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李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


摘要

苏李故事是苏武故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苏李故事围绕李陵劝降与苏李赠别两个情节展开。自《汉书》记载以来，历经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流传不衰。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以及民间曲艺中均有文本传世。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角度考察苏李故事，可以清晰看出历代对忠君爱国以及酬友赠别主题的不同接受。


关键词： 苏李故事；中国叙事文化学；忠君主题；交游赠别主题


一  苏李故事的文本流传

《汉书·李广苏建传》后附苏武与李陵的传记，记载了苏武与李陵二人的生平事迹。苏武于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出使匈奴，因为副中郎将张胜欲助缑王与虞常谋反事发受到牵连，被扣留在匈奴长达十九年。期间，匈奴方多次派遣官员劝说苏武归降。苏武面对卫律的威胁大义凛然，之后被徙居于北海无人处放牧。李陵在天汉二年于匈奴交战过程中孤军深入，陷入重围，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下为保存实力被迫投降。随后，因为汉廷处死李陵全家，使得李陵断绝了归汉的念头。在匈奴期间，李陵被派往北海劝降苏武，未果。但二人感情颇深，“陵与武饮数日……与武决去”。十九年后，苏武得以反汉，李陵再次会见苏武，为之赠诗践别。苏武自异域归来之后，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与极具感召力的节义使之成为被传颂的对象。宣帝麒麟阁画像之后，苏武故事自然更为世人关注。苏武与李陵的交游中既有士子对气节的坚守，也有人情世故的交往，为后代文人百姓感慨回味。

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动荡不安，天灾人祸背景下豪族、地主、文人、士兵、流民或战乱移徙，或经济迫迁，或军事转置，奔波迁徙是重要的社会特征，这使得苏李故事中的赠别情节在这一阶段极受重视。萧统《文选》中收录七首托名苏武、李陵所作的送别诗，是苏李题材大规模进入诗歌的先声。其后，晋刘琨、梁周兴嗣、庾信、陈删等多有以此为题的诗歌，竟陵八友的核心人物萧衍十分热衷“苏李诗”的摹写，有不少取材于苏李诗的赋得之作。所谓赋得，一般都是文人集体的命题赋作，苏李故事在六朝时期的接受可见一斑。

在现存唐代变文中，与苏武李陵故事密切相关的篇目有三：《李陵变文》、《苏武李陵执别词》及《苏武李陵往还书》，均收录于《敦煌变文集》。《李陵变文》钟书林先生在《敦煌李陵变文的考原》译文中将其归为晚唐五代的作品。篇目不全，前段缺失。现存部分浚稽山一战已经开始，用大量篇幅叙述李陵杀卒妻、火战、管敢背叛以及败降匈奴的过程。因为全篇重点塑造李陵悲情英雄的形象，对李陵与苏武在匈奴的情节做了删减；《苏武李陵执别词》聚焦于苏武归汉之时与李陵分别的场景，以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叙述李陵苏武饮酒相别、互相赠诗的场景，着重提及了李陵投降的无奈以及被族家的冤屈。

宋代以后，文人对苏李故事的接受除援引苏李故事入诗外，还有不少以苏武李陵故事为题材的文人画。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苏武画时传为五代周文矩所作的《苏李别意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李陵作汉人打扮，穿红色团花袍子，头戴无帻帽，腰间有一皮毛的弓套。苏武身披斗篷，另有12只羊，其中有两只有角的公羊。其中展现了边地风光以及李陵与苏武的互动。宋代有不少描摹这一场景的画作，今多不传，但从现存的题画诗可窥端倪，如揭傒斯《题李陵送苏武图三首》、欧阳俭《苏武李陵泣别图》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另有传为南宋陈居中所作《苏李别意图》一卷，画中一改周作边地风光，除李陵苏武之外，描摹了汉使与匈奴官员洽谈的画面，且前来迎接苏武的官员髡发着仙鹤补子文官服，或为明代仿作。最后，明末画家陈洪绶有两件《苏李泣别图》。明代之后随着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苏武画中的边地色彩逐渐削弱，甚至成为了市井之间的民俗画题。

