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学术研究方法
一、 方法与方法论的重要性
　　方法是治学致知的起点，是引导思维，规范思维，把握事实，处理事实的法宝，没有科学的方法作为引导，治学将事倍功半，甚至会误入歧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为灵公》），我们必须对方法有足够的了解并且能够娴熟的运用，才能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到运用自如、游刃有余，提高学术研究的技能和水平。严格来说，只要研究文学，就要有一定的方法。所以，方法与研究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在中国古代，孟子曾提出过“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这被视为最早的基本方法。《毛诗》学派在研究《诗经》时曾提出了“风雅正变”之说，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的体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列“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变骚”五篇，并认为这是为文之枢纽，体现了刘勰在研究“文”时所坚持的基本方法。所以，研究学术，方法尤其重要，如果不依照有效的途径、有效的步骤，则无法得到理想的学术成果。适当研究方法的使用会使学术研究少走弯路，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促进学术研究成果的生成。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会开拓学术研究的视野，更新学术研究的视角，解决学术研究中遇到的新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
　　 以上所言，是就文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而言，上升到哲学层面，则是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从哲学角度探寻文学研究的具体规律。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都是在一定的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也都是在这一特定时代研究方法下进行的。而且，方法是研究的工具，由于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不同，使用的的方法也不同，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在所有的文学研究中都适用，因此掌握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显得十分重要，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主要意义是指导学术研究实践，即通过学习和实践，发现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死搬硬套文学理论与方法，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找到切实有用的方法，对症下药。掌握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有利于发现学术问题，找到研究特点，把握学术研究的全过程，树立文学研究的自信。
　　二、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举例——兼论中西古代文学批评思想相通之处
　　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历史悠久、流派众多，但大体上主要有三种类型：
　　（1） 历史主义的批评理论：历史主义的批评理论，就是要求批评者从社会历史和宏观的文学发展史角度来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
　　（2） 主体论的批评理论：主体论的批评理论要求批评者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
　　（3） 本体论的批评理论，要求批评者关注文本本身，从文本艺术特征的各方面来研究文学作品。
　　中西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相通之处，古人也曾运用相似的方法进行文学批评。尤其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学批评莅临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并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转型。中国近代的诸多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如王国维、鲁迅等人，都深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
（一） 历史主义批评方法
　　　　　1、以社会历史为切入点的批评方法
　　西方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专门致力于考察历史与艺术之间的联系，并且在西方的文学研究中盛行，影响了西方的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从创作方面来税，模仿说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一直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使他们用艺术再现历史和现实，把文学艺术变成社会历史的对应物，对历史进行诗意地反思。从欣赏方面来说，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读者一直把作品的真实性作为批判文学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19世纪的丹纳认为，文学首先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因此，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份社会历史文献，可以从作品推究其社会起因，即“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以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举例来说，在丹纳看来，哥特式建筑是在封建制度正式建立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又随着近代君主政体的诞生而瓦解。这与中国古代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近似，把文学作品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丹纳认为，作家与时代合拍，伟大作品诗伟大历史的产物。
　　  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研究影响最大。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社会历史的研究，实现对于文艺的批评和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是他们判断文艺现象的基本参照。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作、论文，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只是现代中西方研究方法的相似之处。
