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表所反映的经部目录变化：

（1）《汉志》中并未产生“经部”，“六艺略”位于《汉志》首位，其内容基本与后来的“经部”一致，为经部的产生奠定了基本框架。

（2）“乐”在《汉志》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隋志》之后其地位不断下降，至《四库总目》时，“乐”仅位于“小学”之前。

（3）《隋志》中“谶纬”独列一类，但很快便在目录志中销声匿迹。

（4）“易”在始终牢牢占据“经部”首位，也是整部目录志的首位，反映出《易》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5）“小学”的内容划分日趋细致，但在“经部”中的地位持续低靡。

（6）“孝经”被列入“经部”反映出统治者对“仁孝”的重视，其在“经部”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经部目录变化所反映的学术思想：

一、经部的产生

　　《隋志》总序末尾详细阐释了“四部”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西汉成、哀时，刘向刘歆父子“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开创了完整的图书目录分类体系，《七略》之后的“六略”就是六分法的雏形。东汉班固在《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是为《汉书·艺文志》，其基本延续《七略》的目录编排方式，实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开山之作。清代学者王鸣盛有云“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石也”。三国魏秘书监郑默作《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依此著《中经新簿》，将书目分为甲（六艺、小学）、乙（诸子、兵书、数术）、丙（史记、旧事、皇览簿）、丁（诗赋、图赞、汲冢书）四部，这是最早的四部分类法，为“四部”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东晋著书郎李充对“四分法”进行了修正，将乙丙两部次序互换，基本具备了“四部分类法”的雏形，而后《隋书·经籍志》将书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正式确立了“四部分类法”在古代目录学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发展历程也揭示了“经部”的产生。两汉学术完成了对先秦学术的整合，形成了以经学为核心的正统学术，影响并规范了后世学术发展的方向。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各种学术思想都与经学有一定关系。从《七略》《汉志》中的“六艺略”，到《中经新簿》的“甲部”，再到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的“经典志”，直到《隋志》真正确立“经部”，“经部”始终位列目录文献的第一部分，自此之后千余年，官簿私录，“多所沿用，而少有变更”。“经部”自出现之日起就占据第一位，这一目录学现象表明了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并且自汉代开始，经学的学术正统地位已然正式确立。

　　目录著作中经部的大序、小序也反映着经学的发展变化。尽管经学一直处于学术思想主流，占据着独尊地位，但其内部的学术流派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宋学与汉学此消彼长，一直伴随着经学的流变，这种态势也被每一时期目录学家敏锐感觉到，自然而然地在其目录大序、小序中得到了反映。从古籍目录提要来看，目录学家在撰写每部经学典籍的提要时，也必然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影响，因而其中经学批评要打上时代烙印，反映着每一时代社会思想趋向。

1.以尊经为旨的学术史的确立及发展

　　在先秦时期《易》《书》《诗》《礼》等经典并不是儒家的“专利”，诸子各家都把六经奉为上古经典，《庄子》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汉儒将六经“儒学化”，对儒家思想进行更权威的阐发，六经也因为儒学独尊而终于确立了其在官学系统中的经典地位。从《汉志》到《四库总目》,“经部”始终位于四部首位，折射出自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稳固，而经部的地位之所以能始终稳固，其决定性因素在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扶持。春秋时期的思想大爆炸使得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学术的钳制，但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学说最有利于统治并能落实于实际行动——儒家思想所强调的“礼”要求人自觉的遵守并维护社会等级制度，最为符合正常社会秩序下的统治需要，即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故而儒家思想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与此同时，经学地位的稳固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点，即中国古代学术从未得到独立的发展，学术一直是权力的附庸。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核心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起到思想规范作用。无论是两汉大一统时期还是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经学发展一直保持其正统地位。《汉志》以书录加按语的形式宣扬尊经, 辨析经学渊源, 标志“书志体学术史”的确立。 《隋志》四部分类法以六经居首, 发扬《汉志》以总论加按语的体例表达学术观念, 既是唐代儒学发展的反映, 也是尊经为旨的书志体学术史的发展。《总目》相较两志, 以五经居经部之首。《总目》经部先定五经, 次定四书, 汉学重五经, 宋学重四书, 此种排序体现出对汉学的凸显, 是“书志体学术史”的进一步发展。

