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作业 - 传统文化与文学

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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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竹雅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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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作业

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

一、学术研究方法的价值

方法，从最基本的维度上来看，是主体界定、认知外在世界的工具与方式。无论研究的是何种科学，人们总是渴望通过新方法，去界定不确定的生命过程有何意义，进一步而言，方法不是目的，是打通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途径与手段。因此，“方法论”的讨论，并非局限于科学本身，其实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最根本的一些问题，那就是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科学与人文之间始终不绝的对立和联系。

首先，学术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者用以界定主体与认知客体工具。黑格尔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中国古代也有相似的论述《论语·卫灵公篇》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荀子《劝学》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对方法的追求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而是为了永不止息地回应研究中对理论和批评“科学化”的呼唤和要求。在文艺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并不能完全科学化，但是为了重释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即还原文学本体性。研究者应该善于辨别与运用多种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研究工具。

方法的讨论与进步实际上暗含着思维与理念的变革。在中国，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出现了一定的断裂，如何建立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继承传统并走向发展，知识的重新统一何以可能是近现代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何以今立古——承继传统，寻求发展，构建民族国家，是“方法论”讨论不断思考的问题。从晚清“洋务运动”，民国“新文化运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中国学者对何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议题的认识愈加深入。可以说，对西方学术方法论的借鉴是中国近现代寻求自身文化发展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中曾有过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潮，例如汉字拉丁化的尝试，建国后指导思想虽然不同，也犯下过类似的错误。但以科学的视野介入文学艺术研究，新旧对立的矛盾冲突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如何建设成为更重要的关注对象。现代许多有见地的学者已经开始反思对西方学说“削足适履”的弊端，重新冷静下来审视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开始寻找真正“中体西用”的科学方法。

二、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方法

1.目录学

目录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综合体现，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在古代是古人读书治学之门径，在现代，是学人了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起点。从《七略》《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目录学著作由产生至大成，“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由形成到成熟。目录不仅是古人重视文献的一种产物，是工具性的著作，更在深层次反映着古人的知识体系、学术视野与审美批评。中国学者在编纂目录书时，不仅著录书名，更经常对书籍存佚、流传、版本等文体进行考证与评论，这些工作往往由政府指示，由当时最出色的精英文人完成，质量较高，是中国特色的治学方法。

2.经学

尊经重儒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不可撼动的主心骨，因此经学便成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因为经典的权威性，经学的研究方法多以阐释与考证为目的，力求将“圣人之意”还原。在经部书籍中，经典的原书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其注解之书才是收录的主体。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辞章也。”这三大研究方法贯穿了经学研究的发展史，甚至影响了史学与文学研究的方法。对于这三者的运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学者们有着不同的侧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汉学、宋学和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

①汉学

因秦焚书，汉代经学出现了两个学派，一种是用当时通用的隶书进行记录，称为今文经，另一种是先秦时期保留下来，用篆书写成的，称为古文经。今文经学主要重视经文的义理，对词句的本意并不重视，而且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他们倾向于将经与阴阳五行相互联系，用灾异和谶纬学说来神化统治政权。古文经学派，更加讲求实学，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阐明经义，为后人研究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奠定了基础。因而今古文经学之争，带来的也是两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争。东汉郑玄是精通今古文经的大儒，他在注解《三礼》《诗经》时综合两派学说和方法，取长补短。西晋永嘉之乱后，因为战乱和今文经学本身缺乏实证性等缺点，今文经学几乎全部散佚，而古文经学却越来越被学术界接受。唐代大一统后制定的《五经正义》中，《诗经》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春秋》选择左氏传，都是注重考据、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最终得到胜利的证明。　　

②宋学

　古文经学的盛行导致儒家学者一度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究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创建。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考试上，也只问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导致经学道路愈走愈狭，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宋学的研究方法打破了这种局面。宋儒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因此又称理学。理学家不仅关注经典本身，还试图通过构建宇宙图式来建立一套可以解决社会和人生文问题的学说，因此产生了关于理与性的辩论。在活跃的新思想之下，宋儒对《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例如朱熹《诗集传》中有多出批评郑玄之《笺》过于拘泥的地方。而理学进一步发展为陆九渊、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注解经义已经不是他们主要的治学方式，而是进一步追寻内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理学成为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③清代朴学

梁启超、胡适对清代朴学的论述颇为精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言：“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中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整体而言，朴学是推崇汉儒而反对宋儒的。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是古文经学的复兴时期，乾嘉学者将文献史料基础上的考据，训诂等学术研究方法发挥到极致。清代朴学的背后反映的是在失去文化话语权的高压态势下，文人们稍有创见便可能遭到牢狱之灾，只有埋首在书堆之中，做一些没有政治危险的考据工作。清代学者研究方法上回归质朴，也是对宋明理学发展到最后出现的空谈心性的弊端进行拨乱反正，与清代整体的经世致用思想是紧密联系的。

