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偷桃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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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偷桃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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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偷桃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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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large]东方朔偷桃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阐释

杜文平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东方朔偷桃故事的发展经历了由依附于汉武帝求仙故事到被纳入蟠桃会故事系统甚至独立成篇的过程，承载故事的形式由两汉魏晋时期的传记小说到唐宋时期的诗词典故、再到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欢快诙谐的基调下，偷桃故事由武帝求仙故事中的的滑稽点缀转而成为王母蟠桃会上的重要情节之一，带有浓重宗教意味的仙桃也转变为吉祥祝寿的蟠桃。其中所体现的，不仅是道教神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逐渐走向世俗化的历程，更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氛围的直接体现。

关键词：东方朔偷桃文化阐释

在正史中，东方朔只是一位随侍在汉武帝左右的博闻辩智的弄臣和著述颇丰的辞赋家，《史记》记其“避世金马门[1]2428”列入《滑稽列传》；《汉书》称其为“滑稽之雄”，并补充说“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故详录焉。[2]2874”方朔偷桃一事在《汉书》乃至其他正史中并无记载，纯属小说家之言。最早的记载是在汉代传记小说《汉武故事》中，有东郡短人告武帝东方朔偷桃之事，其后魏晋时期《博物志》、《汉武帝内传》以及敦煌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则采用了西王母赠桃、东方朔窥牖的故事框架，形成了“偷桃事有两说”的局面。这个时期，东方朔偷桃只是某些传记类和地理博物志类小说中的一个小情节，属于汉武帝故事体系，并不单独成篇，情节相对简单，东方朔相对于汉武帝和西王母来说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这个时期的偷桃故事就已经带有了诙谐的色彩。

唐宋时期，事有两说的方朔偷桃故事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并不流行，但却成为诗词笔记和类书中常见的一个典故，仅诗词就有多达近百篇，李商隐、李绅、韩偓、柳永、刘辰翁等都有引之典的作品，内容多是欣羡东方朔之洒脱或者西王母仙桃之神奇一类。唐宋时期的许多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类说》、《锦绣万花谷》中都记载有东方朔偷桃一事，故事情节基本延续前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偷桃故事在这一时期被取经故事借用，并且在后世的通俗小说中得到发展。唐宋开始，偷桃故事进入了一个转型期，逐渐由汉武求仙故事系统向王母蟠桃会故事靠拢。

明清时期，东方朔偷桃故事进入了繁盛期，除了继续作为典故出现在类书和诗词当中，在其他多种文学样式中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戏曲作品中表现更为突出。代表作品如明代朱有燉《群仙庆寿蟠桃会》杂剧、吴德修《偷桃记》传奇以及清代蒋士铨《西江祝嘏•长生箓》杂剧、杨潮观《偷桃捉住东方朔》杂剧，大都以蟠桃庆寿为主题。白话小说如《九云记》、《女仙外史》、《东游记》等都载有此故事，虽然所占篇幅并不大，但是却成为王母蟠桃会故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东方朔偷桃还成为了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常见题材，明代唐寅、吴伟，清代王礼、徐和銮等人都有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存世，并且出现了大批与之相应的题画诗。在这个时期，东方朔偷桃故事的主旨在多种艺术形式的表现下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定，除了传统的诙谐意蕴之外，曼倩偷桃所含的吉祥祝寿的寓意通过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深入人心，赋予了这个古老的故事以新的活力。

自汉至清近两千年，东方朔偷桃故事基本沿袭了其最初的诙谐欢快色彩，在此基础上不论是文本形态还是文本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本形态上，由两汉魏晋时期的传记小说到唐宋时期的诗词典故、再到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戏曲、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文本内容上，由依附于汉武帝故事系统到被纳入王母蟠桃会故事系统甚至独立成篇，在这个过程中，西王母赠予汉武帝的仙桃逐渐演变成了吉祥祝寿的蟠桃，故事的主人公也由好为仙道的汉武帝转变为西王母甚至扩大到三界神佛。这些变化正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文化氛围变化的一个缩影，由此，有必要以时代为顺序对其文本的演变和文化内涵做进一步的详细阐释。

