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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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邪 发表于 2016/7/8 15:38:59
明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明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李万营









    明武宗正德皇帝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君王,他的宠佞幸、建豹房、喜游幸等行为成为史臣笔下的斑斑劣迹;而他游幸猎艳的故事却进入文学艺术,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文学文本。本文拟就明武宗游幸猎艳故事为对象,用叙事文化学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探究此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一、明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本事及文献综述

(一) 历史上的明武宗游幸猎艳

    明武宗正德皇帝游幸猎艳实有其事。据嘉靖年间修成的《明武宗实录》记载,武宗皇帝偏好微服出行,游幸足迹遍及京城近郊的南海子、石经山、汤浴场、玉泉亭、昌平、御马房等地;后来微服偷渡居庸关,三次北幸巡幸大同、宣府等边塞之地;正德十四年,因宁王叛乱,武宗皇帝还演出了“南巡”的闹剧,一路游山玩水直至扬州。在历次游幸中,武宗皇帝及其近臣大肆搜掠民间女子,其中,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幸扬州时的一条记载,可见近侍搜索民间妇女的详情:

    (吴)经矫上意,刷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者一夕皆适人,乘夜争门逃匿,不可禁……经密觇知寡妇及娼者家,夜半忽遣骑卒数人开城门,传呼驾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经遍入其家,捽诸妇以出。有匿者,破垣毁屋必得乃已,无一脱者。哭声振远近。寻以诸妇分送尼寺寄住……自是诸妇家皆以金赎,乃得归,贫者悉收入总督府云。[1]3505

对于下层民众而言,武宗的游幸猎艳无疑是灾难,百姓避之犹恐不及:“时上幸密云,民间传言欲括女子、歛财物以充进奉,多惊疑避匿,哭泣相闻。”[1]3107

    武宗的游幸猎艳活动,实则是极度荒淫骄奢的行为,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当荒淫皇帝的风流韵事进入文学艺术后,则出现了多样化的面貌。

(二) 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文学书写

    明朝万历年间,武宗游幸猎艳的故事分别出现在了文人的笔记中、说书艺人的口中和戏曲的舞台上。沈德潜《万历野获编》“武宗诸嬖”条、“主上外嬖”条零星记载了明武宗在宣府大同等地的巡幸猎艳故事,此时的说书艺人胡忠、韩生都曾说过武宗平话①,而戏曲舞台上则上演着敷演明武宗微行嫖妓故事的杂调传奇《嫖院记》。

    清初,武宗游幸猎艳故事被文人笔记、文言小说广泛转录,如《凤洲杂编》《万历野获编》《胜朝彤史拾遗》《武宗外纪》《日下旧闻》《坚瓠集》《柳亭诗话》《金鳌退食笔记》《元明事类抄》等皆有零星记载。此时李渔的《连城璧》第二回《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辛十四娘》、周稚廉的传奇《元宝媒》都是将武宗皇帝游幸猎艳的故事作为片段融合进各自的故事中。而完整敷演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作品,则有李渔《玉搔头》传奇,演绎武宗和刘良女的故事;蒲松龄的《增补幸云曲》,演绎武宗嫖院故事。

    乾嘉时期,一方面,武宗与刘良女的爱情故事被文人写入诗歌,如斌良《秀女村明武宗微行纳刘倩倩处》、陈文述《淮阴明武宗刘美人簪花楼歌》、程晋芳《刘姬行》、刘嗣绾《刘姬行》、铁保《腾禧殿词》、史梦兰《全史宫词》等,此外,文人笔记中还有考证与刘良女有关的藤禧殿、簪花楼、刘良女之墓等的文章,如王初桐《奁史》、吴长元《宸寰识略》、于敏中《日下旧闻考》、阮葵生《茶余客话》、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缪荃孙《明故宫考》等。另一方面,武宗与李凤姐的故事在戏曲舞台上常常搬演,有唐英的杂剧《梅龙镇》、梆子腔《戏凤》以及稍后的京剧《游龙戏凤》。据《京剧剧目初探》,“川剧、徽剧、湘剧均有《梅龙戏凤》,汉剧、豫剧、秦腔、河北梆子亦有此剧目,粤剧有《酒楼戏凤》”[2]306。可见“游龙戏凤”故事流行之广。