在元明清三代，以苏武故事为题材的戏剧创作进入高峰。仅以苏武作为故事主人公的戏曲作品即有12部之多。最早描写苏武故事的是金院本《苏武和番》；元代有2部杂剧、2部南戏及1部体裁不明的作品，明代则有4部传奇，1部杂剧；清代有杂剧1部。今所存完整剧作有南戏《苏武牧羊记》以及清杂剧《雁书记》两部，《苏武还朝》仅存佚曲。《苏武牧羊记》基本沿袭《汉书》史实，苏武李陵交往故事的记录主要集中在第十八出《望乡》。“望乡”一出写苏武与李陵在望乡台望乡。《苏武还朝》第三折第三折则写苏武在居延牧羊，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却仍守节心坚，看到大雁，想借其带信，后李陵前来劝降被其拒绝。

在李陵苏武为题材中，苏武李陵交游的情节还出现在地方戏曲中。与史书诗词相比，地方戏曲中苏武李陵的交游面目一新。在苏武李陵故事进入地方戏之前，清代章回体小说《双凤奇缘》的出现不可不提。这部杂取众书的小说揉合了苏武李陵故事与王昭君故事，苏武李陵故事发生的时间后移至汉元帝时代。匈奴单于索要王昭君引发两国战争，汉朝连折李虎、李陵两元大将，遂派苏武出使匈奴议和，十九年后苏武归国是仰赖王昭君向单于求情，苏武滞留匈奴时与猩猩结下情缘并育有子女，归国三年后猩猩修炼成仙并将一双儿女寄还苏武。李陵战死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苏武出使并不是礼尚往来而是为了向匈奴求和。在被困匈奴期间，苏武与猩猩发生了一段异类情缘。书中时空交错、神仙怪诞、人兽相合，使得该书在清代被列为禁书。但是其中的故事情节却在民间飞快流传。福建仙游现在仍然流传着一首形成于清代中期的歌谣《历代史诗》，其中的汉代史唱曰:

尽忠报国是李陵，苏武牧羊人扬名; 天差猩猩为夫妇，儿子苏忠苏义名。汉朝美女王昭君，雁门出塞泪纷纷; 轰烈投死黑水河，再出伊妹赛昭君。昭君出塞泪淋淋，文龙和番十八年; 汉皇思量无后代，雁塔题诗人扬名。

这段对汉代史的传奇描述中，可以看到与《双凤奇缘》的相关故事情节史比较接近的。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地方戏中，秦腔《双凤奇缘》、晋剧《白阳河》、川剧《昭君》等是对《双凤奇缘》的全本改编，故事情节比较接近《双凤奇缘》。粤剧《猩猩女血洗李陵碑》是在小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创造。该剧以李陵为主人公，苏武、猩猩女与王昭君等任务解释为了推动李陵在投降与死节的抉择。在这个剧本中，苏武与李陵的交集借由苏武妻猩猩女的连结更加密切。汉将李陵奉命征讨匈奴，因只身入敌营交换战俘，为胡王所困，李陵抵抗受伤，得苏武之妻猩猩女救护;李陵被胡王囚禁，时人对陵颇多非议；苏武归汉，临行因李陵未得死节，托其妻猩猩女及刘文龙(昭君和番之汉使)关照李陵；李陵被困胡疆，常恐汉王不予见谅，且时人又议论纷纷，后汉王尽杀其家小，李陵内心矛盾重重；匈奴雪鸿公主时来求爱，李陵虽拒绝，而心实留恋;猩猩女从旁窥见李陵心思，遂与刘文龙特制一李陵碑，并以血洗之，以激励李陵志气；不久单于王迎立王昭君，昭君要单于杀毛延寿后始肯成亲，单于从之，昭君以毛延寿之骨遥祭汉邦，然后投崖自尽;李陵为王昭君此举感动，乃自刎尽节。《猩猩女血洗李陵碑》在《双凤奇缘》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其后，苏武李陵与昭君故事合流深入民心，甚至在民间故事中二人同为汉将。川剧《汉贞烈》叙写王昭君夜谈琵琶与汉元帝相会，毛延寿丑化王昭君计划失败，将美人图献给单于。单于兴兵讨要昭君，元帝无奈之下弃妃保汉。虽然在故事情节中不涉及苏武李陵，但是在昭君与元帝的对话中，可见二人仍然为昭君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且身份发生了转变：

刘奭: 呀御妻，我朝李陵苏武未在朝中，若得二将在朝，慢说一个单于国王，就是十个单于又何惧哉。

昭君: 二将往哪里去了?

