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小妹故事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元、明、清三朝，经过文人们的不断加工搬演，苏小妹被塑造成了一个聪慧敏捷的才女，她和秦观的爱情婚姻故事也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本文从叙事文化学的角度，以苏小妹故事在各个朝代的文本演变为基础，从才女及其婚姻主题进行分析，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中国叙事文化学;苏小妹;才女婚姻




    苏小妹，相传为北宋大文学家苏洵的女儿，苏轼、苏辙的妹妹。她敏慧多辩，尤其擅长词赋，在联诗作对方面毫不逊色于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们。同时，她还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妻子，有关她“三难新郎”的故事流传在后世众多文学作品中。本文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首先对有关苏小妹的故事文本进行梳理，然后对其故事的演变轨迹进行动态地分析，并挖掘分析其发展变化的文化内涵。




一、苏小妹故事的文本流传梳理




    苏小妹故事，最早出现在南宋无名氏的《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中。在该书的［的对］条中，说到：“东坡之妹，少游之妻也。”［1］14此外在［坡妹与夫往来歌诗］［秦少游叠字诗］［坡妹采莲叠字诗］诸条中用较多的篇幅记述了“聪慧过人，博学强记，尤工为文”［1］26的东坡之妹与兄长苏东坡、丈夫秦少游之间的种种趣事。涉及东坡之妹选秦观为夫婿、东坡之妹帮助兄长破解佛印长歌；与少游往来书信，少游作叠字诗，东坡与妹作莲花诗等情节。南宋时期记述苏小妹的还有话本《碾玉观音》，书中收录了苏小妹所做的《蝶恋花》词，但是这首词后经考证，并非苏小妹所作。到了元代，苏小妹故事出现在林坤的《诚斋杂记》和吴昌龄的杂剧《花间四友东坡梦》中。在《诚斋杂记》中，首次出现东坡和小妹以诗文互相取笑对方容貌的故事情节。《花间四友东坡梦》在剧本开头，有苏东坡口中道出：“小官眉州眉山人，姓苏名轼，字子瞻，别号东坡，乃老泉之子，弟曰子由，妹曰子美，嫁秦少游者是也”。[2]1234由此可见，宋元时期，苏小妹的故事初步成型，记录其故事的文本共有4部，其中话本2部，笔记1部，杂剧1部，故事情节主要凸显苏小妹的出众的才华，这与宋代重视才学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

  明代，苏小妹出现在不少文人的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据统计，此时期，有关苏小妹的笔记小说共有8部，诗集总集1部，话本1部。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和陈霆的《两山墨谈》记述了东坡和小妹以诗文相嬉戏的情节。曹学佺的《蜀中广记》则是对苏小妹的存在抱有怀疑态度。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和田艺衡的《诗女史》均收录“苏小妹”条，内容相似，论及东坡戏妹的情节。小说方面，梦觉道人的《三刻拍案惊奇》、周清原《西湖二集》中都把苏小妹当做才女的典范，和小说的主角相提并论，这些基本上是延续宋元时代的内容。苏小妹故事得到丰富和完善是在明万历末年的话本《女翰林》以及冯梦龙的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中。这两篇作品都是围绕苏小妹和秦观展开，叙述了苏小妹与秦观结为夫妇过程中的故事，包括通过诗文选夫、岳庙对诗、新婚之夜三难新郎等情节。尤其是冯梦龙的《苏小妹三难新郎》，删去了话本中苏小妹和秦少游结婚后第二天猜谜的情节，重点突出“三难新郎”的主题，该小说也成为后世苏小妹故事演变的底本。这个故事后被抱瓮老人收录在《今古奇观》中，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更加深入人心。简言之，这一时期，苏小妹的形象更加丰满，她与秦观的爱情故事彰显了明代末期通俗文学的发展，文人学者们对敢于追求爱情婚姻自主权的女子的推崇。

