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韩湘子作为道教俗神“八仙”之一，其形象演变是一个逐渐世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道教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同步发展的，就修道主题的发展演变观之，道教修炼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出世到入世、救世而逐渐世俗化的过程。

Abstract: Han Xiang zi as one of the "eight immortals" Taoism God, the image of the evolution is a gradual secularization process, this process is associated with Taoism cul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whole on the religious theme of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Taoist asceticism thinking, also experienced from birth to WTO, salvation and gradually secularized process.

关键词：

Han Xiang zi,


关键词：
韩湘子；道教；修炼；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F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
-5261(2012)02-0001-01

韩湘子是道教俗神“八仙”之一，他的故事盛传于民间。韩湘子的形象从唐代开始出现，到宋代基本定型，在元代被纳入八仙这一神仙群体，在明清时期得到完善和发展。


韩湘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新唐书》等史料中有所记载。在其同时段成式的文言笔记《酉阳杂俎》、唐末五代杜光庭的《仙传拾遗》中有关于韩愈疏从子侄（韩愈外甥）善染花奇术的记载，作为韩湘子故事的雏形，当时并未坐实到韩湘身上。到了宋代，在刘斧编纂的笔记《青琐高议》中，韩愈善奇术的外甥的事迹落实到了韩湘子的身上，迈出了韩湘子故事中关键的一步。与此同时，宋代张炎等人的几首诗词也将神仙韩湘的顷刻开花奇术作为诗歌吟咏的对象。唐宋时期，韩湘子故事主要是通过诗文、笔记等雅文学样式在文人阶层流传，与他们的欣赏趣味和价值取向相适应，关注的主要是湘子顷刻开花的奇术，这一奇术一直作为文人诗歌吟咏的一类题材而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湘子最具代表性的神迹。


元明清三代，通俗的戏曲小说一跃成为叙事文学的主流，韩湘子故事在这些文学样式中得到发展繁荣。作为已经修炼成功的道教正式神仙八仙的一员，肩负度脱韩愈的重要使命，韩湘子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元代的神仙道化剧中，有纪君祥的《韩湘子三度韩退之》、赵明道的《韩退之雪拥蓝关》、《韩湘子三赴牡丹亭》。此三剧《太和正音谱》和《录鬼簿》中有剧目，但未见到剧本，从题目上可以推断，故事主题主要在于度化韩愈。到了明代，出现了吴元泰的《东游记》、题唐瑶华帝君韩若云的《韩仙传》、雉衡山人杨尔曾的《韩湘子全传》等小说以及《韩湘子升仙记》等几部戏文。而在同时期十几篇诗文中，对于韩湘子事迹的吟咏继续流传，但主旨仍然主要集中于感叹其开花异术上，对于度化韩愈的情节涉及很少。清代有《全图韩湘宝卷》以及弹词车江英《蓝关雪》、鼓词《九度文公》等十几部说唱作品，详细叙述韩湘子度化韩愈的过程。相较于元明两代，清代吟咏韩湘的诗词数量明显减少，几首乾隆御制诗不外感叹湘子开花艺术。


从以上对韩湘子故事历时文本形态的简单叙述来看，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轨迹就是韩湘子故事的文本形态由元代以前的诗文笔记为主向元代以后的小说戏曲为主演变。故事主题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作为道教俗神，韩湘子和韩愈从一介凡人演变成道教神仙再演化成世俗化人性化的民间俗神。其人物来历的日趋神异化与精神境界的日趋世俗化，构成了这一演化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随着道教世俗化这一发展趋势，韩湘子故事带上了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体现着尘世的愿望和道德观，这一点在故事的两个主题济世、修道中都有鲜明地体现。明清时期社会基层对神仙的信仰，越来越显现在追求实际的世俗利益，而非超越的精神寄托上。基于这种目的，神仙更加突出了作为世俗利益保护者的特性，济世功能得到强调，民众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有利的各种希望，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加世俗化，呈现出入世、救世的倾向。而在道教信仰中，神仙信仰是其核心内容，修道成仙是道教修炼的根本目的。就修道主题自身的发展演变观之，经历了一个从企求天然仙界接引到人为修炼以及人为修炼从盲目尝试到理论总结的演变过程，其中修炼思想又经历了一个从出世到入世、救世的具体过程。