一、东方朔偷桃故事的早期形态——汉武帝求仙故事中的滑稽点缀

早期东方朔偷桃故事与汉武帝故事尤其是汉武求仙故事相结合，成为西王母夜会汉武帝最重要的配角与滑稽诙谐的丑角。此阶段东方朔偷桃故事主要集中在《汉武故事》、张华《博物志》以及《汉武帝内传》、敦煌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之中，形成了“偷桃事有两说”的局面。《汉武故事》载东郡短人向汉武帝告知东方朔由于偷王母仙桃而被贬谪之事，这是第一次由于东方朔偷桃而将汉武帝与西王母的故事带上了诙谐的色彩。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了偷桃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汉武帝好仙道……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唯帝与母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3]97”在这个版本的偷桃故事中，西王母正面出现并赠桃与汉武帝，东方朔又一次充当了其中滑稽的丑角。《汉武帝内传》中的偷桃故事基本与《博物志》相同，只是补充了东方朔乃是西王母邻家小儿的身份，更加凸显了东方朔的谪仙身份。唐代敦煌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在内容与体裁上都与前代并无明显差别，东方朔偷桃故事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故事模式当中。

东方朔偷桃故事自初次见诸记载就带上了诙谐的色彩，这必然是与正史中东方朔滑稽之雄的人物形象有关，而“桃”这一意象的使用则不仅使得此故事欢快的基调更加固定化而且使得故事的主题得以进一步强化。

桃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带有浓厚文化底蕴的独特意象。《山海经》中随处可见诸如“其木多桃李”的记载，王充《论衡》中引《山海经》佚文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仙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4]938”由此可见，桃在先民的心目中就已经是可以驱鬼的吉祥之物了。《太平御览》引东方朔《神异经》曰：“东北有树焉，高五十丈，其叶长八尺，广四五尺，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三寸，小狭核，食之令人知寿。[5]4282”《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入天台山迷路之时也是靠着桃子才得以饥止体充。食桃可以使人长寿乃至长生，是人们对于桃的美好想象与汉代盛行的神仙思想以及追求不死长生的社会风气相结合的产物。由此，桃作为西王母赠予汉武帝的礼物具有其合理性，而且，桃作为故事中的重要意象使整个故事带有其独特的内蕴，为后世的曼倩偷桃故事在主题上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可能。

西王母是东方朔偷桃故事的主角之一，并且在后代演变为人们所熟知的王母娘娘，可以说这个人物几乎贯穿了东方朔偷桃故事发展的始终。西王母这一人物最早出现于《山海经》，但此时的西王母还是一位半人半兽的凶残女神，之后《穆天子传》中与周穆王相会的西王母已经颇具才情，西汉《淮南子•览冥训》载后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之事，自此开始，拥有不死神药的西王母开始逐渐脱离了邪恶丑陋的旧貌，西王母信仰开始形成。东汉时西王母的形象基本定型，成为一位仪态万方的多情女神。魏晋时期道教的造神运动将拥有长生不死能力的西王母吸纳到道教神仙系统，并尊之为女仙之首，这又一次将西王母信仰推向了高潮。西王母形象的逐渐美化的动力其实是人们对于长生不死的美好想象。

汉武帝求仙是汉武帝故事在宋代之前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与正史中汉武帝的好为仙道有关，更与汉代的方士神仙思想有关。方士古已有之，秦汉时期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而发展到顶峰，尤其是在汉代，方士借助黄老思想推行自己的神仙思想，将其推广到全社会。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由民间原始民间宗教向神仙道教转变，汉武帝求仙故事便被道教仙话系统所吸纳，西王母夜降九华殿与汉武帝相会正是汉代以来汉武帝求仙主题与西王母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带有浓重的神话意蕴与道教色彩。接连受方士神仙思想与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自汉代至唐代，求仙主题得到了延续，关于汉武帝的求仙故事不绝如缕。

