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理依据

郭英德

着力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稼雨博士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1999年，宁稼雨博士申请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朝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十几年来，他带领以南开大学文学院部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为主体的科研团队，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思考、方法探索与研究实践等方面，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业已初见成效，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正如宁稼雨博士所指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得益于西方主题学研究的启示与沾溉（宁稼雨《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主题学发轫于19 世纪德国学者格林兄弟等人对民俗学的研究，其后在国际理论学界被视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尽管至今学界对“主题”、“母题”、“原型”、“类型”等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尚各持其说，莫衷一是，但是对作为一种理论与方法的“主题学”（Thematics或Thematology），却有着大致趋同的认识，即认为主题学旨在超越时空界限，考察同一主题（母题、原型、类型、套语）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作家文学中的流传与变异，以追源溯流，求同辨异。从宁稼雨博士及其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将西方的主题学研究“中国化”，从而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的学理依据可以浓缩为三个关键词，即“中国”、“叙事”、“文化”。

如果说主题学是以“世界”为本位，尤其是以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为本位的，那么，中国叙事文化学则是明确地以“中国”为本位的。1937年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78年丁乃通（Nai Tung Ting）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主要采用的是阿尔奈（Anitti A. Aarne）、汤普森（Smith Thompson）的“AT 分类法”（即阿尔奈－汤普森体系）。这一国际通用的故事情节类型分类法主要是以欧洲与印度的民间故事为依据的，流注的是西方文化的血液，因此这一分类法用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普适性和有效性无疑是有局限的。在此基础上，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鹏翔博士撰写《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收入其主编的《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等论著，力图建构中国文学主题学理论体系，已经表现出主题学“中国化”的努力。而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更进而在与西方主题学进行对话的基础上，倡导以中国本土的叙事文学故事作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和丰富的研究对象。这不仅仅是理论体系立足点的简单位移，而是鲜明地体现出学术研究者的一种文化使命感，即在世界文化“众声喧哗”之中，努力唱响中华民族独具风貌的乐曲。正是这种“中国化”的特色，赋予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以独特的学术意义与文化意义。

传统的主题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故事中的题材类型和情节模式，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呈现出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向文化意象、纯粹母题“泛化”的演进轨迹。但是，研究对象的“泛化”，既可以促进理论体系的扩容，也可能导致理论体系的破裂。当研究者把友谊、时间、离别、隐逸、自然意象、世外桃源、宿命观念等都纳入主题学研究视野之时，主题学研究就有可能成为包罗万象的一种“内容研究”范式，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理论自足性。而中国叙事文化学则明确地强调以叙事文学故事作为核心的研究对象。一方面，中国叙事文化学缩小了业经“泛化”的主题学的研究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向传统的主题学研究回归，聚集于叙事文学故事主题（包括人物形象、题材类型、情节单元）的研究，而不将文化意象或纯粹母题纳入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中国叙事文化学扩展了产生于民俗学之中的故事类型学的研究范围，将学术眼光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学，转向包括史传、叙事诗文、小说、戏曲、说唱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各体叙事文学文献。在这方面，金荣华博士编《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4），宁稼雨博士编《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中国叙事文化学强调以“叙事”为主的学术取向，着重以“事义”作为文学主题研究的焦点，有效地接续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悠久传统，如萧统《文选序》称“纪事之史”中的论赞与序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刘勰论“文”的“体制”，称必以“事义为骨髓”（《文心雕龙》卷九《附会》）。这种学术取向有利于发掘中国历代为“诗言志”的抒情传统所遮蔽的叙事传统，从而建构完整的中国审美文化。在西方学界，主题学研究一问世就涂染着鲜明的文化色彩，因此也可称为“文化主题学”（Cultural thematics）。因为对同一主题（母题、原型、类型、套语）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作家文学中的流传与变异，进行追源溯流、求同辨异的研究，就不能不采用比较文化视角，运用比较文化方法。而中国叙事文化学进而汲取了历史文化学的理论资源，更为明确地标称文化研究的主旨，并将这一主旨贯穿到全部研究之中，从纵横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中国叙事文化学密切关注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纵向演变过程，注重竭泽而渔地穷尽同一故事主题的所有文献资料，描绘出同一故事主题形态传承与变异的轨迹和状貌，并力图从中推衍出环环相扣的历史发展逻辑。尽管这种追源溯流的研究可能是不完备的，甚至是不可能完备的，但是它所遵循的“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学术原则和学术目标（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现代评论》第1卷第10期[1925]，该文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却是值得称许的。同时，中国叙事文化学密切关注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横向展开背景，注重揭示同一故事主题及其演变历程的社会文化内涵，并力图提炼或升华出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思考。尽管这种求同辨异的研究时或缺乏一定的深度，时或流于表面化，但是它却有助于超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分野，导向对中国整体文化的深入思考与探索。

当然，以“中国”、“叙事”、“文化”这三个关键词构建而成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跟其他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一样，在学理上也有着自身难以避免、却必须解答的学术难题。例如，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强调与全球文化普遍性的诉求之间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在全球文化竞争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如何处理叙事的独特性与审美的普适性之间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真正融入审美文化的整体格局之中？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一般性与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位作家文学创造的个性之间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有效地促进不同地域、不同作家的文化创造？我相信，提出并且解答这些学术难题，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体系建构和实践成果，进而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深入发展。

2012年3月6日

中国叙事文化学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