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刊《元曲选》版本赘言
程有庆

明代臧懋循所编《元曲选》是重要的戏曲典籍。关于这部书的版本，我觉着，至少在一些研究戏曲及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心目中，应该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然而，当我们翻看古籍书目乃至一些学术文章时，往往觉着有关这部书的版本著录存在语焉未详、甚至是含混不明的现象，同时又乏见文章予以指明，故不揣鄙陋，就此问题赘言数语，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正。

    熟悉古籍版本和专治古代戏曲的人都清楚，明刊本《元曲选》实际只有一种版本。但见于各种书目文献记录的版本却有些多不堪数，大致有如下几种：
    1.明原刊本；
    2.明万历刊本；
    3.明万历43年刊本；
    4.明万历44年刊本；
    5.明万历43年刊本博古堂刊本；
    6.明万历43年臧氏雕虫馆刻本；
    7.明万历刻博古堂印本。
    （按：此外，还有明刊本、明博古堂刻本、明万历雕虫馆刊本等等，因情况大同小异，故不再赘述。）

    一般说来，古籍版本著录的不完善，主要原因是版本时代或内容考订不清，如古籍书目中大量存在的宋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都是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如此著录的。但《元曲选》版本著录的异同，主要问题还不是版本时代及内容的考订不清，而是不规范著录导致的著录不完善。像《元曲选》编辑和最初刊印的时间问题，学界根据现存明刊本书前的两篇序文以及编选者臧懋循文集中的某些文章，早已有所确定，为说明问题，兹再赘引如下：
    予家藏杂剧多秘本。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参伍校订，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万历旃蒙单阏之岁春上巳日书于西湖僧舍。
                                                                （万历43年《元曲选》序）
    予故选杂剧百种，以尽元曲之妙。且使今之为南者，知有所取则云尔。万历丙辰春上巳日若下里人臧晋叔书。
                                                                （万历44年《元曲选》序）
    刻元剧本拟百种，而尚缺其半，搜辑殊不易，乃先以五十种行之。且空囊无以偿梓人，姑借此少资缓急，兹遣奴子赍售都门，亦先以一部呈览，幸为不佞吹嘘交游间，便不减伯乐之顾，可以买纸计矣。
                                          （臧懋循《寄黄贞父书》见《负苞堂集•文集》卷4）

    根据两篇序文及臧懋循《寄黄贞父书》有关文字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曲选》一书是由臧懋循编选并最初刊刻的，由于搜辑元剧本和经济上的困难，于万历43年先行刊印的只有50种，另50种是万历44年刊印的。而从现存明刊一百卷本《元曲选》书前的目录看，确实是分为了前后两集，其前集收甲、乙、丙、丁、戊五集（每集又分上、下卷，收10种杂剧），后集收己、庚、辛、壬、癸五集。各收剧50种，前后两集共刻印了100种杂剧。

    结合实际情况，我觉着《元曲选》的版本问题，目前首先要确定臧氏雕虫馆刻本的刊印时间问题，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

    现存的各种明刊本《元曲选》，书前多有写于万历43年和44年的两篇序文，序文末尾均刊有“臧印晋叔”、“雕虫馆”印，类似的情况在明末刻书中十分常见，也有刻印序作者字号官衔的，内容一般都与这篇文章的撰写者有密切关系。据此可见，“雕虫馆”即是臧懋循的读书室名。臧懋循曾经校订《玉茗堂新词四种》， 该书扉页署“雕虫馆校定”，“本衙臧版”。（《戏剧艺术》2006年第3期有文介绍）因此，我以为，现存明刊本为万历43至44年臧懋循雕虫馆刻本无可怀疑，以往明万历43年臧氏雕虫馆刻本的著录基本上也是准确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戏曲卷）及众多学术文章早已指出《元曲选》初集刊印于万历43年，二集刊印于万历44年，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古籍书目，没能大胆地参考吸取他们的意见。

