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size=14.0pt]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下的李杨故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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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故事自白居易一首《长恨歌》之后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传说。历朝历代的文人在此也颇多用墨。诗文、词曲、小说、戏剧与民间讲唱文学均喜点染李杨故事，时至今日，李杨爱情故事依然多次被改编成影视、音乐作品为观众喜闻乐见。





一、

李杨故事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唐玄宗作为一位兼具文治武功励精图治的帝王，上承李世民、武则天，打造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晚年任用奸臣，宠幸贵妃，耽于享乐，沉溺声色，由此为大唐王朝招来祸患，在安史之乱后逐步衰微。后世评价唐玄宗，绕不开李杨故事这一话题，而李杨故事最可信的史料又来自于对唐玄宗执政的记载，例如唐宋时期新、旧《唐书》的《玄宗本纪》和《资治通鉴》对玄宗朝史颇多评价。正史之外，《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等笔记小说对玄宗史事多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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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李杨故事的文学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李杨故事核心作品的专门研究。核心作品主要涉及：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白朴的《唐明皇秋叶梧桐语》、洪昇的《长生殿》。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和核心思想、作品的艺术特色及几部作品的比较研究上。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例如：台湾学者曾永义的《〈长生殿〉研究》、孟繁树的《洪昇及〈长生殿〉研究》、周相录的《〈长恨歌〉研究》、张中宇的《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等。





第二，李杨形象及杨贵妃形象演变研究。二十一世纪以来，对李杨故事的研究突破了专著研究，把重心移到人物形象上来。与杨贵妃形象比较而言，在李杨故事中，唐玄宗形象较为单一，早年励精图治，晚年由明转昏是几部重要作品对玄宗形象塑造的一个共同侧面，不同之处在于，《长恨歌》

中，作者白居易对李杨爱情除了讽刺更多的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唐明皇在与杨贵妃的关系中是一个痴情帝王，无论是马嵬之别时玄宗的不舍还是贵妃仙逝后玄宗“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追寻，都说明唐玄宗情深义重。在《梧桐雨》中则不然，当六军驻马，唐玄宗在保全贵妃和保全自己这件事上没有丝毫犹豫，毅然选择了牺牲杨贵妃。到了《长生殿》，洪昇又把唐玄宗塑造为一个痴情帝王形象，并且此处比《长恨歌》渲染地更加深刻。马嵬驿上，玄宗不忍杀贵妃，在贵妃的再三请求下才忍痛别离。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笔下，杨贵妃形象呈现出较大的不同。相同的是，在众多作家笔下，杨贵妃都是美丽动人且能歌善舞的。不同的是，在《长恨歌》中，白居易仅说杨贵妃“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未把历史上杨玉环先做了寿王妃，被度为女道士后才入宫这段史实加进去，更没有杨贵妃和安禄山的暧昧丑闻。而在《杨太真外传》和《梧桐雨》中，作者对此毫不避讳。到了《长生殿》，洪升更是把杨玉环美化成一个忠贞不渝且有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有：李雨奇的《浅谈杨玉环历史形象的演变》、薛晨鸣的《试论杨贵妃文学形象的历史变迁——以唐宋元清时期的文学为中心的考察》、安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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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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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形象的变化分析》、徐晓玲的《杨玉环文学形象演变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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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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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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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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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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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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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等。





第三，李杨故事中的音乐舞蹈艺术研究。唐玄宗是一位爱好文艺的君主，不仅热爱诗词歌赋，同样喜欢音乐舞蹈艺术。我们现在用来代指戏剧的“梨园”一词就是唐玄宗设立专门教授女子歌唱舞蹈技艺的机构。杨玉环之所以能俘获圣心，正因为她不仅貌美倾城，而且精通文艺。《长恨歌》等作品中均提到杨玉环为玄宗表演《霓裳羽衣曲》，所以，近几年出现很多研究李杨故事中歌舞艺术的论文，其中侧重点主要集中在杨玉环身上。例如：苏珊的《唐朝杨玉环舞蹈修养及其成就》根据唐代舞蹈健舞与软舞的分类，分别探讨了她在健舞与软舞方面的修养与表演技能，同时也分析了她对舞蹈创作的成就，与对舞蹈人才培养的成就。顾笑瑜的《杨贵妃的音乐才华》指出杨贵妃有着全面的音乐才华，她通晓音律，能歌善舞并擅长多种乐器。此外，还有陈缨的《试论杨贵妃与古代音乐的发展》等多篇论文对此问题有颇多论述。





二、

不同时期的李杨故事





李杨故事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文体发展、作家个人创作倾向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面貌。本文以唐代以来代表时期的几个代表作品比较论述李杨故事的发展过程。





自唐代诗歌创作起，作家创作李杨故事的主题便出现两倾向：其一为“女祸思想”。《旧唐书》：“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

!