　　此外，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在中国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学批评方法。《礼记·乐记》认为，诗歌可以反应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郑玄在《诗谱序》中，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诗经》中的作品进行阐释，认为《周南》《召南》《鹿鸣》《文王》等诗，反映了周朝先王至文王。武王时代的德化政教，而《十月之交》《民劳》《板》《荡》等诗，则反映了西周末期到春秋时期的黑暗政治和社会动乱。这种批评主张在后代演化为“六经皆史”的文学观念，隋唐之际的王通，明代的王世贞，清代的章学诚、龚自珍及民国时期的章太炎等人，都是从这个角度对古代文学作品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从这一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观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盛行，有中西方文学思潮与现实政治结合的的因素。
　　　　2、以文学史为切入点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历史事件，受到自身历史集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从古希腊到今天，西方文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文艺观点方面，仅举两例如下：
　　如贺拉斯认为，艺术模仿的对象不单单是历史现实，还有历史上的伟大艺术作品，因为艺术上有价值的作品，都是以后作品的模板，也是以后创作的竞争对象。文学史就是在一代又一代作家们的这种既模仿又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只继承不创新，文学会走向重复；只创新不继承，文学会走向虚无。
　　  艾略特认为，文学总是在文学传统中创造，作家的创造又在丰富着文学传统，因此，好的作家必然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艾略特提出了两条文学批评标准，一、要确定一个作家的意义，必须研究他和前代艺术家的关系；要确定一部作品的价值，必须把他哪来和前人的作品进行比照，任何个人或者单个作品不可能单独具有价值和意义。二、现存的文学经典组成了一个理想的秩序，新的作品只能以其对此秩序的贡献来确定自身的价值。
　　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来看，从文学史的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也是自古至今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学诗歌主题和题材的研究方面。对于某一特定主题或者题材的处理，古代诗歌都有一个基本的套路，这个套路诗历代诗人创作实践的积淀，它对每一个作家都有制约作用，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对他增减、变形。从体裁史的角度看，也是这样，某一特定的文体适合处理或者表达某一种情感，适合变现什么样的风格，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例，刘勰在体裁论中，总是追溯某一体裁的起源，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文学的发生。并且他在《通变》《时序》两篇中，系统地论述了作家应该如何在文学史的范围内“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钟嵘在《诗品》中细致比较前代作家与后代作家的异同，以此确定某一作家创作的文学史渊源。
　　（二）主体性批评方法——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
　　（1）创造主体视角：作者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主体批评理论的一种代表。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三种人格，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部分，它由先天的各种本能和欲望组成，奉行快乐原则，避苦趋乐，目的是消除人自身感受到痛苦和不适的紧张体验，手段是消耗心理能化作心理功，让肌体恢复平衡状态。“自我”是协调本能要求与现实社会要求之家不平衡的肌能；“超我”是理想化、道德化的自我。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往往都是一些生性内向、本能强大有力的人，他们不敢在现实中闯入禁区，只好做白日梦，在虚构的艺术世界中完成自己的本能愿望：获得荣誉、权利和女人。由此，作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接受现成题材进行创作的，一类是自由选择创作题材的。
　　  精神分析所讲的文学创作的精神补偿进而生命本能的转化，升华的功能，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那里也有存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曰：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钟嵘《诗品序》“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2）接受主体视角：读者
　　西方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是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强调在作家—作品—读者大众的关系中，读者大众本身就是一种能动的构成力量。首先，文学史首先是读者大众的审美接受和再产生史，不是作品的罗列史；其次，每一次阅读都是在读者大众的先在只是和期待系统中进行的，读者大众接受文学文本的心理过程，是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特殊指令的实现。再次，一部作品的艺术特性，由它预先假定要给予实现的读者期待视野来分类和定性。通俗文学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满足和实现读者大众的流行趣味。最后，一部作品的影响史，是它与不同时代读者的不同期待视野融合的历史。
　　  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也有相关的成果。如叶嘉莹先生自觉借鉴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广泛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清词研究领域。程千帆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中，详细探讨了《春江花月夜》在唐诗中的地位如何因后人的不同评价而升沉起伏，并且展示了这首诗如何因后人的不同解读而由一首浮艳浅薄的宫体诗一步步获得了深厚的情感价值和思想深度。
　　（三）本体论批评方法
　　文学上的本体论是研究文学语言文本的理论，专注于文学的题材、体裁、意象、情节、结构等一切彰显文学本身形式的要素。本体论的文学批评方法认为，文学作品与其他语言作品以及日常生活语言的最大不同在于文学语言的形式特征，因此文学批评应该专注于强调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特征。大体来说，本体论批评的理论展开基本上围绕着作品自主论。作品有机论和文本细读法三个话题。本体论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具体时间重要体现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的批评活动中。
