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体西用”中国体系学术研究范式

——从木斋的古诗研究和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说起

宁稼雨

【摘要】本文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范式基本上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全盘西化”文化价值观作用下“西体中用”文化价值观的产物。这一范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结合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和笔者本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本文认为这一局面应该在21世纪尽快结束，并用“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观重建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


【关键词】 重建 中体西用  学术研究  范式



最近几年，我和木斋先生分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对传统研究领域另辟蹊径的想法和实践，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些初步成效有什么心得的话，我个人感觉从一开始就把探索的动力归结于方法论的方面。而且随着研究和探索的深入，对方法论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一．


我在《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一文中说过：“从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一文和1913年他完成《宋元戏曲考》到今天，已经是百年历程了。如果说这两部论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从以往的评点式研究走向现代学术范式的转折点的话[①]，那么现在是否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所开创的所谓现代学术范式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是什么？百年之后，这种范式是否已经凸现出某些不足或局限？这些不足和局限是否应该由新的学术视角来取代或补充？什么是扮演这种取代或补充那些传统范式的有效视角[②]？”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把我提出的叙事文化学置于取代补充20世纪以来以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高度来认识。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木斋先生关于《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学术更新意义。

现在我对此问题的认识又有所深入，认为一百年前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缩影和局部结果，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归宿。事实上，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的转型起步都是在这个大幕下开始演出的。这个演出的核心特质就是全面把西方文化背景下学术的体系移入中国，像遍布全国的麦当劳分店那样全面推行西方学术的体系格局。这就是西方文化盛行潮流在学术领域的应用。

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传入，中国闭关锁国局面的崩溃，中国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对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价值厘定和取用态度成为人们相当关注的话题。以辜鸿铭、梁簌铭为代表的全面复古思潮，以陈序经、张东荪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思潮，以张之洞、战国策派为代表的中西合璧思潮是当时文化价值论战的主要派别。

就三派观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言，我以为难分伯仲。但现实的结果无疑是全盘西化派占了上风。这个结果与其说是中国人自觉理智的选择，不如说是外力强大压力之下的被动畏惧反应。除了坚船利炮之外，西方物质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对当时国人产生了强烈了冲击和震撼[③]。不管是否愿意，包括学术在内的西方文化各个方面很快风靡席卷中华大地。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律动的基本走向就是西方化——学术也忝列其中。

以哲学为例，哲学（philosophy）本是西方的名词，在中国古代汉语词汇中，找不出与其对应的词。但近代以来人们却一直使用这个词来指代古代的哲人典籍。这是西学东渐以后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结果。在大量西方哲学论著传入中国之后，国人开始套用西方哲学史的体系框架来构建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序言中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于是他按照西方的哲学概念，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包括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的发展历史，并且按照这个体系框架设计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可见西方文化潮流下的学术演变之一隅。

文学史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人自己写文学史之前，现存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都是外国人写的。它们分别是：日本学者古城贞吉出版于1897年的《支那文学史》[④]，日本学者笹川种郎出版于1898年的《支那历朝文学史》[⑤]，英国翟里斯1901年出版于伦敦的《中国文学史》和德国顾路柏1902年出版于莱比锡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文学史最早出版于1904年和1907年，分别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和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这就是说，是外国人先为中国人设计好并垂以示范文学史这一学科领域的框架模式，然后中国人才照猫画虎地进入生产程序中。王国维和鲁迅所开启的以小说戏曲为主体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也是在此大背景下生成的。

我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 ——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一文中[⑥]，  曾将王国维和鲁迅开创的20世纪叙事文学研究范式要点总结为文学体裁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经典研究论著本身所产生的示范效应。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号称是中国第一篇用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写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该文篇幅不长（总共不到15000字），但却采用西方科学著作的结构方式，分为五章。在尼采、叔本华悲剧哲学的理论背景下，从人生悲剧问题转入《红楼梦》所体现的悲剧精神，环环相扣，鞭辟入里。该文一出，立成标杆，引领出20世纪以来的学术论文写作潮流。与此相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完全采用西方学术著作的结构布局，以年代先后为顺序，以文体产生演变发展为主线，第一次系统勾勒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整体框架轮廓，并且规定了20世纪以来戏曲小说文体研究的格局范式。

