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作业（修改） - 传统文化与文学

集部作业（修改）
	发起人：杨沫南　　回复数：0　　浏览数：5348　　最后更新：2021/3/7 23:17:48 by 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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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7 2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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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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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作业（修改）

从集部目录流变看学术思想的发展——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例

一、集部从无到有的过程

集部文献最早出现于目录，是汉代《七略》中的诗赋略。《七略》今亡佚，班固《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继承其体例，将所收录文献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其诗赋略序言:“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喻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汉志》把诗赋单分为一略，而没有将其归于六艺略的《诗》之下，首先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诗赋的喜爱使其数量繁盛，诗赋略收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家数与篇数均超过兵书略与方技略。梁阮孝绪《七录序》记载:“《七略》‘诗赋’ 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清章学诚也说:“诗赋篇帙繁多，不入《诗经》而自为一略。”并且，诗赋略收录文献主要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思想上多重于抒情，与重于论理的六艺略与诸子略不同，因此要单列一略。至于诗赋略为何在排序上仅次于六艺略和诸子略，盖其“可观风俗，知薄厚”，可以使天子知得失、自考正，这种可以运用于实际的教化功能与《诗》的讽谏功能类似，所以列于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之前。

南朝宋王俭《七志》改“诗赋略”为“文翰志”，“文翰”一词似乎表示当时所收的文学作品已不仅限于诗赋。用“文”替代“诗赋”，是因为在魏晋时碑、箴、论、传等文体发展，“诗赋”一词已无法概括多种文体。所以王俭认为“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之后，梁阮孝绪在《七录》中将“文翰志”改名为“文集录”，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种，因为:“以为倾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犹显”。

唐代《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改“文集录”之名为“集”，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奠定了以后目录分类中集部的基础。其集部序言:“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爱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巳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清《四库全书总目》(下简称《总目》)集前代之大成，将类目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其中词曲类下下设五个子类:词集之属、词选之属、词话之属、词谱词韵之属、南北曲之属，分类更清晰和细化。《总目》集部总叙言: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编次。......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锺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党人馀衅，报及文章，又其巳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巳。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可见，从“诗赋略”到“集部”，古人对文学概念的认识逐渐清晰。

二、集部类别的变化

《汉志》设诗赋略，下分赋、歌诗两类。《隋志》正式设立集部，下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唐宋两代官修、史志及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多承其体例，设集部著录文学文献，但集部子目分类却多有变化。除《旧唐志》《新唐志》从《隋志》集部子目分类外，宋《崇文总目》集部分三类，删《隋志》“楚辞类”，将楚辞归入“总集类”;于“别集类”之后增设“文史类”，著录刘勰《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理论著作，这对后来清代《总目》设“诗文评类”有重要影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文说四类，将“文史”类移至史部，改称“史评”。尤袤《遂初堂书目》集部删并传统的“楚辞类”，在《崇文总目》集部别集、总集、文史三类的基础上，增设“章奏类”和“乐曲类”，使集部子目扩展到五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章奏类、文史类外，又增设“诗集类”和 “歌词类”，使集部子目扩展到七类。这些新类目的设立，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新情况。诗集类序云:“凡无他文而独有诗，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别为一类”;又章奏类序云:“凡无他文而独有章奏，及虽有他文而章奏复独行者，亦为一类”，可知其立类目的、收录范围非常明确，使集部更趋向于综合性的文学目录。郑樵《通志·艺文略》突破传统分类方法，废“集部”而立“文类”，根据图书内容和学术特点设立类目，创立了一个“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具有三级类目的新的图书分类体系。将古今图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星数、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 12“类”，类下再分“家”，家下再细分为“种”。文学类目在《通志·艺文略》中不再称集部，而定名为“文类”，下分为 22 个子目。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首次设立诗文评类专收文学理论著作。《明史·艺文志》集部子目分类与《崇文总目》相同，分别集类、总集类、文史类。《总目》集部子目分类在《隋志》的楚辞、别集、总集三类之外又增设“诗文评类”、“词曲类”。

1、楚辞类

《隋志》楚辞类序:“《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总目》楚辞类序:“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後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後。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於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於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

