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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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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0/4/16 21:32:52 by linh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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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宫体诗的自赎
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脁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其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没有第一流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不是一桩罪过。那只是一个消极的缺憾。但这时期却犯了一桩积极的罪。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就因为他们製造了些有如下面这样的宫体诗:
长筵广未同,上客娇难逼。还杯了不顾,回身正颜色。(高爽《咏酌酒人》)
众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邓鉴《奉和夜听妓声》)。
这里所反映的上客们的态度,便代表他们那整个宫廷内外的气氛。
人人眼角里是淫荡:
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鲍泉《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
人人心中怀着鬼胎:
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李义府《堂词》)
对姬妾娼妓如此,对自己的结髮妻亦然(刘孝威《鄀县寓见人织率尔赠妇》便是一例)。于是发妻也就成了倡家。徐悱写得出《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那样一首诗,他的夫人刘令娴为什麽不可以写一首《光宅寺》来赛过他?索性大家都揭开了:
知君亦荡子,贱妾自倡家。(吴均《鼓瑟曲有所思》)
因为也许她明白她自己的秘诀是什么。
自知心所爱,出入仕秦宫。谁言连屈尹,更是莫遨通?(简文帝《艳歌篇》十八韵)
简文帝对此并不诧异,说不定这对他,正是件称心的消息。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从一种变态到另一种变态往往是个极短的距离,所以现在像简文帝《娈童》、吴均《咏少年》、刘孝绰《咏小儿採莲》、刘遵《繁华应令》,以及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一类作品,也不足令人惊奇了。变态的又一型类是以物代人为求满足的对象。于是绣领,袙腹,履,枕,席,卧具……全有了生命,而成为被玷污者。推而广之,以至灯烛,玉阶,梁尘,也莫不踊跃地助他们集中意念到那个荒唐的焦点,不用说,有机生物如花草莺蝶等更都是可人的同情者。
罗荐已掰鸳鸯被,绮衣複有葡萄带。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上官仪《八咏应制》)
看看以上的情形,我们真要疑心,那是作诗,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在那种情形之下,你怎能希望有好诗!所以常常是那套褪色的陈词滥调,诗的本身并不能比题目给人以更深的印象。实在有时他们真不像是在作诗,而只是制题。这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咏人聘妾仍逐琴心》(伏知道),《为寒床妇赠夫》(王胄)。特别是后一例,尽有“闺情”、“秋思”、“寄远”一类的题面可用,然而作者偏要标出这样五个字来,不知是何居心。如果初期作者常用的“古意”、“拟古”一类暧昧的题面,是一种遮羞的手法,那么现在这些人是根本没有羞耻了!这由意识到文词,由文词到标题,逐步的鲜明化,是否可算作一种文字的裎裸狂,我不知道,反正赞叹事实的“诗”变成了标明事类的“题”之附庸,这趋势去《游仙窟》一流作品,以记事文为主,以诗副之的形式,已很近了。形式很近,内容又何尝远?《游仙窟》正是宫体诗必然的下场。
我还得补充一下宫体诗在它那中途丢掉的一个自新的机会。这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它。因此我们不能不庆幸庾信等之入周与被留,因为只有这样,宫体诗才能更稳固地移植在北方,而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果然被留后的庾信的《乌夜啼》、《春别诗》等篇,比从前在老家作的同类作品,气色强多了。移殖后的第二三代本应不成问题。谁知那些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又屈服了。除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三两首诗外,他们没有表现过一点抵抗力。炀帝晚年可算热忱的效忠于南方文化了。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于是庾信的北渡完全白费了。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说唐初宫体诗的内容和简文帝时完全一样,也不对。因为除了搬出那僵尸“横陈”二字外,他们在诗里也并没有讲出什么。这又教人疑心这辈子人已失去了积极犯罪的心情。恐怕只是词藻和声调的试验给他们羁縻着一点作这种诗的兴趣(词藻声调与宫体有着先天与历史的联系)。宫体诗在当时可说是一种不自主的、虚伪的存在。原来从虞世南到上官仪是连堕落的诚意都没有了。此真所谓“萎靡不振”!
但是堕落毕竟到了尽头,转机也来了。
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听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他这样开始: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首先已够教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然后如云的车骑,载着长安中各色人物panorama式的一幕幕出现,通过“五剧三条”的“弱柳青槐”来“共宿娼家桃李蹊”。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这颠狂中有战慄,堕落中有灵性: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态的无耻:
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肯前!(简文帝《乌栖曲》)
如今这是什么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最后,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似有“劝百讽一”之嫌。对了,讽刺,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我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从前我们所知道的宫体诗,自萧氏君臣以下都是作者自身下流意识的口供,那些作者只在诗里,这回卢照邻却是在诗里,又在诗外,因此他能让人人以一个清醒的旁观的自我,来给另一自我一声警告。这两种态度相差多远!
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牀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篇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既嫌蛇足,而且这样说话,也不免暴露了自己态度的褊狭,因而在本篇里似乎有些反作用之嫌。可是对于人性的清醒方面,这四句究不失为一个保障与安慰。一点点艺术的失败,并不妨碍《长安古意》在思想上的成功。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这诗中善与恶都是积极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我敢说《长安古意》的恶的方面比善的方面还有用。不要问卢照邻如何成功,只看庾信是如何失败的。欲望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它走入了歧途,只有疏导一法可以挽救,壅塞是无效的。庾信对于宫体诗的态度,是一味地矫正,他仿佛是要以非宫体代宫体。反之,卢照邻只要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他所争的是有力没有力,不是宫体不宫体。甚至你说他的方法是以毒攻毒也行,反正他是胜利了。有效的方法不就是对的方法吗?