　　本体论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也有相应的存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等篇章，探讨了骈体文写作中在音律、用字、篇章等方面的技巧和审美特征。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一书中，就诗歌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简明的论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二十四首论诗诗描述了诗歌已经；晚清时期刘熙载的《艺概》一书对中国古代散文、诗歌、赋、词曲的本体论进行了批评研究。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诸多研究者运用西方文学本体论批评方法，并结合中国本体论批评的传统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如钱锺书《谈艺录》《管锥编》中大量篇幅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修辞特点的讨论。
三、中国古代四部研究方法举例
　　1、传统四部学的研究方法
　　经学的研究方法：从学术派别来说，根据中国历史上经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系统：汉学系统、宋学系统、清学系统、晚清系统。汉学系统是指汉至唐历史时期经学派别的大系统，其中包括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魏晋南北朝经学、隋唐经学。宋学是由清人命名的，指在中国经学史上，与汉唐训诂之学、清代考据之学不同的宋元明时期的义理之学。清学，主要是由明清之际道鸦片战争二百余年之间的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经学研究。不同的学派的研究方法既有异又有同。其主要研究方法是
　　（1）汉代对经典的解释方式主要是章句和训诂。所谓章句，即以分章析句的方法来解说经典。在解释词义外，再串讲文章大意。章句本来是用来解释《诗经》的，后来逐步扩大到《易》《书》《礼》《春秋》等经典。西汉章句体式著作，《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等。东汉古文经学注重训诂，举大义，提纲挈领，简约通贯，代表性学者如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人。训诂也是注释经典的一种体式。代表性著作如《诗》有《鲁故》《韩故》，《尔雅》有《释诂》《释训》篇等。汉代训诂的方法主要有形训、声训、义训。
　　（2）义疏之学：义疏是解释经典的又一种体式，义疏之名，源于东晋佛教的解释佛经，东晋道安始创义疏之学。儒家学者吸取这种体式，用来对五经传记的阐释发挥，汇通义理，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这种体式盛行于南北朝。南朝诗，又受到佛学讲经风气的影响，儒生说经，往往登台宣讲，听众多至千余人。这种口头说经的记录成为“讲疏”或“讲义”，而“义疏”则是借此阐发经义又比经注更为详尽的专著。代表性著作如梁武帝《周易将疏》。皇侃《论语义疏》。至唐代，又出现了一种“正义”体，含有钦定标准释义的意思，如孔颖达《五经正义》。
　　（3）义理之学。义理，是宋代学者偏重的一种注释经典的体式。本义指经义的名理，亦即经文中所包含的大义和道理。由于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不同，汉代重章句训诂，笃守师法、家法，唐代则以义疏之法为主要方式，宋如旨在阐发义理，以“理”说经，空衍“性命”之说，推倒汉唐注疏，怀疑和改动圣贤经训。打破了汉唐解经的求实传统，把经学看做阐发义理的工具，代表性学者及著作，如朱熹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大学章句》《论语集注》等。
　　（4）考据之学。考据，又称“考证”、“考订”，是研究语言文字及历史等学科的一种方法。主要是通过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而提供可循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之学渊源于汉儒经注，但是清人注经，多以文字释训诂，由训诂求经义。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义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主张儒学的义理即在经书中，治经应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懂得自得读音。其后，清代学者继承汉代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又加以条理发明，训解阐述，用于古籍的整理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形成了所谓的“朴学”，又自称之为“汉学”。乾嘉考据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经学，扩大到了历史、地理、天文、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等各个领域。
　　史学的研究方法：
　　 史学方法是研究研究历史的认识工具，采取的正确途径、方式或手段。具体地说，是指搜集、整理、运用、分析史料，发现其因果联系与历史本质，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曾概括历史研究法的的任务为“说明历史学所研究的材料都是什么？怎么搜集它们，选择它们，编制它们，整理它们？怎么去就史的事实，意义的加以考证，予以确定……这都是历史研究法的任务。”具体的方法举例如下：
　　搜集与整理史料的方法：
　　① 确定选题和史料的搜集范围。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兴趣过研究方向拟出一些专题研究项目，然后根据题目对号入座地搜集专门史料。如果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或其中某个史学家如梁启超、陈寅恪等，那么有关近代史学家的各种著述如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王国维《观堂集林》等等，都在搜集的范围内。
　　② ②搜集史料的途径包括，各种工具书，书目、索引、字典词典等；考古发掘搜集出的新史料，利用采访和调查搜集出的历史文物和口碑资料等
　　③ 整理史料：具体手段包括录音、录像、拍照等等。
　　
　　鉴别史料的方法：
　　① 辨伪：辨别古书或史料的真伪。由于长期的流传和社会风气等各方面原因，许多古籍和文物都发生造伪的情况，很多古诗真伪难辨，或是年代与作者、作品混乱，造成实用的困难。孟子《尽心》篇“尽新书，不如无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当时流传的一批伪书进行了辨别，以自注的形式附与每条之下，以备后人参用。至清代，辨伪学成为了一门学术传统，乾嘉学者对许多重要的古籍进行了辨僞。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总结了十二条辨别伪书的方法：
　　（1）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2） 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
　　（3） 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4） 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5） 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质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6） 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全伪或一部分伪。
　　（7） 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8） 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9）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俱伪。
