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故事的演变与忠奸斗争

赵氏孤儿故事的演变与忠奸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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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故事的演变与忠奸斗争

摘　要：赵氏孤儿故事主要讲述春秋时代赵氏惨遭灭门而后复立的传奇故事，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忠奸斗争意识。宋代以前从君臣矛盾突出到后来以君王尊、为君王讳的转变，使得忠奸斗争渐渐凸显。宋元时期忠奸斗争融入了家国沦亡情绪，上升到关乎国运存亡的高度；而明清二元对立模式的忠奸斗争，使这一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标榜浓烈的忠奸色彩，忠君思想得到极端化强调。关键词：赵氏孤儿故事；忠奸斗争；忠君思想中图分类号：I206

　　赵氏孤儿故事主要讲述春秋时代赵氏惨遭灭门而后复立的传奇故事。从春秋一直到清代，它在史书、文人笔记、杂剧、传奇、章回小说等作品中广为流传，故事的人物、情节、环境也都各有变化，展现了同一个故事在流传中，总会经历不同时代书写者再创造的过程。先唐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尚处于故事形态演变的雏形期，展现出质朴的历史原貌，而文本则多集中于经书和史书中，始于《春秋》，以《左传》和《史记》为扛鼎之作；唐宋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处于稳定期，《左传》版和《史记》版故事同时流行于世，文献多集中于史书和笔记中；元明清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无论是人物还是情节都出现重要变化，属于故事转变期，涉及文献也颇为丰富，杂剧、传奇、小说遍地开花，故事内容主要以元明两个刊本的杂剧《赵氏孤儿》记载为主线，佐以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内涵。
　　赵氏孤儿故事自《史记》的记载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忠奸斗争色彩。为救孤儿，众多忠臣义士与以奸臣屠岸贾为首的邪恶势力展开了一场智慧与力量的双重角逐，忠奸之争的胜利与否直接关系到赵氏孤儿的存亡命运。而赵氏孤儿顺利长大成人，成功复立赵氏家族的故事结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忠臣对奸臣的一次绝对性胜利。无论叙述方式随时代如何演变，赵氏孤儿整个故事系统在忠奸斗争方面都经历了忠奸力量力的不断消长：有时忠奸势力相当，有时奸大于忠，有时忠大于奸，正是在这样的权力较量中，孤儿的命运随之跌宕起伏。历代赵氏孤儿故事里忠奸力量的消长和冲突情况的不同，可以反映出各时期忠奸斗争的不同特点。
　　一、宋前：从家国之争到为君王讳宋代以前的赵氏孤儿故事在忠奸斗争主题上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忠的概念可以说是故事中一直存在并且是各文本的作者都极力予以强调的一点，而奸的元素在先秦的故事中则始终处于缺失状态。直到《史记》，奸臣屠岸贾的出现才弥补了奸臣缺失的环节，开启了赵氏孤儿故事的忠奸斗争主题。
　　先秦故事冲突的核心在于忠臣赵盾与晋灵公的矛盾，国君的昏聩与忠臣的屡谏不从构成二者之间的巨大冲突。除去赵盾遂成为国君所愿，而国君荒淫也引发民怨，于是有了赵盾弑君和赵氏灭族。在这些故事中，奸臣隐退，晋灵公实质上充当了后世所谓“奸臣”的负面角色，其昏庸与残暴比之奸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忠臣赵盾对国君的屡谏和耿直与君王的无视和厌恶形成了一种暗地斗争。强谏下的民主精神与君主个人独断的矛盾注定赵盾的悲剧结局。一边是苦口婆心，强谏圣上的无奈与坚持；一边是荒淫腐败、蔑视生命的残暴与恶毒，善恶是非倾向十分明显。二者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奸斗争，但同样可以看做是一种“忠奸”对立式的斗争，只不过君王走到台前，暂时客串了一把奸佞。
