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史部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

正史类：《太史公》

(六艺略《春秋》类）
正史
67部3813卷
正史
38部3739卷


古史
34部666卷
编年
38部2616卷


杂史
72部917卷
纪事本末
22部1247卷

杂史类：《战国策》《楚汉春秋》

（六艺略《春秋》类）
霸史
27部335卷
别史
20部1614卷


起居注
44部1189卷
杂史
22部273卷


旧事
25部404卷
诏令奏议
诏令10部822卷


奏议29部726卷

谱系类：《世本》

（六艺略《春秋》类）

《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

(数术略历谱类)
职官
27部336卷
传记
圣贤2部7卷


名人13部113卷


总录36部808卷


杂录9部21卷

刑法类：《奏事》

（六艺略《春秋》类）
仪注
59部2029卷
史抄
3部48卷


刑法
35部712卷
载记
21部380卷


杂传
217部1286卷
时令
2部29卷

仪注类：《古封禅群祀》《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

（六艺略《礼》类)
地理
139部1432卷
地理
总志7部941卷


都会郡县47部2752卷


河渠23部507卷

杂传类：《列女传颂图》（诸子略儒家类）
边防2部24卷


山川7部113卷


古迹14部125卷


杂记28部213卷


游记3部15卷


外纪16部89卷


谱系
41部360卷
职官
官制15部365卷


官箴6部17卷


簿录
30部214卷
政书
通制19部2298卷


典礼24部1511卷


邦计6部53卷


军政4部271卷


法令2部77卷


考工2部35卷


目录
经籍11部421卷


金石36部276卷


史评
22部399卷


古代史部目录的发展与学术思想观念的变迁

中国古代文化发达，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序就指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可见史学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从事史学的专门官员不仅世代都有所设立，而且史官的职责也非常神圣。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单独设立历史类的专门门类，其中的历史类书籍散见于六艺略、诸子略以及其他各类中。之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目录书的分类传统，设立了史部一门，史学终于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在后世的地位仅次于经学。自此后世的史志目录中的史部大体按照《隋志》的分类进行操作，只不过略有增删、变化而已。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目录分类，就以此为基础，结合古代两千多年来史学的发展实际，并吸收借鉴了前代各种史志目录的分类传统，择善而从，分成了十五类。在体例编纂上带有集大成的性质。

一、《汉志》中史学对经学的依附

《汉志》中并没有单独设立史部一门，而是主要将史学类书籍附录于《春秋》类之后，呈现出一种经、史不分的格局，而从《隋志》设立史部一门之后就打破了这一局面，史学就独立出来，并朝向多元化发展。《汉志》中几本重要的史学著作《太史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附录于春秋类下，一方面反映出汉代史学处于经学的压制之下而没有获得独立地位的情形。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经学荣光之下的史学获得了非常尊崇的地位，也为之后的独立与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这时期的重要史学著作中都能看到史学的地位之高。六艺略中的《春秋》《尚书》本身既是经书，又是史书，同时也影响到后世“六经皆史”观念的形成。

史学地位的彰显也得益于史官地位的周正，《汉志》诸子略中在总结各个派别的源流时也往往将源头引申至周官。比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从中可以看到史官职务之神圣。关于史官的职责，《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说的很深刻：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

能够看到，史官不仅需要精通天文地理、人事言行的学识，还要有“内掌八柄、外执六典”的才干，因此史官的记载需要“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每一步都很重要。不仅如此，在《隋志》史部的各类小序中，也能够看到，史学各个类别的著作都要从古史中找寻依据。“正史”溯源至夏殷之左史、右史以及周之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及诸侯之史官，“古史”称依据《春秋》“古史记之正法”，“起居注”追溯到《周官》内史，“旧事”则《周官》御史，“职官”则《周官》冢宰，“仪注”则《周官》宗伯，“刑法”则《周官》司寇，“杂传”则《周官》外史，“地理”则太史，“谱系”则小史，“目录”则为孔子删书。可以看到在经学背景下，史官传统的传承得到了有效保证。

先秦两汉帝王时代，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关系上，帝王居于绝对权力中心位置，史部据为己有，同时也限制了真正史学的健康发展，政治相当程度上裹挟了史学的健康发展，学术受到了皇权的挤压限制。另一方面，汉代经学兴盛，在学术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史学的发展是依附于经学并且呈现出一种与经学相混的态势局面。但也正是得力于经学的传播，史书得以经典化，表现出超然的地位，也为之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由《汉志》《隋志》到《总目》史学类别的变迁