    清代晚期,武宗游幸猎艳故事出现了民间曲艺形式的传播,如宝卷《正德游龙宝卷》(上集为“周元招亲”,下集为“正德嫖院”)、宝卷《落金扇》,说唱鼓词《游龙传》,弹词《落金扇》,子弟书《玉搔头》、《游龙传》等。此外,吴炽昌《客窗闲话》“明武宗遗事”条,则对李凤姐故事做了文人化的改造。此时敷演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小说还有何梦梅的《大明正德皇游江南》、翁山柱砥的《白牡丹》。清末民初蔡东潘《明史演义》第四十九回《幸边塞走马观花,入酒肆游龙戏凤》,敷演武宗皇帝与李凤姐的故事;京剧《刘倩倩》敷演武宗与刘倩倩故事。

二、儒家正统文化关照下的武宗游幸猎艳故事

    儒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统治者的学说,为统治者设定了等级秩序、礼法规范,同时也以“圣王”的标准对统治者进行约束,希望统治者能够勤政爱民。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始终是历代的统治思想,而程朱理学的兴盛,更加剧了儒家学说在整个社会的影响,使儒家学说在正统文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演变中,儒家正统文化的关照始终存在。

    首先是对武宗猎艳的荒淫行为的批判和贬斥。君王荒淫无道、女色误国历来都是儒家正统文化批判的对象,夏桀与妹喜、殷纣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陈后主与张丽华,这些“昏君”“狐媚”的故事历来是大臣进谏君王远离女色的反面教材。

    明武宗四处游幸搜掠民女的行为,无疑是儒家正统文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武宗的游幸猎艳在正德年间即遭到了朝臣的指责,如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谢阶等人的奏疏称:“伏闻圣驾由宣府远幸陕西诸处,镇守以及有司指以供御为由,拣选妇女、科敛财物……从行军士侵损于民无所不至,良家妇女被其淫污……陛下亦宁能悉闻此情邪?”[1]3266-3267虽然此疏指责官府借武宗巡幸拣选妇女给百姓造成了苦难,皇帝毫不知情,但实际上批评的矛头都是武宗的猎艳行为。

    在正统文人的笔记中,武宗游幸猎艳也遭到了贬斥,如王世贞《凤洲杂编》“上幸妖妓”条载“武宗时狎晋阳妓刘氏号刘娘娘”[3]20,“妖妓”二字可见王世贞对武宗猎艳行为的贬斥;沈德潜《万历野获编》有“武宗诸嬖”条、“主上外嬖”条都有对武宗巡幸猎艳的记载,而这两条都属于“佞幸”类,从这一分类也可见沈德潜对武宗巡幸的批评态度。

  一直到晚清,对武宗巡幸猎艳的指责仍然存在,如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塵》:“《金鳌退食笔记》载武宗幸宣府,宠晋邸乐伎刘良女,居于腾禧殿,南征携于军中。宋明昏主失德败度如出一辙,其不亡者亦几希矣。”[4]136可见在正统人士眼里,皇帝的游幸猎艳是皇帝昏庸荒淫的标志,有丧国败亡的危险。

