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志》、《隋志》以及《四库总目》的史部浅析
                                                        2010级博  邓婷
  其实看了《汉志》、《隋志》、《四库总目》的人都会发现文章这一标题的不严密性，因为在《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史部这一分类，也就是没有史部这一明确概念的提出。在《汉志》中，班固是以《春秋》之名设了春秋类，并将奏议、《太史公书》与《汉书》等具有“史料”性质的书籍附于其中，这或可说明虽然汉代已经出现了诸如《史记》、《汉书》这样庞大辉煌的记史之著，但在班固所处时代，史书、史料这些具有史的性质的文体尚未独立分科，或未形成规模，所以没受到更深层的重视。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志》中的“春秋类”是把具有与“春秋”这种记载史实以及与之相关性质的书籍归为一类，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在班固时代已经有了以“史”分类的意识萌芽，虽然与其它体例区别不明显，但这种分类还是影响了后来史部的形成。
  唐初魏征等人奉诏纂《隋书》，其中的《经籍志》继承发展了汉魏六朝等目录学成果，并且明确提出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史部分类由此确立。这种分类方法一直沿用到清修《四库》，体现了当时“史”作为独立学科的特殊地位和价值。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概因两汉时期，儒学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专门研究儒家学术的经学体现出凌驾一切学术之上的地位，所以在经史关系上自然而然的出现了重经轻史的现象。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随着经学衰落和人们对于史学功能以及重要认识的提高，在丰富的史料史书大量涌现的过程中，史学逐渐获得发展而终成为与经学相并立的学问。而作为一部官修的总结性的学术著作，《隋志》的目录分类法除了如实的肯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以外，还体现了当时客观而自成体系的史学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籍源于史的观念。《隋志》在开篇的《序》中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说:“史官既立， 经籍于是兴焉”。” 从源流上说，就是经籍起源于史。从前面我们看《汉志》的分类也可发现古代并没有经与史的分别。包括经与史的各种经籍，是文字发明以后，史官记录撰成的。《隋志》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咨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 下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 故曰: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 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以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这里说明两点： 一、后世说的经书《诗》、《书》、《乐》、《易》与《礼》、《春秋》作用不尽相同，而相通的一点是:“ 其用无穷”，而这种“用”体现为一种历史的意识，把古今联系起来，后人以通变随时的眼光应用圣人的经义，“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二、史官是古代的历史的记录者，也是经籍的撰写人。古代史官记录的材料经过圣人孔子整理就成了后世的《经》书。《隋志》说: “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咸有史官以纪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就明确指出经籍的兴起是史官制度确立的结果，也是从文献地起源上论证了经史同源。可以说继承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
  其次，关于“正史”观念的提出。《隋志》史部分为13小类，明显反映出“帝王将相”史的特点。（其中正史和古史是有关于正统皇朝的史书，杂史类大抵皆帝王之事，霸史记载的是汉隋之间少数民族政权的事迹，内容以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为主，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是有关于政权的重要的典章制度。以上几类都是帝王之事的直接记载。此外，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所以，《隋志》史部还收录了以记载各类典型人物和事迹的杂传,记载区域沿革划分和各地风土人情的地理类以及记录世族姓氏之书的谱系类，这些也都是与统治者、与朝廷治理国家密切相关的。最后一类簿录则主要是一些官修目录和专科目录。）可以说这些分类以及各类目的排列顺序也并非随意，是唐初官修史学思想的一些反映。其中列于首位的“正史”观念的首次提出，在史学史上应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这里的正史观应具有以下的含义：1、正史是“世有著述”的纪传体史书。因为“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 正史类在列举和评论了《史记》、《汉书》、《三国志》之后，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 可见，正史的第一个标准是世有著述。