《汉志》诗赋略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类，屈原之赋(即后来的楚辞类)排在首位;《隋志》与《总目》集部楚辞类也分别列于首位。换言之，不论楚辞类文献具体被冠以何种名称，处于几级类目当中，在此三部目录书中始终都被列于首位。原因首先是，班固认为《离骚》“弘博丽雅，为辞赋之宗”，视楚骚体为汉赋的基础成分。而陆贾赋类，虽然同为骚体形式，但因其有纵横之风，表现骋辞、论辩的倾向，故系于屈原赋类之后。孙卿赋更多是北方赋体的风格，与屈宋差别更大，故又次之。曹道衡说:“这种分类与赋的风格、音调有关:屈原、唐勒、宋玉等均楚人，一直生活于楚国，保持楚地特色最纯粹;陆贾虽楚人，因长期跟随刘邦征战，最后又定居长安，受其它地区文化影响较多，其赋作已与纯粹的楚风有别;荀卿为赵人，又在齐国居住较久，最后才到楚国，他的赋在文体上与屈宋差别更大，故置于汉人陆贾之后。”

其次，班固认为《楚辞》是“贤人失志之赋”，这是它独有的特点。萧统《文选》在三十八种文体之中，专列“骚”之一体，集中选编了屈原与宋玉等的九篇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将《辨骚》列为“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并指出:“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强调楚辞与《诗经》确实有传承关系，但是同时它也更具创新价值。《隋志》楚辞类序也认为，《楚辞》有别于一般的诗赋，故应当单列独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章《屈原及宋玉》指出:“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论，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2、别集类

《隋志》别集类序:“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

《总目》别集类序:“集始於东汉。荀况诸集，後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於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旧编日减，岂数有乘除欤?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馀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後，篇章弥富，则删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

别集在集部中比重最大，内容也最为芜杂，其包括诗、文、书牍、奏议等，其中文章内容有序跋、碑志、墓表、人物传记、杂著等。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中论及别集时说:“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祗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远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

《隋志》解释别集之名始于东汉，是文士心灵世界的集聚，志尚不同，情性有别，发而为文，集聚为别集。换言之，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与统治集团对文学的重视，使文体日渐多样化，导致别集大量涌现。例如，曹丕在《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也言:“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曹植自编诗集《前录》并在序中写道:“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对于这种现象余嘉锡指出: “东汉之后，文章之士，耻其学术不逮古人，莫不笃志著述，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流风所渐，魏晋尤甚。”

如比较集部别集类与子部的关系，那么别集是一个作者谈论各种类型的问题，而子部更像是一群人讨论一个问题，内容性质比较集中。从《隋志》到《总目》，别集著录文献有一变化。《隋志》别集中著录的人物文集前大都加官名，如楚兰陵令《荀况集》、楚大夫《宋玉集》、汉中书令《司马迁集》等，《总目》则直接用人名命名。盖因魏晋时期，门阀士族文人集团是主流。

3、总集类

《隋志》总集类序:“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总目》总集类序:“文籍日兴，散无统纪，於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然文质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惟末学循声，主持过当，使方言俚语，俱入词章，丽制鸿篇，横遭嗤点，是则并德秀本旨失之耳。今一一别裁，务归中道，至明万历以後，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并无门径之可言。姑存其目，为冗滥之戒而已。”

总集起源很早，《汉志》诗赋略中的赋类对总集的形成影响深远。诚如胡应麟《诗薮》所言:“无名氏杂赋一十二家，二百三十四篇。盖当时类辑者，后世总集所自始也。”章学诚亦言:“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东汉末年以后总集大量涌现，包括诗集、赋集、文集、诗文合集、歌辞等。

《隋志》认为《文章流别集》是最早的总集，它不同于《诗经》仅录一体，而是选录了各家各体文章。《总目》认为总集不但为我们统计整理了文献材料，还可以去粗取精，使我们了解到不同时代的文学观点及品评标准，这也是《隋志》将诗文评类附于总集之中的原因。总集保存的大量历史资料可以用来补史、证史，李商隐的《樊南集》就是从宋代的《文苑英华》中辑出的。还有的总集可作工具书之用，如《汉魏六朝百三家诗》《全唐文》《全唐诗》等，总集与类书相当于文学自觉的两翼。总集中包含文学观点，如萧统编选《文选》体现出六朝文体辨识意识，他认为孔孟的经典，不宜作为总集中的选篇加以删削;老庄管孟之作，不在能文之列，也不选编;辨士之作，虽然语辞华美，但是难以印证，所以也不选取;史书重在褒贬是非，纪录史实，不属于词人才子，惟有史书中的赞论富有文彩，可以入选。《文选》对于汉魏以来的总集编选以及文学批评标准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4、诗文评类