3.史学

中国古代的经史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最初的目录书中，史书类就散布在六艺略和诸子略儒家类中。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因此，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学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对文本的考证和解读，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其中有几种主要的注解方法，一是着重训诂文字，如裴駰注《史记》，应劭注《汉书》采用的方法，二是注重事实考证，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还有对史料的审定，如司马光在完成《资治通鉴》后，又自己作《通鉴考异》。

史学中最基础的研究方法是史料的收集与辨别。史料中又包括文字记录和非文字记录，现实中的古迹，传述中的故事，留存下来的古物都可以成为史学研究的材料，司马迁编纂《史记》时，就曾经多方寻访古老，收集传说。中国古代的史学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在史部书籍中，子部和集部书籍中也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内容，如子部之书，哲学部分是哲学史的史料，科学部分是科学史的史料，集部书中的游记等文有考察人文地理的价值。金石之学的兴起说明我国古人注重从多方面寻找历史素材并加以鉴别的优良传统。

对历史的评介也是古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批评史迹，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加以评论，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贾谊《过秦论》等文章。二是通过对史书高低优劣的评价，表达自己的史学观念，如刘知几《史通》等。

4.文学

张伯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具有综合性，即文史哲的结合，文学与艺术的结合。他以古代诗歌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将批评方法分为三种：

①以意逆志法

以意逆志法要求批评者与读者追求诗人之志为指归。故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强调对作品的穷观返照，以获得作者的“苦心”之所在。正因如此，古代的笺注之学就不限于经史，而在文学作品方面也极为重视。如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汉儒在“以意逆志”的实践中将“志”的内容局限在“美刺”“讽谏”中，此种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政治批评，从现代角度看无疑抹杀的文学的特性，但亦有其气骨精神层面上的意义。其对“美刺”“讽谏”的强调也影响了创作本身。诗赋中的讽喻传统遂成为我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在文学尚未自觉的时代，最先出现的是关于《诗》经等作品风格、思想层面的研究，比如《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都是在《诗》经解读中中积累下的经验。可见在中国文学评论的起点，就有着重视文学作品与作者、时代、社会的关系的传统。

魏晋时期，李善注《文选》，引书一为注典一为旁征，“举先以明后”“引后以明前”“转以相明”“转以相证”。前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其实并非如此，李善的释义多是“依文立解”，不想“以文害意”而已，这与当时的玄学影响有关。体现在艺术表现的境界上，则追求“言近旨远”“韵”，这是对魏晋“意在言外”的发展。由此，于作者而言，往往“托物喻意”，以达到含蓄委婉，于读者而言，则探索其“言外之意”，以求得其理。又由于“文以载道”观念的加强，于是读者所探求、辨析的“言外之意”和“味外之旨”便大多偏重于伦理道德之一端，从而形成了由宋至明以意逆志法的新特征。

宋明理学是一种心性义理之学，其学说的中心问题是“性与天道”，李泽厚指出“宋明理学的核心是人性论”。宋代理学家秉承并继续发挥了孟子的性善论，也就同时恢复并重建了以意逆志法的哲学基础，使其摆脱了佛学玄学的束缚，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契机。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上，宋儒对以意逆志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象类型，指由诗中一定的物象所构成的具有某种暗示作用的意义类型，其主要特色是通过物象来表达寄托。然弊在多有附会。二是以史证诗，纪事之体兴，年谱之作起。弊在牵合史传，也存在穿凿比附的现象。

清代是以意逆志说的集大成时代，此时盛行的通俗小说批评也遵循了一部分以意逆志的传统，比如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说其是“苦孝”之作，就是通过文字间流露的信息来判断作者的本意，从今天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但不可否认这是受到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影响。关于其他几部著名小说的主旨，在当时的批评界因为“以意逆志”的角度不同而出现了较大的争议，如《水浒传》是否“忠义”等。《红楼梦》索隐派的指导思想也是如此，所以，穿凿附会是以意逆志方法发展到后来难以避免的弊端。

②推源溯流法

推源溯流法起源于中国古代尊圣重古的文化传统，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远古起源来为自己的思想、创作背书，是抬高新事物的有效手段。《中庸》称孔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述而不作”奠定了注疏传统，后世思想家们通过注释经典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故而他们的思想成果里就一定包含“旧学”和“新知”两方面。所以中国文化史上的复古运动往往是打着复古旗号的革新，如韩愈等人提出的古文运动。《汉书·艺文志》阐述诸子百家之源，都需要为它们在“王官之学”中寻找出处。魏晋六朝时《文赋》《文心雕龙》都谈到了各种文体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文与笔、言与意、雅与俗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当时的文人在创作中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勰提出了“明道”“征圣”“总经”的原则。也就是在创作内容上提倡复古，在语言风格上也要回归雅正，而对当时流行的文风提出了批评。

古代文学史上的摹拟之风，重视家法、师法的学术传统也是由此而起。后来导致了师古与师心的争议，刘知几《史通》提出了一种较灵活的师古的方法：“貌同而心异”，“貌异而心同”。到了《总目》时代，文人依然在为新兴的词曲向《诗》经寻求起源。

