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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汉志》、《隋志》到《四库总目》的子部发展流变浅析
   
                                            2010级博  邓婷
    在我国古代图书的经史子集四大分类中，子的涵义最初可追溯至先秦的诸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有诸子略，将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小说，凡诸子189家，4324篇收录其内，提出了“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的九流十家的概念，反映了先秦至汉代的各种学术流派。而后随着时间推移，子的外延逐渐扩大，内涵发生很大变化，形成了不仅包括先秦诸子，而且包括《汉书?艺文志》所提及的兵书、数术、方技等的现象。比如《隋书?经籍志》的子部就包括: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共14 类，凡子部853 部，6437 卷。诚如隋志的序所说：“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可见，见于隋志的子部是《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类合并而成，而《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的四大分类也奠定了后来图书目录分类的基础。后世的官方目录，私家著录都受这一分法的影响。仅就子部来说，它的分类在后来也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变化，如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包括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类书、小说、释、道共14 类。而由于《汉志》、《隋志》以及《四库总目》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地位，它们中子部的分类以及作品的入类情况应该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人们的文学分类思想乃至一定的学术思想。为了更好的将不同时期子部收录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子部体现的发展流变，现将有关以上三部著录中的子部具体的分类及其卷数整理如下:(见附录)
  上表中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从《汉志》到《隋志》再到《四库总目》，子部类所录书籍在数量上呈大幅递增趋势，在分类上呈日益细化趋势。
  先说数量上的大幅递增。这一现象说明，从汉到唐再到清中叶，我国的文学创作大致呈日趋活跃之势，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推动了书籍编纂的兴盛。而这种编纂的兴盛也有赖于纸张的发明和逐渐普及。其实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秦汉时期或者更早，我国的书籍编纂已初具规模，只是在此大致经历了从笨重、昂贵的简牍到绢帛再到纸张普及的过程。《太平御览》卷605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即东晋元兴元年，桓玄据建康自立称楚帝，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可见由统治者下令以纸代简，说明纸的应用和推广已成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无怪书籍数量的增加。而随着书籍编纂的普及，人们著述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逐渐由春秋以前史官文化的著述观制约过渡转变到两汉时期的著述与事功并立。特别是发展到魏晋以后，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此前的学术多集中在官府，著述之事，士人并不热衷。春秋战国时期，子书得以在民间流传，但范围以师徒或学派为主，并不算是真正的面向公众传播。西汉初年“除挟书律”，废除了不准私家藏书的禁令，允许民间自由藏书，因此步入公众传播的新时代，从此作品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著述与作者名声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就在提高著述事业发展的同时鼓舞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引起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念的改变。曹丕在《典论?论文》里第一次将这种事业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就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隋志》也说：“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可见，除了具有风向标作用的帝王或者重臣著述以外，众多文人的介入，使得书籍流传日广，又对社会各个阶层产生重要影响。比如读书、抄书、藏书、著书这个相对完整的图书生产消费系统的形成。所以说，文学创作的兴盛和作品的大量涌现推动了书籍编纂的兴盛，形成了这种书籍数量日益增多的趋势；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流传，文学价值逐渐得到重视以及文学地位的日益提升乃至出现文学的自觉也是赖于书籍大量编纂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文学发展促进了书籍的编纂，书籍编纂又反过来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与自觉。
  其次，关于分类日益细化的趋势。由上表我们不难发现，从 《汉志?诸子略》到《四库总目?子部》子部的分类大致呈子目录逐渐增多，子部分类日益细化的趋势。而关于这一过程演变，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类目的增加。
