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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袁月:《汉志》《隋志》《四库》史部讨论成稿
张袁月:《汉志》《隋志》《四库》史部讨论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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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0/3/4 13:29:50 by zhangyuan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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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袁月:《汉志》《隋志》《四库》史部讨论成稿
张袁月:《汉志》《隋志》《四库》史部讨论成稿
张袁月 1120090354 09级博 古代文学
一、 从叙言立目辨析学术源流
从三部目录的序言里可以看出,史的学术源流可以追溯到很早。
汉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隋志:“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
可见,夏殷之时已有作史的学术传统,然在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综合目录《七略》及其后的汉志中,史类却没有专门立目,史类书籍也没有独立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以从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来分析:
1、从客观原因来看,与当时的史学发展状况有关。一是数量(见表1)。汉代史学还不是很发达,而且经过秦代焚书,所存史书数量不多。阮孝绪在《七录》序里就谈到“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
表 1
六艺略 诸子略 诗赋略 兵书略 数术略 方技略
家数 103 4.5 189 8.2 106 4.6 53 2.3 190 8.3 36 1.6
篇数 3123 3.3 4324 4.6 1318 1.4 790 0.8 2528 2.7 868 0.9
由表1可以看出,与整个《春秋》23家948篇相比,其它各略都几乎是其家数或篇书的好几倍。因此把为数不多的史类书籍单独成类立目,没有太大必要。
二是地位。我国的史学传统远比经学传统悠久,且古代的史官地位也很高。但随着汉代对经学的无限尊崇,经的地位高于其它一切学术门类,经尊于史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治经儒士地位大大高于治史者,治经可通仕达官,治史却厕于下大夫之列,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学者纷纷摈史而治经,客观上也造成了史学的不发达不繁荣。因此,史学书籍只能依附于经学著作而得保存。
其上两个因素是从客观方面来分析的,史类的未分类立目是这两个因素综合的结果。如果数量少但地位高,也有立目的可能性。如之前谈到过的乐类书籍,即使是存书殆无,但由于其地位重要,仍须立目存在。如果地位不高但数量庞大,也可能立目,诗赋本是诗的附庸,但因蔚为大观,不得不另立专目,而且还成了一个大类。
2、从主观原因来看,与当时的史学观念有关。汉代将史学看作经学的辅翼,史具有解经的功能价值。如《春秋左传》按现代的史学观念来看自然应属史书,但汉志春秋类小序中却认为这是“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也就是说将其视为解经之传。既是解经之传,自然应与经籍收入一类。这种观念影响是巨大的,直到清代四库全书还有“以史解经”的痕迹,如尊正史为史部地位最高门类,就是因为它“义与经配”。
此外,“述而不作”的史学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史学的发展。司马迁作《史记》时虽自称为“述”,但在《自序》中“成一家之言”的追求已昭显出史学独立的趋向来。不过,在当时以经学为中心的学术环境下,这种苗头很快被打落。班固就曾在《汉书》中多次攻击司马迁,事实上,班固作《汉书》时最初也被认为不合法,但他认为自己是以“旁贯五经,上下通洽”为己任,也就是为经学服务而进行的史学研究,自然不同于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的作法。应该说,班固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对史学的普遍认识。因此,史学也就只能成为经学的附庸了。
二、 从分类变化认知学术面貌
如果说史学发展的学术背景决定了史类书籍在目录中的存在状况,那么,从三部目录学著作的分类变化也就能反推当时的学术背景和学术面貌。隋志与汉志相比较,史类的最大变化就是史书从春秋中脱离,单独成类。用隋志史部大序的话说就是“开其事类”。所谓的“开其事类”,就意味着史部不是像经部那样只是更换了名称,而是保留原来的春秋之名,并在春秋之外新增十三类作为史部。春秋三传的相关著作仍归经部春秋类,以示尊崇;而《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出经部入史部。到四库时,史部立目更多,分类更细,共十五类。从门类上来说,汉志到隋志是一个大的飞跃。
