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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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暂时）
	发起人：徐竹雅筠　　回复数：0　　浏览数：5104　　最后更新：2021/3/7 23:17:47 by 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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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竹雅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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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暂时）

子部文献演进与中国学术思想史

一子部的成立与演变

（一）子部的雏形

诸子学说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七略》诸子略中收集各家著述，是为后世子部的雏形。《汉志》延续其法，诸子略中，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共10类。《汉志》虽成书于东汉，其“诸子”概念却基本依照了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分类，其诸子略总序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可见此时子学以“九（十）家”为限，或可称之为狭义的子学。

此后，《中经新簿》改六略为四部，其二乙部，《隋志》称其：“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荀氏打破先秦诸子的局限，将当时非经非史非文集，具有说理与教化性质的书籍统一归类，乙部成了包容甚广、囊括众籍的部类，踏出了走向广义子学的一大步。《七录》第三部分子兵录收录先秦诸子和兵书（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十一部），第五术技录收录天文、历数、五行和方技类文献（分天文、纬谶、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刑法、医经、经方、杂艺十部）。根据阮氏自序，可知如此分类的原因在于“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王（俭）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艺术’。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但方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技’之称，以名一录。”可见《七录》的分类反映了当时的创作实际和藏书种类的变化，但仍只有思想学术类文献被视为“子”，实用技术与佛道二教都是单独成类，可见广义的子学还为被学术界完全认同。

（二）子部的确立

子部的名称由《隋志》确立。《汉志》诸子略是其主体部分，更纳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三个《汉志》的二级类目，扩充了子学的范畴。《隋志》子部总序曰：“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另外，《汉志》中“诸子略”居第二位，次于“六艺略”，而隋志中子部的地位发生了转变，由第二位退居第三位，遂而形成“经史子集”分类体系，后世官修目志或私修目志多采用此种分类方法。可以说《隋志》主要完成了子学思想史上的两项成就，一是确立子部的名称，二是强化了子学的包容性，使广义的子学观念得到普遍认同。

《隋志》子部虽然有了较科学的分类，但其书籍入类情况却常常出现混乱，如兵家类收录棋谱，杂家类收录类书，医方类收录菜谱、香方等情况。在佛道设有专目的分类下，佛道之书本应该录入《佛经》《道经》两附目中，但《隋志》却在杂家类中录入了许多佛道类的谱系和传记，如佛教类的《释氏谱》《因果记》《历代三宝记》《皇帝菩萨清静大舍记》等，道教类的《历代三宝记》《感应传》《道术志》等。子部医方类著录的书籍中，其中只有４种书著录了作者，没有一种著录了版本，更没有考证亡书。天文类、医方类、五行类、历数类的图书很多都是只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很多甚至连作者都没著录。这些认识上的混淆与体例的粗糙反映了子部建立初期的稚嫩情况。

（三）子部的发展

自子部确立，到《总目》成书的千年间，子学的概念与目录学中子部的收录内容、小类划分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1.下属类目的发展变化

①.内涵变化不大的类目

·儒家类

儒家类见于《汉志》诸子略、《隋志》子部，皆为首类。尊圣重儒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不变的主题，这一点在经学、史学的发展史中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因此，儒家受到的重视与推崇远胜于它“子”，也是理所应当的。《汉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隋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都体现出儒家学说对于王道、仁义、教化的极大贡献。然而子部的儒家著作不能入经部，这说明它们与经部儒家最根本的经典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经过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同属儒家，但子部儒家的著作基本上是汉代及后世儒学大家围绕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挥、解释，阐述自身思想的著作，而非对经典的复读。所以《汉志》《隋志》都提出了儒家末流的种种弊端，而《总目》所言最为尖锐：“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四库馆臣对此采取的对策是，“今所存录，但以时代先后为序，不问其源出某某，要求其不失孔、孟之旨而已。”

·法家类

法家类首见于《汉志》诸子略，列第四位，至《隋志》子部，由于阴阳家类取消而列第三位，后世的目录中，法家地位相对较为稳定。《汉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隋志》曰：“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都强调了法家思想对于君主建设赏罚分明、有法可依的社会规范的辅助作用。儒和法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治理中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使得法家作为战国诸子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仍保持着重要的地位。《总目》虽批判法家思想“其术为圣世所不取……观于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但还是承认其“兼资法戒”的作用，列第三位，而没有像墨家、名家、纵横家一样遭到“降级”。法家学说受到重视，书籍存世与创作较多，这与“外儒内法”、“外圣内王”的政治思想是分不开的。