刘奭: 李陵平伏东海，苏武威镇西陵，都未在朝。御妻呀，这都是前世未修，夫妻们才半路相抛。老天呀老天。生我汉元帝，缘何这般软弱。

昭君: 万岁就该传旨，立调二卿回朝，带兵退贼。

刘奭: 远水难救近火。

李陵作为武将平伏东海尚且比较符合历史身份，但是苏武也由文臣变成武将，则是民间接受的新变，但并未成为主流。

二  忠义主题与苏李故事

苏武、李陵在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同样遭遇了匈奴的扣押。苏武坚守节操，宁死不屈，终于凭借自己的一致坚持到最后，圆满归汉，不辱使命。李陵则瞻前顾后，与苏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背景下，二人交往的戏剧性与冲突性为其苏李故事的忠义主题奠定了主题基调。

在苏李故事中，集中体现苏武忠义不屈品质的情节当属李陵劝降。《汉书》中详细记载了李陵劝降的始末。李陵与苏武同在汉廷为官，有一定私交。苏武被困之后的第二年李陵被俘投降，一直不敢寻访苏武，后来匈奴单于得知了苏李二人关系，派李陵前往北海劝降苏武。李陵先以信义为切入口，“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意即苏武已经很难回归故土了，只能在此荒无人烟之处受苦，对汉廷的信义也无人可知；其次转告了苏武家庭的一系列不幸，兄长“伏剑自刎”，幼弟“饮药而死”，先后任上自杀；老母终堂，妻子去帷，孩子们“存亡不可知”。在李陵看来，苏武的家庭已经破碎，这其中给很大原因是因为武帝的不体恤所造成的。这样的朝廷并不值得苏武效忠。从接下来的内容看，家庭破碎也是李陵心灰意冷投降匈奴的原因。再次，李陵现身说法，叙述自己的生平遭遇：“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李陵与苏武有相似的人生经历，自以为对苏武的心思了解，以自己族家之祸劝说苏武为自己打算；最后则非常直白地表述了对汉帝的痛恨：“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皇帝年事已高，法令无常，即便能够活着回到汉地，也是吉凶难测。李陵的劝说层层深入，情理兼具，但是苏武仍然斩钉截铁拒绝了李陵：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苏武十分感谢皇帝和国家给予自己夫子兄弟的栽培与信任，对皇帝怀有感恩之心，忠君报国之志溢于言表，并没有被李陵的劝说所动摇。在家国同构的时代，君主即是国家政权的代表。也许在苏武看来，自己家庭的不幸是私事，自己所承担的出使任务则是公事。自己作为使臣，不应该因私废公。所以言辞拒绝了李陵的劝降，“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李陵见苏武对汉廷的忠贞不渝，喟然长叹，子愧难当，告别苏武而去。后来，还拜托自己的妻子为苏武赐下牛羊，以期对苏武的生活稍加改善。

后来，李陵与苏武还有一次短暂的会面：

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

“区脱”是匈奴靠近汉地的一个部落，“云中”则是汉朝的一个郡制。从所俘虏的汉人口中李陵得知武帝驾崩，特意来告诉苏武。苏武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南面大哭，甚至吐血不止，长达数月之久。苏武对于武帝的赤诚也集中展现了其忠君节义。

苏武的言行是对他“屈节辱汉，虽生，何面目以归汉”的坚守与一以贯之。在苏武看来，他作为使节是代表国家的，以汉朝使节身份的一言一行，都是国家尊严与使命的具体化。与李陵相比，苏武始终能够把个人生死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捆绑在一起，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武帝时期儒家国格伦理的影响。

张岂之先生梳理中国思想史，认为先秦儒学只有人格的概念，即孔孟以“仁”为核心的塑造理想人格的道德价值诉求。秦统一六国之后，直到西汉，因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产生才有了国格的概念，“董仲舒所讲‘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强调了对西汉王朝的中心，首先提出了国格观念。”宗庙，指帝王祭祀之处；社稷，自秦汉以来已成为国家的代称，在天子即为天下。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可谓宗庙亡而社稷存，遭遇外族入侵政权不保则是宗庙与社稷俱亡。所以，对一个国家而言，宗庙和社稷代表了国家的尊严，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有辱宗庙与社稷之事。司马迁在《史记》中进一步发展了国格的概念。“忠臣不先身而后君”“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等主张都是对国格观念的具体化。在廉颇与蔺相如的交往中，司马迁用“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盛赞蔺相如将个人荣辱恩怨置之度外，将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简单概括，儒家国格伦理的价值追求就是倡导志士仁人忠君爱国，价值指向正是热爱国家与民族。