一、唐宋元时期—修炼思想弃世离俗


在唐末五代的《仙传拾遗》中，“韩愈外甥”所善奇术是“染花”，虽然不合常理，但也不是太过离奇，韩愈也未当时因之产生向道心理。关于修道方式，他强调修道过程中修“心”的重要：


吏部甚奇之，问其修道，则玄机清语，该博真理，神仙中事，无不详究。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某他日复当起居，请从此逝。”



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唐代道教“重玄派”的思想主张。“重玄”一词，被隋唐道士用来指老子《道德经》首章“玄之又玄”句义，双玄故谓之“重玄”。从成玄英开始，就对于心性问题予以了重视。而唐玄宗的《道德真经疏》第一章就将“道”与心性修炼联系了起来，认为所谓道，就是叫人了性明心，明了自己的真性，通过修心保持或归复于真性，则自然合于道。杜光庭直接继承了唐玄宗的思想，将炼心视为修炼的基础和得道的前提：“理身之道，先理其心，心之理也，必在乎道。得道则心理，失道则心乱。心理则谦让，心乱则交争。”“道果所极，皆起于炼心。”

[1]

可见，在他这里，“心”不仅具有本体的意义，更是一种思维意识活动，心这一人的精神活动状况，即可直接影响到修道的成败，体现出的是弃世离俗的修炼思想。


在宋代的《青琐高议》中，关于修道方式，韩湘做诗言志：


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后夜流琼液，凌晨散绛霞。琴弹碧玉凋，炉养白朱砂。宝鼎存金虎，丹田养白鸦。一壶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



这里的“炉”、“宝鼎”、“丹田”，显然是在形象地描绘修炼内丹的经过和功效。作为修道成仙的方术，道教炼丹有内丹外丹之别。外丹指用铅汞和其他药物在炉鼎中烧炼而成的丹药。所谓“内丹”是与外丹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以人体为“鼎炉”，以体内的“精”“气”为药物，以“神”为火的一种比附外丹术而来，修炼自己身体以求得道成仙的方术。唐末五代以来，内丹道派大大兴起以至于完全取代了外丹而成为道教修炼法的主流，内丹学成了道教中最正宗的修持方式。在这里，湘子的修道成仙方术只是提倡在修心养性上下工夫，将得道成仙归结为心性的彻悟、精神的解脱，在精神上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从而“不复生死”。


元代韩湘子故事主要作品有《韩湘子三度韩退之》、《韩退之雪拥蓝关》及《韩湘子三赴牡丹亭》，主题在于度化韩愈，此三剧剧本已不存，在其他八仙剧中对于韩湘子的法术可考的只有造酒开花，具体是利用什么神奇的方式使韩愈真正心服口服、修行慕道不得而知。但是从元代其他度脱剧可以大致推知其度化方式。在元代杂剧中，钟离权、吕洞宾大都采用仙师点化、自身顿悟的度脱方式。如钟离权度脱吕洞宾时，授以仙枕，使吕洞宾梦中“升沉万态，荣悴千端”，恍然醒来时，身犹卧肆中，黄粱犹未煮熟，因而醒悟人生，出家学道。钟离权、吕洞宾二人度脱蓝采和时，让蓝采和经历人世恶境，让他感悟到现实人生的极端不自由，自悟而出家。吕洞宾度铁拐李时，让岳孔目魂入地狱，灵魂受苦，后又让之附体还魂，使之在灵魂与肉体、生存与死亡的痛苦煎熬中醒悟出家。仙师们都法术神奇，想必湘子度化韩愈时单单展示造酒开花的奇术是不够的，也应当非凡高超、神通广大，才能使韩愈领悟道之真谛，甘心出家修道。吕洞宾、蓝采和、铁拐李在师父的点化下，道由心生，自悟出家。这种“悟”有佛教禅宗“顿悟”的特点。这种点悟的方法，也是全真教度脱的主要方法。元代王重阳全真教承继了钟、吕的主张，重“性命”，“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虚无为内”。

[2]

他提倡云游，其目的是通过云游触动心机，圆光内发，了悟生死。这种外向观照“道”和内向体验“道”的过程，便是主体顿悟本性，精神进入与‘道’一体的绝对自由境界的过程。王重阳点化马丹阳、谭长真、郝大通等人采用的也大都是点悟式的方法，让他们自悟出家。