    其次,正统文人对于武宗猎艳的女主角寄予了深切的希望,其表现是改以往的“女色误国”为“女色谏君”。如文人笔记对于武宗与刘良女故事的记载,有很多条目强调的是刘良女善于讽谏皇帝、补救皇帝的荒唐过失举动,如《坚瓠集》引朱彝尊《日下旧闻》:“然夫人在途常谏帝游猎,非专以色固宠者。”[5]1640《金鳌退食笔记》称“武宗每纵猎辄以刘姫谏而止。”[6]26刘良女本是武宗皇帝猎艳所得,极受宠幸,但在正统文人的下,“女色祸国”自然是忌讳,因此要突出刘氏“谏帝游猎”的德行,而不仅仅是以色得宠。又如“游龙戏凤”风行以后,吴炽昌在其《客窗闲话》里,仍然要突出李凤姐讽谏武宗的德行,不但让李凤姐拒绝封赏,还要她说出“伏愿陛下早回宫阙,以万几为念”的话语,甚至在李凤姐病终之时,还要让她念念不忘“请帝速回”;李凤姐死后还要突出其阴灵的贤德,使坟墓上象征武宗对李凤姐尊崇礼遇的黄土“一夜尽变为白”,终于使皇帝幡然醒悟:“小女子尙知以社稷为重,安忍背之?”[7]5-6吴炽昌笔下的李凤姐分明是以进谏为己任的士大夫形象,哪里有半点民间女子的样子。身为女色而能频频进谏,并使皇帝改悔醒悟,这正是儒家正统文化改造下的理想嫔妃角色。清末民初蔡东潘《明史演义》第四十九回《幸边塞走马观花,入酒肆游龙戏凤》,讲的也是正德与李凤姐故事,情节与吴炽昌所记几乎一样,不再赘述。

三、青楼文化影响下的正德嫖院故事

    晚明时代,社会风气与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放纵情欲、崇尚奢华、恣意享受成为时代特色的代名词。此时,青楼文化极为繁盛,出现了众多以妓女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体裁遍及诗词、传记文学与民歌、散曲、小品、小说,即所谓的青楼文学。受青楼文化的影响,晚明时代出现了敷演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杂调传奇《正德嫖院》,形成了正德嫖院故事。

    杂调传奇《嫖院记》,又名《正德嫖院》、《正德记》,原作已佚,《摘锦奇音》卷三上层《古人名劈破玉(时尚古人劈破玉歌)》有《嫖院记》,应该是当时人以《劈破玉》曲调歌咏《嫖院记》故事梗概:“赛观音、佛动心,生得如花貌,王公子闻知道也来嫖,朱皇帝闻说亲来到。君臣来斗宝,半步不相饶。倒运的王龙,倒运的王龙,剥皮去献草。”②由曲词可知,正德嫖院故事的主要情节是正德皇帝听闻赛观音、佛动心的美名前来嫖院,与同是嫖客的王龙(王公子)比斗宝贝。蒲松龄《增补幸云曲》,是对流传的正德嫖院故事的增补,情节涵盖了《正德嫖院》的故事梗概,可以参照此剧见出正德嫖院故事的完整情节。

    以话本小说《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卖油郎独占花魁》等青楼题材的故事文本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青楼文化对武宗游幸猎艳故事产生了哪些影响。

    首先是对妓女的书写。与青楼题材的小说一般表现妓女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等主题一样,正德嫖院故事也塑造了追求自由和美满爱情的妓女佛动心的形象。佛动心名声远播,以致引得皇帝来嫖,与青楼题材中妓女主角声名远扬门庭若市相似。佛动心与皇帝所扮的“穷军汉”的交往,又有青楼题材中妓女与贫寒才士的影子。而佛动心对“军汉”的倾心之言,与青楼文学中表现妓女与贫寒才士的爱情誓言何其相似,表达的都是对妓女迎新送旧的厌恶,和对美满幸福的生活的向往:“你若肯要我,就穷我也受的,身价你不要愁;若是不肯娶我呢,是我合该命尽,一死无大灾。就是妈娘杀了我,我可也断不肯迎新送旧了。”[8]1625

    其次皇帝与王龙斗宝的情节,表现的是对财富的崇拜,这与青楼题材中表现商贾与名妓结合的模式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是晚明社会崇拜物质财富的风气之反映。正德嫖院故事中,佛动心向武宗扮的“穷军汉”炫耀杭州的汗巾和价值百两的扇子,却被武宗拿出交趾国进贡的汗巾和西番进贡的扇子,佛动心登时羡慕无比;王龙与武宗赌博,输了一千五百多两银子,武宗将这些银子都赏给王龙的姘头赛观音做脂粉钱,赛观音登时埋怨王龙小气;王龙与武宗比根基,抬出为官作宦的父兄,炫耀家财万贯,武宗也炫耀银铺粮庄,比过了王龙。对于财富的夸饰炫耀,是晚明追求物欲、追求奢华的风气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德嫖院故事中还有正德夜宿穷人周元家、帮助周元娶亲的情节单元,现存《嫖院记》的残本《正德宿肖家庄》和《周元曹府成亲》[9]302-308即敷演此故事,《增补幸云曲》也有类似情节。这是穷苦百姓梦想一朝翻身、福从天降的思想反应,实际上也反应了崇尚物质财富的社会潮流。但是这个情节单元却在青楼文化的视野下,衍生出皇帝私访为百姓排忧解难的主题,比如李渔《连城璧》第二回《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周稚廉传奇《元宝媒》、蒲松龄《聊斋志异》之《辛十四娘》都有正德皇帝因嫖院而为百姓排忧解难的情节。