　　2.经学的师家传承断裂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经学研究一时间百花齐放，其内部斗争也日趋激烈。两汉时期六经的师说家法繁多，儒学师说家法传承方式的逐步确立，是两汉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汉志》易类下收录有施、孟、梁三家官学和费氏易学；诗类下有鲁、韩、齐三家官学和毛诗；春秋学有左传、公羊学、榖梁学三家。经学家法师说的分衍，使儒家经学枝蔓之争更加激烈。至东汉末年经学师家传承的杂糅已丧失了汉代经学的本真，“经学盛于汉，汉亡经学衰”。郑玄遍注群经标志着经学的师说家法传承的式微。《汉志》在收录书目时已将古今文经学的传承脉络细致列出，且古今文经学的注疏也不互相通用，郑玄在注疏时古今文通用，使古今文经学师家传承的脉络彻底打破，正如皮锡瑞所言“而郑采古今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故郑学至郑君一变，经学面貌在郑学兴盛后已改变”（皮锡瑞）。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老兴起、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三国志》载董昭言“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流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玄学的兴起使汉代遭受冷落。王肃经学的兴起又给汉代经学以重创，王肃好古文经学的同时又效仿郑玄不分家法，并伪造古文书、托古作书，王肃的经学甚至因政治原因在西晋初年被立为官学，“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两汉经学继承的衰落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南北朝时期经学分立，二者所宗已截然不同，南朝经学盛行王弼《周易》学、孔安国《尚书学》等，南朝经学基本承袭魏晋以来以玄学解经的风气，对汉代经学的保存与继承基本不复存在。

　　《隋志》和《四库总目》“经部”目录较之《汉志》更为详细，对亡佚书目的记载也十分细致，但编排目录时按部类收书，如“右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以经籍出现的时间先后排序,不再延续《汉志》的师家传承脉络，既体现了对古文经学家的尊崇，也反映出尽管目录更加清晰，却丧失了师家传承的系统性。

　　3.经学的繁荣和书目的增多

　　武帝时期儒学确立独尊的地位，此后经学思想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事无大小，依经决断。“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由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儒家思想与社会政治相结合对汉代社会统治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故而统治者将经学立为官学。

　　魏晋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政治上的分裂导致了学术分裂，但学术发展却是十分灿烂，而且此时期的经学与两汉经学相比具备了新的特色。玄佛思想的兴起引导着此时期士人以玄佛思想来阐释经典，出现了数量庞杂的义疏。不仅如此，统治者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对经学的政治支持，促进了此时期经学家的大量涌现和经学书籍的增多。例如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等曾亲自为《孝经》作注；《隋志》经部收录梁武帝撰《周易讲疏》三十五卷、《周易系辞义疏》一卷、《尚书大义》二十卷、《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孝经义疏》十八卷、《孔子正言》二十卷等。梁武帝不仅自身经学功底深厚，同时作为统治者他还在制度上极力发展经学：在中央建立国学，设五经博士官发展经学；在地方上派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同时还要求宗族王侯受业经学。不仅南朝如此，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也积极学习汉文化，制定了有利于经学发展的制度举措，《北史》载“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

　　经学从两汉时期的极盛，到东汉末年受到巨大冲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新的发展形式，经学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重新发展，直至隋唐统一政权的建立，经学的正统地位又一次巩固。与两汉相比，经部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扩展，《汉志》中的经部主要指六艺，颜师古注曰“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而《论语》、《孝经》、小学类只是作为经的附属。至《隋志》，经部扩展为九经，《唐六典》记载“正经有九”。

　　4.古文与今文之争

　　《汉志》中所收录的书目不仅今文经还有部分古文经，并详细解释了古文经学的由来：“《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古文经除了字体上有别于今文经，在经文内容上也有很大区别，且两派学者各有侧重：今文经学强调经世济民，藉阴阳五行之说来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重视阐发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文字训诂，以经文为授徒讲学之用。两者背道而驰，造就了汉代经学发展的最大挑战：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争。

