一种政治学说，但士人文化本身是要剥离政治学说的。《隋志》遂剔除了这一门类。

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号为“儒墨”。不过当时象征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其实是诸位学者、游说人士为了得到帝王青睐摇旗呐喊的结果,随着中国在政权上的统一,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也成为必然趋势,自然就不再需要什么“争鸣”局面了。至于秦朝专恃法制,二世而亡。于是汉朝统治者开始使用黄老之术,到汉武帝时听从董仲舒上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遂取得一尊地位。儒学不但垄断了利禄之路,而且成为了评判其他一切学术、思想的准绳。在这样的情势下,其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对立者自然是不受欢迎。《汉志》在评论墨家、名家、纵横家，三家之弊时也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说墨家之弊在于“非礼”、“不知别亲疏”,这显然是以儒家崇尚礼乐,讲究亲疏贵贱等级的观点为立场做出的评价。至于纵横家，其学术无非便辞游说，而且朝秦暮楚、毫无准则，“上诈谖而弃其信”，难免“贼害忠信，覆邦乱家”。而名家之诡辩则是“浅迂僻陋”、“言愈辨而名实愈不可正”。汉以后的儒者,也都是一脉相承的态度。所以说，墨、名、纵横三家日渐衰微的过程,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垄断地位日益稳固的过程。

在班固著《汉书》之时,墨、名、纵横三家的著述和儒家著述比起来就数量与规模而言，明显不敌。到唐朝撰《隋书·经籍志》时,虽然仍保留三家之类目,但名家只有四家七卷,墨家只有三部一十七卷,纵横家只有二部六卷,三家比之儒家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数量差别更是巨大。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时,《四库全书·子部》承袭了黄虞授《千顷堂书目》的做法，直接取消了这三个类目而将它们收入杂家,这说明这三家都不仅不足以独立成类，它们与儒家类的差距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将墨家、名家、纵横家归入杂家的举动同时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杂家与《汉书·艺文志》时期的杂家也已经是大不相同了。

杂家类在历代书目多有设置，凡分四部者皆设有杂家类，其著录书籍亦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然所录之书却与先秦杂家渐行渐远。杂家类的杂糅化正是子部繁杂嬗变的一个缩影

班固在《汉志》中为其单独设类以著录其典籍文章的杂家为先秦诸子十家之一，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偏、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可见，《汉志》中的“杂家”是一个汇集诸家学说，以王治为旨，又政治地位偏低（位于诸子略倒数第三位）的一个学术派别，杂家类则是专门著录先秦杂家著作的一个图书门类。

《汉志》杂家类下著录有二十部著作，到《隋志》之时，杂家类中著录有九十七部著作，在这九十七部著作中仅保存了先秦杂家著作四部，其余则为类书、后世驳杂和具有传纪性质佛道教书籍。《隋志》界定杂家类：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

与《汉志》杂家类小序相比，《隋志》显然是变更了杂家起源。《汉志》说杂家起源于议官，《隋志》将其改做史官，又说史官“历记前言往行”。史官的范围明显大于议官，这样一来就扩大了杂家类的外延，一些被其余三部所不容的叙事和传记类书籍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归于杂家类中，如《皇览》一类的资料汇编性质的类书，《高僧传》之类具有传记性质的佛教书籍。可见《隋志》之时，杂家类已经开始了杂糅化。

杂家类之所以在《隋志》时开始杂糅，这与学术发展趋势和杂家类自身特色有着极大的关联。正如上文所言，儒学正统地位确立，诸子学术趋于沉寂，诸子书籍从量和政治性上都难以与极速发展的经学、史学书籍进行抗衡，只得与应用技术类书籍合为子部。合并而成的子部具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后世新出无可归类的图书或是知识门类，都被归类于子部之中。新归类于子部的书籍在量上或人们的认知上起初难以独立支撑一类，只得在子部原有类目中挑选一类附录其中。而杂家本身就有着融合诸家所长的综合性，同时先秦杂家著作仅存四部。于是杂家类就开始收录无可归类之书，逐步杂糅化。

其实《汉志》中的杂家与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家有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也不太一样，如果把杂家放置在为统治者服务的角度来看，杂家有一定的模糊性。杂家的杂是哪个有用用哪个，后来的“杂”是杂乱，谁都可以往里放。杂家由春秋战国时代为皇权提供治国理政方略的治国思想到淡化政治色彩，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收容所，变成一个纯学术需求，收录别处收录不进的东西。