    正德嫖院故事似乎在民间得到了更为久远的传播,直到清代晚期尚有宝卷《落金扇》、弹词《落金扇》等作品敷演此故事。这些作品中武宗嫖院、与王龙斗宝的情节仍然占了很大篇幅,但其新变之处在于,故事中穿插了青年才俊与大家闺秀因掉落的金扇而结缘的情节,显然是才子佳人遇合的模式;而其中武宗嫖院的情节,又增加了武宗嫖院遇险,得青年才俊救驾的情节,融合了忠奸斗争的模式。故事情节的融合与新变,应当是消费文化下,为了调和、满足普通百姓阅读欣赏的众多口味而做出的调整,故事情节的杂糅也反映出普通百姓对热闹曲折的故事情节的期待。

四、才子佳人文化视野下的玉搔头故事

    史籍载,明武宗与嫔妃刘良女感情深厚,武宗“南巡”时,曾有刘良女因武宗误失簪饰信物而车驾不发,武宗不顾随从深夜单舟相迎的插曲。这个插曲较多地出现在文人笔记中,如《凤洲杂编》《万历野获编》《稗说》《胜朝彤史拾遗》《武宗外纪》《日下旧闻》《坚瓠集》《柳亭诗话》《金鳌退食笔记》等,可见文人对于这个插曲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在李渔的笔下,这个插曲变成了才子佳人型的玉搔头故事。

李渔所在的明末清初时期,文学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才子佳人型小说,形成了浓厚的才子佳人的文化氛围。这些小说共同之处是描写才子佳人的纯洁爱情,表达对痴情、纯情的礼赞。与晚明文学中情欲高涨、甚至迷恋肉欲的恋情描写不同,这一时期的才子佳人型小说排斥肉欲,追求唯美纯真的感情,这是才子佳人文化的突出特征。李渔对明武宗与刘良女故事的处理改造,即深受才子佳人文化的影响。

    首先,李渔笔下,刘良女换了一个带有才女暗示的美丽动听的名字——刘倩倩,为改变刘氏的乐妓身份做了铺垫。其次,刘倩倩虽身在妓院,但她与鸨母的关系不是鸨母逼迫迎客的紧张关系,而是鸨母抚养刘倩倩长大,尊重其选择,类似于小姐与乳娘的关系。第三,武宗与刘倩倩的相识相恋,不再是妓院中嫖客与妓女的被逼无奈式,而是一见钟情式。第四,为了表现刘倩倩对爱情的忠贞,李渔将史籍中武宗失簪、亲迎刘氏的情节,变成了武宗圣旨宣召,刘倩倩情有所属誓守盟约,而不畏皇明,抗命拒召。第五,明武宗为人诟病的自封威武大将军亲征南巡的闹剧,被李渔改成了明武宗微服见到刘倩倩,隐瞒身份而自称威武大将军,刘倩倩出逃后为了让她能够前来相认,武宗下诏自封威武大将军;为了寻找刘倩倩,武宗执意南巡。如此历史上明武宗的荒唐举动,变成剧作中明武宗的痴情之举。

    如此,武宗与刘倩倩的故事成了李渔歌颂真情的颂歌,正如剧中武宗的道白:“从来富贵之人,只晓得好色宣淫,何曾知道男女相交,只在一个“情”字。……那民间女子遇着个贫贱书生,或是怜才,或是鉴貌,与他一笑留情,即以终身相许。势力不能夺,生死不能移,这才叫做真情实意。”[10]260