　　古今文经学之争，在汉代主要针对的是谁应该被立为官学，哪种经学才是正统。两派产生之初，儒生们就大多株守一经，壁垒分明。由于汉代帝王的好尚，今文经学迅速繁荣被立为博士，而古文经学则止流行于民间。东汉时期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被稳固，但今文经学在与古文经学的纷争过程中也吸收了古文经学在研究方法、思想、文本等方面的资源，摆脱了今文经学凿空而谈的流弊，在研究形式、思想内容等方面有利于儒家经学摆脱僵化趋势。刘歆是古文经学家，班固继承刘歆《七略》传统，所以《汉志》六艺略目录中，六经经本列于目录最前，且古文经本位于今文经本之前，其后是关于经的故、记等，这种目录编排很大归因于古今文经学的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文经学在东汉一定时期内的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今古文不同的治学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治学结果。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把经文和谶纬神学结合起来，极力保持经文艰涩难懂；古文经学多做文字训诂及制度、名物等方面的解释。因此东汉之后很多今文经学家逐渐兼修古文，古文也逐步为朝野所接受，地位趋于升高，最终发展为经学的主流。汉代儒家经学独尊，并设博士官制度，大批博士官与博士弟子形成政治知识群体。儒家经学以官学形式开始了学术政治化。汉代儒学内部纷争有师家传承的差异和古今文之争的实质是社会不同阶层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之争在学术上的反映。

　　5.不再专一家之学

　　两汉儒生治学以专守一经为主要特征，西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官学，各专一经，《汉书·儒 林传》记“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这种专守一经的做法也是两汉时期儒家固守师家传承的必然结果。“专守一经”的转变，始于东汉末年。马融、郑玄等一批汇通群经的学者出现，博治诸经的风气逐步取代取代了专诵一经。《后汉书》中载“（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郑）兴好古学……兼通《易》《诗》”，“（贾逵）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王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唐初颜师古《五经正义》的出现，正是这一种风气的集大成。因此，从《汉志》到《隋志》经学的门类虽然相对稳定，但经学的重心确实发生了变化，从专治一经变为了汇通群经，“六艺略”变而为“经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从《汉志》到《隋志》，从经学以“六艺略”的面目出现到“经部”的真正确立，其间“史部”从“经部”中分离出来，摆脱了经学附庸，反映了中国学术从“六经”独尊到史学、文学独立于经学之外的变化。汉以后，尽管目录分类体系间或不断变化，经学始终居于目录的第一位，这种地位的稳定性，凸显了经学在古代学术中的统治地位稳定性，经学作为学术思想的中心与主流仍然得到了确立，而经学之外的史学、文学也逐渐隆盛，最终在《隋志》中，史学、文学与经学并立于“四部”。这些都说明，经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中心是毫无疑问的，但隋唐时期学术的内容也远较《汉志》时代更为丰富，其边缘也更加宽广。

　　二、经部内部目类的变化

　　1.《孝经》的变化：对《论语》地位的超越

　　“经部”作为儒家经典的集合，《孝经》位列五经之后，始终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孝经》在《汉志》“六艺略”中位列第八，置于《论语》之后。《隋志》在承袭《汉志》的基础上对经部所录经典的顺序进行了调整，将《孝经》置于《论语》之前，反映出《孝经》地位的提升，从《隋志》开始，开始被置于《论语》之前。尽管《论语》也讲“孝悌”，但相较而言，《论语》所讲的“孝”更为宽泛，而《孝经》与之相比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且《孝经》所讲并不止于亲情、忠君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孝”。因此，目录志中各书目的排名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统治者的用意，是权力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

　　《孝经》地位的提升，不仅反映了《孝经》在编纂者心中的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治阶层对《孝经》的重视并非从唐代肇始，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迹象表明《孝经》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何以《孝经》在目录学著作产生之初就已被列入经部？西汉孝文帝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传为孔子所作的《孝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此成为封建正统。《后汉书》称“汉为火德…故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这些都反映出了两汉之际《孝经》地位之高。东汉时谶纬运动盛行，除“五经”之外，还围绕《孝经》作了大量的纬书，与此相关的是出现了“七经”的说法，即汉人在“五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孝经》，并称为“七经”。另外，《艺文志》详列了《孝经》有十一家之多，也从侧面反映了两汉时期《孝经》研究之 繁荣。

