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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作业二补充
中国古代文学    2010博                董定一                    1120100412
我们在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加以分析的时候，经常由于其发展时代与我们相去甚远而在构想研究对象及设定研究范围上有所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最好的办法是以古人的视角来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将自己放在研究对象所在的历史世界，从能够反映其发展脉络及发展趋势的诸多资料入手。
我国古代著述丰富，而历朝历代针对这些著述所编纂的目录也是种类繁多。目录类文献所载内容和类别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历代学术思想及知识体系的变迁过程，意义重大。本文就拟在通过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著录的地理类文献的讨论来初步认识并分析与之相关的问题。
首先我们统计这三部著作中涉及到地理类文献的类别并加以整理，列表如下：
表1（见附件，同一行代表类似题材作品在三部著述中的所属类别）
通过对上表目录中所载文献的数量及种类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首先，自汉至清，地理类文献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里不可或缺的分类而逐渐发展壮大。在上表所载文献中，著录于《汉志》之中的地理文献只有《地典》、《堪舆金匮》等五部著作。即使我们将《尚书•禹贡》、《管子•地图》等附属于其他著作的单篇地理作品也计算在内，其总量依然寥寥无几。
在《隋志》中，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史类•地理类中收录的地理类著作多达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如果我们把其子类•五行类中《地形志》、《地动图》等诸多堪舆类文献也视作地理作品的话，其种类更是可观。《提要》中的地理文献亦是汗牛充栋。即使编者在小序中声明录书标准是只“择尤雅者录之”，其完整收录的典籍种类依然达到一百六十余种、四千七百余卷。这些著作按其著述重点及著书体例依次被分别编入宫殿疏、总志等十余种类别中，蔚为大观。
地理类著作从无到有、从寥落到兴盛的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学术思想的成熟。汉代立儒学五经博士，推动了经学发展，经学思潮可谓学术之主流，百家争鸣的态势逐渐开始在统治者的引导之下而逐渐转化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儒学之外的学术理论逐渐开始淡出历史舞台。同时，两汉时期属于中国学术的草创阶段，紧接从夏商周之礼乐文化中萌生创立的先秦学术而来的汉代学术其主要任务是为学术奠定基本规模与范式，故而包括地理类著作在内的诸多门类发展并不完备。而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学术经过秦汉之奠基、魏晋南北朝之发展，人们的个体价值日益凸显，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学术思想的活跃也使得人们开始自觉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创作，著书立说传名后世。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动荡，征战频仍，人才大多从学术中心向外分流、四处散逸，学术逐渐平民化自由化，不少学者士子将关注点由经典的庙堂之学下移到更广泛的自然空间里，把研究点转向人文与自然，这也推动了地理学作为一个单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清代学术则与隋唐学术相比同中有异，经历了学派最盛、学术水准最高的宋明这一登峰造极的发展时期之后，学术在清代呈现出一种承传延续的态势，这一点在地理类著作上也有所体现。该类文献在隋成型后其地位一直十分稳固，宋《新唐书•艺文志》、元《宋史•艺文志》、明《文渊阁书目》及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均设地理类为二级分类，且收录著作繁多。清人在地理类著作的创作及编目上对此传统多有继承和延续，因此，此类著作作为业已定型的知识种类，获得了与《隋志》相近的谱系地位。
其次，自汉至清，地理类著作所在的分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汉志》中，地理学著作被列于术数略的五行、形法家以及兵书略的阴阳家中，而在《隋志》及《提要》里，相似的著作则大多被分别归入史类地理类与子部五行术数类。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然归根结底却与学术发展密不可分。