  清代，苏小妹故事进入繁荣期，以苏小妹为主角或论及苏小妹故事的作品有16部，涵盖杂剧、类书、笔记、京剧、小说等众多文学样式。禇杀获《堅瓠集》、李云《蜀水经》 、梁章钜《巧对录》、平步青 《霞外攟屑》、钱泳《履园丛语》、王初桐《奁史》、永瑢《四库全书总目》、袁枚《随园诗话》、翟灏《通俗编》侧重于论证苏小妹的真实性，秦观的妻子是否为苏小妹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些考证文献的出现，与清代朴学重考据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虽然不少文献证明苏小妹并非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但是有关她的故事在清代依旧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郑光祖的《一斑录》中就提到民间对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效仿。小说体《东坡诗话》以东坡一家的活动为主线，谈及苏小妹与秦观之间的爱情故事。杂剧《长公妹》、《游赤壁》第一折、京剧《苏小妹》均基本延续冯梦龙《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情节。传奇《眉山秀》，又名《女才子》，在原有苏小妹三难秦观故事的基础上，增加了艺妓文娟的角色。讲述秦观在新婚之后被贬郴州，在长沙与文娟海誓山盟。小妹不堪寂寞，女扮男装前往郴州寻夫，自称秦观，被文娟误认为是真秦观，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误会。最终小妹亲自出面解释误会，于是秦观夫妇妻妾团圆。除此传奇之外，京剧《赚文娟》也是演绎苏小妹、秦观、文娟之间的故事。清代，苏小妹故事中艺妓文娟角色的增添，和妻妾团圆结局的处理，与清代文人对妇女的传统期待是分不开的。

二、苏小妹故事中的才女婚姻主题 




    南宋到清代，苏小妹故事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其中展现苏小妹才华以及其与秦观的爱情婚姻构成故事的主要情节，但是不同朝代，在这两个方面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南宋元时期，侧重于表现苏小妹的才华，她与秦观的婚姻故事多被一笔带过；明代，冯梦龙的《苏小妹三难新郎》，在关注苏小妹才华的同时，重点描绘了一个对在婚姻爱情上大胆自主的女子形象；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增加了艺妓文娟的角色，把苏小妹塑造成一个符合传统道义的贤妻良母。因此，下文将以朝代为纲，对苏小妹故事中才女婚姻主题的文本演变及其背后的文化涵义做进一步的阐释。




（一）宋元时期：重文政策下的才女婚姻




    在古代的中国，女子一直处在弱势地位，《礼记•郊特性》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3]280《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4]49因此从先秦开始，女子多被视为男人的附庸，社会对她们的要求是“三从四德”等道德方面的，而对她们的文化知识教学很不重视。在大多数的朝代，女子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即便如此，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些禀赋超群的女子，她们凭借自己独特的才华而被世人广知，成为才女的典范。所谓才女，是指那些擅长吟诗作赋，博闻广识，在诗文方面毫不逊色于男子的女子。她们或出身名门，或来自普通民众，或是大家闺秀，或是歌妓婢女。虽然身份地位不同的，但是她们都凭借深厚丰富的文化艺术素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譬如东汉的蔡文姬、东晋女诗人谢道韫、南宋词人李清照等。而本文所说苏小妹，据后人考证并非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但是这个虚构出来的才女，却和谢道韫、李清照等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为广大百姓所喜闻乐见，可见其故事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南宋无名氏所作《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在论述苏东坡与佛印故事时，首次谈及东坡之妹，并说她是秦观的妻子。《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中，现今有藏于日本的抄本和《宝颜堂秘笈》本两种，内容没有很大的差异。孙楷第先生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介绍其说：“记东坡与佛印赠答诗词及商谜行令，均徘调之词。谓秦少游为东坡妹婿，所载东坡妹与夫来往歌诗。”[5]188对于这本书的性质，张政烺先生认为它是宋人说参请的话本。程毅中先生在《宋人说浑话与《问答录》——宋元小说研究订补之二》[6]一文中，则把它归类为说浑话的话本。

在《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的［的对］条中，说到：“东坡之妹，少游之妻也。”在后文的［坡妹与夫往来歌诗］记述：“[size=medium]东坡之妹，聪慧过人，博学强记，尤工为文。有欲以秦少游议亲者，妹索其所业视之曰：“秦之文粗足以敌吾子由之才。”遂得偕伉俪。后子瞻在翰林日，妹往省行之，适佛印以长歌寄东坡，有勉其退休之意。坡读之尤少凝思，妹从旁适见之，一览了然，叹曰：“使汝作男子，名位比在我上。”妹因喜得纵观翰苑未见之书，乃遣价报书于秦，姑迟其归，因录佛印歌以示秦云。……[1]26-27