    与李渔将刘良女故事进行才子佳人式的雅化处理相似,大约同时代的洪升,也将杨玉环故事进行了相同的雅化。两位作家不约而同的举动,都深受才子佳人文化的影响。晚明放纵情欲的社会风气到了清朝发生了转变,清朝开国统治者即加强了对思想的钳制,官方的程朱理学再度大行其道,“人欲”必然成为禁区;但晚明追求至性、真情的影响还在,作者们仍然把情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实现了从写情欲到写真情、纯情的转变[11]87-91。这就是才子佳人型文学作品盛出的原因,也是李渔将明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纯情化的原因所在。

    乾嘉时期,刘良女与武宗皇帝的爱情故事也被文人写入诗歌,如斌良《秀女村明武宗微行纳刘倩倩处》、陈文述《淮阴明武宗刘美人簪花楼歌》、程晋芳《刘姬行》、刘嗣绾《刘姬行》、铁保《腾禧殿词》、史梦兰《全史宫词》等,在这些诗歌中,提及武宗失簪、亲迎刘氏的有《淮阴明武宗刘美人簪花楼歌》、《腾禧殿词》、《全史宫词》,作为武宗对刘良女用情至深的例证,此一情节往往与诗歌结尾处物是人非、胜迹不再等景象形成对比,表达诗人对历史的咏叹。此外,乾嘉及以后的文人笔记中还有考证与刘良女有关的藤禧殿、簪花楼、刘良女之墓等的文章,如王初桐《奁史》、吴长元《宸寰识略》、于敏中《日下旧闻考》、阮葵生《茶余客话》、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缪荃孙《明故宫考》,与乾嘉时期诗人对刘良女的歌咏相呼应,透露出富有文人色彩的乾嘉考据之风。但这些诗歌和文章并没有对刘良女故事有任何增进和创新。

    清末民初,才子佳人型的玉搔头故事也进入了民众的视野中,出现了子弟书《玉搔头》,民国年间,玉搔头故事则被改编为京剧《刘倩倩》,故事情节与李渔的《玉搔头》传奇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五、民间文化趣味影响下的戏凤故事

    大约在乾隆年间出现的李凤姐故事,是武宗游幸猎艳故事中较为晚出的故事,整个故事透露出浓厚的民间趣味。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乾隆时期整个社会呈现出富足安逸的气象,普通市民再次成为阅读、欣赏文学艺术的主体,因此民间文化趣味得以进入文学艺术作品,并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戏曲史上的“花雅之争”花部的胜出,即可作为此时民间文化繁盛的佐证。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唐英,有杂剧《梅龙镇》。此剧结尾有唱词“梅龙旧戏新翻改,重把排场摆,《戏凤》唱昆腔,《封舅》新时派……”[12]171可知在唐作之前,应该有其它同名或同题作品在社会上流行。该剧主体情节为微服出行寻觅佳人的正德皇帝,在客店里见到店主李龙的妹妹李凤姐,逗戏一番,见其天真伶俐,于是表明身份纳为妃子。李龙担心妹子安危,夜间擅离巡更职守,被巡检捉拿审问。皇帝令太监带李龙回京封官,救下李龙,一同回京。

    乾隆年间成书的《缀白裘》,收有梆子腔《戏凤》一折,应是当时流行的花部戏曲。该折戏主要情节是正德皇帝戏逗凤姐,没有李龙巡更等情节。相比《梅龙镇》里的《戏凤》,梆子腔《戏凤》李凤姐更加活泼伶俐,富有市民气息。

    剧中扮作军汉的皇帝逗戏凤姐,凤姐则以民间的小智慧戏弄“军汉”,在皇帝看来,这种来自民间的聪明伶俐正是皇帝欣赏的地方,因此不断赞叹“好个伶俐乖巧的丫头”[12]159;民间的女子耍小聪明戏弄皇帝,也是此剧的趣味所在,被凤姐戏耍的皇帝就像浪荡公子一样有些谐趣,也有些傻气,至尊的皇帝和普通百姓的界限变得模糊,这正是民间对于好为嬉戏的正德皇帝的想象。