　　《史记》中奸臣屠岸贾的正式出现，奠定了后世所有版本中赵氏孤儿故事的忠奸斗争主题。司马迁不仅首创孤儿故事，而且史无前例地塑造出了屠岸贾这一典型的奸臣形象，将其与孤儿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虽然《晋世家》中也详细交代了晋灵公与赵盾之间的君臣之隙，但其明显可以看作是《赵世家》中所叙赵氏孤儿故事的前传。正是由于赵盾弑君的“大逆不道”，才有了奸臣屠岸贾欲诛灵公之贼赵盾的讨逆之举。文本记载屠岸贾的这场血腥行动为“矫以君命，并命群臣”，也就是说屠岸贾是背着国君晋景公私自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屠杀赵氏行动。在这场灭门事件中，国君是无辜的，因为他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参加行动的臣子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被屠岸贾胁迫而为，无奈之下与奸臣为伍，故事唯一的凶手只有奸臣屠岸贾。他一手策划了赵氏灭门，并且残忍到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于是有了赵氏孤儿的艰辛命运。
　　在皇权至上的古代中国，封建帝王都是神秘、神圣、不可亵玩的，都是集美好人格于一身的理想人物。人们宁愿相信陷害忠良等诸多恶事皆是由君王身边的奸臣所为，也不愿意相信君王会与奸臣合谋做坏事。而《史记》故事里奸臣元素的凸显，正是皇权膨胀，为君王讳的突出表现。汉代实现了我国大一统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空前加强，天人感应学说倡导君权神授，赋予了封建帝王更加神秘、权威的色彩。随着儒学思想深入人心，忠君爱国、维护君主成为汉人普遍的行为操守。这种相信帝王、屈从皇权的意识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板荡与异动，到了唐代，随着儒家思想重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及法律的保障，变得更加坚固。与之相应的是唐代赵氏孤儿故事对《史记》版忠奸斗争的延续，奸佞继续扮演着君王的替代人，干了君王们想干又不方便干的所有恶事。而其中的恶事之一便是为皇帝除掉心头之恨，这自然包括了那些犯颜直谏的忠臣们。
　　二、宋元：融入家国沦亡情绪的忠奸斗争宋元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在忠奸斗争主题上的突出特点是融入了家国沦亡的危急情绪。从宋代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到元代异族统治、江山易主的历史事实，赵氏孤儿故事可谓均参与其中，或激励了铁蹄践踏下宋人空前强烈的爱国热情，或平添了元蒙武力统治下汉族江山不保的喟叹与感伤。
　　宋代赵氏孤儿故事的最大特点是故事本身与时代场景的积极互动，表现在忠奸斗争主题上的则是由紧张对外关系所引发的对于忠奸问题的大讨论。强化故事的忠奸斗争主题并大肆宣扬，以达到教化国民奋起反抗，警示朝廷抗奸启忠的目的。宋代文治虽盛，而武功征伐则稍逊，缺乏一支强大的军队保家护国。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不断割地求和的屈辱以及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迫使宋代自上而下地集体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今日之困。而“奸臣当道”就这样被适时地拉了出来，充当了宋代君昏臣腐的替身靶。因此，批判奸臣，表彰忠义成为宋代赵氏孤儿故事的核心内容。上到帝王将孤儿赵武认作宋代宗祖，为救孤之人程婴、杵臼、韩厥立庙封侯；下到宋代百姓笃信孤儿神庙，求雨祈福，代代不衰，官方的认可与赞扬加速了赵氏孤儿故事的传播。
　　元代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奸臣势力变得更加强大了，甚至一度超越君王，大有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意味。故事一改先前文本中屠岸贾后世讨逆的情节设置，将其与忠臣赵盾安排成同朝为官，但文武不和。屠岸贾欲杀赵盾，并不是要为自己的主子灵公除去心头之患，而是为了除忠臣进而弑君篡位，取灵公而代之，成为晋国的新国君。鉏麑行刺、恶犬扑盾这些原本是灵公为剪除赵盾所施行的阴谋计划，在元杂剧中被完全地移植到了屠岸贾的身上。这一移花接木手法的运用，将屠岸贾塑造成了一个为夺权不择手段的大奸臣，而灵公则默默地退居故事后方，甚至让人产生一种灵公软弱需要忠臣赵盾抗奸护主的错觉。而救孤主人公之一公孙杵臼的罢职归农，也正是出于屠岸贾祸乱朝政、把持大局的政治现实，忠奸斗争在奸佞的强大压力下变得愈发激烈。为捕赵氏孤儿而屠杀全程婴儿的举动则将屠岸贾的嘴脸进一步妖魔化、丑恶化了，除奸斗争在很大意义上成为拯救生命的一场较量。
