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   

史部演变看学术思想史变迁


一，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家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

    先秦时期是儒家学术思想的萌芽和发展时期，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学术思想从诸子中脱颖而出，占据了主导地位，以经学为主导的儒家学术

思想体系逐步走向成熟。这种变化发展是可以从三部目录书史部的整体变化和

艺文志中史书典籍的归类来看出的。以下为三部目录书中史部的整体变化，因《汉

书·艺文志》以《七略》为分类依据，所以简附《七略》一则。

　　　《七略》      无史部  辑略、六艺、诸子、诗赋、数术、方技、兵书

《汉书·艺文志》  无史部    史书著作被分散归入经部和子部各类，其

以春秋类为主要录史门类。

《隋书·经籍志》  有史部    开史部为十三种，有正史类，古史类，杂史类，霸史类，起居注类，旧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杂传类，地理类，谱系类，簿录类。

《四库全书总目》  有史部    列史部为十五种，有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从整体上可以看出，先秦两汉不列史部。主要采用“尚书记言，春秋记事”的录史体例，而尚书和春秋又都属于经部，所以先秦两汉是史籍入经部的模式。可以看出，当时并没有治史的史学思想，相反，主要以经学为主。

　　具体来考其史书典籍的分布，可察：《汉书·艺文志》经部中春秋类录有公羊外传、谷梁外传等传记史；录入太史公百三十篇，国语二十一篇等正史；录入太古以来年纪两篇，汉大年纪五篇等纪年；且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左氏微、张氏微等对他人史书的阐释补续；另有记载了秦时大臣的奏事和一些石刻山文奏事二十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战国策三十三篇等诏令奏议；也有相当于后世起居注一类的汉著记百九十卷和世本十五篇等职官史籍。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类不仅是记事，其它的如诏令，奏议，纪年，职官谱系，起居注等也皆入春秋。春秋俨然可以称为艺文志的史部。

　　另外，《艺文志》经部书类中有周书七十一篇，议奏四十二篇。经部礼类中有议奏三十八篇，封禅议对十九篇，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和记载明堂遗事的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经部小学类里面有史籀十五篇。由此可见，汉书艺文志中的史是经部的主要内容之一，撮史入经的体例可以证明经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这不仅表现在经部，在艺文志的子部儒家类当中列周史六韬六篇，周法九篇，周政六篇，记载周朝的制度史法。另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三篇等记录皇帝与大臣所论的诏令政策。还录有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杨雄所序三十八篇，此二书中含列女传、世说、说苑、颂图等。综上所述，汉书艺文志中的史籍被归入到经部和子部，以春秋类和儒家类为主。这不仅是当时治史学术思想不发达的表现，也是以经学为主的儒家学术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列出了古史一类，其中多为纪年类史籍的录入，如纪年十二卷，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三十卷等。之所以单列古史一类，也是因为这些史籍是按照《春秋经》记事载史之法，像春秋一样以编年为次。魏徵认为这样尊春秋经的史书是不应被湮灭的，所以单列出古史一类，其中展现的是以治经为主的学术思想。

　　《汉书·艺文志》经部礼中有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汉封禅群祀三十三篇，已经具有了仪的雏形。《隋书·经籍志》史部列仪注类，收录各类朝仪，汉仪等。仪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礼有着深刻的渊源，《隋书经籍志》在史部增设仪注类，实际上是对礼的一种补充，“仁”和“礼”又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间接表明了儒家学术思想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在《总目》中，仪注被分为公私仪注两类，事关朝廷国典的仪注被移入史部的政书类中，私家仪注则被汇编成杂礼一类，归入经部。


二，皇权文化与尊帝王的学术思想

　　《隋书·经籍志》开史部为十三类，其中列出了起居注类和杂史类，起居注是记载帝王言行举止活动的史籍，《总目》中的起居注类被归入到了编年类中。所谓杂史，魏徵在总论中提及为：“又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尾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彩广览，以酌其要。”由此可知，经籍志单列杂史类是为了记载帝王之事和人皇本纪。这从杂史一类的收录中也可以看出，该类录有山阳公载记十卷、魏武本纪四卷、汉灵献二帝纪三卷、帝王世纪十卷，帝王本纪十卷、梁帝纪七卷等单篇个人纪年类；还有梁太清録八卷、梁皇帝实录三卷等实录类；另有拾遗类，此四类被归入杂史。虽然杂史类还有史钞和史要等史籍，但从上述可以看出起居注类和杂史类的出现是对皇权的一种尊崇，是帝王文化开始走向兴盛的体现。