《汉志》《隋志》集部皆无诗文评类。《总目》诗文评类序言:“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先秦与两汉是文学发展史上的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文学理论性著作滞后于文学著作，所以这一时期尚未出现诗论文论的专门论著，只是在各类著作中出现论诗评文的只言片语。如《论语》中孔子论诗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时代，儒学上冲破了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老庄学说与儒家思想交融，产生了玄学。文学理论方面，开始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文学理论专著，如曹丕的《典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等。章学诚《校雠通义》云:“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也。”朱自清先生在《诗言辨》中指出:“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诗文评类文献在目录学中的归类演变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传统目录学发展史中，诗文评类文献经历了从总集类到文史类，再由文史类到诗文评类这样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隋志》将《文心雕龙》《诗品》等评点之书归入集部总集类。盖考虑到魏晋时期文学理论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其数量还是很稀少，不足以专门为此划一类属。

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术逐渐普及，图书出版业随之兴盛起来，宋代的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各种文体都有发展，陈钟凡说:“文体至两宋而日繁，评文之风，亦至宋世而曹丕著。”这时，诗文评类文献在目录学中的分类有所变化，表现为集部文史类的出现。《崇文总目》将群书分为四部，集部分为总集、别集、文史三类，诗文评类文献划归到文史类。《新唐志》也于总集类附文史类收诗文评类文献。直到明末，诗文评类文献大都归在集部文史类，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志》、《明志》等。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的特点是文史不分家，所以文史类既包括“文论”著作也包括“史论”著作，郭绍虞就说:“史家修史，史论家则论史。修史者不重在论文，故不易见其论文见解;论史者则以文士关系之密，论史多同于论文，故又颇可窥出其论文的见解。在昔文史不分之时，史家好似文学家，而史论家则好似文学批评家。”

但文学与史学毕竟不同，论史的著作逐渐增多后就会在史部中单独划为一类。《崇文总目》最早开始将史论著作附在史部之杂史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集部下设“文说类”收文论类文献，又于史部下设“史评类”收《史通》等史论类文献。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将《史通》等史论类文献归入史部史评史钞类下，并云:“观此书知子京之论不诬，前世史部中有史钞类，而集部中有文史论，今世钞节之书不行而论学者为多，故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钞云。”宋代文论、史论著作大量涌现是导致集部文史类分化的原因。

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将集类划为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在尾部附有诗文评。清钱曾《述古堂书目》卷二之下有诗文评类与诗话类，《读书敏求记》于集部下设诗文评类，皆延续了明代焦竑的做法。《总目》于集部下正式划分诗文评类，标志了诗文评类文献在目录学归属上的最终定型。

5、词曲类

《汉志》《隋志》集部皆无词曲类。《总目》词曲类序言:“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总目》集部词曲类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小类。类目清晰而完备，著录了有关词曲的各类著作。首先，这能反映出清代文人对词曲文献的重视，及对词曲源流演变的关注，如《总目》中《碧鸡漫志》序言:“......与其渐变宋词之沿革。盖《三百篇》之馀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其时士大夫多娴音律，往往自制新声，渐增旧谱。故一调或至数体，一体或有数名，其目几不可殚举。又非唐及五代之古法。灼作是编，就其传授分明，可以考见者，核其名义，正其宫调，以著倚声所自始。其馀晚出杂曲，则不暇一一详也。迨金、元院本既出，并歌词之法亦亡。文士所作，仅能按旧曲平仄，循声填字。自明以来，遂变为文章之事，非复律吕之事，并是编所论宫调亦莫解其说矣。然其间正变之由，犹赖以略得其梗概，亦考古者所必资也。”又《东坡词提要》序所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

其次，《总目》集部词曲类体现四库馆臣对优秀词作的赞赏。如周邦彦《片玉词》提要言:“本通音律，下字用韵，皆有法度”又“其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调，浑然天成。长篇尤富艳精工，善於铺叙。陈郁藏《一话腴》谓其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非溢美也。”四库馆臣赞扬《片玉词》有法度，能隐括唐人诗句，又善吸取民间俗语，能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稼轩词》提要言:“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表现四库馆臣对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的赞赏。《白石道人歌曲》提要言:“夔诗格高秀，为杨万里等所推。词亦精深华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能看出四库馆臣对于清雅词人比较欣赏。

但是，《总目》集部总叙:“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巳。”由“倚声末技”、 “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等态度可见四库馆臣毫不掩饰对词体本身的轻视。《尊前集》曰:“且就词论词，原不失为花间之骖乘。玩其情采，足资沾溉，亦不必定求其人以实之也。”又《钦定词谱》:“又以词亦诗之馀派，其音节亦乐之支流，爰命儒臣，辑为此谱。”换言之，词是以改装诗歌并命歌伶配以乐曲形成的，是一种供人消遣娱乐的文体。《总目》作为正统的官方目录，在集部单列词曲一类是基于当时文学发展的现状，而这类作品在正统的古籍目录中只配附于最后，这证明其地位仍不能得到承认。这既反映当时的文学观念是贵古贱今的，也是重雅轻俗的。如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言:“小说、词曲、诗文评，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歌谣归入诗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