　　（10） 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划，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11） 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辈据各方资料，总可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12） 个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② 校勘：校勘又叫“校雠”、“校订”，指用不同古书版本和有关的文献资料对某一本书进行校对勘误，其任务就是在于校订古书中存在的语句上、字词上的错误。近代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出了“校法四例”，主要是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方法。
③考证：是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为了证明某一个历史问题而提供确实可靠史料根据的研究方法。考证的方法通常包括孤证和互证。对同一件史事，只有一个而没有其他史料可以相互印证的记载叫孤证。互证的孤不是指史事的记载数量，而是指史事观察者的数量，范式出于一个独立观察的记载都叫做孤证。孤证得不到其他史料道德印证，真实性不能确定，需要审慎实用。互证指陈述同一史实的两种出于不同观察而可以像话印证的记载。具体包罗：文献与文献互证、文献与实物互证、实物与实物互证。乾嘉学者如钱大昕、赵益、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都在考证史料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考证学的系统知识。
古代的文学研究方法：
　　文学创作层面：
　　创作论要求作者在创作上要身体力行，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也要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做基础。必须亲历博观与知人论世。知人论世就是从作者的背景出发去考量作品。由此涉及作家生平资料的整理，如年谱、年表是比较好的工具材料。此外，编年体史书也可称为详细的年表。只有在了解了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个性等特征之后，才有可能全面地把握作者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信息。
　　此外熟参和涵咏也是古人研究文学，进行创作的一种方式，熟参的说法最早出自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中提到过熟参的意思。概括说来，即是深入领悟作者的意思和文章主旨。涵咏一词则是朱熹的首创。“此等言语自有血脉贯通处，但涵咏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却诗人话底意思也。”总的来说，熟参和涵咏即要提倡多读书，读的同时要去思考。披文入情说的是如何走近作品，披文入情的说法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这种研究方法的提出与刘勰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论有关。“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刘勰看来，写文章的人在写文章时是有感于物，发之为辞，或者说“情动辞发”。反过来，我们由辞追溯情，看作者内心的情感脉络是什么，这与“以意逆志”有相似之处。
　　文学批评层面：
　　文学批评史按照一定的认知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研究分析和评价，作家作品包含文学创作、文学体裁，作者的文学思想等，文学现象则涵盖了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文学批评是古人研究文学的方式之一，从批评方法上来说，“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向批评”这三种方法，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主要结构。“以意逆志”偏重于将作品置于与作者及社会的关系中探讨；“推源溯流”偏重于作品与作品之关系的探讨；“意象批评”单纯就作品本身立论，以考察其独特的风格。从批评方式上，中国古代存在的大量的文话、诗话、选本、小说戏曲评点等内容就是文学批评存在的一种形式。
四、今人治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强调立足于文学自身，从作家、作品、艺术特性诸方面进行规范的研究。自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理论发生了变化，尤其首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如系统论、原型批评、符号学、结构理论等内容，促进了中国学术研究方法和视野的拓展。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传统的、狭义的、纯粹的文学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格局，仅举例如下：
　　（1） 归纳法：以若干特殊情况为前提推断出一个一般的原理，从个别的或特殊的事情所作出的判断，扩大为同类、一般事物的判断的思维过程。清代乾嘉学派重视考证，言必有据，重视材料的真实性，实质就是一种归纳法。这种学术方法也别当今学者广泛应用。
　　（2） 比较法：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风骚之争、唐宋诗之争、李杜优劣论、苏辛豪放词的比较研究等都是运用比较法而产生的学术命题。
　　（3） 文学接受研究：“接受美学”源自于西方，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强调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反应、阅读过程和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
　　（4） 家庭和家族文学研究：家庭和家族研究是从家庭或家族角度入手搜索、考察历史文献，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来探寻文学的规律。魏晋南北朝时期同一家族中以文学并称者众多，如三曹、二陆、三谢等。
　　（5） 叙事文化学：中国叙事文化学坚持“中体西用”原则，借鉴传统叙事学和主题学理论，将中国的叙事作品和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从当前取得的学术成果上看，叙事文化学应用在古代叙事作品中的研究打破了文体的束缚，使研究对象不仅局限在一种固有的文体之中，而是通过完整的、文化史的脉络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
　　（6） 文体学研究：文体学是一门研究文本题材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即提出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古代文体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强调古代文体学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语境中进行的，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以我国传统文章文体诗集为研究基点，努力从传统文体的原生态去考察文学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1年.
3. 李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4. 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学苑出版社，2011年.
5.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