    由此可见，书中重点突出了东坡之妹的才华横溢，面对佛印的长歌，东坡还在思考，小妹却一目了然，立马破解出其中的奥秘，让东坡不由地赞叹：“使汝作男子，名位比在我上。”之后秦观与东坡、小妹来往叠字诗唱和，小妹也是毫不逊色。小妹的才华在话本《碾玉观音》中也有体现，虽然后证实《蝶恋花》词并非苏小妹所做，但说明在当时的文人心中，苏小妹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她完全有能力作出文辞优美的诗词。南宋时期，人们之所以要杜撰出一个本不存在的苏小妹，并把她“许配”给大才子秦观。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的中国十分讲究阴阳调和，北宋时期，三苏父子名动京师，文章擅天下。这样的一个文豪之家，需要出现一个有才华的女子来保持阴阳平衡。另一方面则是与整个宋朝对才学的重视密切相关。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政权，建立了宋王朝。鉴于中唐以来的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7]4宋王朝崇尚文治，重用文臣，文臣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宰相到普通官员多有读书之人担任。同时宋代还大力发展科举，改革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实行殿试、封弥、锁院等一系列措施，保证科举的相对公平性。这就使得平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大大刺激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整个社会形成了浓厚的读书重教之风，甚至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流传。重文的社会风气为女子读书接受教育提供给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在继承儒家传统的前提下，十分重视对妇女的教育。司马光说：“凡人、不学则不知礼义。不知礼义，则善恶是非之所在皆莫之也。于是乎有身为暴乱，而不自知其非也；祸辱将及而不知其危也。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古之贤女无不好学，左图右史，以自儆戒。”[8]438。作为南宋的思想大家，朱熹对女子识字读书也持肯定的态度。士人阶层自觉的对女子进行文化教育，希望她们知书达理，就使得才女的出现成为可能。重文的社会风气还影响到了人们的择婿观念，“择婿重才”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普遍选择，因此苏小妹才会在观赏过秦观平日的习作后，认为他的才华足以与苏轼抗衡，因而结成夫妻。

  到了元代，《诚斋杂记》中首先出现了东坡戏妹的故事情节，吴昌龄的杂剧《花间四友东坡梦》中，也承认苏小妹的存在，并说她“嫁秦少游是也。”由此可见，在元代，苏小妹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传播，这就为后世对苏小妹故事的完善和丰富奠定了基础。




（二）明代：通俗文学发展下的才女婚姻




  明代，苏小妹故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完善，话本《女翰林》和冯梦龙的《苏小妹三难新郎》使苏小妹和秦观之间的种种趣事名噪一时，反映出这一时期苏小妹故事中婚恋主题的彰显，苏小妹婚恋自主和女性意识的张扬。

  在中国封建社会，儿女尤其是女子的婚事一直是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在婚姻上并没有选择权，她们必须得听从父母的安排，“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不得反抗。但是在《女翰林》与《苏小妹三难新郎》中，作者都赋予了苏小妹在婚姻选择上的绝对自主权。她先是因为“秀气泄尽，华而不实，恐非久长之器”[9]第十一卷拒绝了当朝宰相王安石儿子王雱的求亲。即使面对后来不计其数的求亲者，苏小妹都是通过批阅他们的文字自主选择，“也有一笔涂倒的，也有点不上两三句的。”[9]第十一卷唯有秦观的文字，得到了小妹的赏识，小妹批复云：“今日聪明秀才，他年风流学士。可惜二苏同时，不然横行一世。”[9]第十一卷秦观凭借可以与二苏相抗衡的才华，从众多求亲者中胜出，被苏小妹选为夫婿。秦观为何人也，正如作者所说：“秦观秀才字少游，他是扬州府高邮人。腹饱万言，眼空一世。生平敬服的，只有苏家兄弟，以下都不在意。”[9]第十一卷如此高傲的一个才子，因想要早日成亲，便择了吉日，前往苏府求亲，得到了苏小妹父亲苏老泉的应允后，居然被苏小妹断然拒绝，提出参加科举方能成婚的条件，这还不算，在秦观按照小妹的要求参加完科举后，二人终于得以完婚，但在新婚之夜，不为封建教条束缚的苏小妹出了三个题目考核新郎，三试俱中式，方准进房间。文中写到：[size=medium]是夜月明如昼。少游在前厅筵宴已毕，方欲进房，只见房门紧闭，庭中摆着小小一张桌儿，桌上排列纸墨笔砚，三个封儿，三个盏儿，一个是玉盏，一个是银盏，一个是瓦盏。青衣丫鬟守立旁边。少游道：“相烦传语小姐，新郎已到，何不开门？”丫鬟道：“奉小姐之命，有三个题目在此。三试俱中式，方准进房。这三个纸封儿便是题目在内。”少游指着三个盏道：“这又是甚的意思？”丫鬟道：“那玉盏是盛酒的，那银盏是盛茶的，那瓦盏是盛寡水的。三试俱中，玉盏内美酒三杯，请进香房。两试中了，一试不中，银盏内清茶解渴，直待来宵再试。一试中了，两试不中，瓦盏内呷口淡水，罚在外厢读书三个月。”……[9]第十一卷