乃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正史中的评价奠定了杨贵妃“红颜祸水”，唐玄宗荒淫误国的说法。诗歌中对这一主题的反应如杜甫《北征》：“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刘禹锡《马嵬行》：“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其二为同情李杨遭遇。比如杜甫的《哀江头》：“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高彦休《唐阙史》：“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迩后才士文人，经过赋咏，以导幽怨者，不可胜纪，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令人悲伤，虽调苦词清，而无逃此意。”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可谓唐诗中对李杨故事书写最优秀的作品。多年以来，这首诗歌的主题众说纷纭。意见有三：歌颂爱情、讽刺荒淫、双重主题。《长恨歌》的确有讽刺意味，但就全诗而言它更多的是对李杨爱情寄予了深深的同情。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用题卷末》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在《与元九书》中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白居易把《长恨歌》编入感伤类而非讽谕类，可以见得作者本人认为《长恨歌》是爱情之作。长诗从篇首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安史之乱前唐玄宗与杨贵妃共浴爱河的快乐。“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末识”二句所述与史实有出入，美化了杨玉环是寿王妃的事实。“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的发生从此终结了李杨欢愉的生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唐玄宗无奈之下痛舍贵妃。玄宗还京后居南内兴庆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随着时间流逝，玄宗日渐老去，但是依旧日日沉浸在思念贵妃的痛苦之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在一个幻想的神仙世界中，刻画了死者对生者刻骨铭心的眷恋，

“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丰满地刻划出一个同样执着于爱情的杨妃形象。《长恨歌》的结局只给了读者与玄宗这样一个仙界泡影而非大团圆，最后，诗歌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中结束，余味悠长。





陈鸿《长恨歌传》末尾写道：“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携手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也者，试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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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段论述可知，《长恨歌传》不同于《长恨歌》的爱情主题，更重要的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





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在陈鸿《长恨歌传》及新、旧《唐书》基础上，吸收了《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酉阳杂俎》等笔记小说载，是李杨故事史料最丰富的作品。





元代白朴的《梧桐雨》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有较大改动。《梧桐雨》没有避讳杨贵妃出自寿王妃的史实，吸收了《杨太真外传》及其他野史笔记中关于安禄山与贵妃有染等情节，安禄山之所以叛变，是因为：“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对《长恨歌》中贵妃自缢而死改为受马踏而亡，并且在这一情节中，陈玄礼等人逼迫玄宗杀贵妃，杨玉环惊恐乞求，玄宗却说：“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这一情节让李杨故事失去了动人的爱情色彩，把杨玉环塑造成一个贪生怕死的女子，玄宗塑造为一个只求自保的薄情之人。《梧桐雨》的结局沉浸在秋夜中“一阵阵雨打梧桐叶凋，一点点滴人心碎了”玄宗无尽的思念当中，既非大团圆也非如《长恨歌》一般在神仙境界中结束。显然，种种改动说明《梧桐雨》对李杨爱情并非赞美、欣赏和同情，而是为了借李、杨爱情故事表现国破家亡遗恨、盛衰无常的感慨和苦乐难料的沧桑。





元代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同样没有避讳安禄山和杨贵妃的暧昧关系，甚至其中还加入了色情描写。所以该作品并非歌颂爱情或讽喻政治，而是一部迎合读者、观众娱乐情趣的媚俗之作。





明代吴世美的传奇剧本《惊鸿记》同样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与《天宝遗事诸宫调》渲染玄宗、安禄山、杨贵妃之间的暧昧关系不同，《惊鸿记》极力铺排梅妃、杨妃与明皇的三角关系，结尾也改成了李、杨最终得以在人间见面的大团圆结局。





清代洪昇的《长生殿》把李杨故事的爱情主题刻画渲染到了极致。作者在《传概》第一出中说：“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所以，《长生殿》在《长恨歌》的基础上把李杨爱情进一步纯美化，同时也美化了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形象。首先，作者秉承着“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的创作理念，删去了杨玉环由寿王妃度为女道士再入宫的情节，隐去了玄宗抢夺儿媳的丑闻，同时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也一概不写，在《长生殿》中，杨玉环是一个贞洁痴情的女子；其次，在书写李杨爱情过程中，也不像《惊鸿记》一样重点铺叙玄宗、玉环与梅妃的三角关系，梅妃的角色更好地从侧面衬托出李杨的情深，当贵妃被梅妃惹怒，与玄宗发生矛盾时，玄宗在《复召》中说：“情深妒亦真”

表现出玄宗对杨贵妃的体谅和理解。《长生殿》对李杨日常爱情生活进行了比之前任何一部作品都细致的描写述说，把李杨普通夫妻的一面展现地淋漓尽致。如“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恋香巢秋燕依人”、“沉香亭同倚阑干”，记述了二人依偎赏花的情景；再次，《长生殿》马嵬驿兵变玄宗痛舍爱妃的情节在《长生殿》中得到了很好的渲染，《埋玉》一出，玄宗无奈告别贵妃时，说：“妃子说那里话！

你若捐生，朕虽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舍你也！”杨玉环说：“臣妾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

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后又对高力士说“圣上春秋已高，我死之后，只有你是旧人，能体圣意，须索小心奉侍。