(一)由《汉志》到《隋志》

《汉志》中没有设立史部，《隋志》中设置了史部，下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类。从《汉志》到《隋志》，展示了史部从无到有的历程。《汉志》中没有史部，也并未对史学书籍进行分类，但《汉志》的许多书籍进入了《隋志》的史部。

1.正史类。《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收《太史公》，《隋志》“正史类”首列《史记》。

2.杂史类。《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收《战国策》《楚汉春秋》，《隋志》中收入“杂史类”。

3.谱系类。《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收《世本》，“数术略”之“历谱类”则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隋志》“谱系类”则收《世本王侯大夫谱》《世本》诸书。

4.刑法类。《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收《奏事》，注为“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隋志》“刑法类”收《汉名臣奏事》《魏名臣奏事》，由此可见两者之渊源。奏事等书与刑法类似，但是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处，《总目》则设“诏令奏议类”

5.仪注类。《汉志》“六艺略《礼》类”收《古封禅群祀》《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等，大约为讲封禅礼仪之事，《隋志》史部“仪注类”则有《封禅仪》，此书与《汉志》三书应该颇有渊源；《汉志》“六艺略《礼》类”有《军礼司马法》，大约为讲军礼之书，《隋志》史部“仪注类”则有《陈军礼》，二书应该也有些渊源。此外，《隋志》史部“仪注类”收吉、凶、军、宾、嘉各礼之书(尤以梁陈为多)。

此外，《汉志》“诸子略·儒家”收《列女传颂图》，《隋志》收《列女传》入史部“杂传类”，并在小序中表明其与刘向《列仙》《列士》《列女》的渊源。史志目录发展到《隋志》为止，成为定制。随着书籍日益丰富，史部下各小类仍是不断变化，各小类的顺次地位也因时代变化有些许变动。

汉魏六朝时期史学观念的独立与史学的发展一大表现即是史类书目的日渐繁多而分子目细致。史书再附于“春秋家”之下就不太合理了，并且也不利于书目的查找。根据钱穆的统计，《隋书·经籍志》史部所收一共分了十三类。将经史今再统计其所收经史两部书籍之部数，卷数作一比较。计经书有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连亡佚,则为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史书共八百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连亡佚,共有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史学著作之卷帙总数已超过经学卷帙一倍以上。而上述经学著述,其承袭两汉前人所遗下者为数甚多,史书则多为东汉魏晋以降的文人所新撰写。即此可知,当时在史学方面呈现出一种突飞猛进的成绩，史学著作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至于《隋志》中所收录除《汉志》中既有书目以外，新设置的子目则颇为复杂而细致。特别值得注意的首先是数量庞大的正史有67部3813卷。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三国史（含分国史）、晋史、十六国史（含分国史）、南北朝史，其中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魏书》被后世列入二十四史系列。其次是编年体的古史，古史类小序叙述了魏晋之后编年体史书再度兴盛的发展历程：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晶、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其他类目的小序也都对每一类的史书的渊源与特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其次还有记载皇帝生活的“起居注”、为名人作传的“杂传”、各种“地方志”及“氏族志”等谱牒，各类史学著作数量丰沛，突破前代收录。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开始独立的原因，则在于新的变化出现——士人阶层的出现。士人文化的时段，也诠释了中国文化舞台主角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皇权覆盖了一切，享受了最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权力，皇权地位尊严受到了强烈的挤压。东晋时期门阀制度的兴起，能够独立出来并且获得影响力而崛起，某种程度上因为是西晋的灭亡，帝王的强盛被打击，东晋王朝的皇帝是摆设，门阀士族是真正的主人，在政治上有发言权，直接催生了中国文化新的一页，因此魏晋门阀士人意识到要把文史分离。《文选》的成书是文学彻底独立的标志。史学是一种学术性工作，需要知识阶层独立的完成。魏晋之前的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西周学在官府——民间四处游说——汉代帝王门下，为帝王服务（司马相如写歌颂的汉大赋歌颂气象，东方朔打趣开玩笑“伴君如伴虎”）。门阀士族崛起后掌握政治经济实力形成家族的垄断，而一个人能否上进主要不是个人才能，而是家族背景，很多人谴责富贵，但也因此忽视了他们的贡献。