　　之所以对流传已久的赵氏孤儿故事进行如此重大主题的改编，离不开杂剧作者纪君祥所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的影响。故事讲述的是春秋之事，反映的却是作者的元朝情志。蒙元统治下的汉族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仕进无门，漂泊无依的中原心绪只能化作杂剧创作中的一缕幽思、一腔悲愤。《赵氏孤儿》便是纪君祥国破家亡之恨的流露，渗透了浓重的反元复宋思想。元代的民族歧视政策更加剧了汉人们对文治兴盛的宋朝的怀念，江山易主情绪投射在赵氏孤儿故事中就化作了奸臣屠岸贾弑君篡位的巨大野心。对奸臣的极度强调和对君主王权正义性的弱化对比鲜明，成为此时期赵氏孤儿故事中忠奸斗争的突出特点。改朝换代，似乎一触即发，君主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方面隐含了纪君祥对君主昏庸无能的愤恨，正是君昏才致国家衰颓，奸臣当道；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对奸邪暴虐屠岸贾们的极度谴责，妄想夺权取而代之，无异于元蒙侵占宋土。反屠岸贾以复赵氏，实际上象征着作者反元复宋的家国理想，影射之意时时流露文间。
　　三、明清：二元对立模式的忠奸斗争明清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在忠奸斗争方面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正统政教色彩，忠奸斗争不再以损害君主权威为旨向，而更具道德评判意味，忠与奸的绝对对立恰恰成为弘扬忠君爱国思想的最佳方式。
　　《元曲选》本杂剧《赵氏孤儿》完全摒弃了君臣冲突，赵氏灭门事件缘起于一场惨烈的忠奸之争，奸臣屠岸贾陷害忠良赵盾这一基本矛盾成为故事的导火索。而到了《东周列国志》中，虽然久已缺失的晋景公开始走向台前，但其与奸臣屠岸贾同流合污，将国事全托屠岸贾，宠用奸臣而废弃忠臣，铲灭赵氏的阴谋甚至有晋景公授意之嫌，充分显示了君王的昏庸和奸臣谗言惑主的厉害。在文本的反复渲染下，故事中忠奸斗争模式正式形成：一方面是以程婴、杵臼、韩厥、周坚、灵辄、提弥明等忠义之士舍命救孤保赵，另一方面是屠岸贾利欲熏心，残害贤良奸佞之举，二者构成强烈政治冲突，展开斗争在所难免。而这场斗争的胜利与否，关系到的不仅是赵氏一家能否沉冤得雪，更重要的是能否为晋国除掉奸臣，还国家政治清明，以至君明臣贤。在这里，忠奸阵营对立鲜明，忠的一方秉持绝对之忠，奸的一方秉持绝对之恶，界限鲜明，不容混淆。因此，有了故事中程婴杀子冷漠无情，文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全”式的道德楷模，忠君爱国之心完全超越了人间亲情。忠臣义士们过于忠君的描绘显然有失真实感，但却成就了忠臣们典型的形象——为正义事业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与之相应，奸臣也形成了自身一系列特征——多疑、残暴、阴险、狡诈，一个奸臣屠岸贾俨然集合了历代奸臣形象的典型特征。不仅如此，屠岸贾为擒赵氏孤儿竟然要屠尽全城孤儿，这样残忍的行径简直是丧尽天良，已经无法简单地用“奸臣”二字来概括，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暴虐之举。由此看来，明清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分别对忠与奸进行了扩大化和极端化的描写，极度强调忠奸对立，掩盖了其中的是非区别，而一味用善与恶的二分法对人的行为进行简单地价值判断，这是此时期赵氏孤儿故事忠奸斗争主题的最大特点。
　　此阶段赵氏孤儿故事里忠奸斗争主题的变化除了忠奸二元对立模式的形成外，还有重要一点，即对昏庸君王的隐性批判，这在《东周列国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晋景公宠用屠岸贾，复如灵公之日”[5]510，将晋景公与众所周知的昏君灵公相提并论，暗含对景公重用奸臣的讽刺批判之意。屠岸贾买通太史，以“刑罚不中”之言就轻松地使景公下定决心“声灵公之冤，正赵氏之罪”，可见谗言之厉害与国君之昏昧。景公“乃书赵盾之罪于版，付岸贾曰：‘汝好处分，勿惊国人！’”[5]510一句嘱咐，简单却意味深长，说明赵氏灭门再也不是先前文本所述屠岸贾的擅自行动，而是景公授意之下的一场讨逆密杀，这是历代文本首次点明国君对赵氏灭门的确切指示，细微变化展现出的是作者对封建君王偏听偏信、昏庸阴险的政治批判。但这种批判无疑是隐晦的，严酷的现实政治环境是不允许对君王有微词的，因此故事还是为国君们蒙了一层遮羞的面纱，毕竟是受了屠岸贾之流的蛊惑，圣聪蒙蔽下才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事实上，赵氏孤儿故事只是表现忠奸斗争主题作品中的一个典型而已，以绝对忠奸对立为题材的作品于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时事剧，忠奸斗争是其必然会涉及的重要题材之一。究其原因，明清的社会现实不容忽视。有明一代，专制政权的高度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民族统一，但同时也导致了皇帝权力部分落入宦官之手的政治隐患。尤其是明末，太监借助与皇帝亲近的独特优势，趁机干预政事，甚至开始左右朝政，大有为皇帝代言的趋势。在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懦弱的背景下，明代可以说是一个盛产权奸的时代。严嵩是明代有名的奸臣，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是因弹劾严嵩而获罪。