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 ——孔孟思想 09研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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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 ——孔孟思想 09研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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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30 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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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思想及流变简述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初级氏族社会向发达的地域国家制发展的过渡时期。在这一历史动荡变革之际，旧有的礼制文化还占有很大的比重，新的思想也成百家争鸣之势，九流各家都想于乱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像梁启超先生形容的：“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1】
在这之中，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先秦的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被韩非子称为“显学”。

一、孔孟核心思想
关于孔子的思想，核心在“礼”还是“仁”，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怎样，“礼”“仁”都是孔子思想无可规避的方面。
关于礼，《论语》【2】中有多处表述：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学而》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其之以礼，有耻有格。《为政》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礼。”《为政》
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孔子思想的明显特征是竭力维护、保卫“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周礼”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周礼有这样的特征：“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而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 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3】
孔子所提倡的礼就是以血缘家长制为基础，由家而国将群体组织团结起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祭祀之礼，孔子祭祀“祭神如神在”，可见有时孔子为了实现维持统治的功利性目的，对“礼”形式的关注甚至超越了神是否存在本身，扩展到细节的方面，甚至到了繁缛的地步。
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乡党》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论语乡党》
以上种种，都体现了孔子极力维护等级秩序的努力，但正像康德认为的，历史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的，在氏族制度逐渐瓦解的当时，“礼”已经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新旧阶级因利益的不同必然诉诸于武力，于是“礼崩乐坏”成了必然之势。
重“礼”是孔子思想的外在表现，“仁”则是“礼”的内化。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李泽厚先生将“仁”的结构分为血缘基础，心里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四个层面。
在血缘基础上，以血缘为纽带，强调的是宗法等级观念的事实。“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在心里原则上，孔子把“礼”外在约束力内化为道德，如为亲守孝三年本是“礼”，而孔子把这种“礼”变成了自觉意识。
在人道主义上，“仁”思想体现的是初级氏族体制中的民主性和人道主义，反对过分的压迫和剥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在个体人格上，孔子所提倡的“礼”必须要求品性纯良、温柔敦厚的人来践行，所以孔子一直强调树立 “君子”的品格。如：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恩惠。”《论语里仁》
“仁”反映的是孔子对人们道德思想上的高要求，这种“仁”，只有当物质生活彻底摆脱贫困是才有可能实现，在先秦生民未久的历史条件下，它只能是意念中的空中楼阁。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发展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且将“仁”具体化到社会政治的方面，提出“仁政”“王道”的理想。
“仁政”的目的在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穀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4】
“仁政”的情感出发点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这也是孟子“性善”论的体现，这种不忍人之心是发之于对他人的怜悯，于墨家视他人之子如己出的“兼爱”思想不同，孟子的“仁”道本体在己而推及他人，墨家则是追求绝对意义的平等。
另外，孟子还于孔子“仁”在个体人格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于君子内在修养上提出了“养气”说：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为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注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养气”是孟子经过理性过滤的感性力量，它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发挥出来的，不仅仅为论辩所用，历经后世，志士仁人都把他作为自身道德精神修养的目标。

二、孔孟儒家思想流变及影响

孔孟思想是儒家思想核心，《韩非子显学》篇中说孔子卒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雕漆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然而这八个流派的儒家经历了秦火至汉代儒家重又发扬，后世以难窥见全貌。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顾汉代儒学虽极盛，而所谓八儒者，则渺不可睹。其条叶附萼，千差万别，又迥非初开宗之情状矣。”【5】
汉代的儒学，梁启超先生又将其分为两派：一、说经之儒“在昔书籍流布不易，故欲学者皆凭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故家法最重焉。”【6】二、著书之儒，如陆贾之《新语》，贾谊《新书》，司马迁《史记》，董仲舒《春秋繁露》等皆是此类。
后来，由于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逮下，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使儒家思想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现了中兴，而那也只是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为抵制佛老所托，到了宋明时期，周敦颐，二程等又开“新儒学”，融合道教等思想，在孔孟传统儒学的哲学层面上另开一路。
孔孟思想，于先秦创立经历百世的更迭，其思想的许多方面早已融入了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骨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人格：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用世的愿望，反映到文学作品上，“言志”“为人生”“为社会”的传统历久未渝，可以说非是先秦一代之显学，而是贯穿于中华文化的最主流意识形态。

注释：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P18，上海古籍出版社。
【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2009年第26次印刷。以下论语皆引自此书。
【3】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12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2000年北京第12次印刷。以下孟子引文皆出此书。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P59，上海古籍出版社。
【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P60，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