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在近代书法史上的地位
作者：张本义
罗雪堂先生（振玉）对中国近代文化史之贡献，已得到专家比较一致的推崇。或云，今人倘论中国近百年文化史，无法绕过罗氏。盖其在整理研究金石刻辞，汉晋木简，训诂文字，校勘辑佚，版本目录诸方面，厥功甚伟。一生藏书盈库，著书满家。传印秘籍图录、甲骨金文，遗碑坠简之属，不下数十百种，泽被士林，沾溉无穷。而尤以其与王观堂整理与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奠定“甲骨学”基础之功为最。
    但今人罕知的是，罗雪堂亦为近代杰出之书家。在其“传古”思想指导下，书学理论，严守传统，不趋时风；流布法书，不遗余力，使时人开拓眼界，推动民国初年书风再变；书法实践，诸体皆精，且长于篆刻。今人论近代书史，往往只谈其为“以甲骨入书第一人”云云，甚或只字罔提，有失公允。对罗雪堂书法地位之评定，不特关乎历史人物之评价，更关乎对待书法传统之态度，故不揣谫陋，作兹刍论。
罗雪堂之书学思想
书法艺术，是中国历代文人精神栖息地与终极关怀，书事活动，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重要之修炼内容。中国古代以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书”，即今所说之“书法”。孔子早就提出，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艺”不仅之为艺，与“道”“德”“仁”并重，但更要者为修身之手段，故要“像怀抱着那样去亲和它，温习它，以它为劳作和休息，以它为闲暇的游乐”（丛文俊：《雪堂书法叙论》）。据此，罗雪堂一生虽对书法艺术用力甚劬，然视“书法艺术”本身为末事，了不措意于“艺术史”上之地位，绝不似同时之沈曾植、李瑞清、郑孝胥、曾熙等以书家自许自命。丁巳（一九一七）年，直隶天津、保定，山东德州，河南彰德等地大水，灾情严重。雪堂时避地海东，除鬻长物得两万元寄回国内救灾外，又作篆书四尺对剖条幅百件寄售助赈。为此，曾写信与董康云：“平生不欲以薄技娱人，今为灾黎作书，固所愿也”（《永丰乡人家书手简留真》）。终其一生，未闻举办过个人书展，此或亦雪堂生前身后书名未彰之一原因欤？
    “中庸”，不惟是中国传统道德准则，亦传统美学之核心。体现在书法艺术上，即要求如诗教所云，须“温柔敦厚”，“冲和为美”，一如孙过庭《书谱》所谓“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然自清中期以降，在“求变”思潮推动下，阮元、包世臣相与鼓吹“南北书派论”，风气所至，大江南北咸言“尊碑抑帖、尊魏卑唐”。而理论恢宏，落笔却不甚了了之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出，崇碑抑帖思潮荡涤书坛，很多以书名家者摈弃“中和温润”的书学原旨，转求以狂怪险丑为目标，推波助澜，遂成气候。对此，自感有“整躬率物之责”（《雪堂剩墨》）之罗雪堂从正统观点出发，力挽狂澜于既倒。在其《跋自临朝侯小子碑》云：“传世汉刻中，此碑隶法最备，如精金良玉，无纤毫浮涨。学者由此问津，当不至堕入狂怪怒张及貌为高古之习”。《跋自临孔宙碑》云：“古人作书，无论何体，皆谨而不肆，法度端严。后人每以放逸自饰，此中不足也。三十年前，亦自蹈此弊，今阅古渐多，乃窥知此旨，并知中不足而饰其外，终身无艺成之日”（《贞松老人外集》，着重点为笔者加）。一九二五年夏，在《隋丁道护书启法寺碑跋》中云：“自阮文达公倡南北书派论，谓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钟卫及羲献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卫索靖至丁道护等，以至欧褚。此论既出，当世莫不宗之。予以为，时有先后，书有工拙则有之；而谓南北分派，则未允也。因时有先后，故刘宋之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与元魏之中岳西岳两灵庙碑，书势正同（爨碑立于大明二年，刘志在大明八年，灵庙碑立于大安二年，相距不出十年），而与梁之始兴忠武王碑，魏之刁惠公墓志则异（萧碑立于普通二年，刁志在逊平二年，相距仅六年）。因楷从分出，在先则楷少分多，后则楷法渐备。阅岁六十，故尔相差。而同在一时，南北固无别也。因书有工拙，故同时同地之龙门石刻，其出拙工之手，如正光孝昌数十字之小造象记，拙陋如彼。而出于士夫之皇甫度石窟碑，则工妙如此。石窟碑大似南朝诸刻，而梁之慧影造象，反与龙门拙工之作正同，此为工拙之分，亦非南北有异。予意，自东晋至隋唐，中间二百余年，楷法实以渐进步，逮隋而大成。初唐之欧虞褚薛，皆生于隋代，丁道护与诸贤同为楷法宗匠。必以丁欧为北派，伯施为南派，殆非通论矣……书法非因南北而有同异。以订正文达之说，并愿与宇内宏达共论定之。”（《松翁近稿》。以上所引均自《雪堂类稿》）
