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学管窥
摘  要：乾嘉朴学是清代中期学术的主流，倡导实事求，客观征实。乾嘉学派大师辈出，各领风骚，且分成不同的派别。乾嘉学术由博而精，自成体系，对于文学也有深刻影响。对此一时期的学术史，尤其是乾嘉学派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做出正确的评价，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乾嘉朴学  实事求是  学派分野

    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下一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夫。朴学这个词是在汉代出现的。见于《汉书》八八卷《欧阳生传》。“上（武帝）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朴学如果从字面来解释，就是上古质朴之学，汉朝人以这一名称指称经学，清代崛起的乾嘉学派继承汉儒学风，致力于经史子学的考据，故亦称为朴学。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 继宋明以后的清代近三百年学术究竟如何定位，歧义甚多。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清代学术为宋、明的直接承继，其《清儒学案序》中说“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比拟，则昭昭无可疑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则认为清代学术思潮“以复古为解放”，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 所以纵观学术思潮，秦以后“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清学被视为独立的学问，即以考证为主的朴学。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清代学术思想置于经学时代之下，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讨论主要围绕道学（宋学和广义的理学）展开。而徐复观的《清代汉学衡论》从时间上和精神上对于清代汉学进行界定并显而易见的持否定态度。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认为中国旧有学问，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朴学哪？
  “朴学”盛行于乾嘉时期，所以后世就把专称清代“乾嘉学派”的学问称之为“朴学”。这里有几个相似的概念需要理清。对于乾嘉时代的学术主流，研究者们依据其治学特色，或称之为“汉学”，或称之为“朴学”，或称之为“考据学”，名称虽然不一致，但指向却差别不是很大。即使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对于用什么名称来概括自己所从事的学术颇有歧义：戴震段玉裁等人称之为“考核学”，《四库全书总目》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称“考据学”，而出现在学人文集之中，又有“朴学”“实学”“制数学”等称谓。这样的种种称呼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并不矛盾。“考据学”“考核学”“考证学”是指其纠谬考辨，注重于它的治学特征，称之为“朴学”，是指其崇尚质朴求实不谈玄虚的学术品格。称“汉学”，则是因为崇尚汉代儒者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意识与方法，这种称呼凸显了惠栋治学方法的影响。
  辨析了这些概念，下文为了统一起见，均采用“朴学”的称谓。
  乾嘉朴学以“考据”为方法，以儒家经书(兼及史书和诸子) 为研究对象，考证字音、字义、名物、制度、版本等等，由此发展出“小学”、金石、辑佚、校勘等辅助学科。朴学全盛时期，考据的对象已从儒家经书扩大到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算法、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但从研究方法上看，仍是以考订、校勘、汇集、整理古籍为主，未脱朴学本色。
  （一）治学理念
  朴学依循从复古尊汉到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治诸艺而会于经的通经路线以及学术方法， 而它一个很突出的治学理念就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借助考据以去伪存真。考查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的求是精神，成了乾嘉学风的显若特点之一。
清考据学者认为，“性理之学，纯是蹈空，无从捉摸”。只有通过对文献材料进行分析、归纳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可靠的。所以他们每提出一种观点和看法，无不以大量的文献材料作依据。顾炎武曾说:“史书之文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所谓“旁证以求其是”就是多方寻求证据，以证成其说，既不妄改，亦不歪曲附会。对于文字之误是如此，对于其他学术问题亦无不如此，他的《日知录》处处体现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清代考据学者不仅注重论据的全面性，更看重论据的可信性。并非所有的文献材料都可以用来作论据。孙星衍在研究(尚书》时，就立下这样的原则：“《家语》、(孔丛》、《小尔雅》、《神异经》、《搜神记》等，或系伪书，或同小说，不敢取以说经，疑误后学。”
  总体上评价朴学的治学理念，最大的亮点出于效行实事求是原则。梁启超曾归纳出朴学十个特色，其中大部分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诸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孤证不为定论。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以为不德” “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 所见不合，则相辩洁，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不已为件”等等，强调的都是做客观学问的规范。