再为我转奉圣上，今后休要念我了。”这一情节把玄宗塑造为宁要美人不要江山的痴情帝王，把杨玉环塑造成一个深明大义，勇于牺牲的女子形象，让李杨爱情在生死离别之际再次升华；最后，结尾继承了李、杨同登仙籍的大团圆结局，

让唐明皇与杨贵妃在天宫永为夫妇。





三、

叙事文化学视域下李杨故事的流变原因





（一）


社会背景





唐玄宗处于唐王朝由极盛转衰的历史节点，中唐时期虽然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出现短暂的中兴，但是唐王朝的历史命运大势所趋，人们心态少了盛唐时期的昂扬自信，趋于内敛，晚唐又笼罩着感伤主义思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白居易与陈鸿的创作呈现出一种苍凉的悲剧感。





到了宋代，国家暂时统一，社会较为安定，并且宋代是我国国文化事业昌盛时代，理学兴起，文人创作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宋人热衷于文献整理，编纂出卷轶浩繁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书籍。并且此时造纸术和印刷术发展起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乐史的的《杨太真外传》虽不是像唐人小说那样情节曲折感染，但是材料空前广泛。





白朴由金入元，生逢乱世，仓皇失母，由元好问抚养长大。元代统治者把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级，汉人、南人是当时被排挤和压迫的对象。文人社会地位低下，流连于酒肆歌楼，创作杂剧散曲以寄托苦闷。所以《梧桐雨》呈现出苍凉寂寞的氛围，体现了盛衰无常的感慨。元明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市民阶层兴起，

“好色”、“好物”成了很多人的追求。《天宝遗事诸宫调》和《惊鸿记》正代表了戏剧对市民阶层审美的需求。元代由蒙古族建立，此时儒学思想的主流地位已被动摇，人们对男女情爱的观念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以，元代的李杨爱情故事对李杨的秽事毫不避讳。





清初反清复明的势力时时崛起，明代灭亡的前车之鉴也在时刻提醒人们盛衰无常，所以清初被笼罩在空虚感、幻灭感的感伤氛围中，《长生殿》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影响下产生的。





（二）


思想文化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开放的一个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唐代文人的创作无一不受到影响。《长恨歌》与《长恨歌传》都以神仙道教的幻想境界结束，代表着李杨在天宫重聚，生生世世相守的美好愿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道教的兴盛。





宋代理学兴起，乐史《杨太真外传》的如实书写体现了儒家道德对玄宗荒淫误国和杨妃不贞的批判。





元代蒙古入主中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的控制，打破了中国传统礼教，撼动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思想比较开放，所以《梧桐雨》中把之前避讳的事都加进剧作里。





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个性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男尊女卑的思想有所淡化。所以在《长生殿》中，杨玉环被刻画为一个勇于牺牲、识大体、执着、善良的女性形象。





（三）作家的个人经历





白居易曾与一个叫湘灵的姑娘有过一段刻骨铭心又无疾而终的恋情，并且，《长恨歌》创作于白居易从京官校书郎贬为县尉时，恋情的失意和仕途的受挫倾注在创作中，李杨故事便笼罩上一层唯美的悲剧色彩。





陈鸿长于史学，所以《长恨歌传》写得更加详实客观，并且主要体现了政治主题。





乐史由南唐入宋，这段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历史兴衰。所以《杨太真外传》并非侧重于歌颂李杨爱情。小说末尾写道：“史臣曰：夫理者，定尊卑，理国家。君不君，何以家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这直接道出乐史的创作目的是借前朝之事警示当下。





洪昇有美满的家庭生活，与妻子黄兰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少小属弟兄，编荆日游憩；素手始扶床，玄发未绾髻。”黄兰熟识音律，德性贤淑，与洪昇志同道合。即使家道中落，依旧对洪昇不离不弃，所以，杨玉环在洪昇笔下较为完美的形象应该是倾注了妻子的影子。并且，洪昇受到汤显祖至情主义思想影响，所以《长生殿》在寄托兴亡之感外，更多地歌颂了李杨的纯美爱情。





（四）文体原因





《长恨歌》属于叙事诗，与小说戏剧相比，容量有限，情节较为简单，但是擅长营造意境，诗歌属于雅文学，所以，《长恨歌》的信息量较少，避污秽之事不取，着力于渲染李杨爱情悲剧。戏曲和小说属于叙事俗文学，容量较大，要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王骥德在《曲律·杂论》中所说：“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所以元明清的李杨故事创造情节更为丰富媚俗。





总之，李杨故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具有表达历史沧桑和纯美爱情的双重主题，在不同时期，受不同政治、文化、社会背景影响各有侧重。








[1]

白居易著，王汝弼选注，《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2]

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

2001

年。





[3]

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

1989

年。





[4]

王骥德著，陈多、叶长海注释，《王骥德曲律》，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5]

洪昇著，徐朔方校注：《长生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6]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年。





[7]

郭英德，《明清传奇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8]

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姚若尧








2017

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学号：

212017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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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卷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