东方朔成为西王母夜会汉武帝故事当中最大的配角，无疑与东方朔在世人眼中的身份有关。正史中的东方朔就已经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属性，旧传刘向所著的《列仙传》就已将东方朔收录其中。“东方朔者，平原厌次人也……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帻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6]103”东方朔作为汉武帝的宠臣，又是后来仙话中的岁星，于是，东方朔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汉武帝与西王母故事当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这个时期的东方朔偷桃故事依附于汉武帝故事系统，散落于传记类小说和地理博物类小说，是在神仙思想影响下，西王母信仰与汉武帝求仙主题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人们对长生不死的美好想象和祈求延年益寿的美好愿望，而东方朔只是是西王母夜会汉武帝故事中的滑稽点缀。

二、东方朔偷桃故事的转型期——偷桃情节的“被借用”与向蟠桃会故事系统的靠拢

自唐代开始，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就现存史料来看，东方朔偷桃故事在唐代传奇和宋代话本中却难觅踪迹，这个故事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文人诗词中的典故和类书中所纂集史料的一部分。如唐代韩偓《自负》“人许风流自负才，偷桃三度到瑶台。至今衣领胭脂在，曾被谪仙痛咬来。[7]291”宋代柳永《巫山一段云》“阆苑年华永，嬉游别是情。人间三度见河清，一番碧桃成。金母忍将轻摘，留宴鳌峰真客。红狵闲卧吠斜阳，方朔敢偷尝。[8]81”朱敦儒《如梦令》“一夜蟠桃吹坼，刚道有人偷折。幸自没踪由，无奈蝶蜂胡说。胡说，胡说，方朔不须耳热。[9]261”在这个时期，偷桃的东方朔以其风流多才、洒脱不羁而为许多文人所欣羡，从而成为诗词中常用的典故之一。

如上文所述，在这个故事的早期阶段，东方朔偷桃是与汉武帝故事和西王母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魏晋以后，道教将这个故事吸纳到自己的仙话系统，甚至将西王母夜会汉武帝解释成为传道，使这个故事带有了浓重的道教色彩。唐末五代以后，道教逐渐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神仙信仰发生了动摇，原本那种炼丹服食，飞升成仙，远离人间烟火的教义已渐渐不再符合于现实社会的现状，外丹道衰落，内丹道崛起，道教相较于前代开始更多地关注现世人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汉武帝故事系统中求仙主题的逐渐淡化，事有两说的偷桃故事也就随之开始失去了其原本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演变为类书和文人诗词中的典故。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偷桃故事的“被借用”，《西游记》中的猴行者偷桃的本事其实正是东方朔偷桃。取经故事中的偷桃情节其实早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就已经产生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行者曰：‘我八百岁时，到此中偷桃吃了，至今二万七千岁，不曾来也。’法师曰：‘愿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猴行者曰：‘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颗，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法师曰：‘何不去偷一颗？’猴行者曰：‘此桃种一根，千年始生，三千年方见一花，万年结一子，子万年始熟。若人吃一颗，享年三千岁。’[10]31”在这里，偷王母桃的主角已经不是东方朔而是完全虚构出来的猴行者。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年代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以王国维先生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南宋人所作，另一种则是近些年来以李时人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他们认为：“在对它的体制形式、思想内容及语言现象等方面进行初步考察以后，我们发现，它可能早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实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11]”不论是晚唐抑或是宋代，偷桃故事被取经故事借用后产生巨大影响，随之使人们的认知固定化则是个不争的事实，直到现在，人们提到偷桃之人，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猴行者而非东方朔。

与汉武帝求仙主题逐渐淡化相对应的则是以王母为主角的蟠桃会主题的兴起，这使得后来的东方朔偷桃故事进入蟠桃会故事系统成为了可能。

“蟠桃”之名当来自于《山海经》桃木屈蟠三千里之记载，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东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曰蟠桃。[12]1467”魏晋时期所说的仙桃在这里已经称之为“蟠桃”了，宋代刘辰翁有“袖有蟠桃为君寿”之词，可见蟠桃祝寿在宋代就已经是一种习俗了。所谓蟠桃会故事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王母仙桃可以使人长生的美好想象与《穆天子传》中瑶池会故事的结合，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的自发创造，后世戏剧和小说作品对于王母蟠桃会故事的一再渲染和不断演绎使它家喻户晓，成为了明清以来流传最广泛的故事之一。