宋辽金元四百多年，道教进入一个不断繁衍、创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道教发展的重大变化，一是神仙道教中金丹派（外丹黄白术）的衰落和内丹学的兴起，二是全真道的创建和流行全国。这种变化的出现，道教本身的演变规律是其因，异族统治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是其缘。相对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盛唐时期，这段历史时期是属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人们在精神上感到屈辱和压抑的年代，道教的精神历来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通，宋辽金元时期出现的新道派都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倡导清修苦行，为苦难中人提供精神寄托和避难所，人们纷纷逃入道教门下避祸修道寻求慰藉。


宋元时期的道教鼎新，来源于当时三教融合的趋势。张伯端之南宗内丹学，即已经和禅宗融合，他在《悟真篇》的后序中说：“故此《悟真篇》者，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遗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矣”。全真道北宗的出世色彩更浓，他们把成仙的信仰建立在修炼自己的真性（元神）上，以识心见性为先，并据唐代重玄家的理论认为修行之士，只有无心无念，内外清净，澄如虚空，达到寂无所寂，玄之又玄的境界，才能明心见性。王重阳的修炼宗旨以全神炼气为特点，但又以炼性（神）为首，将心性修炼作为修行的根本，而具体的目标则是实现心性的清净状态。修行的关键不在于打坐等外在形式，而在于达到心地清静的境界。他说：“本来真性唤金丹，四肢为炉炼作团。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兖出入仙坛。”

[3]

吸收了禅宗心性本净的思想，认为修道就是要显露出清净灵明的本性，而修性也就是修心，现出自己的清净之心，也就完成了“见性”的功夫。

[4]32

抛却名利、贪纵等私心杂念，恬淡虚静，便能成就神仙之业。在修持方式上，主张修身养性，苦炼清修，实际上是弃世离俗的修炼思想。


二、明清时期—修炼思想入世救世


朱明王朝提倡儒教、压制佛道的政策加速了佛道二教的衰落；其扬正一而抑全真的态度又推进了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而清代，道教则主要在民间传播。适应下层民众的需要，至明清时期，道教的神仙思想已经基本上变成一种带有封建道德说教性质的入世的宗教，修道者不再像以前以俗为累，反而更加关心俗世间的苦难。随着道教的伦理化，表现在修道思想上，从善恶报的宗教观念出发，道士为人消灾治病、行善积德、祈福劝善、持戒诵经也是“道”的要求，成为登仙的途径，并直接影响到修炼方式的转变，极力宣扬在世间行善积德、济世度人乃是修炼成仙的必要条件。神仙救世度人的社会功能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表现为对民众平安生活的佑护以及民众疾苦的关注与消解。


在明代吴元泰《东游记》开始出现“南坛祈雪”的情节，这是湘子在度化韩愈的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手段，客观上也解除了自然灾难，造福了人间百姓。在古代，下层民众最基本的愿望就是风调雨顺，这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此，神仙最基本的济世功能就是能够呼风唤雨，解救自然灾难。湘子法术神奇，不仅能作法致雪，甚至连所祈雪的厚度都能精确到分寸不差，连曾经坚持不信邪的韩愈都不得不“略信其异”。直至《韩仙传》中，“南坛祈雪”的情节越来越丰富详尽，湘子的法力越来越神奇，不仅能酒醉祈雪，还能化身“异形”。在《韩湘子全传》中，韩愈和韩湘子关心人民疾苦，为民除害，驱除鄂鱼，集中表现了人们对于现实苦难的抗争又无力自我拯救的矛盾心态，寄托着人们祈求外在力量行善救助，祈求幸福平安的美好愿望。


清代《全图韩湘宝卷》中，韩愈这一道教神仙被彻底世俗化，成为民间俗神土地神，使命是赐福免灾，保平安。他被赋予了一般的民间善神福神的品格，“朝暮伴人，得为之时而为之”。不仅韩愈愿意凭一己神力造福于民，而且，妻子窦氏也“一同随任，朝夕与共，与民为伴”，成了土地奶奶。连湘子妻子芦英都作了“昼夜劳作”的“描云仙子”。对韩愈等俗神的崇拜与期望代表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他们不只被度化成仙，还成了主动造福民众的俗神，他们得道成仙的过程体现了道教修炼思想已经从行善积德的伦理观念出发，逐渐将能否成仙、进入仙界作为扬善惩恶的重要手段，解救灾难，护佑民众、赐福消灾成了进入仙人之门的途径，直接影响生的修炼。