苏武正是成长于这一环境背景之下。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登基，苏武初生。是年冬，武帝亲自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和“罢黜百家，尊崇儒学”之说。六年后，武帝正式采纳并推广董仲舒的学说。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创办太学作为“教化之本源”，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此时，苏武已经通过任子令成为郎官。在这一大背景下，苏武必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壮年奉命出使，羁留异域近二十年却始终忠贞不渝，大节不亏，展现了汉朝使节的气节，捍卫了民族的尊严，成就了苏武在大节道义上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以至于班固在文末赞中评价苏武：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

在苏武李陵故事中，李陵投降匈奴并且流露出汉帝的不满，但在汉代仍然是受到同情的忠义之将。《史记》中记载汉武帝在族杀李陵全家之后也流露后悔之意。南北朝时期的史传书写中对李陵的刻画因为民族意识的高涨出现负面评价，从地缘与血缘关系上将李陵归认为北魏托跋氏的血缘起点。如《宋书·索虏传》认为“索头虏，姓拓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南齐书·魏虏》沿袭了这一认知，并将其与胡地民俗结合进一步具体化“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至是乃改姓焉。”即使如此，得益于李陵奋勇杀敌、无奈投降且被族全家的经历，在文学书写中其形象主题仍然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忠勇英雄。

唐王朝建立之后，苏武的忠贞爱国主题得到延续。同时，因为李唐王朝赋予了李陵强烈的政治意味，李陵形象在苏李忠义主题中取得突破性发展，苏武降格成为苏李忠义主题的配角。隋唐时期，门阀士族观念仍然深入人心。《旧唐书·高祖本纪》开篇“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暠七代孙也。”《晋书》中则记录“武昭王讳暠……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李唐王朝追祖陇西李氏，承认与李广乃至于李陵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从官方角度肯定了李陵“欲得其当而报汉”的赞赏。此外，唐代部分少数民族为获得唐王朝的政治支持，张扬了自南北朝以来李陵作为匈奴右校王的血统关系。唐武宗在《赐黠嘎斯可汗书》中明确指明“又闻可汗受氏之原，与我同族……乃都尉苗裔”，认可了黠戛斯这一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李陵在唐代政治语境中的体现“华夷一家”的特殊政治意味。所以，由唐一代对李陵骁勇善战的名将本色被重申，对李陵投降一事多从心存汉阙的不得已被反复强调，对李陵赞赏与同情并存。

及至宋代，对苏武李陵故事中苏武的忠义主题接受基本没有异议，但是对李陵是否忠义的讨论呈现出雅俗分流的状态。实际上，这种分流在中唐文人理性回归、古文运动兴起的大背景之下已有端倪。最先对李陵不能死节提出批判的是萧华。安史之乱时期萧华滞留长安，为伪署魏州刺史。两京收复之后，萧华因此被贬，在陈情表中他以李陵自况，站在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集中批评李陵“上负君亲之恩，下贻妻子之耻”，借助李陵事始末来表达自己对唐王朝的拳拳效忠之心。中唐以后，唐代藩镇割据日甚，朝中宦官外戚勾结宵小横行，朝纲不振。在此背景之下，白居易《汉将李陵论》揭开了对李陵全面彻底的批判，将李陵定为不忠不孝不勇不智之人。“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匈奴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死者无一可，遂亡其宗。”在白居易的论述中，李陵不仅降敌辱国，而且还是族破家亡的罪魁祸首。从儒家纲常伦理角度入手反思李陵不忠不义的观点虽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但由唐一代的接受主流仍然是感叹李陵的悲剧命运。有宋一朝，士人的思辨能力大幅提高，散文创作异常繁荣。苏武李陵故事随着北宋中后期与辽、西夏等国边境问题的显现多被提及，或在军事策略的角度称赞李陵以少击多、孤军深入的勇气；或依据儒家的伦理纲常与忠孝节义批评李陵屈节投降、未能死节却不刎颈明志的道德瑕疵；或批评武帝驭才无道，李广与李陵一个怀才不遇、一个身陷匈奴惨遭屠家，都与武帝的不知用才息息相关。这些内容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意义，直接反映了宋代的边境问题、卫道意识以及国防策略。其中，对李陵降敌的批评与惋惜成为主流。

北宋的批评与白居易的观点主张一脉相承，认为李陵忠孝皆负，不值得谅解，但态度仍然比较和缓，以质疑李陵归汉之心为主，如晁补之《司马迁雪李陵》。南宋之后，忠君报国观念深入人心，对李陵忠义的质疑愈加激烈，甚至前代对李陵的理解同情也遭受波及，如詹初即认为“全是矫饰之言”：