·兵家类

兵家类未见于《汉志》，“兵书略”入《隋志》后方成子部中的一类。此二书在类序中都强调练兵与作战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汉志》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并将兵书单列一略，足以显示对兵法的重视。但《隋志》将兵书略合并入子部时，出现了许多入类混乱的情况。兵书类序无一语提及博弈类，更无说明军事与博弈的关系，但在兵书类中大量录入《杂博戏》《投壶经》《棋势》《棋法》《象经》等博弈类著作，这难免混乱。另一方面，许多荒诞不经的五行占卜类的书籍也被纳入其中，如《五行候气占灾》《用兵秘法云气占》《对敌占》《对敌占风》等，本应入术数类，体现出汉魏六朝时期严重的鬼神迷信风气。《总目》将兵书类提高至儒家之后，其子部总序曰：“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而且将《隋志》兵家中术数五行类书籍分割出去，“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角、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今所采录，惟以论兵为主，其余杂说，悉别存目。”与清代经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也与清代统治者以武力夺得政权、因此军事观念更加追求实用有关。

·医方类：

《汉志》方技略中有医经、经方两类，可视为后世目录中医方的起始，而房中、神仙两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也往往被视为医学的一部分，《隋志》医方类正是如此，其类序曰：“医方者，所以除疾病，保性命之术者也。天有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人有喜怒哀乐好恶之情。节而行之，则和平调理，专壹其情，则溺而生火。是以圣人原血脉之本，因针石之用，假药物之滋，调中养气，通滞解结，而反之于素。其善者，则原脉以知政，推疾以及国。”将人的病症与天的阴阳调和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当时迷信色彩较浓的医学观念。《总目》修正了这一认识，其医类序曰：“《汉志》医经、经方二家后有房中、神仙二家，后人误读为一，故服饵导引，歧涂颇杂，今悉删除……《太素脉法》，不关治疗，今别收入术数家，兹不著录。”可见《总目》子部医家类剔除了《汉志》《隋志》中有关房中、神仙等仙道养生类书籍，将这些归入子部道家类，也是清代学者求实观念的一种体现。

·术数类

《汉志》术数类不在诸子略，而是自有一术数略，其中天文、历谱两类在后世发展为《总目》的天文算法类。《汉志》术数略序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对此，顾实《汉志讲疏》解释道：“此明术数之学出于史官，则今之江湖医卜星象之流，其苗裔也。然其授受比诸古史世传，则又迥异也。”可见汉人认为术数也是史的一种，与阴阳五行学说相似，都是以一种超自然力量来指导人们的行动。

考察术数类的发展源流，可发现其与阴阳家学说相关。《汉志》诸子略阴阳家类列第四位，此类目在《隋志》中消失，并且在之后的目录中也未再次著录。《汉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可见阴阳家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天文历象系统和天人感应观念息息相关，并带有迷信色彩。阴阳家相关的书籍文献在《隋志》中大多被移到了子部五行类，《隋志》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是以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观形法以辨其贵贱……而太史之职，实司总之。”所以可见《隋志》子部五行类是将《汉志》术数略的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四类统归一起，并给予了相当的篇幅，《隋志》认为五行本质是纪录历史的一种方式，体现出古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盛行。

《隋志》无术数类，其五行类后发展为《总目》术数类中的阴阳五行之属。《总目》曰：“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说，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感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由此可见，术数类学说的发展历程中掺入了许多迷惑民众、真伪难分的劣质内容，但因为封建社会从上到下对占卜吉凶等阴阳术数的需求，又不能将其废除。《总目》术数类虽存书不多，却详细地分为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类，可见术数书籍的杂驳以及术数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应用。

《隋志》子部五行类数量十分庞大，实际录书（包括亡书）486部，2345卷，就部数而言高居第一位。《总目》子部术数类阴阳五行之属中却只录书五部，五十五卷，这种变化虽然不意味着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在民间失去其地位，但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在经世致用思想笼罩下的清代学术界，越来越求实重人事而弃鬼神的学术思想变化。

② 内涵变化较大的类目

·道家类

道家类首见于《汉志》诸子略，列第二。《隋志》子部同样列在第二位。此后，儒/道二家列于一二位的情况在很长时间中保持列稳定。《明志》将之列于子部倒数第二位，《总目》将其列于子部最后，其中体现出的思想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汉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淸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初为休养生息，曾采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政策，因此道家学说对统治的作用得到了汉代学者的普遍认识。此时的道家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非宗教派别。《隋志》曰：“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先王惧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经之义，是所罕言。”说明唐代人们对道家的认识已经从一种学术思想向“方外”，也就是带有超自然色彩的神异宗教转变了。《隋志》中的道经类就是道家学说宗教化程度加深的又一证明，《隋志》道经类序曰：“推寻事迹，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武帝素与之游……”其内容不离神仙、符箓、长生等。道家思想和道教教法之间原本有着明确的界限，前者着重人与社会，后者追求彼岸的解脱，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求成仙、求长生的思想受到了历代帝王的追捧，士人阶级与市民阶级也趋之若鹜，所以最终如四库馆臣所说：“道家类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道家彻底成为方外之教，悖离五经，故将道家类从仍保有思想学术观念的诸子中移除，而与释作为两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门类并列，列与子部最末。