    京剧有《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与《缀白裘》所收《戏凤》情节相似,也是敷演正德皇帝戏逗凤姐纳其为妃的故事。此剧产生时间难以准确判定,笔者所见为民国北平打磨厂泰山堂印行的“名角准词本”《游龙戏凤》。此剧里李凤姐更加俏皮,对皇帝的态度也不再十分敬畏。在皇帝未表明身份之时,李凤姐戏弄正德更加犀利,不但“哄他一哄”,而且“不但骂你,还要打你”,说皇帝“你是大户长的兄弟,三户长的哥哥,你是个二混账”;皇帝说自己是“正德天子”,凤姐则说“我是当今正德天子的娘”;在凤姐确知军汉就是皇帝时,凤姐下跪不再是乞罪,而是嬉皮笑脸地讨封,完全没有敬畏和害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凤姐戏弄皇帝是戏凤故事一贯相承的核心内容,京剧《游龙戏凤》更是将这一方面格外突出,使得该剧的民间趣味更加浓厚。

    据《京剧剧目初探》,京剧又有《白凤冢》,应是《游龙戏凤》的续篇,叙明武宗纳李凤姐为妃后,李龙归来发觉向镇兵告发,军兵围店,江彬等接驾,事情大白。武宗携李凤姐回京,行至居庸关,凤姐见四大天王像惊惧成疾。鞑靼入侵,武宗亲征,既返,凤姐已死。死后魂入武宗梦中话别。白凤冢的结局似乎改编自吴炽昌的《客窗闲话》,但没有了劝谏、拒封等文人理想色彩的情节,而是让凤姐死后魂魄入梦与武宗话别,显示出普通民众对李凤姐的同情,可以算作民间趣味对文人理想情节的影响。

    道光年间何梦梅的小说《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与光绪年间“翁山柱砥”的小说《白牡丹》,其中也有明武宗与李凤姐故事,但该情节只是小说“点缀”性的情节,二书主要情节为明武宗微服出游江南,奸贼劫驾忠臣护住,最终武宗回朝锄奸。忠奸斗争成为故事的主要线索,显示出强烈的民间文化趣味。此外,两部小说杂糅了众多武宗故事而成,尤其是《白牡丹》,嫖院、斗宝、戏凤姐等情节都融入了其中,这应该是普通百姓追求曲折情节的阅读快感的体现。大约同时出现的鼓词《游龙传》与子弟书《游龙传》,与两部小说的情形大体相似,不再赘述。




    综上,从晚明到清末民初,明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流变打上了深重的社会文化的烙印,嫖院故事、玉搔头故事、戏凤故事都是特定时代下特定文化影响的产物,而儒家正统文化则在文本流变的过程中时显时隐。透过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故事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这个故事的流变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

注释:

①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书乙未事”条与杜濬《听韩生说武宗平话》诗分别记载了胡忠与韩生说武宗平话的情况,见明代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6页;清代杜濬著《变雅堂遗集》诗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② 万历年间刊行的《大明春》卷四中层《汇选各本杂曲又挂枝儿(古今人物挂真儿歌)》有《正德记》,明黄文华选辑的《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卷一中层《新增劈破玉》有《正德嫖院》,曲词与《摘锦奇音》所收“劈破玉”《正德记》基本相同。分别见[明]龚正我辑《摘锦奇音》,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影印,第157页;明代程万里辑《大明春》,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影印,第152-153页;明代黄文华辑《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李福清、李平编《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参考文献:

[1] 明武宗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2.

[2] 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

[3] [明]王世贞.凤洲杂编[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 [清]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塵[M]//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清]褚人获.坚瓠集[M]//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 [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 [清]吴炽昌.客窗闲话[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8] [清]蒲松龄.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 [明]龚正我.摘锦奇音[M]//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10] [清]李渔.玉搔头[M]//李渔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11] 雷勇.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转变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情”[J],甘肃社会科学,1994(2).

[12] [清]唐英.古柏堂戏曲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