而至于史学在魏晋六朝繁荣的原因，首先是史学本身的自然发展。自《春秋》以后，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大行于世，史学有了可以独立的基础。《隋志》正史类小序提到:“《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

其次是经学的式微。汉末以来，汉代繁琐的解经风气以及紊乱的师法、家法已经不适宜时局的变迁，走上了一条穿凿附会、繁琐空洞的末路。与此同时，产生了清新的玄学因其简约、重思辨而成为新的主流意识促使儒生投身于以重实录、秉笔直书为精神依托的史学著述中，以春秋笔法和史家精神来褒贬善恶。因此就史学家对经学的态度而言，一方面史学家溯源于经典来探求其合理性，另一方面比附经学也是一种自信崇高，但是比起经学来讲，虽然史学以理性求真精神为主张，但比较经学来说，仍然有较大的自由度，尤其是杂史、杂传的出现与盛行，不仅显示出私家撰史的时尚，更使得“传”这种诠释经典的文体成为后世散文文学体裁以及小说文学体裁的滥觞。

再次是动荡不安的时局与门阀制度的兴起。自汉末刘汉政权瓦解以来，时局动荡，战乱不断，瘟疫横行，人普遍短寿。这种情况下，各种割据势力为了稳定自己的势力，同时为了给自己的政权正名，因此需要为各自编撰史书，逃脱前代短命的覆辙，来寻求维系当朝有效统治方法的重要途径。同时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不断扩张，成为各个政权依仗的对象，在门阀制度下整个社会对世家大族渊源、谱系的格外重视，带来了各种传记、谱牒、地理书籍的繁荣。

第四是自由的学术思想环境。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一改前朝大一统的思想桎梏，反而为作者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能够深度剖析、反思历史的机遇，带动了魏晋六朝时期文学、史学、书法艺术的全面繁荣。

总之在各种机遇下，文人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官方修史，私家修史的也极多，尤其被后世列为正史的几部就是私家修史。这些促进了魏晋六朝史学的发展与繁荣，促成了史部目录的形成，使得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

(二)由《隋志》到《总目》

1.二级子目的变迁

《隋志》史部定型，分类亦基本定型，为后世史志所沿用。《隋志》到《总目》，类别设置情况如下:

《隋志》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 类)。

《旧唐书》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略录(13 类)。

《新唐书》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13 类)。

《宋史》正史、编年、别史、史抄、故事、职官、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霸史(13 类)。

《明史》正史(编年在内)、杂史、史抄、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10 类)。

《总目》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 类)。

以上可以看到史学在后世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不断开拓史学的新领域，但变化并不是很大。正史、编年(古史最终于《新唐书·艺文志》中别名为编年类，以后沿用不改)、杂史、霸史(伪史，于《总目》中归入载记类。)、职官、杂传(传记)、地理、簿录(《新唐书·艺文志》中改为目录类，以后沿用不改)等传承基本不变。起居注(《宋史》消失，起居注在官方书目中均沿用不变，于《总目》中部分归入编年类)、旧事(故事)(《总目》消失)、谱系(《总目》消失)。仪注、刑法合为政书类(《总目》) 。史抄、纪事本末、时令、史评等是相对于《隋志》新出现的类别。、

特别是史评类，是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有标志性的一类。集部有诗文评，“评”的出现需要一定基础，发展到繁荣需要一定数量的基础，先秦两汉显然不具备条件。魏晋时期的数量依然有限，史评门类的出现，在史学史上看是非常重要的阶段，需要理论的概括指导，魏晋时条件还不够成熟，唐代已经有了这个工作，《隋志》只收录到隋代，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刘知几的《史通》，两《唐志》已经收录，门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2.史部类书籍与子部小说类的转移

《隋志》杂传里面的志怪鬼神类，自《新唐书》入子部道家或小说家类，后世一直沿用。其中《隋志》史部杂传类收《列仙传》《神仙传》《洞仙传》《王乔传》《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诸书，自《新唐书》以后，收入子部道家之神仙小类(或道家类)。《甄异传》《搜神记》《幽明录》《齐谐记》等，自《新唐书》后收入小说家类。《隋志》地理类所收《山海经》《十洲记》《神异经》，后二者入《新唐书》道家神仙小类，《总目》则将三者并入小说家类。《隋志》起居注类之《穆天子传》，《总目》收入小说家类。从中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故事在唐初仍被认为属于史学的范围，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也”，鬼神是实有的。据熊明《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汉魏六朝以来的泛杂传（杂传与志怪）是后世散文文学体裁（唐代散文）以及小说文学体裁（唐传奇）的滥觞。纪昀的小说观念趋向于正统的子部小说家的观念，《总目》中分小说为三类：杂事、异闻、琐语。体现了古代小说文学观念（特别是文言小说观念）的变迁。