　　另外，列出的霸史类有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主要记载割据政权，异族蛮邦等国史政事。录有南燕录，西河记，凉书等。霸史类的出现，表面上是政权割据，朝代更迭的产物，实质上是帝王文化在学术上的一种反映。割据政权林立，都推正自身为天授神权，为加强巩固统治寻求源流和名号，所以注重修史，往上可以追本溯源，往下可以增强认同感，且流传后世。是帝王文化在学术思想上的表现。另外，越是割据政权林，更朝换代频繁，越需要强调忠君节义的思想，所以注重修史是增强归属感，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文化统治。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产生了霸史类。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经籍志》将诸多皇帝实录，如梁皇帝实录三卷等收录到杂史类是不妥帖的，所以另立别史一类。别史处于中间状态，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稍稍区别于正史。将皇帝实录类，玉牒类，还有一些本应列入正史但有疑问的史籍列入到别史类。例如《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续后汉书九卷》《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等本应列入正史，但因书在当时所存不完全，所以列入别史类，以补于正史。另收录《天潢玉牒一卷》记录明太祖历代世系，虽以编年为次且应归入谱系类，但谱牒传本较少，不足以自立一类，所以将该书归入别史类。由此可知，皇帝实录和玉牒类在史部地位的提升，正是皇权稳固，帝王文化为主宰的一种学术思想体现。


三，士大夫阶层文化、学术、思想崛起的时代

　　《隋书·经籍志》中的杂传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先贤传、忠臣传、高士传、高僧传、孝子传、列女传、名士传等；再有个人传记如东方朔传八卷、法显传等。另有王朗王肃家传一卷等家传家训。《四库全书总目》开史部为十五类，其中有传记一类，与经籍志收录内容大致相同，有圣贤，名人，总录（如列女传），杂录，别录（录叛乱之人，如安禄山）等。另有个人游记，如宋人陆游的《入蜀记》、宋人范成大的《骖鸾录》、明代陈诚的《使西域记一卷》记录了出使西域，历经十七国的奇闻异事。两部目录书皆列传记类，收录名人贤士，一方面是儒家讲仁义、礼孝思想在学术上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士人阶层崛起，受到重视的表现，士族与皇权逐步走向了对等面。

    另外经籍志中列谱系一类，将士族阶层的家谱族系归入史部。另列有职官类二十七部，三百三十六卷，录有晋新定仪注十四卷，梁尚书职制仪注四十一卷，两种仪注列入职官类。《总目》中也在史部中列职官类，分为官制和官箴两大类，记录职官体系职责等，这都是士大夫阶层崛起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体现。


四，魏晋玄学思想的兴盛

　　《隋书·经籍志》史部中杂传类录有有神仙传，洞仙传，冥祥记十卷，感应传八卷，齐谐，续齐谐，搜神记三十卷等神幻怪诞的典籍，如上文所述，同时录入杂传类的还有记载先贤，列女，孝子等事迹的个人传记。而像这样虚无的典籍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归入小说家，如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青史子五十七篇（青史子是古代的史官名，专门记事）、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等，被归入小道之学，稗官野史。该类典籍由艺文志的末流入经籍志的史部，是地位提升的表现，究其原因是魏晋时期玄学思想产生的影响。


五，清代朴学思想的兴盛

　　清代朴学中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诠释等治学思想在《总目》与《经籍志》《艺文志》的史部比较中有集中体现。

    《经籍志》的正史类除收录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梁书等正史外，还录入有关史书的音义、音训、集解、注疏等，其中还夹杂着史评类，如收录了论三国志九卷、三国志评三卷，可以看出史与史解和史论是不分的。而《总目》开史部为十五种，其中正史类除收录正史典籍外，还将有关于正史的年表、补遗、勘误、索引、辨误等皆入正史，对宋辽金元四史译语也进行了纠误，即正史类小序中所说到的“两汉勘误补遗之类，新唐书纠谬之类，补后汉书年表之类，史记索引之类皆入正史类。”另外金石在《隋书·经籍志》中归入小学，而在《总目》中归入史部的目录类，且与经籍并列。宋志将金石附在目录类，《总目》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细化分类，将金石中辑录的古刻归入目录类，其它内容的依旧录入小学类。《总目》史部传记类中将割据之雄入载记，征讨削平之事入杂史，人物传记与史实分开归类另外，《总目》还将史论著作单独析出，增立史评类。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清代朴学重视校勘谬误，正本清源，条列清晰的学术思想。