蟠桃会故事与寿庆主题相结合并且在戏剧作品中被广为传唱当是自宋元时始，并且在明清时期达到繁盛的。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二载《王母蟠桃会》一剧，称：“按此类寿庆戏剧，数见不鲜，宋官本杂剧即有《宴瑶池爨》，金、元院本有《王母祝寿》一本，《蟠桃会》一本，《瑶池会》一本。元钟嗣成、明朱有燉俱有《蟠桃会》杂剧，情节亦皆类似。[13]24”《王母蟠桃会》今已佚，不知著者，《录鬼簿续编》著录为《宴瑶池王母蟠桃会》简称《蟠桃会》。近人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一对其有简要介绍：“不知谁作。大旨取富贵神仙福禄寿考之意，喜筵吉席，随地相宜，可供演唱。借陈抟生日东方朔偷桃祝寿为名，所云抟子秉忠为司谏，孙一凤为状元，夫人郑氏，秉忠妻欧阳氏，一凤妻赵氏，皆增出。[14]1467” 这似乎意味着东方朔偷桃故事已经与庆寿主题相结合并且进入了蟠桃会的故事系统，但是《曲海总目提要》的一大问题就是疏于考证，由此此番故事内容提要也并不一定信实。

欧阳修有乐府《圣节五方老人祝圣寿文》一组，其中涉及东方朔之桃，此时已经将东方朔偷桃之事与寿庆主题相联系，而宋元时期寿庆与蟠桃会主题的结合又是当时的潮流，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自宋代开始，东方朔偷桃故事已经在向蟠桃会故事系统靠拢了。

此阶段是东方朔偷桃故事发展中的过渡期，一方面由于汉武帝求仙主题的淡化和偷桃情节被取经故事借用，使得旧时事有两说的偷桃故事一时间陷入了沉寂，另一方面蟠桃会故事与寿庆主题的结合为东方朔偷桃故事新一轮的繁盛提供了契机。

三、东方朔偷桃故事的繁盛期——进入蟠桃会故事系统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明清时期，寿庆成为戏剧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得力于此，东方朔偷桃故事也进入了它的繁盛期。除此之外，它还成为了绘画、雕塑、陶瓷等艺术形式所经常表现的题材。

除去今已不存的戏剧作品之外，可以确定含有东方朔偷桃故事情节的明清戏剧作品有七部，分别是：明代朱有燉《群仙庆寿蟠桃会》杂剧、吴德修《偷桃记》传奇、薛旦《齐天乐》传奇以及清代蒋士铨《西江祝嘏•长生箓》杂剧、杨潮观《偷桃捉住东方朔》杂剧、无名氏杂剧《方朔呈祥》以及《方朔偷桃》。《齐天乐》搬演西汉旧事，偷桃故事基本延续魏晋时期的旧貌，除此之外的几部都可以纳入到蟠桃会故事系统之中。

关于蟠桃会故事，前文已有涉及，而明清时期蟠桃会故事在小说、戏剧作品中的大量出现，正是那个时代道教世俗化与蓬勃发展的市民文化的直观反映。

宋代以前，西王母作为女仙之首，充当的角色往往是道教教义的宣讲人，度脱帝王以及贤者。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西王母被人们改称王母娘娘，蟠桃初熟之时瑶池开宴，无疑带有了一丝人间烟火气，这其实是明清时期道教世俗化以及三教融合的结果。而之所以蟠桃会故事在戏剧中总是与寿庆主题相联系，这是与宋代以后的社会文化以及戏剧的存在方式密切相关的。

自戏剧产生之日起，戏剧艺术就与舞台表演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戏剧的创作必须要符合于实际演出的需要，而宋元以来，“请戏”成为了戏剧从业者生存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这就更使得戏剧绝不能只是文人案头之物。“请戏”指的是某一人或者某个团体由于年节寿辰宴会等邀请戏班进行的演出活动，这种活动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高峰，成为了社会上的主流娱乐方式之一。请戏的场合往往都是欢快祥和的，由此就使得戏剧创作中要按照场合来选取与之相对应的题材，而蟠桃会故事热闹的场面以及吉祥的寓意恰恰符合了人们对于寿庆戏剧演出的期望，所以才会成为明清戏剧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并且与八仙故事、陈抟故事、东方朔故事等结合在一起，蔚为大观。