  从《汉志?诸子略》到《四库总目?子部》，子部类增加的类目包括类书、谱录、艺术以及释家四种。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由于它便于旁征博引、便于资料查找，所以具有极高文献价值。随着文学学科的日益独立，文学自觉，三国曹魏文帝时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所以《汉志》中不存在这一类目。而由于类书具有的优点，人们编纂类书的种类和篇帙日益庞大起来。特别是古代文人喜欢在创作上讲求格律词藻，所以方便人们查找典故的吟诗作赋的类书就大行其道起来。在《隋志》中，类书还作为子部杂家下面的一个子目呈现，到了宋初修订《旧唐书?经籍志》时，就不得不为其专门在子部下令僻名目，成为子部的类书目类。而这种终有唐一代类书的大量出现与收录，也体现了唐代文学的兴盛与繁荣，以及人们对类书修订的重视。而在《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序》中却说：“此体一兴……注书者易于剽窃，辗转稗饭，实学颇荒。”体现了清初对实学风气的重视。但是由于多年积累，到四库编撰时其数目已在时间的堆积中形成可观之状，故《总目》所录类书达到65部7045卷，存目271部27054卷，成为子部类中数量上的冠军得主。谱录相对于《汉志》也是一个新类目，《四库总目?子部》在谱录类序中说：“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可知其出现于宋朝，又由《总目》对金石学的著作分派：“以集古刻，条列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或可推断谱录类的兴起，得助于兴盛于宋代的金石之学。
  如《总目?艺术类序》所言：“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书法艺术应是在汉字成熟以后兴起的艺术门类，而汉字成熟于汉代，我们或可推断由于当时艺术作品少，尚未形成规模，故而《汉志》中没有这一分类。随着大书法家、书画家的出现，艺术作品增多，故新设立类目著录之。魏晋南北朝的书画界人才辈出，王俭《七志》首开《图谱志》，使图画得占目录一隅，阮孝绪《七录》又创杂艺类收录艺术作品，到《崇文总目》正式改名艺术类，后《四库总目》沿用之，将书画、琴谱等收录其中，丰富了这一目类的内容，体现了我国艺术的辉煌成就。
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人们普遍对他不熟悉。在《汉志》里，我们发现既没有这类的书，也没有对这个派别进行介绍。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佛教长期不为中国正统学术所接受。晋旬勖《中经新簿》始收佛经，开始表明其不可否认的趋势。在宋代，杂糅三教的理学产生，“三教合一”趋于现实。 虽然如此，儒士与佛教、道教仍然泾渭分明。从刘煦《旧唐书经籍志》起，各类正史都不著录佛经和道经。《四库总目》也是“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其经典。而在《隋志》中，将佛经、道经收入集部。
  二、类目的并入
  从《汉志》到《四库总目?子部》，子部的收录情况出现了合并的状况，包括将《汉志?诸子略》中的类目合并入其他类目的现象，如在《汉志》、《隋志》中存在的墨家、名家、纵横家，清修《四库》时就将他们并入杂家，成为《四库总目?子部?杂家》中的子目录。也有将前代不存在于《诸子略》这一范畴的部类并入“子部”的现象。比如《四库总目?子部?术数类》既包括《汉志》中的《术数略》又包括《隋志》中五行类的内容，《四库总目?子部?医方类》沿袭了《隋志?子部》的分类，将《汉志?方技略》中的医经、经方两家并入子部的医方类。
  墨家、名家、纵横家都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流派，所以在《汉志?诸子略》中余风犹存的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墨家，曾与儒家并称显学，号称“儒墨”。但百家争鸣时期是诸侯互相兼并时游说之士摇旗呐喊的结果，随着秦汉，特别是汉代以后在政权上的统一，学术、思想的统一也成为必然趋势，“争鸣”期也就日渐衰落，墨、名、纵横三家也日渐衰微，到《隋志》虽仍保留三家类目，但各家所录总数较之儒家所录书籍呈很大程度的式微情况，所以发展到《四库总目》，由于它们与儒家类差距的质的变化，终难逃脱被并入子部杂家的命运。而这一做法也是沿袭了《千倾堂书目》的做法，体现了三家学术流派的衰微和儒家思想的日益牢固。
  而本属于《汉志?方技略》的医经、经方两家，从《隋志》以后就被移入子部合而为医方类这一现象，体现了我国古代医学发展和医药学地位的日益提高。医经、经方处于《汉志?方技略》实际是古代巫医不分状况的反映。而发展到《隋志?医方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其中出现了很多关于仙丹服食的书籍，这或许与唐代统治者崇尚道教有关，是当时崇仙媚道求长生的一种社会现状的反映，侧面体现了当时丹药学的发达。而随着时代进步，医学逐步科学性，发展到《四库总目?医方类》这样的现象消失。体现了医学研究的日益正规科学化。
  三、未移动类目自身的演变。
  从《汉志?诸子略》发展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存在着诸如儒家、道家、法家这种贯穿始终的类目，但他们并非因为没有移动而成为一成不变的类目，而是随着朝代更迭体现出自身内部的一些发展变化。
  首先看儒家，《汉志?诸子略》著录儒家53家，836篇，没有子目，也没有细化内部派别，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儒家各派还都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或许内部小有差异，但还能在共同旗帜下共存，所以未加细分。但是发展到《四库总目》，虽也没有某属某属的具体细分，但如儒家类序所言：“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藉辞为道者则仅存其目……则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可见它在此划开了一条严格界限对儒家的收录做了界定，把宋以前的宿儒和宋代党同伐异的所谓濂学、洛学、关学、闽学、陆王心学区分开来。由于宋朝有宿儒大师广泛援佛道入儒的现象，形成理学，喜谈天理，忽略文章，在《朱子语类》有“文为末而理为本”的现象，因而易流于空疏。而心学家进一步将心与理等同，有“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论断，主观随意性更大，以致后流为狂禅。这种思潮的严重泛滥造成了明代的学风空疏，游谈无根。于是清儒将明亡归咎于此，痛定思痛的复兴汉学，出现了儒家内部各立门户、自述圣贤的现象，以致出现统治者忌讳的“朋党”，与原始儒家的作风迥然不同。四库馆臣对这种现象身价鄙薄，故而在序中特加说明，以推重宋以前的统一、尚孔孟的儒学。