李陵降匈奴时，分明是畏死，后来答苏武，谓别欲立功，以图报国，此全是矫饰之言，人臣之功，非成事即死事。既不能成事，又不能死事，除此之外，更何功可立？

从忠君报国的观念出发，詹初认为为人臣者成事是本分，李陵自请带兵却被俘是没有成事；被俘之后没有以死谢罪表忠心更是畏死，对李陵其人予以全盘否定。南宋末王炎午《生祭文丞相》一文更是借李陵一事劝死文天祥。王炎午认为李陵投降匈奴，只能依靠自刎明志洗去罪名：“李陵降矣，而曰欲有为，且思刎颈以见志……则颈且不及刎，志何自明哉？”作为南宋遗民的精神支柱，以王炎午为代表的遗民们不希望文天祥像李陵一样仕异族，且因为文天祥被俘之际没有死节而产生怀疑，作此文劝死。结尾“不陵亦陵，岂不惜哉”更是明确表达了对李陵的蔑视。诗文中同样也有类似的批评，北宋蔡襄“力屈已嗟袁粲死，势孤犹笑李陵降”南宋刘克庄“李陵卫律阴山死，不似葵花识太阳”都对李陵兵败降敌表示批判之意。

元代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全面入主中原，汉族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北方草原第一次大范围正面进入汉地文人的视野中，代表中原政权的苏武李陵与北方民族政权的纠葛也再一次勾连起文人的历史文化记忆。总体而言，此一时期文人对待苏李忠义主题的表达呈现出复杂且综合的态度。或探究李陵降敌缘由，肯定李陵的英勇战绩并对李陵之降表示理解同情，如“君心与我志，各欲效忠节。老亲坐诛夷，此志遂嗟跌。”“事疑家以灭，身辱义何亏。”等，认为从道义上来讲，汉廷不仁在先，李陵只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但无论如何，李陵没有舍生取义，最后也没有返回中原，与之相对照，十九年持节不渝的苏武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对苏武忠贞的赞誉和李陵之降的鞭笞也是异族统治时期汉地文人的文学价值选择。这一倾向在元代题画诗中较为明显。刘诜《题李陵宴苏武》一诗中有“居延山下马成群，伎乐声高夜入云。初志消磨如卫律，殷勤置酒教苏君。”“少卿驼马弥山谷，何似中郎一节归”，褒贬分明，高下立见，这显然是受到正统忠孝观念狡猾的结果。

但是在俗文学的发展中，苏武忠义在官方的宣扬下已经深入人心，李陵也鲜少受到批评，李陵也成为在苏武感知下以死明志的悲剧英雄。南戏《苏武牧羊记》中对苏武忠义的表现仍然沿袭前代的书写，同时也着重塑造了李陵忠勇并且以死殉国的形象。李陵在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时特意前来相送，为其敬酒践行，又赠与宝剑让其放心，向其保证会替他照顾好其母亲，后他奉霍光之命前去剿捕匈奴，捉拿卫律，迎苏武，自请带五千人马足以，不料却被不花元帅的一万人马大败，自己也被生擒，面对其对自己“要死要活”的询问，他则说“羊落虎口，只求早死。”而后卫律奉单于王之命前来说亲时，他虽心里百般纠结和难受，还是同意了婚事，成为番王女婿，而后奉命前来劝降苏武时，他虽然愧疚自己战败投降，却以单于“惜才重贤”，对自己又是赐官授将权，又是设宴相请，自己无比受用劝其投降，被名利牵绊的他本就迷失了方向，却在听闻汉帝下旨将自己满门抄斩时彻底“把孝義忠心，因此上将刀割断”。见百般劝说下，苏武仍是不改初心，愧疚不已，向其告别。霍光亲奉圣旨领军五十万攻打匈奴，李陵听闻后特来敬酒为他饯行，在苏武劝他同自己一起回汉时，他以家尽遭屠戮无颜回朝相拒，后又因“不能够尽忠于南汉，今复弃城逃避。宁甘死做忠义鬼，绝不再回南方地。” 故而撞死殒命。与同为汉廷降臣的卫律相比，他的形象还是比较高大的，对兄弟有情有义，虽投降于匈奴，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只是自己被抓、家人被屠，再加上自己又确是投降番国，已是不忠之人，他只得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粤剧《猩猩女血洗李陵碑》改变了李陵屈节的史实，在苏武昭君的影响下，李陵亦以身殉节。这无疑是对苏武忠义殉国情节的扩大。在仅存残曲的《苏武还乡》第三折看到前来探望的好友李陵，他很是惊喜，从其口中知晓了自己离去后汉朝的变化，然而知晓好友是来劝自己投降的后，他立马拒绝，表明“我情愿再受塞上十年苦，不恋您腰间金印悬。举意而甘贫贱，常则是随旌而立，每日家冒雪而眠。”“兄弟，你官差不自由，我饥寒守自然，咱便得功名休相道身荣显。休笑我持一竿汉节随羊后，强如您列两行朱衣在马前。两般儿自把濁辨，您穿的妆身扮体，争如我赤手空拳。”仍然坚守本心，一心想要归汉。十九年的留番生活让他“穷家业人离财散”，让他“穿不上这紫罗襕”，但即使这样，他仍说“臣将这两轮口月安，救四海民无难。我情愿一身儿受坎坷，我无那半点儿心辞惮。”仍愿“陛下海晏河清万里安”，并说自己“你不是尽孝尽忠纣比干，怎如那箫相国扶炎汉！武又无伍子胥，文又无周公旦，争过这太平乾坤，保护着万里江山。”苏武与李陵的私交深厚全然不见描写，只留下对忠孝的强调，说教意味十分浓厚。