  朴学由清初发韧到乾嘉兴盛而形成家法的过程来看，是离不开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清初顾炎武开风气之先，主张经学朴学取代理学，首先改变了治学的前提与归宿， 即从客观的要求出发， 通过考证， 回归元典，实事求是贯穿其中。从这个原则出发，考经证史，应据事直书，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不加主观臆测。为此，顾炎武奉“信古而阐疑”为座右铭。所谓“信古”，即尊重先圣、尊重历史所谓“ 阐疑”，即据实刨根，敢于质问学阀之说论。继而，阎若豫、胡谓等汉学先驱又在“ 信古”“阐疑”的基础上, 修剪了学问的枝干, 将通经与致用分开，使通经变成了纯粹的学术研究， 开始了为求学问而做学问的尝试。中经惠栋的加固与完善，逐步打造出规格严整的学术范型与汉学家法， 再附以求真为价值核。用钱穆的话来表意，即“清初诸老, 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精神为笃信，辨伪工夫转向求真”。这里的“笃信”，即“无征不信”的别说。“求真”，即“求是”的同义。戴震对惠学的改造，首先从治学原则上把“唯求其古”变为“唯求其是”，在科学性的方面深化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戴震以降，其弟子后人效行师训，一丝不苟，所谓“ 国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最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觅也”。阮元自称其学“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洪亮吉以为邵晋涵治学“ 推求本原，实事求是”。而焦循、汪中、凌廷堪皆以凿空株守为贼， 倡行实事求是， 以致成风，蔚为大观。
  清儒效行实事求是， 本意在昌明朴学， 客观上却点燃了近代科学精神之薪。科学精神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认识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 集中表现在尊重事实、主张真知源于实践, 承认实践是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及其发展动力，重视方法的科学性，敢于对一切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理论、天条, 大胆怀疑、批判，乃至否定，坚持真理的纯洁性。朴学“由博古的考证引起自然科学的考证”， 亦“可为科学发达之先驱”。从这个意义上讲，确也点燃了近代科学精神之薪，为后世炳烛。

  （二）学派分野
  清代的乾嘉学派，自顾炎武黄宗羲为之奠基，胡渭、阎若球、姚际恒等作为先驱，发展到乾隆时期的惠栋公开打出汉学旗帜，遂成为与宋学相对垒的独立的学派，再到戴震已达到乾嘉学派的高峰，在学术界已居于支配地位。乾嘉时期是朴学发展的全盛的时期。近人研究乾嘉朴学时，在肯定该学派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根据其内部不同代表人物的不同特点，对之进行分派。但是对于如何分分成几派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章太炎有昊派和皖派之分他认为清儒“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章氏在文中还列举了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听、汪中、刘台拱、李停、贾田祖、江藩等皆为吴派学者，并指出他们“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同时，他又列举了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匡衷、胡承琪、胡培晕、任大椿、卢文翎、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榔、孙治让……等，皆为皖派学者，并指出，他们“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介密严碟，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梁启超有“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之说，但又有四派之分。除了昊派和皖派之外，又指出了扬州学派和浙东学派。自章、梁之说出至今，凡治清代学术思想史者，在论及乾嘉朴学的派别划分时，大都沿用此说，间或稍有发挥和补充。但也有对于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的。如陈祖武的《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暴鸿昌的《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中山大学的鲍国顺先生的《吴、皖分派说商兑》，基本上反映了对吴、皖分派说持不同意见者的观点。
  本文中采用《清代思想史论》《朴学与长江文化》的观点，将乾嘉朴学分为四个流派：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阮元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全祖望和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
  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字定宇，又字松崖，江苏元和人，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等。吴派的特点是崇尚汉学。他称赞“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 为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 惠栋有力地揭橥并确立了汉学的治学宗旨。他极力强调：“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戴震总结惠栋的经学思想，也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正是经由惠栋的倡导，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的主张，才得以正式确立，并成为汉学家共同尊奉的宗旨。
惠栋在明确打出汉学旗帜的同时，也开始表现出其学术本身的弊病，这就是嗜博、泥古。处于汉学发韧之初，为彰明湮没已久的汉人经说，特别是《易》说，惠栋广搜博采，不遗余力，不免今文古文杂糅，精华糟粕并陈，甚至对汉儒某些流于阴阳灾异和谶纬的学说，也不加别择，全盘继承。后世学者评论惠栋之学，谓“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是颇有见地的。