[size=medium]而到第三个题目时，小妹的“闭门推出窗前月”着实难为到了自称“曾应过制科，青钱万选”出来的才子，秦观“左思右量，不得其对。听得谯楼三鼓将阑，构思不就，愈加慌迫”，[9]第十一卷最后还是在苏东坡的启发下，完成了考核，得以进入洞房。



  在封建社会，女子必须遵从“三从”。待字闺中时，服从父亲的安排；嫁为人妇后，服从夫君的安排；夫君离世后，服从儿子的安排。在封建男权的淫威下，妇女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不用说自主选择婚姻和爱情。而在《女翰林》和《苏小妹三难新郎》中，苏小妹不仅自主选择秦观为夫婿，还在秦观要求成亲时，在父亲已经答应的前提下，提出须要参加科举的要求。在新婚之夜，更是以文试郎，考核秦观的才华，否则就不许进洞房，罚在外厢读书三个月。在这两部作品中，苏小妹是一个敢于挑战封建男性权威的女子，她在婚姻爱情选择上的自主大胆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明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下通俗文学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封建社会进入晚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等现象严重。与此同时，封建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水平十分发达。在思想界，王守仁的“心学”兴起，提出“心即理”和“致良知”的学说，冲击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把人们从理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他们肯定人的合理欲望，提倡个性的发展，主张人际间的平等。在文学上，大量文人士子开始书写世俗人欲，尤其是万历以后，在文坛中流行着“寄意于世俗”的潮流，文人们倾向于在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来描写世情。“这种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念，通当时市民阶层的壮大、新的读者群和作家群的形成、文学的商品化倾向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小说、戏曲和各类通俗文学创作于传播的繁荣”。[10]857为了迎合市民的需求，文人士子面对现实，开始大量描写有关女性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的作品，出现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的思想倾向。尤其是李贽、冯梦龙等有识之士，大力提倡男女平等，认为男女在才智上并没有差别，呼吁社会给予她们应有的地位，提倡女子自由婚姻。因此在《苏小妹三难新郎》和《女翰林》中我们看到苏小妹不仅自主选择婚姻，还大胆地在新婚之夜刁难秦观，显示出对男性权威的消解，对封建礼教桎梏的反抗。

  除了自主选择夫婿外，《女翰林》和《苏小妹三难新郎》中都对苏小妹的才华极为赞赏。文中提到小妹10岁便续写父亲苏老泉的咏绣球花诗，苏老泉赞叹“可惜是个女子！若是个男儿，可不又是制科中一个有名人物！”[9]第十一卷苏小妹长大成人，才华愈发出彩，点评诗文、岳庙与秦观对诗、新婚之夜三出试题、帮兄长苏东坡破解佛印的叠字诗等都显示出其超于男子的才华。比起南宋时期，苏小妹的才女形象更加鲜明，这是因为明代中后期，封建礼教束缚的松弛，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比起前代增多，妇女教育体系已相当完备，出现了“女傅”、“女师”一类的妇女教育师资以及种类繁多的妇女教科书。再加上印刷术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推动，明代各阶层妇女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教育，这也就为文学作品中才女形象的丰满提供了现实基础。