从这个范式形成和内涵性质来看，它无疑是“全盘西化”文化背景对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的的左右的结果。那么在经历一个世纪之后，这种西方文化背景规定下的学术范式是不是永久恒定的定律，有没有重新审视乃至更新换代的理由和必要？这些显然应该是21世纪国际国内各方面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变化后摆在中国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


20世纪上半页中西文化价值论战的结果，大体上以“全盘西化”占上风并导致文化和学术的全面西方化为终曲定格，并延续至今。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论战，复古思潮、全盘西化思潮、中西合璧思潮虽然各有道理，但无论是出于民族情感、还是学理逻辑，以“中体西用”为核心取向的中西合璧思潮最有理由胜出。但事与愿违，与几千年闭关锁国政策和传统大相径庭的“全盘西化”思潮大胜。这个胜利与其说是思潮学理的胜利，不如说是炮舰和政局变化的作用。两次中西合璧文化思潮不但思想合理，而且与中国社会利益需求密切相关。第一次是洋务运动。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理念，是典型的“中体西用”思想。但是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惨败同时宣告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寿终正寝。第二次是战国策派。四十年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时刻。战国策派出于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动力，希望从中西文化的交汇上寻找振兴中国文化的途径。雷海宗不但力主“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而且还主张用尼采的意志哲学中的权力意志和英雄崇拜来淘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懦弱精神[⑦]。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令人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由于抗战结束后国内陷入内战，1949年政权更迭后又再次陷入否定传统的文化价值认定取向，战国策派的中体西用主张也未脱夭折的命运。中体西用与中西合璧文化价值取向的失利必然导致学术领域向西方学术理念的靠拢和换血，用西方学术理念构筑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无论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的开局，还是以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都是当时中国这个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和必然归宿。

不难看出，这两次中西合璧文化思潮本身没有过错，是生不逢时。造成它们夭折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近代以来国势孱弱，饱受外侮的半殖民地惨状。二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全盘西化文化思潮作用下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抛弃。

如果以上描述和分析能够成立，那么就有充足理由进行这样的反思：当下中国国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强权干预中国内政文化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随着这个形势的变化，在文化价值判断选择上，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热东山再起。处在这个环境背景之下，学术界已经没有理由抱住全盘西化背景下定制出来的学术范式永不思变了。


三．


关于重新审视并从更新换代的意义上对20世纪以来学术范式进行翻新再造的问题，我以为目前学界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没有意识，也没有实践。二是有实践，没有意识，或者意识不够。三是有实践，有意识。以我粗略估计，前两者约有十之八九，后者不过十之一二。木斋先生显然是属于后者。

我在《木斋《古诗十九首》作者研究的方法论解读》和《木斋学说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两篇文章中曾对木斋先生的研究方法从内外两个方面做了梳理归纳[⑧]。外显部分主要包括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假说思维和怀疑方法、文献考证为支撑的系统研究方法及定量分析方法等。内在灵魂部分则是指学术研究进入困境之后能够穷则思变，于山穷水尽之处寻求柳暗花明之路。尽管木斋先生没有把自己的创新研究从学术更新换代的角度明确定性定位，但他的研究其实已经完全达到了这个程度，具备了这样的作用和价值。这个研究路数的核心精神就是回到以循环提升为目标，以“中体西用”为原则的学术再生之路。

前不久读到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对于他提出的关于“真理是被语言制造出来的，而非被发现到的”的观点，我不能完全赞同。但我认为他所提出的语言对于制造真理所具有的巨大潜在能量的认识对于学术视野的扩大和深化确实会起到很大的启发促进作用。如果说学术的根本使命在于追求真理、证明真理的话，那么无论真理是被制造的，还是被发现的，学术对于真理的阐释和证明的功能都是无可替代的。

就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古典近代文化背景下的学术理念范式，二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红色意识形态学术范式，三是八十年代后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背景下的学术方法。平心而论，这三个方面对中国大陆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确起到很大的推动更新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三个方面的营养输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难以成为现今的样貌。