  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与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并非两个对立的学派，而是后先相承，互为师友，体现了清代汉学发展、演进轨迹的两支劲旅。如果说，吴派学者有开创之功，那么皖派学者则多发展之力。正是戴震及其皖派学者的崛起，使一代学术得以发展至高峰。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幼年家境贫寒，但孜孜向学，刻苦自励，师从著名学者江永，学业益进。其后至京师，得到钱大昕、王昶、纪昀、王鸣盛等学者的一致赞赏。不久又在扬州与惠栋结识， 二人交相推重， 戴震尤深受惠栋的影响。戴震是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 学识渊博， 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他继承顾炎武以来，特别是惠栋倡导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明义理的主张，大力推阐汉学治学宗旨，而尤为强调训诂、考据与义理的结合。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针对一些汉学家只重考据的倾向，戴震甚至更为强调义理的重要性，认为“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不仅如此，戴震还以一个思想家的敏锐眼光,觉察到汉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弊端， 因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说:“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强调“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治学尤应“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 力求达到“十分之见”的境地。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戴震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以及古天算、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以他对地理的研究为例，在古地理方面, 戴震最杰出的成就当推对《水经注》一书的研究和整理。《水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地理著作，题汉代桑钦撰， 晋郭璞、北魏郦道元先后为之注。郭注久佚，传本为郦道元《水经注》。因流传久远, 故经注相混，难以卒读。戴震在四库馆中校理该书。 总结出区分经文、注文的三条义例。 进而“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所由致谬之故。昭然可举而正之”。基本上恢复了《水经注》一书的本来面目。段玉裁十分推崇戴震在古地理研究上的成就，认为“国朝之言地理者，于古为盛， 有顾景范(祖禹)、顾宁人(炎武)、胡月出明(渭)、阎百诗(若璩)、黄子鸿(仪)、赵东潜(一清)、钱晓征(大昕) ， 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 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这一评价确实反映了戴震的开创性贡献。
    继吴派、皖派之后, ，深受皖派学术影响，又继续保持汉学发展态势，并为清代汉学作总结的是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阮元字伯元，号云台， 江苏扬州人，历官乾、嘉、道三朝, 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 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 拜体仁阁大学士。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 阮元始终坚持不懈地提倡学术, 从事研究, 成为乾嘉汉学特别是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阮元继承汉学治学宗旨，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认为“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 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 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针对某些汉学家的佞古墨守之弊，阮元特别提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目睹诸多汉学家只重考据而忽视义理的偏向，阮元在极力强调“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一汉学治学宗旨的同时，也试图将宋学重视义理的特点和汉学强调考据的长处结合起来，藉以补偏救弊。他明确指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 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 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因而他既反对“学人求道太高, 卑视章句”的倾向，也不赞成“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弊端。而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阮元把这些学术主张贯彻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在经学、小学、金石乃至天文历算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阮元于天文历算也颇有造诣。尤在天文算学史的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他博稽载籍，网罗古今，“肇自黄帝，迄于昭代，凡为此学者， 人为立传”，纂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天文算学史专著《畴人传》。在这部书中， 阮元辑录了历代优秀天文学家、历法家、数学家的传记资料，凡二百四十三人，另附西洋学者三十七人，总计二百八十人。不仅介绍了中国和西方的优秀学者以及古今天文、历法、数学的知识技艺，而且开辟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领域。