三、清代：传统期待视野下的才女婚姻




  清代，朴学的兴起，使得有关苏小妹的考证文献增多。李云、平步青、钱泳等一批文人从各个方面考证苏小妹的真实性，并证实历史上并没有苏小妹这个人物，她与秦观的婚姻也就更无从说起。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苏小妹故事在民间的传播，人们通过杂剧、传奇、京剧等文学样式来书写苏小妹，演绎其与秦观、苏东坡之间的种种故事，并带有时代特色，表达了对这个才女的喜爱之情和认同之感。

其中，杂剧《长公妹》、京剧《苏小妹》主角依旧为苏小妹和秦观的故事，在故事情节方面和明代相比，略有差异。李玉的传奇《眉山秀》则是以明代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为底本，增加了艺妓文娟的角色，演绎出了二佳人嫁一才子的故事。

  李玉，明末清初著名的剧作家，江苏吴县人，曾为申相国家人，前半生一直为申公子所抑，无法参加科举应试，后脱离申府。在明朝亡国后，成为专门的剧作家，创作了一系列戏曲作品，其中传奇《眉山秀》创作于顺治年间，“《眉山秀》结合了话本、曲艺、笔记中有关王安石、苏东坡、苏小妹、秦少游的传说和段子，以民间传说中的才女苏小妹的故事为素材，巧妙编撰了一段北宋词人秦观与才女苏小妹和艺妓文娟之间风流趣事，幽默诙谐。”[11]50在剧中，除了保留传统的三难新郎情节外，苏小妹故事在李玉的创作下更加丰富。在和小妹新婚之后，秦观因为苏轼的缘故被贬郴州，途径长沙，遇到一直仰慕自己并守身以待的文娟，与之海誓山盟。而苏小妹则因为夫君远离，不堪离别之寂寞，女扮男装前往郴州寻夫，与文娟相遇于长沙观空阁，被文娟误以为真秦观。因此引发了三人间的一系列误会与趣事，故事的最后是苏小妹主动出面解决文娟与秦观之间的误会，并撮合秦观纳文娟为妾，实现了二佳人嫁一才子的大团圆结局。后世的京剧《赚文娟》也是演绎同样的故事。在这里，苏小妹由明代的敢于挑战夫权转变为了帮助丈夫纳妾的贤妻良母，成为了传统期待视野下的才女。

  苏小妹形象的转变，从现实社会环境来说是因为在清代，程朱理学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对妇女的束缚比过去更为严厉。“三从四德”成为妇女的行为准则，反映在婚姻上，就是妇女对丈夫的绝对顺从，妻子需要在家庭关系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上对公婆孝顺，下对奴婢和善。面对丈夫的纳妾，妻子是没有发言权的，她们甚至应该主动帮丈夫纳妾，不加嫉妒，这样才会成为世人赞叹的对象。再加上在清代纳妾之风盛行，即使在普通市民阶层，纳妾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打破了明代凡民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可纳妾的规定。乾隆五年清王朝正式在法律条文中删除这条规定，纳妾之风愈发盛行。因此在传统的文人看来，娶妻纳妾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而在创作中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出对男子纳妾的认同和推崇。从文学性来说则是符合明末清初兴起的才子佳人恋爱故事模式。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江山易主，社会动荡不安。一批有才华的文人空有一腔热血而报国无门，他们满腹才学，却无法通过仕途这条道路来一展抱负。失意的文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文学中寻求补偿。一系列的才子佳人式的小说和戏曲作品应运而生。佳人与才子的爱情虽然饱历曲折，但最终都会有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李玉作为明末清初的剧作家之一，在自己的传奇创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才子佳人模式的影响，在他的剧本中演绎着一个个风流自赏而又不悖礼教的才子佳人故事。简言之，苏小妹作为人们喜爱的才女之一，在清代的文学作品中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她主动帮助秦观纳文娟为妾，实现了文人们“娥皇女英同事一夫”的美好愿望。

总之，苏小妹的故事自南宋流传到清代，其故事文本得到了不断地加工和搬演。不论是南宋时期的才学凸显，还是明代的婚姻自主和清代的传统女性形象的转变，苏小妹故事都带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尤其是她与秦观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学者的合理想象，经久不衰，显示出了强盛的艺术生命力，也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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