　　尽管汉代官方极为重视《孝经》，极大的提高其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但《孝经仍然》仍然位于“七经”之末，被置于《论语》之后。王国维认为古代“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郑笺《论语序》提及“《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孝经》之策长六寸，其地位远低于其他“六经”。究其原因，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因此作为记录孔子思想的直接载体，《论语》必然受到重视，因此《艺文志》在排序时必然会将《论语》置于《孝经》之前。

　　魏晋以降，史书中关于各朝皇帝、太子研习《孝经》甚至为之作注疏的记载纷见迭出，成为这一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曾考证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等曾亲自为《孝经》作注，《晋书》也保留了晋穆帝、晋孝武帝讲《孝经》的记载。此时期的皇帝不仅亲讲《孝经》还为之作注，这就势必促进了《孝经》相较于两汉时期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进一步确立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中的重要地位。在帝王的因势利导下，推崇《孝经》的风气弥漫开来，南朝王俭在《七志》中第一次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与之相呼应，沈约在《宋书》开了“孝义列传”，《世说新语》德行篇也保留大量的任孝故事，至此，《孝经》的经典地位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终于得以确立。

　　因此《隋书·经籍志》作为官方编订的目录文献，将《孝经》置于《论语》之前进一步证实了魏晋以来《孝经》更受重视的历史现实。

　　2.纬书的变化：“无”—“有”—“无”的循环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但《汉志》却并未将纬书列入经部；直到《隋志》才“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收入经部，并有了独立的门类。新旧《唐志》在经部中同样对谶纬之书有所收录，《旧唐志》经部第九曰“图纬”。第十曰“经解”；但《新唐书》之后的目录志又将谶纬摒除，最终只能在经部各类之下得以窥见散落的纬书。

　　关于《汉志》“六艺略”中是否未收录谶纬之书，细究即能发现：其实《汉志》并非绝无谶纬之书，在易类之中就有纬书存在的痕迹，如“杂灾异三十五篇”和“神输五篇”，颜师古注曰“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这两部带有神秘色彩而依附于《易》的著作就是纬书；不仅如此，在“数术略”中也有近似谶书的书目，如“蓍龟”一类可以“定天下之吉凶”。尽管《汉志》夹带着部分谶纬之书，但《汉志》却并未将他们单独立类，而是任其散落于诸略之中《汉志》并未遍收群书。班固云“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由此可知《汉志》所做的工作乃是对《七略》进行删减编排，可能并没有在刘氏父子校书的基础上再扩大，而刘氏父子对谶纬的激烈反对可能导致《七略》中原本就未对谶纬之书进行归类，因此《汉志》或许同样未对谶纬进行汇总分类。

　　《汉志》的时代，正值谶纬神学盛行的年代，应有大量的谶纬之书存在，何以《汉志》仅收录部分纬书和谶书？清代学者俞正燮认为“纬在太史，不在秘书”，“其他纬及甘石不入志者，以在史官之故”，因此《汉志》未全部收录纬书，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汉时期官与史皆不相涉，刘氏父子所校书目皆为秘府所藏，因此《七略》《汉志》所录书目十分有限，谶纬之书不在其所整理范围之内，自然《汉志》也不会有机会将所有的“谶纬”收入其中。魏晋之后，盛行一时的谶纬神学走向衰落，“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及高祖受禅，禁之踰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政府对谶纬学说的毁灭性打击使得“无复其学”，谶纬之书也渐渐亡佚，“秘府之内，亦多散亡”。尽管《隋志》将谶纬之书所存列于六经之下，但纬书类小序云“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对纬书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谶纬是人们对“天命”的不科学认识，假托“圣人”而作。因而《隋志》“纬书入经”和评价的矛盾性正体现了魏徵在学术思想上的高明之处。这些纬书即使并无多少实际价值，但它们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对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提供了确切而翔实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魏徵在思想上并不恪守传统，他们反对儒生和权力对学术思想研究的禁锢，而是秉持一种比较自由、活泼、富有开创精神，具有新的蓬勃朝气的思想，也正是这种学术思想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至于为何将纬书列入“经部”，《隋志》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即认为“纬书”为解经之作，是经书的附属品，因此也应附入经部。