而当时道教的另一大趋向，是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吕祖功过格》等盛行。这些劝善书不少是托名神仙扶乩降授的，其内容本于道教行善积德的伦理观念，加之儒家封建道德及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以通俗的形式在民间流行，儒臣和文士也大力推行，其影响远远超过正统的儒家理学，教人正心诚意，忠君孝亲，灭尽人欲，使心性净明，达到极端符合封建伦理纲常的境界。

[5]41

具体体现在明清韩湘子故事中，便是道教神仙家们自觉地大量援儒入道，以儒家的伦理纲常输入作品之中，从行善积德的伦理观念出发，在人物的修炼过程中，逐步强化伦理道德原则


明代《韩仙传》中，湘子历经重重考验最终得道成仙的过程，鲜明地体现出了道德化的倾向。文中韩爽为了不负人之托，替人守豕，居然肯代豕舍身饲虎，可见其重诺守义，道德高尚；遭詈骂千万而不答，可谓仁义隐忍之极；韩爽为得水以周师急，愿委身啖蛇，事师至孝。韩爽历经试炼，终于被度成仙，原因就是其仁义重诺，至德至孝，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其行为完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伦理原则，其道德化倾向显而易见。《韩湘子全传》也是一部很典型的宗教小说，劝道小说，韩湘度化韩愈的故事明显地加入了儒学的内容。道家修炼需要弃家离子，本不讲孝道，文中则把孝道作为“人伦之第一”：“神仙也要五伦常备”，“只怕天上没有一个忤逆神仙”，“神仙都是尽伦理的人”。这种道德化倾向是宗教的神圣性在传统意识的包围下被融化而随俗的一个必然结果。清代《全图韩湘宝卷》中，同样是通篇仁义孝道，伦理纲常：“三纲五常岂不晓，忤逆不孝枉为人。”


韩湘子故事的主题以至修炼思想到明清时期发生了转变。明清道教世俗化的过程使道教和整个社会结构凝为一体，成为民众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民众受愚民政策所害而文化层次甚低，无法接受高深的教义和修持方式，迫使宗教素质较高的宗教被世俗化以便于在社会底层传播。下层民众对于神的态度本来就是实用性的，粗俗的民间宗教正好适应受愚民政策之害的劳苦大众的文化水平。随着道教世俗化这一发展趋势，韩湘子故事人物形象带上了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体现着尘世的愿望和道德观，被赋予了多层伦理象征意义。作为世俗利益的保护者，神仙背负着民众寄予的各种希望，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更加世俗化，呈现出入世、救世的倾向。这一点在故事的修道主题中有鲜明地体现。就修道主题的演变观之，修炼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出世到入世、救世的具体过程，开始象儒教与佛教那样，注重对于人们现实苦难的慰藉与拯救，使道教修炼的目的转为解决如何度世的问题。而主体的修炼则需要将长寿、成仙的人生理想直接与忠孝伦理规范的践履相联系，将这作为具体的修持方法，体现了明清时期道教对儒学的吸收。


三、结束语


如果说宋元以前人们信奉道教，追求方术，是为了求得精神的净化，或是出于对神仙可成的坚信不移的话，宋元以后尤其明清时期人们的神仙思想则较多地带有实用的目的。道教的修炼思想逐渐由出世转为入世和救世，道教的修持也就如儒教的自我修养、佛教的禅定逐渐等同起来，解决现世中自身的自我存在问题。总之，韩湘子故事中修炼思想的世俗化特点是逐步加强的，这是宗教的神圣性在世俗意识的包围下被融化而随俗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归根到底，这种变化源于道教传统的现世功利主义思想。随着外丹术被内丹术的取代，身体永驻现世享受人生乐趣的幻想逐渐破灭，早期道教的现世功利主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到明清时，基本就表现为实实在在地关注人们的现世利益，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与慰藉。


参考文献：

[1] 道德真经广圣义[M]．卷四十九，道藏第一四册，1988．
[2] 重阳全真集[M]．道藏第二五册，1988．
[3] 孙亦平．论道教仙学两次理论转型的哲学基础[J]．南京大学学报，1998(4)．
[4] 赵宗诚．略论道教的宗旨与方术[J]．宗教学研究，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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