关于志怪小说的问题，其实子部、集部都有这个问题，著录了相当一部分志怪小说收录到史部当中。这与佛道思想有所关联，将志怪小说归纳到史部，是因为他们认为鬼神是真实存在的。从学术思想史演变的角度审视，志怪小说内容虚妄，是孔夫子否定的东西。佛道用这些故事夺取信徒的需要，对故事真伪的态度决定了对信仰的态度，比如干宝的声明，主观的动机也是一种学术思想，涉及到小说观念的问题。

三部目录书基本是由知识分子完成的，编纂者代表的是他们各自阶层的学术思想。作为二十四史中官方史志的官方阶层，官方政府和知识分子能够共识的东西，主要还是帝王、士人阶层，但日益增长的市民阶层也不能忽视。《隋志》《四库》作者的社会阶层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尤其是《四库》收录的一部分书，虽然不一定冠以士人的外壳，但实际一些书籍折射出了市民文化。一些市民阶层所关注的书籍《时令》在史部方式出现，反应民生市民文化已经产生的苗头，虽然作者们没有注意到，但已经隐含了这些苗头。

三、魏晋六朝隋唐谱牒类的发展与《总目》谱牒类的消失

据《隋书经籍志》谱系类收录有41部360卷，而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则著录55部1691卷。可见魏晋到隋唐时期谱牒发展的迅势。《隋志》史部谱系类共著录“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计亡书，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隋志》谱系类小序谈到了魏晋以来谱系的变迁:

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其为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其《邓氏官谱》及《族姓昭穆记》,晋乱已亡。自馀亦多遗失。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

可以看到，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根据《隋志》著录，记录皇族的谱系就有《齐帝谱属》《梁帝谱》《后魏皇帝宗族谱》《魏孝文列姓族牒》《后齐宗谱》等多部谱牒，大量的族谱家谱最少也有几百种，侧面揭示出门阀对血缘的重视、婚姻的重视，《世说新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维护血液的纯正，防止小族血缘的混入，世家大族的女儿不能嫁给小族，不然血液就消失了，而小族的女儿可以嫁给大族，是因为姓氏没变，是为了帮世家大族传宗接代。一般称由苦难产生文学，但从总体来看，文化需要财富和时间，“琴棋书画”首次出现于唐代，代表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初始于东晋时期，也是帝王时段转为文人士大夫时段的重要时段。文人文化的核心是个体的自由和才能的施展，从大的背景来看，史学的独立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自唐以来，门阀制度愈演愈烈，统治者一直有意削减贵族地位而尊崇皇族地位。《旧唐志》谱系类收书有高士廉《大唐氏族志》一百卷（太宗朝）、许敬宗撰《姓氏录》二百卷（高宗朝）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皇权以及其他的政治集团。特别是高宗时期，武则天以及高宗不满陇西贵族官员的地位，并且为了拉拢许敬宗等下层文人，为自己的统治增添新的力量，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录》，有效的削弱了门阀制度下贵族的力量，缓和了其与下层文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举选官制度的完善，增加了寒门子弟入朝为官的途径。另一方面，门阀制度的延续靠的是婚配的门当户对，贵族世家自不必说，一些下层官员地主奋力的修谱，一大原因就是为了攀附权贵，提高社会地位。唐后修撰谱牒进入低潮，特别是宋代《百家姓》的编撰之后，豪门世族得到有效的限制，显示出皇权的集中与世家大族的削弱。但是即便是在科举制度兴盛的宋代，仍然出现像吕氏大家族的世家大族，可见贵族世家的可延续性。

自《隋志》以来，历代史志目录都设有谱牒一类，但是《总目》总却被删除掉了。根据《总目》史部的总序所云:“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自唐以后,谱学殆绝”这与科举制度盛行，门阀制度式微有关。但是民间一直在不断地编写谱牒,而且文献也据有史料价值，《总目》将谱牒删掉应该是有自己的考虑。

四、参考书目

1.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