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第二学期小说史研究作业杨子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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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第二学期小说史研究作业杨子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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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y199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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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第二学期小说史研究作业杨子赟

[align=center]谈《鹿鼎记》对章回体长篇的复归与借鉴——从体式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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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中国古代文学杨子赟 212018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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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尽管作为新派武侠的宗师人物，但是《鹿鼎记》却向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取经，而流露出浓厚的历史色彩。在金庸先生十五部武侠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这种宏大的历史意识，但《鹿鼎记》少有地借鉴了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体式特征，在回目设置与插入诗文方面，都是一种复归。而这种复归，既存在于章回长篇的体式上，更多地是对历史演义中历史精神的借鉴。

关键词：《鹿鼎记》金庸武侠小说章回长篇

[align=center]一章回体式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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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章回体式上的借鉴，则是金庸先生在《鹿鼎记》的写作中有意地采用了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一些写作方式。比如，回目设置上是精心安排的韵文，而在金庸先生十五部武侠小说中，《书剑恩仇录》《鹿鼎记》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先生的第一部小说，《鹿鼎记》则是先生的封笔之作，而且《鹿鼎记》的回目名是金庸精心从古诗集子中采用集句的方式集出来，这一点，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序言中已经言明。行文过程中掺入诗文以及历史上真实出现的奏疏文章，还出现“正是”“有分教”等章回体小说常用的字眼，有时还出现小说作者的一些评论性的话语，若联系到小说流露出的历史色彩，《鹿鼎记》显然受到了长篇历史演义的影响。而最突出最集中反映这一点是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透露出于前面多有作品不同的创作观念，他已明言《鹿鼎记》“毋宁是历史小说”，而他的写作也确实是这么进行的，尤其是后半部分，书中有太多地方加入了作者的注解、按语，其主要内容大多是说，某某事件史有其事，作家在这里通过韦小宝加以演义发挥，举几例：

本书记叙《尼布楚条约》之签订内容，初涉及韦小宝者系补充史书之遗漏之外，其余接根据历史记载。（《鹿鼎记》，第1784

页）

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鹿鼎记》，第1854

页）

还如第1694

页所载“清廷弃台”，都反映出金庸先生对《鹿鼎记》的创作态度之不同，更像一名笔记杂著作家，以“补充史书之遗漏”，而非“小说家之妄言”。但是金庸武侠对章回体式的借鉴并非机械化的，而是将这种体式上的借鉴有机地融入到小说的主题情感上去，如《鹿鼎记》陈圆圆出场的第三十二、三十三回，作者整篇插入吴伟业《圆圆曲》，并反复出现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之中，便可看出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创作过程中的慎重态度。

[align=center]二历史精神上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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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讨论了《鹿鼎记》对章回体小说体式的借鉴，实际就内容而言，《鹿鼎记》应该对应神魔小说、历史演义、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历史演义小说，但是又明显地融入了英雄传奇小说的色彩，如《鹿鼎记》塑造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以及反清复明事业、《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塑造的郭靖形象。而神似历史演义小说的《鹿鼎记》给读者带来了深沉悲凉的历史感，当然就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而言，读者喜欢令狐冲、乔峰、张无忌都是极其正常的，如果有人说他喜欢韦小宝，则多半是开玩笑的。金庸先生也明言：

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鹿鼎记》，第1853

页）

又：

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鹿鼎记》，第1854

页）

从主要人物这一点上，《鹿鼎记》已然不同于作者其他小说，但其实这种端倪似乎早已出现。《连城诀》中的狄云之屡受欺骗，在《侠客行》中，石破天并不是十分正面的人物，首次出场只是一名十二三岁的乞丐，与阿黄玩耍，他的“母亲”对他也态度恶劣。这些主人公明显不同于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张无忌的正人君子形象、乔峰硬汉的本色、令狐冲的逍遥放达。而到《鹿鼎记》这一部极像历史小说的武侠小说，韦小宝的出现已经解构了金庸先生的武侠创作格局，我并不认为金庸先生写不出好作品了，而是《鹿鼎记》一书在精神上与形式上的复归使得金庸先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留给读者的是在煌煌十五部小说中流露出的人性的悲凉与历史的空阔。

正如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后记中写到：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

（《鹿鼎记》，第1853

页）

许多人认为新派武侠的书写已经落入陈式化，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完成后选择封笔，是创作能力不足前提下做出的明确选择，但本文不这么认为。本文认为，《鹿鼎记》一书的完成标志着金庸先生创作使命——完成武侠小说历史精神上的回归——的完成。尽管创作经验与创作题材在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大家的笔下得到了极丰富的积累与极大限度的采用，所余的创作空间受到挤压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与武侠小说体裁的容量有关，武侠小说承古代侠文化而来，而中国早期知名的侠客如《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聂政、专诸等人，最早流传的故事形态都是依附于且只能依附于史书记载的，我们可以大胆联想，武侠小说若是失去了历史情怀（历史情怀本质上是政治关怀），便很难有成长空间，那么最好的武侠小说“毋宁是历史小说”。

基于此种分析，金庸作品之所以如此广为人知，可能与其小说流露出的历史感有极大关联，充分满足了中国读者对史的喜爱，对历史的痴迷根本上是对政治的关心，这是小说文本所表现出的阅读精神上的复归。“射雕”三部曲有明确的时代背景，《碧血剑》《鹿鼎记》都是讲明清鼎革前后的事，《书剑恩仇录》则是讲根据民间关于乾隆身世的传说而写成的，《笑傲江湖》最没有明确的故事年代，但其与《鹿鼎记》所表现出的对当下政治的关心是毋庸置疑的。大部分小说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华夷之辩。而从《射雕》结尾成吉思汗与郭靖的对话再到韦小宝、康熙之间的关系，华夷之辩已然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人该如何更好地生活下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这或许隐约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历史只是一个骨架，布满其间的血肉则是人的生活。而就作者本人而言，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可以说是隆重地介绍了自己的故乡——海宁；而在最后一部《鹿鼎记》中，金庸先生提到了自己的祖先海宁查氏查伊璜、查慎行，并且在小说的前面专门加以介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可能是流寓香江的作家金庸实现精神复归的唯一方式。

参考文献：

金庸著：《金庸作品集》（全36

册），广州出版社2013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