　　及至隋唐时期，谶纬之书便已“秘府之内，亦多散亡”，更何况相去更远的宋元以后，不仅儒生们斥其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更为直接更为关键的是，统治阶级的禁止，使得谶纬学说一步步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因此自《宋志》始，“谶纬”作为一个目类便再度消失，只能在四部各类之下隐约可见散落的谶纬之书。

　　3.乐的变化：逐步衰亡

　　在《四库总目》之前，“乐”一直在经部中位列第五，礼乐制度与儒家的“礼”思想密不可分，儒家认为“礼以节外，乐以和内”，春秋战国时期等级制度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就是礼崩乐坏，故而“乐”也是维护等级统治的重要手段，而班固的时代距先秦未远，“乐”的重要性依然备受重视，因此“乐”才在《汉志》中位列前排。

　　到了《四库总目》中则位列第九，仅在“小学”之前。即使“乐”的地位大致稳定不变，但究其内容即可发现有很大的区别：《隋志》与《汉志》相比，收录的书目大量增加，除《乐记》和雅乐外增补了部分的民间曲谱和乐谱，如《乐府声调》这种民间音乐的合集。而这恰恰就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不断前进发展的突出表现，即对“乐”的认识在不断的去经学化而返归其本真。

　　《汉志》在乐类下仅收录六家，有《乐记》二家和雅乐（琴）四家。小序载孔子语“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有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对乐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的，先秦儒家强调音乐与礼的关系，即乐是陶冶人性情培养高尚品德的重要工具，可以使人从内心做到“合乎礼”，是以仁义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而且在《乐记》看来音乐乃是王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强调了音乐的重要地位及其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班固引孔子之言，也确实反映了汉儒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使之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两汉时期，乐，主要是雅乐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故《汉志》将其列为“六艺略”第五。

　　乐类至《隋志》有一大变，主要体现在书目的增多，《汉志》收乐类仅六家，而《隋志》陡增到四十二部，书目的增多也意味着“乐”的内容发生变化。《隋志》小序开篇云“乐者，先王所以致神，和邦国，谐万姓，安宾客，悦远人，所从来久矣”，因此在魏徵看来，乐的首要作用仍然是安邦定国，保留了自先秦以来强调乐的社会属性的传统。尽管《隋志》乐类书目仍以雅乐为主，但毕竟也保存了部分如《乐府声调》这样的民间乐谱，因而比《汉志》更进了一步。这反映出有唐一代，中外文化的交融带来了开放包容的风气，西域胡乐的传入和普及推动了乐的世俗化通俗化倾向。《隋志》虽然未明确提出，但透过乐类书目我们不难从中窥见：乐不单单只是庙堂之乐；其作为艺术，抒发性情愉悦人心的一面被正视了，已经与孔子时代贬低郑声新乐截然不同了，这正是魏晋以来人的自觉和文学自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宋元之后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娱乐场所增多为民间音乐的迅速繁荣滋生了土壤，及至明清之际，俗文艺正式确立了其独立的地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区分作为经学的乐和作为艺术的乐迫在眉睫。因此《四库总目》对“乐”进行了重新定义。《四库总目》“乐类”小序云“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对《隋志》中将雅乐与俗乐合而为一的观点进行了拨乱反正，一方面重申了经部中的“乐类”仅为“雅乐”，并突出其社会功能，而把隋唐以来的“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列入集部中的“杂艺”“词曲”两类，保障了“雅乐”的纯洁性和作为经学的正统性。但毕竟如沈约所言“《乐经》亡于秦”，《四库总目》时代已经去《乐经》的时代有两千多年，因此乐所原有的社会作用早已微乎其微，且明清科举，《乐经》并不在考察范围之内，因此“乐类”的地位大幅下降，只能居于五经四书之后。

　　4.《孟子》的变化：由“子部”进入“经部”