三  酬友赠别主题与苏李故事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由于交通通信条件的限制，古人格外重视交游离别，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使得再次会面充满了未知。对分别之易与再见之难的书写是文学史的一个永恒主题。苏李赠别是苏武李陵故事的高潮，为中国赠别传统的书写树立了典范。

苏武被拘，卫律逼降。李陵最初因为愧悔不敢前往北海见苏武，很久之后在单于的指派下前往北海劝降。《汉书》中用“虚心欲相待”开启二人的见面。可见，二人在汉地确实是推心置腹的至交，才会诚恳如此。李陵劝降的切入点也显示了二人私交甚笃。“来时，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李陵可以以晚辈的身份为苏母送葬，可见苏李交游确实非同一般。而李陵劝降的失败，也没有颠覆二人的友情，李陵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这份情谊的珍视。“陵与武饮数日”，之后，“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十八年之后，苏武获救归汉，李陵前来送别：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鸳怯，令汉且贯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馈。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这次赠别的主人公应该是苏武，但是在叙述中全然不见苏武的反应，重点表现了李陵的孤独——被君王辜负、为故交抛弃、与朋友诀别的形象，这为苏李赠别相较于一般的赠别情节增添了更为悲情的底色。

苏武归汉之后，二人仍有书信往还，《文选》中录有李陵《答苏武书》，《艺文类聚》中则有苏武之《报李陵书》，但由于二人政治立场的差异，苏武直言“臣无境外之交”，甚至表达了对李陵不能死节的委婉批评。政治立场以及个人选择的差异使得二人的交游并未呈现出圆满的结局。因此，苏武归汉之后二人的交游在文学书写中被逐渐淡化，或者单纯作为典故出现，没有过多演绎。

苏李故事的交游赠别主题首先集中体现在诗歌创作中。自魏晋南北朝以降，直接歌咏苏李故事或者以苏李典故入诗的作品屡见不鲜。《文选》中所收录的苏李诗可为其典型代表。在苏李诗之前，中国诗歌史上尚且没有如此大规模围绕同一主题的送别诗的创作。这一组诗歌唱和确定了苏李交游在酬友赠别主题诗文中的典范意义。虽然历代关于“苏李诗”的真伪及作者问题众说纷纭 ，但其高度的艺术成就与送别题旨对中国交游赠别主题影响颇深。日本学者松原朗《苏武李陵诗考》高度评价了苏李诗对后世的影响，认为其为离别这一传统主题确立了“古典场所+权威”的公式，且与闺怨保持积极联系。从《文选》所收录的七首苏李诗来看，除了对送别诗这一大类题材的深远影响之外，其中所营造的衢路执手而别、临河觞酒践行、河梁蹊路话别的赠别场景也为苏李赠别文学演绎提供了范例：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踯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移步换景，从衢路、河边到河梁、蹊路，采用倒叙的手法依次叙述了分别时的别情别景，而后回述河边执手饯别的迷离恍惚，最后回味离别前的安慰与祝福，在惜别基调不变的基础上一波三折，在不同的景致下书写不同的感慨，颇类梁祝十八相送。相较于《汉书》中以李陵为中心的刻画，苏李组诗中后四首则表达了苏武的思乡之情以及对李陵的深切不舍。这种对赠别场景的想象正是诗人对李陵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