　　《总目》史部编年类中分为起居注类、纪年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主要内容。在纂修四库时，存世的起居注有穆天子传六卷，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隋书经籍志》将穆天子传归入编年类，但《总目》考其源流，认为穆天子传虽编排年次，但类似于小说传记，不足信为史，所以不录。只将温大雅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入编年。另外《总目》史部杂史类中录《库克图汗》一书，此书为外蕃所作，本应列入载记类，但书中所述多为元朝帝王之事，所以列入杂史类。又如《明宝训》四十卷本应入正史，但是因其从实录中撮出，体例似贞观政要，所以入杂史。两本目录书对于《穆天子传》这一典籍的归类态度和杂史中所录诸典籍，可以看出清代文人治学之严谨，尽显朴学审定文献，正本清源的学术思想。

　　《总目》增立别史一类，别史处于中间状态，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稍稍区别于正史。当中收录的《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续后汉书九卷》《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等本应列入正史，但因书在当时所存不完整，所以列入别史类，以补正史。邓元锡著《明书》四十五卷也本应归入正史，但因为怀疑其为私人传本，或者是当时被淘汰下来的本子，所以入别史，以补正史。由此可以看出清代朴学辨别真伪，审慎存真的考据学术思想。


六，史部其它细节比较研究

　　1，地理类：《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九州地形地势和城郭瓦舍布局的地理书籍，入山海经十三篇，宫宅地形二十卷等入数术类。《经籍志》史部开设地理类，将涉及地理地域和记载异域邦国风土的书籍归入其中。如录有张骞出关志一卷，外国传五卷，诸蕃风俗记两卷，突厥所出风俗事一卷，诸蕃国记十七卷等。《总目》的史部中也设地理类，除了包括上述两书中的主要内容外，如东西洋考、职方外纪、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朝鲜志两卷等。还增加了个人游记类中主要记叙地理风土内容的典籍，如庐山记，洛阳伽蓝记，徐霞客游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等。

　　2，霸史类载记类：《隋书经籍志》将割据政权的史籍归入到霸史类。而《总目》将其移入到载记类。录有朝鲜史略，安南志略等史籍。

    3，史钞史评类：《隋书·经籍志》将《史汉要集二卷》《三史略二十九卷》《汉书钞三十卷》《晋书钞三十卷》等史钞典籍和史要典籍皆入杂史。而《总目》史部列史评类和史钞类两大类，将原来混杂的史钞史评典籍单列分类，更加具体清晰。

　　4，诏令奏议类：《汉书·艺文志》中经部礼类录有“议奏三十九篇”，春秋类中有“奏事二十篇”，书类中有议奏四十二篇，奏议被同时列入经部《书》《礼》《春秋》三类中。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奏议文的特点，其既为记言又涉记事，所以记言入《书》记事入《春秋》。另外奏议是君臣之间对话的一种形式，有着特定的体式规范，所以具备礼的属性，从学术思想方面，则是文史不分的一种学术理念。诏令奏议典籍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归入史部的旧事一类中，在《总目》被归入史部诏令奏议一类中。这一由经部入史部的变化，说明了治经开始文史分离。

　　5，时令类：《总目》史部中设时令类，追溯渊源，则是艺文志子部和经籍志子部中的农家。子部农家类中既录有农业书籍也录有时节典籍，如经籍志中录有《齐民要术》十卷，四人月令一卷等。《总目》史部之所以单列时令一类，主要是认为此不仅为民政之事，更是帝王关切之事。时令类主要辑纂时节气候诸书，区别于农家的巷闾风俗和农耕日用，分类更为细致。

　　6，在《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与《史记》是一样的性质，都归于经部春秋类。在《隋书·经籍志》中《战国策》《楚汉春秋》被归入史部杂史类。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国语》《战国策》是归入史部杂史类中。这是因为在经籍志中没有单列以记事为主的史部门类，所以将其入杂史，而在总目中，杂史类的归类依据为“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闻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所以国语和战国策符合该要求，与贞观政要十卷，明政要二十卷，出使平叛类，东观奏记三卷，咸淳遗事二卷，汝南遗事四卷等录入此类。

　　综上所述，《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书中史部的更变演化体现着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变迁。由儒家学术思想逐步走向主导地位到尊帝王文化下的学术思想，再到士人阶层文化崛起带来的学术思想潮流，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特质。



使用书目版本：

《汉书·艺文志》 班固著，中华书局，1997年。

《隋书·经籍志》 魏徵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丛书。

《四库全书总目》 永瑢等著，中华书局，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