    此处，罗氏没有任何过激之言，而是以史家的角度，以对魏晋碑刻深入全面的研究为基础，以具体扎实的史实将崇碑派领军人物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以偏概全之臆造驳得体无完肤，真可谓振聋发聩，不怒自威。勿庸置疑，如此扎实之考证分析，再加上罗雪堂当时学术地位和身体力行之影响所至，不啻为由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一路燃起并已成燎原之势的“崇碑抑帖”烈火，浇了一场倾盆而及时之雨。从而不仅给民国中后期以降，走碑帖结合路子之沈曾植等以重要启发，更为尔后崇尚帖学之沈尹默等人之崛起奠定了基础，遗徽未绝，泽被至今。
罗雪堂对法书之流布
雪堂一生，“夙抱传古之志”（《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叙》），以“传古”为己任。不独流布贞卜文字，熹平石经，西陲木简，敦煌遗书，内阁档案，寰宇碑刻，吉金乐石，海东佚书，考古小品，玺印封泥等，即于书法小道，亦汲汲以传流古人生命精神为务。计用传统之抚摹双钩法和先进之珂罗版照像影印法，刊布各种古代法书资料五十种以上（其提供藏品由出版家影印者，尚未计算在内），且多为前人未闻见之新资料。这些，皆为后来习书者，开启无数新法门。因所流布者，多为古之书道正统主流巨迹，故能示人以书法之真髓。以影响中国书法走向的实绩论，罗雪堂或更在包世臣、康有为、沈曾植之上。然因其不事声张，今之论书者，多未明瞭。
    其刊布的法书，首重一个“新”字。如甲骨，先后有《殷虚书契》前后编、续编及《菁华》，并汇集殷墟遗物之文字，成《殷文存》。又手写尚未辨识之甲骨文，成《殷虚文字待问编》。且积极探索以甲骨入书之方法，成《集殷虚字楹帖》（曾先后两次亲自手写石印出版）。
    如汉晋木简，晋唐写经。先后有《流沙坠简》、《鸣沙石室遗书》及《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二种、《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海东古籍丛残》、《唐写本世说新语》之印行。另将西陲出土的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塔铭》及柳公权的《金刚经》三种堪称珍本的原拓本汇刊为《墨林星凤》。其见到此三种巨迹后，急于与世之好古者共赏之情，至今令人感动。
    金石资料。这部分资料泱泱大观，不胜枚举。兹撮其要者，有《贞松堂集古遗文》及《续编》、《补遗》，《三代吉金文存》、《秦金石刻辞》等，为清末民初书坛提供了为数巨大的金石研究资料。不特此也，《石鼓文考释》、《夨彝考释》、《金薤琳瑯》、《天发神谶碑补考》、《六朝墓志菁英》、《汉晋石刻墨影》、《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等，或手抚勾勒上板，或亲笔临写原文，同为书坛提供了矩范。
    其刊布法书，多重一个“名”字。如贞松堂、百爵斋两部《历代名人法书》、《兰亭十三跋》、《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迹》、《隋丁道护法启寺碑》、《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宋拓越州石氏帖》、《北宋拓汴学石经》、《叶石林先生模急就章》、《宋拓王先生碑》、《元八家法书》、《明成祖书经》、《祝京兆法书》、《文待诏书离骚九歌真迹》、《明吴门四君子法书》、《昭代经师手简》初二编等。雪堂所刊法书，多为名贤忠臣手迹。因为主张书与人并重，故从不刊诸如明代张瑞图，清代钱谦益、王铎等的作品。
    其刊布的印谱，多取一个“精”字。雪堂不仅为杰出的书家，又精于治印，故所藏古玺印章多为上品，刊布的印谱皆系精品。计有《罄室所藏玺印》及《续集》、《赫连泉馆古印存》及《续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凝清室古官印存》、《贞松堂所见古玺印集》、《齐鲁封泥集存》等。
    上述雪堂流布之书法篆刻资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书法多样化之发展，且客观上对有悖传统，追求奇绝怪诡之“尊碑理论”继续发酵，起到了抑制作用。

罗雪堂之书法成就
刘熙载《艺概》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作为正统的中国文人，罗氏性情方正严谨，审美取向，古朴典雅、精严端正。深得书学“中和”古法之奥义。此在清末民初崇碑尚态，甚嚣尘上之书坛，已属不易。综观其一生书作，多为临写，自创者甚少。足见其“传古”之矢志不渝。抑有进者，罗氏诸体皆精，且又善治印，此不惟在彼时书坛罕有其匹，即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属麟角凤毛。