    乾嘉时期的浙东学派，是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为代表的浙东之学的延续，以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为代表。此派以史学见长，兼及经学、小学、典制等其他方面。其中全祖望、章学诚尤为重要。浙东学派的特点，最重个人的学术个性。黄宗羲云：“不为迂儒，必兼读史”。反对迂儒只关注经学，为浙东学派注重历史奠定了基础。黄宗羲又云：“以水济水，岂是学问”所以很注重个人见解。全祖望潜心续修《宋元学案》实际上表现了经学与史学的统一。而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学已经世的思想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最后须指出的是，在乾嘉学派中分出派别，既不是说它们有根本对立，也不是否定它们具有根本相同的一面，而是肯定它们都是乾嘉学派，都推崇和宗奉汉学，都是从文字、音韵、训话入手治经，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且相互影响，互为师友。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今天我们根据史实，研究分析各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特点、成熟与不足、经验和教训，这才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重点所在，而并不是强分派别，分派只是为了研究具有系统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三）朴学与文学
　　乾嘉时期，以朴学为代表的学风笼罩了整个社会。社会上读书风气高涨，文学创作活跃，差不多历代出现过的风格和流派，都在这时有回应和接响。文学领域的重实倾向也成为这个时期审美的重要价值倾向。受此风影响，乾嘉时期的文坛呈现出其独有的特色。
（1）诗。诗坛上，沈德潜鼓吹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乾隆盛世诗坛上的一支劲旅“格调派”。他提倡以六经为基础，以温柔敦厚为诗歌宗旨。以期让诗歌达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要求诗歌创作“一归于中正平和”。 浙派领袖厉鹗主张作诗参以书卷，学习宋人，好用典故。他作诗重学问，主空灵，代表跑了浙派的风格特点。身为考据家的翁方纲将儒家思想与经典研究方法融入诗歌创作，试图以考据学研究诗学，提出肌理说。“肌理” 二字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用来论诗，包括义理与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 规范的思想和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他认为“士生今日，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粤东三子诗序》）翁方纲是学者，博通经术，其诗歌理论也受到考据学风的影响，“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清史稿》本传）如《汉石经残字歌》、《汉建昭雁足灯歌为王述庵臬使赋》等，以学问为诗，用韵语作考据，遭到袁枚“错把抄书当作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的批评。从与他同时的钱载，到道、咸年间的程恩泽、郑珍、何绍基和清末沈曾植等，所产生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由肌理说推动而来。
（2）词。此时期词的创作也深深打上了普学的烙印。以厉鹗为代表的浙词派，从形式的角度强调词的质实,比较注重词的音律和辞藻。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则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寄托比兴，这些都体现出清代中期的重实风气。主例如凌廷堪、江藩、焦循等，则明显地表露出学者与词人身份的双重性，学者即是词人，词人也是学者。凌廷堪少时就以填词自娱。后入两淮盐运司词曲馆，任编校，期间遍览群书，学识大进。这时，他尤为服膺精于音律的南宋词人姜夔，故填词严守声律，并注明宫调，其词集名为《梅边吹笛谱》，亦取白石《暗香》句意。江藩少居吴门，受业于惠栋、余萧客、江声，博综群经，尤长于史学，其著述主要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等。他亦善填词，有《扁舟载酒词》三卷。焦循除了精于经书，诗、词、医学、形家九流之书，无不通贯，有《红薇翠竹词》、《仲轩词》各一卷，《词话》一卷。他的词在清中叶词坛上别树一家，特别是他的小词，“情思活泼，笔墨也灵动，没有丝毫夫子气和头巾气”⑧。
    受朴学影响，乾嘉学者致力于对唐宋词籍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实际上这项工作在清初就已经开始了。康熙十七年由朱彝尊、汪森编辑整理的《词综》，开有清一代以考证方法编纂整理词籍的先河。但真正广泛地运用考证方法整理词籍的还是在考据学风流行一时的乾嘉时期，人们已从辑佚、校勘向版本、目录、提要、笺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地开展词学 文献 搜集、整理、考订的工作。 在这一重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先后成书的有王昶《明词综》、姚阶《国朝词雅》、王昶《国朝词综》、王绍成《国朝词综二编》等，这几本词选都明显地沾染上了这一时期偏重文献考证的风习。
  这一时期的词学理论也得到很大发展。从朱彝尊的《词综》到张惠言的《词选》和万树的《词律》等。出现了一大批立论精审。阐幽明微的词学著作。另外此时的词话之作也有很浓厚的考证色彩，由过去单纯记事、品评转而为纪事、品藻、辨正三者兼而有之，出现了阐述思想与考订训诂并重的新型词话。乾隆四十九年由李调元撰写的《雨村词话》已较多考辨性的内容，而由扬州学者焦循撰写的《雕菰楼词话》几乎全是考证性的话语。
（3）骈文。在桐城派古文运动风靡的同时，清代的骈文也很流行。作品之多，作者之众，远远超过元明，形成骈文中兴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朴学的发展是离不开的。清代朴学的兴盛，带动了骈文的繁荣，使它具备了深厚的发展条件。清代的一大批学者学有本原，精通经史，诂经考古、用典使事都有依据，这些都有利于讲究骈偶、用事、辞藻的骈文的发展。
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和文化政策的调整，皇帝“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清史稿•文苑传》），号称“乾嘉学派”的考据学走向鼎盛，“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踵事增华、编织丽词美语和具有匀称错综的形式之美的骈文，在浓重的学术文化氛围里，重又得到肯定和利用。汉、宋学之争，又使骈文的兴起，带上和桐城派对峙的色彩，汉学重学问，重考据、训诂、音韵之学，对桐城派尊奉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学所造成的空疏浮薄，是有力的冲击，风气所及，饱学之士喜爱重典实、讲音律的骈体文，借以铺排遣使满腹的书卷知识，从而刺激了骈文的写作和运用。骈文再兴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清代朴学兴盛的一个副产品。