·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

此三类情况相似，都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员，后来逐渐式微，最终在《总目》中失去独立成类的地位。

名家类见于《汉志》《隋志》，分别列诸子略第五和子部第四。名家思想主要是正尊卑明秩序，使社会上的众多人事物依照名位能够各得其所，起着辅礼的作用。《汉志》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隋志》曰：“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隋志》名家录有士操一卷，人物志三卷，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名士作为一种新的“名位”出现，代表着士人文化的崛起。《总目》不设名家，其著作散落于《总目》史部（《人物志》等），子部法家（《邓析子》等），杂家（《尹文子》等）。

墨家类见于《汉志》《隋志》，分别列诸子略第六和子部第五。《汉志》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隋志》曰：“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粱之食，桐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都强调了墨家兼爱、贵俭、明鬼等思想特点。在先秦诸子中，儒墨并称显学，两家还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以至于被庄子讽刺为“朝三暮四”，但到了《总目》时代，墨家书籍却仅有《墨子》保存在子部杂家类中，可见随着封建社会君权不断集中，墨家质朴的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除此之外，墨家的兴盛与消亡还与其自身的绿林武装团体性质有一定关系，在先秦时期，儒墨能够并称，是因为当时社会出于战乱政权割据时期，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需要墨家的兼爱和侠义，来维护平民阶级弱者的生存，但是到了社会大一统时期，墨家的豪侠团体性质则不符合政治稳定需要，被统治阶级所忌惮，甚至被多次武力剿灭。

纵横家类见于《汉志》《隋志》，分别列诸子略第七和子部第六。纵横家的思想学说主要用以指导外交，其产生与战国乱世中个诸侯国的彼此媾和与攻伐密不可分。《汉志》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隋志》曰：“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周官）‘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在大一统政权统治之下的外交与纵横家思想已经不同，因此纵横家最后失去了发展的土壤。

《总目》杂家类序曰：“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后人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依四库馆臣所言《总目》中不单设名家、墨家、纵横家，是因其存世著作大量亡逸，所留存的书目不足以支撑一类，而且其思想也思想衰败凋零，没有稳定地存续下来，所以按照班固合儒、墨，兼名、法的思想，将其归入《总目》子部杂家类。总而言之，在战国乱世，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生长的空间，只要与当时诸侯争霸的需求相合，就能成为一时的显学。但随着汉代天下一统，独尊儒术，诸子学说也就失去了产生与发展的土壤，一步步衰弱下去。到了《总目》的时代，儒家思想已经被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其他失去活力的诸子学说挤压殆尽，最终百家争鸣变成了一枝独秀。

·农家类

农家类见于《汉志》诸子略，列第九位；《隋志》子部，列第八类。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农家的重农思想一直受到重视。《汉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隋志》所言与之类似。《总目》曰：“农家条目，至为芜杂。”从养殖牲畜、禽类、水产（《相牛经》《相马经》《蟹录》《相贝经》等），到种植花木（《竹谱》《荔支谱》《橘谱》《梅谱》《菊谱》等），再到食谱（《糖霜谱》《蔬食谱》《饮膳正要》等），反映出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用科技的发达。但四库馆臣却选择“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农业的发达带来了农用技术的丰富，但四库馆臣却认为这些书籍过于芜杂，不适宜列入诸子，所以只留下农业思想类和综合技术类的书籍。

·小说家类

小说家类初见于《汉志》诸子略，列最末。“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所谓的“小说”，指的是与“大道”有别的题旨不够宏大的议论，《汉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志》诸子略中的小说家与史的关联十分明确，其中收录的部分书籍在当时被视为具有史书的性质，如《青史子》是“古史官记事也”，《虞初周说》“以《周书》为本也”。但“小说”既然属于诸子而非史类，当然是由于它也是一种以立论为宗的文体在班固看来，“小说”的职能也是论道，只是由于论的是“小道”，所以被称“小说”，在诸子略的十家中，唯有小说家是不“可观”的。《隋志》曰：“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隋志》的观点是，小说家起源于观察民风民俗以供资鉴的官职，也就是史官的一种，与《汉志》的差别不大。

《总目》中小说家类序曰：“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可以说四库馆臣的小说观念既有其进步性，又有其保守性。