这个飞跃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想也可以从刚才那两方面来分析。从客观方面来讲,一是史学书籍的大量增加。汉书艺文志史书著录不过几十家千余篇,到隋志已达817家13264卷,分别达到前者的二十余倍及近十倍,可见史籍已可称蔚为大观了。二是史学地位的提高。前面曾提到,经学的无限尊崇地位使史地位降低,成为经之附庸,那么,当经学式微时,史也就有了提高地位的可能。东汉中期以后,皇权衰落,经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也开始剥离,古文今文经学之争烽火渐熄,马融郑玄等经学家走上综合古今的折中道路就是经学式微的表现之一。政治对经学的疏离动摇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也为史学的独立带来了契机。从主观方面来讲,是诸朝对修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加。魏晋动乱的政治局面使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总结历史教训,不仅汉族政权重视修史,少数民族政权也如此。后赵石勒还专门建立史学,与经学、律学并列,大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总之,通过这个飞跃,我们能窥见史学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附庸到独立、从弱小到壮大的发展脉络。
当然,这个飞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漫长时期的量变达成的质变。隋志史部十三类几取南朝阮孝绪《七录》之纪传录,如正史取自国史部,古史取自注历部,旧事取自旧事部,职官取自职官部等。可见,史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成雏形,因此我认为量变过程的一个关键时期正是魏晋。私人修史之风,数量,反映到目录中就是此时的史著远远超过两汉;据汤勤福《中国史学史》统计;此外,门类;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魏晋南北朝在目录学发展史中所起的这种承接性、转折性的作用,不止体现在史部,之前所讨论的经部也如此。如魏晋音韵学的发展使经部中出现了大量对经典进行音义注疏的著作;最早将六艺略改称经典的也是在南朝王俭的《七志》及阮孝绪的《七录》中。再如子部,魏晋的佛道兴盛,推动了佛道二家在目录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集部,恐怕也与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有一定关系。萧统《文选》已按照文章本身的文思辞采来作为选文标准,预示着文学与经史子有了区别和界限,并逐渐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开始独立的发展。限于本次讨论的主题,我就不再延伸下去,但我想如果对此进行深入挖掘,当能发现更多有趣的问题。
至于四库,主要是对前代目录学著作斟酌损益、择善而从的结果,是对史学目录的集大成。
名称 初创书目 备注
1 正史 隋书经籍志 七录称国史
2 编年 新唐书艺文志 之前多称古史
3 纪事本末 似始见四库
4 别史 直斋书录解题
5 杂史 隋书经籍志 其后各书无变
6 诏令奏议 并直斋书录解题诏令、奏议 遂初堂书目已创奏议类,但其时称章奏,直斋书录解题始称奏议;诏令由直斋书录解题始创
7 传记 新唐书艺文志 之前多称杂传
8 史抄 宋史艺文志 之前的文献通考已有史钞,但史评史钞合一类
9 载记 七录 七录曰伪史,隋志曰霸史
10 时令 崇文总目 其时称岁时,直斋书录解题始称时令
11 地理 隋书经籍志 七录称土地
12 职官 七录 各书无变
13 政书 并隋志仪注、刑法 余书多称仪注刑法
14 目录 新唐书艺文志 之前多称薄录
15 史评 郡斋读书志 文献通考将史评史钞合一类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纪事本末似初见于四库以外,其它各类都是在前代目录学著作中即有立目,因此,我认为四库的史部从根本上没有设立新的类目。不过,从这些小类的名称变化、类属增减中仍可以看出史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时期的史学观念变化。如谱牒;刚才提到初见于四库的纪事本末类,在宋袁枢就出现此体,但之后的目录学著作中却没有此类。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新事物刚出现都不太易被接受,从四库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出,主流之外的史学体例被称为异轨,则异轨被纳入主流必经过一段接受期,当人们渐渐发现其优势而效仿,而至“因者既众”后,一种新的史学体例才算正式被承认并可能进入目录门类。但职官、地理等类,很早就出现在目录中,且以后各书无变,或许是因为这些小类都是功能性的,其接受度就大于体例创新。而在名称的变化上也能看出很多门道。如载记,七录曰伪史,隋志曰霸史,这说明所谓的史学实际都是官方史学,主流以外的东西很难被承认。而到了四库,改曰载记,体现出较为宽容的史学观念。不过,对于《越史略》一类僭号纪年的史著,四库仍然是毫不留情斥为伪史。这说明,和之前我们讨论的经部一样,中国的学术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一直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从顺序排列判定学术地位