我们首先对《汉志》中所载的这些地理类著作的内容进行考察。在这几部著作中，《地典》久佚，难以觅得其真实面目，然据其所属类别及典籍名称，我们大致可以推知它是一部借用阴阳之说来分析地形地势以备行军作战之需的典籍。属于术数略的《堪舆金匮》的情况与《地典》相似，虽其书已然踪迹难觅，然分析其书名，堪舆多指乾坤天地之道，同时，其又入五行类，大致它应是借五行之说分析天文地理的书籍。由此可见，在汉代地理文献中，作书者有引入一套似乎与原书干系不大的理论来建构自己的著作的习惯。这与当时的学术发展趋势是分不开的。汉儒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之神学思想，儒学吸取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将其逐渐吸收改造为自己思想与著作的一部分。由于儒学属于汉代的主导思想，因此当时的典籍不可能摆脱这种位处官学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当然以上二书可能不是汉人所著，但既然汉代尚存此书，则此书应当受到过汉人的整理，同样与汉代学术难脱关系）。这种影响体现在作品创作上就表现为阴阳五行的神秘理论与自然社会的实践内容在深层次上的契合。
另一类《汉志》有载的地理类著作则是属于术数略•形法类的《山海经》、《国朝》与《宫宅地形》。除《山海经》外，另二书久已失传。然根据《形法略》小结所载，收入此类内容的书籍多以“大举九州之书以立城郭舍形”之内容为主。据此，《国朝》与《宫宅地形》所叙的大致应是国家及宫殿、宅院的地形及建筑，虽小结认为此类书多言“声气贵浅吉凶”，然又明确说明其书“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可见，其并非单纯的风水阴阳之书。观察现存《山海经》及出土墓简中《相宝剑、刀》等内容，大多是一些对自然、方物的朴素认识和带有传说性质的想象，与阴阳五行关涉不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国朝》、《宫宅地形》应当与《地典》等著作不属于同一类，这一类著作与汉前的道家思想关系密切，同时也体现了汉代黄老之学的思想。据《形法略》小叙，《国朝》与《宫宅地形》一类书大致应该是借助对自然地理事物的天然特性的观察和度量来判断追寻自然规律，进而利用这些规律来指导人类活动的书籍，体现了朴素的哲学观而不是玄虚的鬼神之力。这与《黄老帛书》中“执道”、“循理”、“审时”“守度”等处事治世的学术思想有极多的相通之处。《黄老帛书》中指出应当认识掌握天地事物的变化规律，借细致观察以了解其发展趋势，正确处理世间顺逆之事，也正与以上这一地理类典籍的要旨相合。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汉志》所录地理类书籍据其所受学术思想之影响的异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附有阴阳之说且具有较多迷信色彩的堪舆风水类地理作品，一类则是较为朴素自然，接近现代地理学目的的地理著作。贯穿于全书之中的学术思想影响了其书的主旨，进而造成了分类的诸多不同。
汉武之后，董仲舒所建立的夹杂有“天人感应”及“灾异”等阴阳家理论的被神学化了的儒家思想体系随着学术建构的完善以及经学思想的盛行而拥有了日益稳固的统治地位。隋唐之时佛教盛行，儒教发展停滞。前者的神秘思想与后者的立足守成也使得五行卜筮之类的学说充斥于世，这也使得包含阴阳五行内容的地理类著作中推测未来、预想吉凶的思想内容渐渐占据了主导，相应的，其中所有的地形地势等地理学内容则逐渐减少，最终导致了其著述性质的根本变化，成为了宅兆风水类的子部著作。同样，另一类地理类著作的发展同样与学术流变密不可分。如上文所言，魏晋南北朝之时，经学大变，玄学兴起，文人多崇尚自然，任性而为，其学风与汉代黄老之学有着颇多相通之处，极为自由活跃；同时，由于政局动荡及社会变革之因，当时的文化有了下移的态势，许多文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山水之间，多为远游之事。学风对自然的追求以及学人对自然的趋近同时作用，有力的推动了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了如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一大批杰出作品。《隋志》为其单设二级分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清代有关地理类的著述甚博，这些典籍大多被《提要》收在《史部•地理类》与《子部•术数类》两个类别中，其分类情况大致与《隋志》相近，就不再细论了。在此要强调的一点是：《四库》编纂之时，出于政治原因及社会原因，思想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厉的控制，学者为了避祸多从事考证之学，其中汉学主流皖派研究范围极广，对地理类著作亦多有涉猎，因而也推动了这一类别的完备并保障了它的单独存在。
当然，在《汉志》、《隋志》及《提要》中可研究的地理类著述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联之处绝不仅仅只有以上两点；由于成文仓促时间有限，只得草草辍笔，期盼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