（4）小说。清中期的小说类型繁多。小说创作呈多样化的特点，有对旧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改编，以及由之衍生出的新书，多是安邦定国，褒忠诛奸之作。其中才学小说史不容忽视的类型之一，如《野叟曝言》《绿野仙踪》《镜花缘》《蟫史》《燕山外史》，这些小说但多沾染了朴学风气，以驰骋才华为能事。
在崇尚学问、注重考据的时代风气影响下，才学小说作家努力将学问和考据等纳入小说之中，竭力使小说成为包揽百科的“万宝全书”，他们坚信“读书最长学问，读此等奇书尤使人大扩心胸，增长知识”。《镜花缘》就是一部藉学问，驰骋想象，以寄托理想，讽谕现实的小说。前半部分写唐敖游海外诸国的经历、闻见。后半部分铺排众多才女在两三天里的欢聚，表现对妇女的地位、境遇的关注、思考小说中有二十多回情节都贯穿着音韵学内容，第十七回中精通音韵的紫衣女子卢亭亭说：“读书必先识字,要识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将音辨明，一概似是而非，其义何能分别? 可见字音一道，乃读书人不可忽略的。”这一说法与朴学大师王念孙等人的观点如出一辙。
应当指出的是，才学小说在展露才学时，未能将这些内容与小说情节、人物性格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显得较为僵硬呆板，拼凑的痕迹十分明显，程度不同的偏离了小说的文学特性。

（四）影响评价
  清代学者辈出，著作如林。据《清代朴学大师传》统计，仅著名史学家就有八十八人。清儒在经学、小学、校勘学、金石学、方志学以及工具书的编纂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许多著作到现在还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必须阅读的参考书。清代学术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和乾藉学派的兴起是分不开的。所以梁启超说:“夫无考据之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
  乾嘉朴学是继宋明理学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影响的学术思想主流。乾嘉学派对两千多年流传下来的封建文化典籍，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和辨伪等总结性的整理， 涌现了众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史地、金石、考古等方面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等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给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在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方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乾嘉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学者，他们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 研究问题强调“无一事不列出处， 无一事无来历”的治学方法，他们对研究问题所得出的结论等， 都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乾嘉学者运用科学方法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步总结，他们整理文献的成就及其科学的治学方法，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整理文献的成就对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和古代社会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学者们长期锻炼形成的一整套的古籍整理的本领、经验和方法， 如校勘、训诂、辑佚、辨伪等， 即使在今天古籍整理工作中，也值得汲取和借鉴。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乾嘉学派有他们的弊端所在。他们研究考证的问题，几乎全是书面上的东西， 缺乏新鲜、实际的现实内容， 一味复古。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虽有可取之处, 但存在片面、狭隘、抽象的弱点。能复述而不能创新，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以会带来厚古薄今、烦杂细琐、脱离实际等结果。
总而言之，在我们今天研究学术思想史的进程中，对于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要批判地继承，学会 “扬弃”，在深厚的知识积累下，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取得更高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清代学术思想史论》 汪学群武才娃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2月第1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中国哲学史》清代部分 冯友兰 中华书局
《朴学与长江文化》汤一介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8月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 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
《清儒得失论》 刘师培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乾嘉学术十论》刘墨著 三联书店  2006年11月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聚仁著  2005年1月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 三联书店 2009年9月
《清儒学记》 张舜徽  齐鲁书社 1998年
《潜研堂集》 钱大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国朝汉学师承记》江藩 三联书店  1998年
《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罗炳良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