三、集部文献入类变化

1、赋作入类更准确

屈原赋在《汉志》中被收入诗赋略赋类，《隋志》中被收入集部楚辞类。司马相如赋在《汉志》中被收入诗赋略赋类，《隋志》中被收入集部别集类。《隋志》取消《汉志》赋类，设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更准确的分类收入文学作品，这与魏晋以来辨体观念的发展有关。

2、《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著作由总集类入诗文评类

《文心雕龙》在《隋志》中被收入集部总集类，在《总目》中被收入集部诗文评类。《隋志》总集类序:“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总目》诗文评类序:“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刘勰也在《文心雕龙》的《序志》中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知，随着魏晋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批评著作逐渐增多，致使文人对这一类文体的认识加深。《总目》诗文评类的最终确立，使文学理论著作有了最恰当的归属。

四、总结

1、与现代文学观念不同的入类方式

《诗经》自始至终没有放到集部中，而是列入经部之中。先秦时期《诗经》被当作可以兴观群怨、外交应答的经典，它不只是文学作品，更是能对人生有正确指导的百科全书。班固在《汉志》六艺略论《诗》时认为《诗经》是六艺的一部分:“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被列入子部，而没有列入集部。中国古代文人认为小说与诗歌、音乐等易于教化的文艺体裁相比，娱乐成分较大，历来受到轻视。班固在《汉志》诸子略中对小说评价颇低，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东汉思想家桓潭言:“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小说作为一种追求娱乐的文体，虽然必有可观者，但是君子弗为。魏晋时期产生了《世说新语》这样非常有价值的笔记小说，但也还是被列入子部中。可见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观念导致许多书目的分类并不合理，经、史、子、集四部中都存在大量属于文学类的作品，但这也能体现出，在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仅是吟咏情性的产物，也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世人心中的人文精神。

2、集部的文体分类反映古代文体观念的发展

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家，文学常与古代的经典互相渗透，文学本身并未形成自身独特的文体风貌。但先秦时代也已经表现出了文体基本划分的意识，如《尚书》划分典、谟、训、诰、誓、命等体。

两汉政治统一，文学艺术的创作日渐繁盛，许多文体都在此时期产生并大量涌现。如赋体文学的蔚为壮观，汉乐府诗的确立，五言诗的产生，七言诗的萌芽等。《汉志》设“诗赋略”只分赋和歌诗两种文体，证明汉以前古代文人的文体分类意识尚不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走向自觉，文学逐渐脱离了政治的附庸开始更注重自身的审美，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导致文人开始对文学理论进行探索，进而对文体进行细致分类。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学作品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并认为:“夫文体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西晋陆机《文赋》论述诗、赋、碑、箴等十种文体及其风格:“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从《明诗》到《书记》详述了二十篇文体论，涉及骚、诗、乐府、赋、赞、祝、盟、铭等三十三类文体。萧统的《文选》更进一步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策、令等三十八类。南北朝时期文人对文体划分的重视还体现在“文笔之辨”上，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自两名，自近代耳。”

隋唐时期，文体分类的意识进入自觉，隋刘善经《四声旨归》中《论体》一篇言:“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诔得其实。”唐《隋志》集部总序言“: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明确指出了各类文体的作用。《隋志》集部楚辞类收楚辞及与楚辞研究相关的著作，别集类主要收入单个作家的作品。最能体现唐人分类意识的当属收录在总集类的著作，诗类文献归入《诗集钞》，赋类文献归入《赋集》，书类文献归入《大隋封禅书》，颂类文献归入《靖恭堂颂》，箴铭文献归入《古今箴铭集》，训诫类文献归入《诸葛武侯诫》，书画赞归入《赞集》，碑集文献归入《碑集》，论作归入《设论集》，文集归入《梁代杂文》，诏令文献归入《魏朝杂诏》，表文归入《梁中表》，启事文献归入《山公启事》，策文归入《策集》，诽谐类文献归入《诽谐文》，法集类文献归入《法集》，共分文体十六种。并楚辞类文献共收十七种文体，表现文体分类意识的自觉。可见，从《汉志》“诗赋略”到《隋志》“集部”，文体的分类意识逐渐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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