矛盾就是人性,诗人作诗本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来《长安古意》的“年年岁岁一床书”,只是一句诗而已,即令作诗时事实如此,大概不久以后,情形就完全变了,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便是铁证。故事是这样的:照邻在蜀中有一个情妇郭氏,正当她有孕时,照邻因事要回洛阳去,临行相约不久回来正式成婚。谁知他一去两年不返,而且在三川有了新人。这时她望他的音信既望不到,孩子也丢了。“悲鸣五里无人间,肠断三声谁为续!”除了骆宾王给寄首诗去替她申一回冤,这悲剧又能有什么更适合的收场呢?一个生成哀艳的传奇故事,可惜骆宾王没赶上蒋防、李公佐的时代。我的意思是:故事最适宜于小说,而作者手头却只有一个诗的形式可供采用。这试验也未尝不可作,然而他偏偏又忘记了《孔雀东南飞》的典型。凭一枝作判词的笔锋(这是他的当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韵语的书札而已。然而是试验,就值得钦佩。骆宾王的失败,不比李百药的成功有价值吗?他至少也替《秦妇吟》垫过路。
这以“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的文士,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都是他干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里没讲出具体的故事来,但我们猜得到一半,还不是卢、郭公案那一类的纠葛?李荣是个有才名道士。(见《旧唐书•儒学•罗道琮传》,卢照邻也有过诗给他)。故事还是发生在蜀中,李荣往长安去了,也是许久不回来,王灵妃急了,又该骆宾王给去信促驾了。不过这回的信却写得比较像首诗。其所以然,倒不在
梅花如雪柳如丝,年去年来不自持。初言别在寒偏在,何悟春来春更思。
一类响亮句子,而是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成功,仅次于《长安古意》。
和卢照邻一样,骆宾王的成功,有不少成分是仗着他那篇幅的。上文所举过的二人的作品,都是官休诗中的云冈造像,而宾王尤其好大成癖(这可以他那以赋为诗的《帝京篇》、《畴昔篇》为证)。从五言四句的《自君之出矣》,扩充到卢、骆二人洋洋洒洒的巨篇,这也是宫体诗的一个剧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从来没有暴风雨能够持久的。果然持久了,我们也吃不消,所以我们要它适可而止。因为,它究竟只是一个手段,打破郁闷烦躁的手段,也只是一个过程,达到雨过天晴的过程。手段的作用是有时效的,过程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所以在宫体诗的园地上,我们很侥幸地碰见了卢、骆,可也很愿意能早点离开他们,——为的是好和刘希夷会面。
古来容光人所羡,况复今日遥相见?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公子行》)
这不是什么十分华贵的修辞,在刘希夷也不算最高的造诣。但在宫体诗里,我们还没听见过这类的痴情话。我们也知道他的来源是《同声诗》和《闲情赋》。但我们要记得,这类越过齐梁,直向汉晋人借贷灵感,在将近百年以来的宫体诗里也很少人干过呢!
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公子行》)
这连同它的前身——杨方《合欢诗》,也不过是常态的,健康的爱情中,极平凡、极自然的思念,谁知道在宫体诗中也成为了不得的稀世的珍宝。回返常态确乎是刘希夷的一个主要特质,孙翌编《正声集》时把刘希夷列在卷首,便已看出这一点来了。看他即便哀艳到如:
自怜妖艳姿,妆成独见时。愁心伴杨柳,春尽乱如丝。(《春女行》)
携笼长叹息,逶迤恋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树疑无力。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采桑》)
也从没有不归于正的时候。感情返到正常状态是宫体诗的又一重大阶段。唯其如此,所以烦躁与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莹的宁静。就在此刻,恋人才变成诗人,憬悟到万象的和谐,与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的神秘的不可抵抗的美,而不禁受创似地哀叫出来:
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公子行》)
但正当他们叫着“伤心树”、“断肠花”时,他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那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它面前一切都变渺小了,暂忽了,一切都没有了。自然认识了那无上的智慧,就在那彻悟的一刹那间,恋人也就变成哲人了。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
相传刘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时,吃一惊,吟到“年年岁岁……”二句,又吃一惊。后来诗被宋之问看到,硬要让给他,诗人不肯,就生生地被宋之问给用土囊压死了。于是诗谶就算验了。编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说,刘希夷泄漏了天机,论理该遭天谴。这是中国式的文艺批评,隽永而正确,我们在千载之下,不能,也不必改动它半点。不过我们可以用现代语替它诠释一遍,所谓泄漏天机者,便是悟到宇宙意识之谓。从蜣螂转丸式的宫体诗一跃而到庄严的宇宙意识,这可太远了,太惊人了!这时的刘希夷实已跨近了张若虚半步,而离绝顶不远了。
如果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便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春江花月夜》本用不着介绍,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谈谈。就宫体诗发展的观点看,这首诗尤有大谈的必要。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潋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它超过了一切的宫体诗有多少路程的距离,读者们自己也知道。我认为用得着一点诠明的倒是下面这几句: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更敻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从前卢照邻指点出“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时,或另一个初唐诗人——寒山子更尖酸地吟着“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时,那都是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那态度我以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点狐假虎威的神气。在相反的方向,刘希夷又一味凝视着“以有涯随无涯”的徒劳,而徒劳地为它哀毁着,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只张若虚这态度不亢不卑,冲融和易才是最纯正的,“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对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秘密倾吐给那缄默的对方: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因为他想到她了,那“妆镜台”边的“离人”。他分明听见她的叹喟: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他说自己很懊悔,这飘荡的生涯究竟到几时为止!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他在怅惘中,忽然记起飘荡的许不只他一人,对此清景,大概旁人,也只得徒唤奈何罢?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了那份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
卅年八月廿二日陈家营。
原载《当代评论》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