此外，还有一些诗歌以苏李赠别作为典故使用，根据情感表达的不同有所侧重，构建对苏武李陵交游的个性化理解与阐释。由此，苏李交游赠别情节便较多承载了文人的生命体验，逐渐走入文学的领域，渐渐远离苏李交游的真实情况。

在汉末至隋文人的书写下，苏李赠别主题在诗文中得以充分展示，成为苏李故事接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在这一时期的书写中，李陵武将气质淡化，多了文人的细腻敏感，更多展现了苏李情谊之身后，更加贴合身在行旅、为生计仕途奔波的普通知识分子伤离别与感知音的心绪。梁周兴嗣《答吴均三首》（其三）以北海传讯入笔，以苏李交谊为比，“惊凫起北海，仪凤飞上林。……李陵报苏武，但令知我心”，剖白自己的知音心迹，抒发与吴均的知己情谊。庾信曾为使节入北被拘，有国难回身仕两朝的经历使得他对苏李故事深有感触，曾作《李陵苏武别赞》抒发对李陵苏武交游赠别的理解与感叹。庾信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李陵的心境，苏武荣耀南归，李陵羁留北地，苏武李陵怆然涕下，再难会面。在戛然而止的描述中，苏李离别之愁与绵绵情意漫溢其间。

唐代是诗歌的盛世，苏李赠别继续在诗歌中焕发生命力。一方面，苏李赠别主题在诗歌中进一步展现，而且强化了异域边塞背景，与初盛唐的边塞书写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因为李唐王室追祖李陵为宗，为李陵形象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政治语境，李陵在文学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使得苏武在苏李赠别主题中进一步被淡化。初盛唐承袭《文选》苏李诗遗风，苏李赠别主题一方面继续作为抒情咏怀的主题出现；另一方面则作为五言诗典范被注意。前者如李白《千里思》：

李陵没胡沙，苏武还汉家。迢迢五原关，朔雪乱边花。

一去隔绝国，思归但长嗟。鸿雁向西北，因书报天涯。

以第三人称视角咏叹苏李赠别故事，以李陵赠别苏武为线索，展现苏李二人真挚的情谊。末尾一句则化用了苏武归汉之后书信往还的情节。此外，因为《苏李诗》在五言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李陵赠别苏武也成为一个五言诗史的符号，在唐代得到吟咏。如杜甫“李陵苏武是吾师”，承认李陵苏武赠别诗的艺术成就，丰富了李陵苏武文人化的底色。

盛唐时期，在唐王朝尚武精神与开放心态的影响下，苏武李陵作为武将的文化符号频繁出现在诗歌中，重新接续《史记》《汉书》中所描写的真实历史人物。如王绩《在边三首》“犹擎苏武节，尚抱李陵弓”，既非吟咏苏李赠别，也没有体现忠臣降将的道德意味，而是以苏武之坚守大节、李陵之英勇善射自况，重点突出二人的勇将气度。刘湾《李陵别苏武》一诗更是完整勾勒了李陵从出征、作战到诈降、别武的完整人生经历，褪去了苏李赠别的惜别之情，重点刻画李陵在胡地的心境，突出李陵的故国之思，“生为汉宫臣，死为胡地骨。万里长相思，终身望南月。”（彭定裘等；《全唐诗》册2卷196）这些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苏武李陵故事多重政治寓意的描写刻画。

中晚唐时期，思乡情结进入苏李赠别场景并被发扬光大。边塞的异域风物、孑然一身的现实处境往往使得诗人有“欣羡归人，而自伤淹滞”的情怀。在中晚唐诗人的作品中，他们往往以第三人称视角描摹壮阔的边塞意境，继而或写苏李淹留异域有国难归，或突出李陵送别苏武独留大漠的孤寂。如李端《明君词》“李陵初送子卿归，汉月明明惆怅来”；杨衡《边思》“苏武节旄尽，李陵音信稀”等，都是此例。当然，承继前人叙写边塞离别之苦主题也不乏其作，如顾况“李陵别书寄苏武，自有生人无此苦”，鲍溶“生归苏属国，死别李将军”，都是对边塞苦寒死生无常之描写。