    肯定了现存明刊本为万历43至44年臧懋循雕虫馆刻本，剩下的就是理清明博古堂刻本与雕虫馆刻本之间的关系了。

    雕虫馆刻本的问题明确了，下面的问题说起来就较为简单。因为在万历43年，臧懋循《元曲选》的初集（50种杂剧）刚刚刊印出来，二集尚未编印，怎么可能有其他版本的《元曲选》出笼呢？可见必然是出现错误了。

    造成人们一再出错的根源，可能是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博古堂本《元曲选》，由于扉页后注明依据明博古堂刊本影印，所以人们就误以为曾经有一个博古堂刻本，实际这个博古堂刻本是不存在的。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的原本，除扉页标明“雕虫馆校定  元人百种曲  博古堂藏版”外，其版刻、内容均与臧懋循雕虫馆所刊《元曲选》完全相同；加上它的版印较差，清晰度明显不如某些标为明刻本的《元曲选》，所以它只能是一个利用了原版印刷的后印本。

    但这个博古堂是不是明代的呢？同样大可怀疑。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第五卷）著录羊城人周时泰博古堂，万历年间刊刻《世说新语》、《邹南皋集选》等书甚多，然而将《元曲选》列其刻书之中，显然有误。周时泰博古堂刻书存世尚多，国家图书馆藏有多种，其版刻风格相类，但与《元曲选》不同。所以，说这个明代的博古堂刊印过《元曲选》，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既然博古堂印刷《元曲选》有那张扉页为证，而将它认作明代博古堂刻印又不太可能，那么会不会是别家博古堂所印呢？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国家图书馆藏有清代乾隆17年博古堂刻本《秋水庵花影集》，其版刻时代与标为“博古堂藏版”的那张扉页较为接近。所以，如果说清代博古堂利用旧版印刷《元曲选》，显然比说明代周时泰博古堂印制更具有说服力。

    实际上，利用旧版印刷的《元曲选》存世不止博古堂一家，另有一种题为“本衙藏版”的，较少有人提及。此本首有扉页，上写：“雕虫馆校定  元人杂剧百种  本衙藏版”。审扉页纸墨版印风格，显然较“博古堂藏版”者要早。“本衙”一般即指本堂，此处藏版署为“本衙”，或说明书版仍属雕虫馆臧家所有，尚未转手他人。国家图书馆收藏此书二本，其中一本扉页钤有印章两枚，印文为：“如有翻刻，千里必究”；“是书向属精工，久矣脍炙人口，不幸兵燹播迁，遂多遗缺，今特为鸠工，镌补全备，只字无讹，识者自能鉴之。”（标点为笔者所加）后一印文十分重要，它不仅向我们诉说了《元曲选》板片流传的沧桑历史，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元曲选》后印本的确凿证据。至此，我们有理由说《元曲选》与明代博古堂毫无瓜葛，而其它所有标为“明”刊本的《元曲选》，都属于明万历43至44年臧懋循雕虫馆刻本，或者是它的后印本。

    顺带再说一句，臧懋循编印《元曲选》，态度很认真。他在《寄谢在杭书》中说：“于锦衣刘延伯家得抄本杂剧三百种，世称元人词尽是矣，其去取出汤义仍手。然止二十馀种稍佳，馀甚鄙俚不足观，反不如坊间诸刻，皆其最工者也。”（《负苞堂集•文集》卷4）可见其入选的标准是很高的。然而，关于臧懋循所见元人杂剧的数量，他自己往往记述不同，如《复李孟超书》说“从刘伯锦衣家借得元人杂剧二百五十种”（《负苞堂集•文集》卷4），即与上文所说三百种不合；而同样一篇万历43年《元曲选序》，明刊《元曲选》本与《负苞堂集》本的文字也有微小不同，《元曲选》本云“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负苞堂集》本则说“从刘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种”；这些异同，不知是否具有深入研究的意义。
    原文刊于《藏书家》第16辑，齐鲁书社，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