然而经过百年的摸索尝试，我们不得不承认，长期靠外来输血，是难以造就健康的人体机能的。没有自我造血机能，就无法成为健康的独立人。如同大块牛排奶油面包固然可以一时填饱中国人的胃口，但用不了多久就要消化不良，还是要用稀粥面汤蔬菜之类才能调理过来，脾胃舒健。无论是西方古典近代学术范式、马克思主义红色意识形态学术模式、还是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派生的学术范式，都已经在百年实践中一边影响中国学术，一边显露出自身与中国本土学术的龃龉不合之处。饱受三段西方学术范式灌输的中国学术，已经严重消化不良，亟待重新定位，找回本体，再度重生。

从《古诗十九首》开始，木斋先生对传统古诗领域的研究进行了颠覆性的另起炉灶工作。这个工作的核心价值也正是反拨二十世纪以来受三段西方学术文化思潮影响规定的学术范式理念，找回“中体西用”学术道路的大胆起步和有效业绩。我以为，从这个角度和高度来认识木斋先生的研究价值，不仅能够正确认识到木斋先生古诗研究的方法本身的更新价值，而且能够更加明确地提示学界反思20世纪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作用下的西体中用学术范式局限，寻求新世纪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

我本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也是基于这种思考。以西方学术思潮为主体框架构建起来的以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基本上是小说、戏曲的文体史及作家作品研究。这个研究取代了以往小说戏曲领域零散批评和评点式研究，把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融入到世界叙事文学研究的轨道，可谓功莫大焉。但随着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就逐渐暴露出它于中国叙事文学本身的固有本质产生隔阂，因而有削足适履和隔靴搔痒的不足。

小说和戏曲固然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主要文体构成要素。但文体要素只是叙事文学的外显形态，其内在实体是“故事”这一叙事文学本质属性的所在。这一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就是以故事类型为核心，以各种文体文本为载体的叙事文学发展形态。“王昭君故事”“西厢故事”“杨贵妃故事”等大批由各种文体文本组成的故事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内在实体。

如果以上描述能够成立，那么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就会暴露出它们对于故事类型这一中国叙事文学内在实体的忽略和疏离。显而易见，一个故事类型通常要跨越若干朝代，跨越若干文体，跨越若干作品的集体整合现象。如果只是把研究目光只盯在一种文体或一部作品上，那么对于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来说，无疑就会产生忽略甚至割裂的效果，离开故事类型这一最能体现中国叙事文学内在实体价值的研究局面。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以西方文学研究体系中文体和作家作品为核心取向的范式。所以，从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故事类型研究既是对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补充和更新，更是对于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学术格局的颠覆和对于21世纪“中体西用”学术格局的追求和探索。

我和木斋先生结识交往的基础就是寻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思路新方法的共同愿望。我们之间的很多想法是相互激励、相互启发而产生出来的。正是这样的激励和启发，使我们在探索的坎坷道路上能够相互增强一些信心，并锲而不舍地持之以恒。几年来我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更新探索尽了绵薄之力，也取得一些效果。但仍有势单力薄之感。我个人非常希望能以我们的工作为试验田，引起同行对于研究方法问题的重视与关注。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由于它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产生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感情的角度，还是惯性的作用，人们对它一时难以割舍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如同儿童身体成长了，衣服也要随之变大一样。我们跨入21世纪已经十多年了，已经没有理由继续恪守西方模式的学术范型。

当然，沿用一个世纪的学术范式要想改弦易辙绝非易事。除了在观念上难以一夜间更新换代外，一整套的学术范式更新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逐步深入探讨，还需要很多技术层面的具体构想。不能奢望一篇文章解决所有的问题。笔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把一条凝固的冰河凿开一道裂缝，呼唤大型破冰船的到来和引渡。同时，我以为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以及我本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构想和研究都是跨越这条冰河的先期尝试。我们希望能激发更多的人产生这种“冰河意识”和“过河意识”，共同打造新世纪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




[①] 参见刘方、孙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



[②] 《社会科学研究》 2010年第2期。



[③] 据说湘军名将胡林翼的死因就是在长江见到两艘洋船能够逆流而上，迅如奔马，于是变色呕血，几乎堕马，不久身亡。



[④] 该书中译本1913年由开智公司印行，名为《中国五千年文学史》。



[⑤] 该书中译本1903年由上海中西书局印行，名为《历朝文学史》。



[⑥] 《山西大学学报》 2012年第3期。



[⑦] 参见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1989年版。



[⑧] 二文分别刊载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1期、《社会科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