正史 古史 目录都靠后,经籍金石 附庸 尊汉排宋;史钞史评 在文献通考中初创,说明此时这两种史学题材客观存在的实际状况,但马端临并为将其分别立目,而是合为一类。而其后的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皆只录史钞而不录史评。到四库,虽然两者皆录,但这两类体例比较近似的门类并未列在一起,而是史评在目录最后一类,史钞却列在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类之前,位居史部的中间位置。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从四库的小序中我们就可以窥出端倪。
史钞:帝魁以後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
史评:《春秋》笔削,议而不辨
史钞可以追溯到孔子,圣人之为则地位升高;而史评却是背离了《春秋》议而不辨的史学传统,四库对此颇有微词,只是因为史论已繁的客观实际不可忽略,而列入目录,但排在最末的位置已暗示出儒家的正统史学观念仍是目录学史部的主导思想。
四、 从书目入类透析学术趋势
1、同一类书入不同类:如同为传记,《高士传》在隋志中入史部杂传,《高僧传》则不仅列入杂传类,还列入子部杂家类。而在四库中,《高士传》入史部传记类,宋高僧传入子部释家类。这或许是这几部目录学著作没有一致的分类标准的结果。尤其是史著,按体例分往往能入史部,但按性质分,它又往往因该书所描述对象的不同而归于不同类中。这实际上可能也是目录学面临的一个困境,即面对一本书,到底按什么标准入类的问题。性质、体裁、内容,不同的标准都会造成同一类书被划分入不同的门类。比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纪事本末,从内容上都是关于宋代的史著,但因体裁不同而被分散到正史、编年、纪事本末三类中,从某种程度上对人们集中了解宋代历史形成了一定阻碍。
2、不同类书入同一类:如隋志中的谱系类就将竹谱、钱谱、钱图这几本明显与前面宗族谱系类的书不同类。其原因,大概就是四库所说的“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无类可归”,当时此类书还很少,隋志只能按“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原则将其附于同带“谱”字的谱系类。而当图谱类的书日渐繁盛后,就有了专门的门类“谱录类”来与宗谱类的书籍相区别。这和整个目录学分类的学术发展规律也是一致的。
3、同一本书入不同类:如高僧传 史部与子部的界限不清(见表2)
《晏子春秋》 子部 史部
《吴越春秋》 杂史 载纪
《穆天子传》 起居注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春秋繁露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类附录
春秋释例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类
战国策 六艺略春秋类 史部杂史类 史部杂史类
国语 六艺略春秋类 经部春秋类 史部杂史类
楚汉春秋 六艺略春秋类 史部杂史类
山海经 数术略形法家 史部地理类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神异经 史部地理类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十洲记 史部地理类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洞冥记 史部杂传类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汉武帝内传 史部杂传类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汉武帝故事 史部旧事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汉武内传 史部杂传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续齐谐记 史部杂传类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搜神记 史部杂传类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搜神后记 史部杂传类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述异记 史部杂传类 子部小说家类琐记之属
汉帝故事 史部旧事类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西京杂记 史部旧事类 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博物志 子部杂家 子部小说家类琐记之属
高僧传 子部杂家、史部杂传
古今注 史部杂史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