这是《春秋》类所不能成为正史的原因；2、 正史编撰严肃，选材严格，符合一定的规范。杂史之所以不是正史，是因为它“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荒诞，真虚莫测”；3、正史记载的是正统的皇朝。十六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记载不在正史范围之内；4、正史是撰述而非记注。前文已经指出，史部的后几类属于史料的层次而非史著；5、正史的内容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军国大事。杂传讲:“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则相对的正史应当是以“人君之举”为记载的核心。后来的史志目录分类大多是沿袭《隋志》而略有改进，但人们对正史的理解虽不尽相同，但这一形式却一直被沿袭。
    再次，关于史书撰写原则。《隋志》对史书的撰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隋志》将修史看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他抨击了魏晋以来史书“一代之记，至数十家，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的状况，要求史学撰述遵守中庸之道，反对任意穿凿附会，反对记载荒诞无稽之言行。根据这样的思想，它对各类书籍提出了许多批评。比如它反对谶纬、玄言和佛道之言。“且先王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以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至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穿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之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汩之以放诞。凌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 专以浮华相尚, 豫造杂难，拟为雠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哓哓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隋志》评价说：“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托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 是所罕言。” 它批评杂史：“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有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 真虚莫测”。它评论职官类：“ 又多琐细，不足可纪。” 评论仪注类：“ 或伤于浅近，或失于未达，不能尽其旨要”。 评论杂传类：“杂以虚诞怪妄之说。”评论地理类：“管窥末学，不能及远。”评论簿录类在刘向、刘歆之后：“ 但记书名而已”等等。应是当时史学批评的体现。
  清代的《四库总目》不仅沿袭了《隋志》的四部分类法，还在因袭《隋志》史部分类方法的基础上继承了后来宋人乃至明人的一些分类思想，如继承陈振孙《书录解题》创别史一门的方法；又如沿用《宋志》之例把附于《隋志》《唐志》小学类的金石之文列于目录类以区别经部类的做法，都体现出科学进步的分类方法和创新意识。具体说来《总目》著录了史部有15类，如正史类( 38 部，3739 卷. 存目7 部，85 卷) 、编年类( 38部, 2066卷. 存目37 部，847 卷，内1 部无卷数) 、纪事本末类(22部，1247卷. 存目4部，26 卷，内1 部无卷数) 、别史类( 20部， 1614卷. 存目36 部，1306 卷，内3 部无卷数) 、杂史类( 22部，273卷. 存目179 部，757 卷,内7 部无卷数) 、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10部，822卷. 奏议之属29 部，726 卷. 存目诏令之属6部，66卷. 奏议之属90部，818 卷，内10部无卷数) 、传记类(圣贤之属2 部7卷. 名人之属13部，113 卷. 总录之属36部，808卷. 杂录之属9部，21 卷. 存目圣贤之属32 部， 231 卷，内3部无卷数. 名人之属105部494 卷内3 部无卷数. 总录之属209部2348卷内6部无卷数. 杂录之属58 部112卷. 别录之属6部8卷) 、史钞类(3部48卷，存目40部1619卷内1部无卷数) 、载记类( 21 部380 卷附录2 部9 卷,存目21 部106卷)，时令类(2部29卷,存目11部120卷，内1部无卷数) 、地理类(总志7部941卷. 都会郡县47部2752卷. 河渠23部507卷. 边防2部24卷. 山川7部113 卷. 古迹14 部125卷. 杂记28部213卷. 游记3部15卷. 外纪16部89卷. 存目总志17部437 卷内3部无卷数. 都会郡县之属108部2467卷内3部无卷数. 河渠之属52部245卷. 边防之属21部83卷. 山川之属97部895卷. 古迹之属37部370卷. 杂记之属42部176卷内2部无卷数. 游记之属21部123卷内2部无卷数. 外记之属34部83卷内2部无卷数) 、职官类(官制之属15部365卷存内目42部354卷3部无卷数. 官箴之属6部17卷存目8部107卷) 、政书类(通制19部2298卷存目7 部331 卷内2部无卷数.典礼24部1051卷存目47部319卷内2部无卷数. 邦计6部53卷存目45部249卷内1部无卷数. 军政4部271卷存目2部5卷. 法令2部77卷存目5部117卷. 考工2部35卷存目6部18卷) 、目录类(经籍之属11部421卷存目14部41卷内2部无卷数. 金石之属36部272卷存目22部60卷内3部无卷数) 、史评类(22部399 卷存目100部867卷内8部无卷数) 。从以上所列出的数字看，史部的类目繁多，书籍卷数大增，可以说是具有史书总汇的性质，契合了《总目》所说的“网罗宏富，体大思精”。