继严嵩之后，宦官魏忠贤崛起，其迫害忠良，排除异己，压制皇帝，专断国政，自称“九千岁”，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足见权势炙手可热。崇尚清流品性的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展开惨烈斗争，这一忠奸之战，超越朝廷范围而对社会影响极大。坊间对于忠奸斗争故事的热衷，反映了普通百姓对现实政治中忠奸对立的广泛关注。人们对忠良之士的崇拜敬仰，对奸邪小人的唾骂不耻，刺激了这一时期文艺作品中忠奸斗争主题的繁荣发展。故事中的忠奸之争或直接取材社会现实，如《宝剑记》中对严嵩的描绘、《清忠谱》中对魏忠贤与周顺昌等五义士血战场面的讲述；或借用历史题材寄予作者对现实的讽喻之意，如《八义记》借春秋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反映现实中异常激烈的忠奸斗争，传奇作品中的忠奸对立与社会现实中的忠奸斗争恰恰相映成趣。对忠臣的胜利期盼寄予了广大民众除奸的美好幻想，正是封建制度的巨大惯性，使人们渴望回归传统皇权的统治之下，甚至盲目地相信只要奸臣逆贼们受到惩罚，清官忠臣们顺利执政，就可以实现国祚昌盛。
　　在明清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中，道德评判代替法律，成为衡量忠奸斗争的唯一标尺，尤其是杂剧中忠奸界限分明，犹如泾渭之水。这种忠奸二元对立的绝对性与强烈的道德评判性，要追溯至儒家伦理道德观对忠君思想与人伦道德的推崇。孔圣人率先提出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其对伦理道德的强调一开始是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平等因素在内的，而后世的儒家学者们在传道过程中却不断将这种伦理道德绝对化、强制化，到了程朱理学手中则被更加地大肆阐扬，逐渐变得僵化冷漠。人性之善恶，被比之于阴阳，抹杀了人类复杂的道德情感，而片面地强调忠孝节义，倡导绝对高尚的伦理道德，忽视了个体要求的丰富性。程朱理学至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思想的正宗，顺理成章地占据了中华文化统领的宝座。思想领域完全理学化的结果造成了故事中忠臣义士与乱臣奸党两两相对的斗争模式，人物性格简单苍白，脸谱化严重。
　　总而言之，赵氏孤儿故事的文本演变，实际包含着丰富的忠奸斗争意识，从历代忠奸元素的互动关系入手，可以展现出由春秋至清代赵氏孤儿故事中忠奸斗争的嬗变轨迹。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明]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Studies onthe evolution of Orphan story and Faithfulness struggle

BAI ZHEN

(College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Orphan story focus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rphan ofZhao into the woods and then re-established legend, which contains a strongsense of struggle Faithfulness． Songhighlights from previous monarch King statue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later, fo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ings of taboo, making Faithfulness struggle gettingprominent． Faithfulness Song and struggle into the home country degenerationsentiment rose to the height of the survival concerns fortunes; whileFaithfulness dualistic mode of the Ming and Qing struggle to make the story ofthis period Orphan advertised Faithfulness strong colors, loyalty thinking ofgetting extreme emphasis．
Key words： The Orphan story；Faithfulnessstruggle；Loyal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