　　在《宋志》以前的目录志中，《孟子》一直位列“子部”，被视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经典。而到了《明志》《四库总目》中，《孟子》则被置于“四书类”，进入经部。这一转变揭示了《孟子》地位的提高，然而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并非一蹴而就。《孟子》进入“经部”始于《明志》，但细读《宋志》可发现，从《宋志》开始《孟子》就出现了升格的迹象。尽管《宋志》仍然将《孟子》列于“子部”儒家类，但所收录的关于《孟子》的西汉文帝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是为“传记博士”。

　　从西汉至唐文宗时期的《开成石经》（儒家十二经）止，《孟子》始终未进入“经”的行列。至宋代，理学思想出现后，《孟子》的地位才有了显著的提高。南宋朱熹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集，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这一新经典体系与新儒学形态的建构。此后，中国经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与《五经》系统并列甚至更加重要的《四书》系统，因此可以看到在《宋志》中训释《孟子》的著作数量激增，《孟子》被视为与与《六经》同等重要的经典，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南宋时出现的《十三经》在唐代十二经的基础上增补了《孟子》一书，以致出现了《孟子》由诸子变为经典的升格运动。宋儒对《四书》体系所作的全新诠释，建构了一套新的中庸而又极高明的思想体系。

　　此后，《四书》体系成为新文明体系的核心经典，取代了《五经》体系作为核心经典的地位，并影响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与学术科目。到了《明志》，已在“经部”中专立《四书》一门，进一步确立了《四书》学在传统知识系统中的独立地位。《孟子》一书由子入经，一方面是孟学长期以来的发展，另一方面集中展现了“经部”的某些特质：统治阶层的意志如选官制度和科考书目对经部选录书目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经学依靠国家制度的支撑、在学术思想中占据了绝对的中心而不容置疑。

　　5.易的变化：始终位于第一位

　　《汉志》收录的易类书目显示：两汉时期重视易学的师家传承，易类书目以章句、经注为主；《隋志》收录的书目显示出魏晋时期易学研究的新变化：研究范围有所拓展，易学研究不再局限于章句、经注等传统形式，义疏成为研究的主要形式。

　　《易经》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部经典，其内容广博、形式与众不同，其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对中国学术思想具有启迪作用和深刻影响。先秦时期的易学虽未成为显学，但有深广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源流。《汉志》《隋志》和《四库提要》均把《易》列于六经之首，认为《易》为其他五经本原，把《易》抬升到哲学的高度，“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6.诗的变化：由四家诗到毛诗

　　《汉志》收《诗》六家，分别为鲁诗、齐后氏、齐孙氏、韩诗和毛诗，共四百一十六卷。《汉志》在小序中引《书》云“诗言志，歌咏言”，认为《诗经》是王者用以观风俗、知得失而命采诗官搜集各地民歌而做。《汉志》介绍了六家诗的师家传承，《诗经》秦火之后得以保全是“以其风诵”，汉兴之后鲁申公为诗训诂，齐韩二家为之传，但“咸非其本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未得立”。

　　《隋志》收《诗》三十九部，共四百四十二卷，仅存韩、毛二家，且韩诗只有三部（韩

　　诗二十二卷、韩诗翼要十卷和韩诗外传十卷）。在《汉志》的基础上，《隋志》又详细记录

　　了后汉以来毛诗的师家传承，在肯定诗为“诵美讥恶讽刺之用”的同时又强调“导达心灵，

　　歌咏情志”的作用。《隋志》在编排顺序上以《诗》本经在先，注疏在后；韩诗在先，毛诗

　　在后。

　　《四库总目》收诗类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但仅有毛诗，附录中收《韩诗外传》十卷（外传“引诗以证事…已无关诗义”，因此只能缀于末简），并在前序中阐明了宋代以来汉学与宋学之争，认为毛诗“真赝相半”，此外《四库总目》还收录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

　　卷诗类入存目。

　　总之，透过三部书目可以发现尽管经部的内容大致不变，但不同时期的统治阶层都会以统治需要对所收录的书目进行调整，这就导致了经部发生的动态变化。经部的流变不仅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演变，也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统治阶层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但不论如何变化，儒家思想始终是统治阶层的官方意志，因此经部目录在中国古代一直处于

　　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7 年。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2 年。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

4.皮锡瑞《经学历史》，商务印书馆，192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