东方朔偷桃情节无疑为在寿庆场合所演出的蟠桃会故事带来了滑稽与诙谐的气氛。综观几部戏剧中的东方朔偷桃故事情节描写，无一不是饶有趣味的。以蒋士铨《西江祝嘏•长生箓》第三出《守桃》为例，东方朔之母田婆婆替子偷桃，四个守桃的土地公赶忙追赶，场景描写煞是有趣：“四条杖，八只脚，同奔走。腰酸了，请谁揉。……准备着，把胡子，牢牢扭，不论毛和发，一齐揪。[15]741”此时所运用的通俗戏剧语言已经相当纯熟，动作人物描写都精当准确，与魏晋时期传记类小说作品中的东方朔偷桃故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除了蟠桃庆寿主题之外，东方朔偷桃故事在某些文人笔下还具有了某些超前的思想与主题。杨潮观《吟风阁杂剧》之《偷桃捉住东方朔》是明清时期东方朔偷桃故事中别具一格的一个，由此获得了文学评论者们更多的关注。这部短剧其实写了东方朔偷桃的两个故事，一是由于被汉武皇帝“饿得发昏”，只得偷了王母几个半熟半生的桃子，谁知被王母捉住，打了三百枸杞根。多年之后，恰逢蟠桃大熟，于是故技重施，此次虽又被捉住，但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免了一顿恶杖，其中东方朔与西王母的对话十分有特色，在之前的东方朔偷桃故事中是从未出现过的，“若讲偷盗，就是你做神仙的惯会偷。世界上人，那一个没有职事？偏你神仙，避世偷闲，图快活偷安，要性命偷生，不好说得。……你神仙那一样不是偷来的，还嘴巴巴说打我的偷盗。[16]177”在这段对话中，甚至能够看到类似《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反抗精神，这无疑是东方朔偷桃故事带给人们的一个惊喜，不过杨潮观作《吟风阁杂剧》并非是为了寿庆搬演，而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所以也就不能与其他以寿庆为主题的剧作相提并论了。

在通俗小说中，东方朔偷桃也藉由王母蟠桃会故事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九云记》、《女仙外史》、《东游记》等多部小说都有涉及，不过篇幅较少，一般只起到引起下文的作用。此外，猴行者借用偷桃情节的影响仍在，大圣偷桃更是成为了妇孺皆知的桥段，《西游记》第二十六回中偷桃故事的前任和现任主角狭路相逢，让人忍俊不禁：“行者见了，笑道：‘这个小贼在这里哩！帝君处没有桃子你偷吃！’东方朔朝上进礼，答道：‘老贼，你来这里怎的？我师父没有仙丹你偷吃。’[17]307”

这个时期，东方朔偷桃故事还成为了绘画、雕塑、陶瓷等艺术形式所常用的题材之一，尤其是在绘画艺术领域，不仅存世作品较多，而且还存有数十篇以此为题的题画诗。不论是绘画作品本身还是题画诗，创作者们的着眼点大部分仍是曼倩偷桃所含的欢快吉祥的寓意。如明代李进《王母瑶池图》：“诙谐却笑东方朔，三度偷桃来得仙”[18]下卷。东方朔偷桃故事自两汉时期产生至此，终于进入到一个主题基本一致而多种艺术形式并存的阶段。

明清时期，东方朔偷桃故事进入王母蟠桃会故事系统，并且在戏曲和小说领域走向繁荣是在道教世俗化的背景下，与蓬勃发展的市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多种艺术形式对这个题材的极大关注和一再表现也进一步的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独特社会文化氛围。

东方朔偷桃故事自两汉时期产生，经历了由依附于汉武帝求仙故事到被纳入蟠桃会故事系统甚至能够独立成篇的过程，承载故事的形式由两汉魏晋时期的传记小说到唐宋时期的诗词典故、再到明清时期的戏曲和通俗小说等多种艺术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不仅是道教神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逐渐走向世俗化的历程，更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氛围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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