  道家也是《汉志?诸子略》与《隋志》、《四库总目》的子部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学术流派。从战国末开始，道家吸收阴阳五行、房中神仙、符录丹药等宗教、巫术的内容形成了方仙道，汉初又出现了崇奉黄老的黄老道，两者结合，几经变化于南北朝时完成了对老子的神化，建立了以“太上老君”为核心的较为完整的神学体系，最终形成思想内容庞杂的宗教，可以说在本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隋志?子部》的道家由《汉志?诸子略》收录的37家993篇发展到78部525卷体现道家学说的发展壮大。但是由于具有与佛家相类似的被中国正统学术所轻的命运，即使是在李唐王朝这样一个把道教视为国教的朝代，其所编定的《隋志》也并未将道经收录于子部的道家一类，而是像佛经一样，列于《隋志》的附录中，可见思想与宗教在统治者心目中地位的悬殊。而相比佛教思想而言，道家思想更早的产生了和儒学结合的趋势，魏晋玄学就是儒道结合的先声。而在宋代也最终让道教成功的与佛儒合二为一，但事实上吸收了道教思想却以儒家正统自居的儒士们似乎并不领情，只承认原始的道家而不承认现实的道教。其时编订的《旧唐志》未载道教书籍一录，《新唐志》仅有《开元内外经录》十卷，《崇文总目》虽然将佛道编入子部，不再出现《隋志》的附录，但也是清楚明白的将道教和道家分了两个类目。则儒者心态，可见一斑。而发展到《四库总目?子部》则出现了将道家与道教合一的现象，混淆了道家与道教的概念，是对道家思想本身不重视的一种体现。
  法家是《四库总目?子部》中著述数量最少的一种，但是法家思想在秦统一中国的进程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汉朝统治者和儒家思想家总结秦亡教训，发明了德主刑辅，礼法相济的办法，一直到唐代，中国的司法基本上呈现出以礼代法的状态。宋明理学产生后，则出现了那个无所不包的“天理”取代礼法断案的现象，无以伦比的儒家思想强大到极致可以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作出规范，于是法律对社会的规范作用便日渐衰微，学术界对法理、法学的探索也日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法家类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法规多记载于史部的诏令、奏议等类目或经籍志以外的刑法志中，法家类本身能收录的著作就少得可怜。所以从《旧唐志》到《宋史?艺文志》，法家类著述不增反减，而在《明史?艺文志》中曾出现与墨、名、纵横并入杂家的现象。《四库总目》也只是鉴于“于虞廷钦恤，亦属有裨”，故而存此一家。
  《汉志?诸子略》农家类收的是一些以农本思想治国之书，农家后来也呈同墨家、名家一样式微之势，而农家类则主要收录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知识著作。由于封建社会始终重视农业，故而农民在古代社会地位仅此于士。因此和统治阶层指导思想相适应，绝大多目录学都设立此类。而且农家类著作数量基本稳定。
  诚如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杂家类可以说是子部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类，从《汉志?诸子略》到《四库总目?子部》，杂家将难于分类的书籍尽录其中。而这一分类方法的运用也反映了在汉代，寥寥几个类目已经不能囊括当时的学术流派了。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击败论敌，诸子相互吸收学术思想丰富自己的理论，形成了很多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交叉学科，而同时杂家类的功能也决定了它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它从《汉志》的20家，不分子目，发展到《四库总目?子部?杂家类》中的杂学之属，杂考之属等5个子目，其规模仅次于类书。由此可见整个历史长河中新学术产生之快远远超过目录学的适应速度。而如果说子部的内容是个大杂烩，那么其中杂家类所收录的内容就是大杂烩里的大杂烩。而如果没有这个大杂烩的分类，那恐怕会出现更多失于记载的古书。
  《汉书?艺文志》第一次将小说家作为一类予以著录，开启了“小说”在目录学上的行程，其对作品收录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小说”这个类目做了最本质的规约，并且随着这一界定在其后目录学著作中的沉淀确立了目录学的“小说”形态。但也是在班固所说的小说家出于稗官，为道听途说所造这样的态度下，它为《汉志》所轻，不在可观者之列。由是小说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义，在目录书中的归属极为混乱。发展到《隋志》说小说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作用。并说它可以“知风俗”、“知地俗”、“观衣物”，说它出于赋有社会调查之任的“训方氏”，是议政的参照物，具备文学的特殊功能，能对社会政治起一定的作用。而这种思想应该反映了唐代传奇兴盛这一现象下人们对于小说思想的一种转变。《四库全书总目》编录“小说”的小序写道：“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纪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卷一四○) 秉承了班固收录小说的观点，将真实程度不高、所载事情细琐而又有裨见闻考证作为标准， “迩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以三类概之。白话小说仍旧不录，传奇类文言小说也仅在存目中录了《飞燕外传》等少数几种。《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大型官修目录，代表了封建社会晚期正统的学术思想。
  由上述分析可知，子部收录状况在我国的目录学史上大致呈数量上升，分类日细的趋势，而据所录内容来看，它也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庞杂而包罗万象的体系，如《四库总目?子部序》中所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争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统治者视经为至尊，史为辅，儒为经史旁参，其余杂学作为鉴戒。而从这些杂学收录来看，无论是类目的增加、并入还是未被移动的类目所表现的细微变化都反映出学术史上不同时期的学派更迭与发展，以及在一定指导思想下，类目的发展变化。而由于时间仓促，学力有限，其中分析仅为浅见，纰漏也在所难免，还请老师和各位学友耐心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