苏李交游在敦煌地区也受到重视，且随着敦煌地区与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冲突变化而体现出不同的变化。敦煌文书中有《苏武李陵执别词》（P.3595 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和《李陵苏武往还书》两个写本，此外还有以李陵作为主人公的《李陵变文》（0866号 北京图书馆藏）。安史之乱之后，河西驻军被调往内地，吐蕃趁机南下占领河西地区。沙洲沦陷之后，百姓为向中原王朝表示自己的向唐之心，作《李陵变文》描述李陵诈降之事为自己申诉辩解。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国力衰微，近百年无暇西顾，于是有《苏武李陵执别词》，以李陵自比，借助李陵之口抒发自己的孤儿遭弃之感。唐宣宗年间，张义潮带领归义军推翻吐蕃统治，河西地区重新归唐。但随之而来的归义军内部的权力之争乖背民心，张承奉自立为天子，断绝与唐王朝的关系，对外与回鹘征战且最终战败。瓜州大族曹氏趁乱夺权，他们与民休养生息，并作《李陵苏武往还书》传播，借苏武斥责李陵暗示张氏政权叛唐。这可以看作唐后期苏李交游故事与边塞主题融合的新变。

宋建国以来，西夏、辽、金、元在北方相继崛起，严峻的边境局势、军事力量的薄弱以及沉重屈辱的求和使得诗人多站在不同的角度感怀苏武李陵故事，尤其李陵兵败降敌的遭际。在宋代诗歌中，苏武李陵故事在诗歌接受中多与独居漠北的思乡之苦、人生感怀的愁苦等生命体验相关，这是与唐代苏李赠别主题中增加的戍边思家主题一脉相承。南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可谓其中代表：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虽为赠别之词，但是遍写历史人物，从昭君出塞到庄姜送戴妫，从燕丹送荆轲到李陵别苏武等辞国去乡之事均行诸笔下。下阙“将军百战身名裂”一句开始详细叙写李陵苏武之事。“将军百战”称赞其英勇报国，“身名裂”是因为降敌，一朝失节，千古名裂。后三句写苏武归汉之后，李陵空望故土并与之诀别的场景，其中既有对李陵的批评，但更多是对其遭际的同情，蕴含着词人自己的广阔苍凉的生命情怀。南宋中晚期，苏李赠别主题在诗词中主要围绕李陵台展开，李陵台成为淹留北地的汉人南望故土的文化载体。姜夔直写“李陵归不得，高筑望乡台”，表现自己对南宋政权的四年；同时期陈起以《汉地》为题，提出“但高苏武节，不察李陵心”的观点，对羁留北地的李陵颇多同情，且淡化了对李陵失节的批评，展现北地汉人的忧国之嗟。

元代之后，封建专制集权进一步发展，在文化高压政策之下，李陵作为失节将领，对李陵的书写趋于隐晦，李陵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被改造为受苏武影响而自杀殉节。所以李陵苏武之别的书写也趋于消亡，仅在题画诗中可见一二。如元末明初杨维桢《题苏武牧羊图》中有“李陵何以别，涕泪满河梁”依据，借助李陵与苏武异域交往的故事，在歌颂苏武历尽艰辛回归汉廷之时，对赠别的李陵也心怀同情。


从史书中的历史人物到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苏武李陵故事逐渐融入了历代文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和人性关怀，不断积淀逐渐发展成为与中国古代士大夫情感宣泄契合的文学意象。概言之，苏李故事在历代的发展变化是以李陵为核心的。苏武守节牧羊十九年，辗转归汉之后“画图麒麟阁”的经历更具传奇性，但过于详实的描写也弱化了苏李交游中的再创造空间。李陵名将之后的出身、勇战异族降敌、身死他乡的经历更具有争议性，苏李诗的真情告白奠定的送别诗典范地位等都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苏李故事忠君主题在后世的流变是伴随着对李陵忠义与否的探讨展开，当文学接受的主流是对李陵的同情理解时，苏李故事的忠君描写即被弱化；当李陵作为降敌辱国的典型符号时，苏武的忠勇则被凸显。忠君主题的扩大更是基于苏武对于李陵的感化为中心。酬友赠别主题更是如此，苏武在胡地时有妻有子，归国之后更是荣耀一时；但李陵恰恰相反，降敌之后昔日的朋友“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悉数散尽。在“终日无睹，但见异类”的环境下，苏武作为李陵降敌之后唯一的精神寄托，得到了李陵赤诚的相待。无论从命运催折造成的心灵创痛还是郁积于胸中的愤怒来看，李陵都是后世文学书写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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