《总目》的小说家类并不是从先秦的小说家观念中继承而来的。中国古代小说有一条明确的“Y”形发展曲线，在宋代《新唐志》问世之前，中国古代小说分为目录书承认的小说家类中的小说，和不被认为是小说，却具有现代认知中小说要素的作品，如汉魏六朝杂传、志怪等，这两条发展路径是泾渭分明的。在《新唐志》中，小说的概念被统一了起来，接近今天认为的，具有形象性、虚构性的特征。《汉志》诸子略儒家类中的部分具有虚构色彩的人物传记，可视为初期小说。如刘向所序六十八篇中的《列女传》《孝文传》等在《隋志》中被归入史部杂传类。而《隋志》中小说类主要收录各种杂语、语对、世说、器物图录等，现代观念中被归为小说的神仙志怪故事则被归入史部杂传类。《总目》中，这部分书籍主要归入到了《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少部分被归入到子部道家。另外《隋志》史部仪注类中的《穆天子传》，史部地理类中的《山海经》（《汉志》入术数略），原先《隋志》小说家类中的奇器，书钞等则分别入艺术类和杂家类。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小说最初作为史学思想的末流，与史部及子部诸家都有着深刻关联，小说与杂传更是一个相互杂糅的形态。但随着学术史的发展，尤其是小说观念中文学性元素逐渐得到认可，小说与史之间的界限逐步分明，如《总目》中《飞燕外传》入小说家而不入史部传记，此书主要记载飞燕姊妹始末，可以被录入史部，然其用语叙述纯为小说家言，记事与《汉书》颇为不同，而且呈现出猎奇猎艳的虚构创作心理，所以入小说家类。当然，《总目》的小说家类还存在许多问题。

·杂家类

杂家是目录学史上变化最大的一个门类。《汉志》诸子略中的杂家是先秦学术流派的一家，与儒、道、墨、名、纵横家并列，最初，吕不韦用抄撮他书、纂为一书的方式编撰了以儒道思想为主，兼有墨、法、名、农各家思想的杂家代表著作《吕氏春秋》，是谓“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志》子部杂家类序虽与《汉志》大同小异，但却将类书也归于此类，类书本身就是分门别类杂钞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没有自身的学术思想，说明杂家在《隋志》时的内涵意义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再到《总目》时，杂家类不仅与先秦的概念几乎无关，还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属，下面分类阐述。

杂学：先秦诸子中已经衰微的学说，属于先秦学术流派的“杂家”也被归为“杂学”之中。四库馆臣案曰：“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而从事六德、六行、六艺，无异学也。周衰而后，百氏兴。名家称出于礼官，然坚石白马之辨，无所谓礼；纵横家称出于行人，然倾危变诈，古行人无是词命；墨家称出于清庙之守，并不解其为何语；〔以上某家出某，皆班固之说。〕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其传者寥寥无几，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杂学目之。其他谈理而有出入，论事而参利害，不纯为儒家言者，亦均附此类。”可见所谓“杂”是在与“儒”的比较之下得出的，含有独尊儒术的意味。

杂考：具有文献考订考辨性质的书籍，其内容往往不拘一格。四库馆臣案曰：“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资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也。（班固谓杂家者流出于议官）。今汇而编之，命曰杂考。”可见考证与议论是其主要属性。

杂说：叙述自身感想、见闻的文献。四库馆臣案曰：“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今总汇之为一类。”再看杂说中包括了《梦溪笔谈》《东坡志林》等有一定小说属性的书籍，可见杂说的内容比起杂考类更加具有个性色彩，不局限于“经义”。

杂品：收录器物鉴赏类的文献，且品类众多者。四库馆臣案曰：“古人质朴，不涉杂事……至《隋志》而《欹器图》犹附小说，象经、棋势犹附兵家，不能自为门目也。宋以后则一切赏心娱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今于其专明一事一物者，皆别为谱录，其杂陈众品者，自《洞天清录》以下，并类聚于此门。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体现出文玩、金石等文化娱乐在社会上的流行。

杂纂：汇钞百家之书而成的书籍，案曰：“以上诸书，皆采摭众说以成编者，以其源不一，故悉列之杂家。”

杂编：类似于现代的丛书，案曰：“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惟十二家。是为丛书之祖，然犹一家言也。左圭《百川学海》出，始兼裒诸家杂记。至明而卷帙益繁，《明史·艺文志》无类可归，附之类书，究非其宜，当入之杂家，于义为允。今虽离析其书，各著于录，而附存其目，以不没辑之功者，悉别为一门，谓之杂编。其一人之书合为总帙而不可名以一类者，既无所附丽，亦列之此门。”可见当时已经有此类为丛书的意识，只是名称为了一致而取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