《四库总目》承将名、墨、纵横三家并入杂家类。并用设置三级类目的方式将杂家类分为六属，导致杂家类成为子部分类中界限最为不明、著录最为驳杂的一类，完成了杂家类的杂糅化。杂家从博采众家之长的独立学说逐步演变成为了无多不包的杂家类。

不仅杂家类无所不包，子部本身也在扩大。《四库全书总目》便新增了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四种。

艺术、谱录、类书等既无治世功能，与诸子之学看似也关系不大，为什么会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进子部呢？首先，从《隋志》起，便开始将“器”或者说“术”列入子部。其次，当时学术风气盛行求实态度和朴学方法治书，而子部之书，多与史部有关。谱录、类书、艺术三类，虽为“大杂烩”，但其来源尚属正统，实录性强。而类书一类是机械的资料汇编，所以居三者末位。最早的类书从《皇览》开始有类书，魏晋形成高潮。魏晋时期恰是文学自觉时期。文学独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骈偶四六文的盛行。但是骈偶四六文的文体特征却是文字诘屈聱牙，大量的典故且要求对偶。这对于文人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催生了类书。而唐代帝王编类书是为了给皇子编教材的，所以类书的出现和发展其实是与历史舞台角色的变换有关的。

再有，谱录、类书、艺术虽非“学问”，但有其实用性，对于此时社会中心的市民阶层来讲，自有其功用，因而不可忽视，例如释家书目对于市民来讲在精神安抚和慰藉方面甚至远重于经、史、诸子等学说。简而言之，艺术、谱录、类书、释家诸子目，因其实录性和实用收录进子部，并居于子部末位，与政权干系不大。

再有，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典籍随之或损或益，统治阶级关注的重心亦处于不断的演变中，书目体例、排序原则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至《总目》时，对子部类目排序进行了较大的改动。

《四库全书总目》将兵家类升为第二位。虽历代王朝崇尚文治，如中国历史上代代相诵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竞相标榜文治之盛，不屑于谈兵，但军权与政权紧系一起。即便盛世，军权亦是巩固统治、维护疆域、发展经济的唯一可靠后盾。乾隆时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军事上的大胜利，加强了边疆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总目》编者正视兵书在维护封建统治上的重要性，将之升为显位。

农家类升为第四位。在《汉志》“诸子略”中，农家居于小说家之前，是“九流”中的末流。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在社会安定时期，农业在巩固政权上的重要性愈来愈被重视。在封建社会农业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和保障，因此和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相适应，《总目》将之升为第四位。

医家类升至第五位。《总目》将“方技略”下的医经、经方两家移至子部，合并为医家类。将房中、神仙归入道家。这一方面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逐渐走向科学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逐步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角后，社会与统治者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献愈加重视。

天文算法类和术数类分别移至第六和第七的位次。《总目》将“数术略”下的天文、历谱升为子部天文算法类；将五行、著龟、杂占、形法移至子部，称为术数类，整体上提高了“数术略”的地位。在古时，因为数术略是用来推测国家命运的工具，亦颇受统治者重视。

道家类降为末位。汉初崇奉黄老，以道家思想为治国之本。武帝时，儒学开始取代黄老思想。道家渐离其宗，于南北朝时形成神异仙道的道教，与正统学术愈行愈远，与佛教渐行渐近，终为正统所弃，故降至十四位。

上文述及，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是位次改动较大的类目，馆臣将与治世密切相关的类目升至显位，无关政权者退居末位。

致于小说家为什么能一直存在于子部。需要注意的是“小说”和现代文体“小说”不一致。直到宋朝，“小说”概念才与现代小说吻合了。小说家能进入子部，关键问题在他们都在讲道理。但是小说家讲的道理没有明确的体系，而是根据现实生活，没有一个体系，但是都是带有哲理性，能够反应社会道理的，只不过小说家是琐碎的，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是帝王派采风的官员记录下来的，它进入诸子略是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哲理性，陈述道理。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吕思勉，中国通史，群言出版社.2016.

［Ting 于 2023/2/19 18:43:26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