  尽管《四库总目》体现出广征博引的取材意识，但也并非盲目博采，而是在整个的编纂过程中被这样的一些史学观指导，体现在《总目》中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崇尚实用的史学观念。翻看《四库总目》对所录史书的简短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崇尚实用、反对空谈的这种史学观念。如宋代钱文子的《补汉兵志》，《总目》指出其实质是“盖为宋人事立议, 非为《汉书》补亡也”（《政书类?补汉兵志》）。又如王应麟的《汉制考》，《总目》也称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征者，其分量相去远矣。”（《政书类?汉志考》） 上例说明, 空谈者决不可能著出有价值的史书。所以要克服空谈，就需要认真考查，有些材料甚至要亲身经历，得之于实践。这也就是要有一种考证精核的态度。
  第二，考证精核的史学态度。其实这种考证精核的史学态度应是明代后期到有清一代的整个学术风气的体现。如，宋代的叶隆礼撰有《契丹国志》二十七卷，“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有良史风，而苏天爵《三史质疑》则谓隆礼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讥其失实甚多。”（《别史类》）钱苏两人的意见大相径庭，到底哪一方更符合事实呢？《总目》经过考察，认为叶礼隆“大抵取前人记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进而得出了“苏天爵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之详核也”的论断。但是《总目》又不止于褒苏抑钱，而是在充分吸收两家意见基础上，对叶《志》作了更深刻的分析，指出《契丹国志》既“与辽史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有些地方又“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态度下，让人们清楚知道该书得失，并结束了钱苏两派纷争，大致恢复了《契丹国志》本来面貌。
  第三，以公心求鉴戒。《总目》强调殷鉴，尤其突出“时代弥近，资考镜者弥切也” 、“ 时代既近，殷鉴尤明。”（《诏令奏议》）它总结历代党争之祸，认为“东汉不鉴战国之横议， 南北部分而东汉亡；北宋不鉴东汉之党锢，洛蜀党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鉴元之败，道学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鉴庆元之失，东林势盛而明又亡。”（《传记类?庆元党禁》）看法或许偏颇失当，但其资鉴用意仍值得我们注意。而这种以史为鉴愿望的实现则必须依靠真实的历史和公正的评价历史的态度来支撑，所以《总目》在论《钦定大清会典》时谈到: “一朝之会典，即记一朝之故事，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点窜变易。”也正是在这种以公心求鉴戒的历史观要求下，《总目》批判的继承了前人的史学批评，对于历史典籍的修撰才能有公允的态度。比如刘知几虽是《总目》较为看重的史学批评家，但书在对其思想多有赞同的同时也表现出与其不同的见解。体现在刘知几由于过分强调史法，一些地方的批评没有考虑具体情况，导致陷入以史拘例的误区，《总目》论书法义例则总是际出发，着眼于史法是否能够全面真实的反映客观历史真实。后来的《辽史》提要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元代修宋辽金三史，体例不可谓不完备，但是提要并没有局限在从历史书的外部形式看问题。它提出了《辽史》的义例最不可取。它说当日使臣是“见闻既隘，又蒇功於一载之内，无暇旁搜，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支右诎，痕迹灼然。如每年游幸，既具书於《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於《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於《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於《纪》、《志》、《表》矣，复屡书於《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可见包含了深刻独到的见解，是创造性的发展了刘知几关于史著书法义例的理论。
  总结之，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史部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从《汉书?艺文志》的萌芽到《隋书?经籍志》的确立又到《四库总目》发展完善的过程。而无论是从史料的采择还是辩证的史学观来看《总目》都毫无疑问的成为史部发展的集大成者。它主张因与创的结合，打破了传统史学僵化的局面，重视了史家公正之心和史识储备在修史过程中的作用，把公心、直笔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以便为以史为鉴打下坚实基础。而某种程度上说，这不仅是当时考据学风所体现的严谨学术态度，还是对前面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空谈理性对史学造成恶劣影响的一种摒弃，为更好的让历史实现经世致用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起到了扭转史学风尚的作用。
  由于时间有限，加之学力尚浅，对于庞杂的史部研究只进行到或可窥其九牛一毛的程度，所以文中纰漏之处还请老师和同学多加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