    篆书之成就。雪堂《答人问学篆书》，将篆书分为三个时期，即“古文一也，秦汉魏晋二也，唐宋三也。古文以古彝器款识及贞卜文为一类，而岐阳猎碣附之；秦汉以吉金款识及碑额为一类，而新出之魏石经直接两京；唐以后，则李少温、二徐、梦英为一类，而元之赵文敏，又直接李徐之传。若以书势言，则可分结字及用笔为两大端，古文结字疏密，一任其天然，长短大小，不必整齐，以短笔直笔取势，故淳古。秦汉间人，则笔势渐长，结字渐整，至少温二徐，益趋匀称，古法大变。其所异，大端则在笔法”（《贞松老人外集》）。这里所说的篆书，包括了今人所说之甲骨、金文、小篆，而所异者，仅在于结字和笔法不同而已。
如前所述，罗氏系将甲骨文字入书法艺术之第一人。其筚路蓝缕，开山之功，不应或忘。冯涛在《罗振玉与甲骨学》一文中说，罗氏甲骨书法“端庄凝重，秀美而不失遒劲，华雅而不失朴质。这不仅在我国书苑中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对我们今天体会殷人的书法风貌，揣摩殷人书写文字的规则，也有相当的帮助”（见 http:/geminitougao.com）。罗氏传世的甲骨书法，其精品的结字和用笔水平之高，七八十年后的今人，很难达到。                                 
    雪堂大篆书作，绝不类吴昌硕等人之欹侧取势，下笔狂疾之品，而仍沿着典雅古朴一路走来。如其临写之《石鼓文》，穆如清风，如对八佾，醇厚清丽，耐人回味。   
    雪堂小篆，如临《新莽量铭》和《汉司空袁敞残碑》，风貌绝不相类。前者颇得精峭劲雅之旨，后者则得工妙圆动之要，真给人意与古会，浑朴大雅的审美感受。
    正书之成就。正书水平之高下，往往反映书家临池功夫之浅深。雪堂最嗜颜书（见《雪堂类稿》），用力也最深。由于学识、情性的缘故，所作颜书，颇得鲁公风神。《有周忠臣韩太尉墓碑碑阴碑侧记》结体方正，用笔雄强，间有欧书之意，足称珍构，遍寻民初书坛，鲜有出其右者。
    隶书之成就。丛文俊先生评雪堂所临《朝侯小子碑》云，罗氏在此削去原碑之开张，“以表现神采骨力为宗旨，对形的取舍改造亦不相去太远，笔力沉雄而意气抗浪，富于古典主义的美感与移情，可以说尽得汉人精髓，后人罕有臻此境界者”。
    行书之成就。罗雪堂之行书，结字修长，用笔简远，一派仙风道骨。为此，曾遭到沈曾植的嫉妒。一次，沈氏曾对雪堂说，“学问之事，既为公等垄断，而公之小行楷书，又复卓绝。我毕生染翰，竟无入处，此关天事，又复何云”（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见《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罗氏早年之家书，用笔圆润雄浑，结字亦类颜书。而晚岁自书《熹平石经残字集全录序》，则已臻化境矣。 
    草书之成就。雪堂草书作品比较少见，如《行书陶渊明与子俨等疏》的草书立轴，结体修长内恹，间有董意；用笔于侧锋中现出凝重，殊非易事；章法疏朗，一气呵成，创作意境与所书内容浑然一体。读之，真有面对羲皇上人之感。似此佳作，清末以还书坛，实不多觏。
    篆刻之成就。雪堂善治汉印，知之者不多。盖因其五十岁之后因目力不及而不作之缘故。罗氏刻印，不追随时风，专意规模汉印，故能古意盎然。其题五子罗福颐的《郼庵 仿古印草》云：“古印玺出于鎔铸，其文字皆尔雅深厚，如对端人正士。逮汉末季，始有凿印，或军中急就，或出自拙工，虽天趣间存，而法度已失。近百年来，作者每取法于此，心辄非之……慎毋与时贤竞逐，以期诡遇。”非有切实体会者，焉 能作此切中肯綮之语？
    早年，罗氏还曾订有《陆庵仿古篆刻润例》。雪堂用印，多自手刻。如“雪翁”、“永丰乡人”、“振玉印信”、“殷礼在斯堂”、“二万石斋”等皆为罗氏经常钤用之印。
    雪堂书论取向冲和，书艺篆刻已臻化境，且流布法书名迹，莫计其数。然在近代书法史上，并未享有与其成就相埒之地位，其故有可深长思之者。窃以为，第一，政治上，雪堂以前清遗民自居，追随溥仪，陷身伪满，有亏民族大节，为物论所不容，连累其学术与艺术长期受到漠视。第二，更深层次者，从书法史本身来探讨，则雪堂中庸冲和、重传统，以临古为自运之书学思想，与当时阮包康等崇碑尚态者统治书坛之大潮流格格不入，其受冷落乃必然结果。此风气所趋，可谓根深蒂固，除非时殊世异，待大量新资料涌现之后不可改变。雪堂深窥其奥窍，故未正面登场拨正，而是脚踏实地，充分利用新技术，持之以恒，大量流布古人法书资料，开启人们之眼界，以俟水到渠成之日。而百年后之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结果。第三，雪堂所承继的中国传统书风，着重书外学识与修养。此种理念，亦颇与晚近潮流不协。雪堂书法地位之不显，正是中国传统书法不绝如缕的缩影。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加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