在小说批评中，推溯源流法主要体现在小说与史籍的捆绑上，小说作为一种“微末技艺”，在主流文学视野中是非常卑微的，许多魏晋时期的文言小说、杂史杂传在当时不被认为是小说，也是因为当时的史学观念认为这些创作虽然有虚构的因素，但还是可以补史之阙，以供资鉴的，所以《隋志》将之归入史部，到了《新唐书·艺文志》编纂的时期，才被重新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到了唐代，传奇作者们已经有了明确的虚构创作与人物塑造等观念，却依然在文章中表明自己是在“实录”，如《李娃传》《任氏传》都尽可能贴近史的体例，而在叙事上已经是成熟的文言小说了。到了通俗小说、章回小说的时代，批评者往往也不免为它们向《史记》《三国志》等史书寻找起源，以抬高小说的地位。

③意象批评法

意象批评法中“意象”的概念可追溯到《周易》。《周易》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是“象”。“象也者，像也”，其一方面是外在世界的客观形象，同时又是人们对客观形象的摹写比况。意象批评法中意象”的特点有二，其一，就其形成而言，它是由批评家面对作品，透过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而构造的一个或一组意象。其二意象批评法具有审美经验完整性的特点，以此提示了艺术作品的总体风格。意象批评的所用意象主要有两大类：自然意象与人物意象。

意象批评法的思想基础来自佛教和道家思想，《庄子》提出对“道”目击道存的把握方式，就是将“象”作为体会“道”的桥梁。从《易传》到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立象尽意”论。禅宗也提出“说一物则不中”的“悟”之方法。在魏晋时期，由以物象品评人物的传统影响到了用物象来评价文学艺术，如卫恒《四体书势》最早的意象批评法用于书法批评。东晋到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典型的意象批评法，其批评方法也从书法延伸到文学。如袁昂《古今书评》以评书，钟嵘《诗品》以评诗，皇甫湜《谕业》以评文。宋以后批评对象的门类进一步扩大，并出现了博喻式的意象批评。其中又可分为“庄学的博喻”（“如……又如……”的句式）和“禅学的博喻”（如“质而实腴”，受禅宗“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影响，此种博喻形式看到了作者不同阶段的不同风格变化），前者是同一类型的意象比喻，后者是不同乃至对立类型的意象比喻。这一时期的意象批评法受到禅宗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物意象、自然意象之外，更出现了禅语意象（如张舜民评王安石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二是自然意象更显得空灵剔透（如朱权评李好古曲词如空山清啸）。

此类批评方法在诗词等抒情文学中的应用较多，在小说批评中出现较少。

除以上三种具体的方法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形式也随着文学创作的独立与繁荣变得更加多种多样，如选本、摘句、诗格论、论诗诗格、诗话、评点论等。总体而言，文学批评注重作品的审美想象，与研究者主体认知经验相关，可以细致观察文学作品局部、独特的对象，形象有余，但缺乏客观宏观方法理论。往往依赖研究者本身的学识经验，所谓“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缺乏系统有操作性、形而上的方法论，而且缺乏比较精确的、概念性质的术语归纳，文学批评研究方法上更是如此，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言“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情”“气”“兴象”等概念模糊不清，众说纷纭，与经史之学中注重考证的传统截然不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哲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上基于实证和材料的考据为主，在文学研究上主观意识为重，整体上依靠学者个人的经验与学识积累。缺乏严密的系统性、体系性，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比较明显的缺陷。

二、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方法

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近代化进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900年到1928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具有启蒙性质的观念由西方传入中国，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史学、文章学的方法。当时先进的学者已经开始学习应用这些新的方法，如梁启超认为“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新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王国维强调吸收西学注重逻辑的分析方法和注重思辨的综合方法，他于1904年写出《红楼梦评论》，将文学作品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论文。林传甲和黄人两位在中国文学史编写方面的尝试努力。这两部文学史，作为国人草创之作，水平都不高。然而编写文学史一事本身，已属近代学术行为，仍具近代意义。

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推动下，当时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观念新思想，有平民文学的思想（陈独秀等提出），有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周作人等提出），有文学进化的思想（胡适等提出），等等。当时也兴起了宣传和运用科学方法的新潮流。科学方法的提倡者有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尤其是胡适，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科学方法。他从“实验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要诀”。

“五四”之后仅数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面貌大变，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已经成为学科中的主流。其标志性变化有（一）古典文学研究真正做到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美文”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准确化、集中化。（二）疑古思潮大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学思想迷雾，以及种种陈说陋见，普遍地被怀疑，被清除。（三）小说、戏曲、民间文学这些在传统研究中不被重视的领域，进展快，成就大，更令人注目。

第二时期为1928年到1949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的科学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一些近代人文方法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有利于从多角度、多侧面去揭示古典文学的丰富内涵。如闻一多在史料实证研究的同时，运用多方面的人文学科手段，对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如《诗经》《楚辞》、唐诗等，作了出色的解读，揭示了许多常人不易觉察的含义。而中外文学交往史、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也在本时期开展起来，并且涌现了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

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二大特点是唯物论方法的确立。唯物史观在五四时期已经有一定影响，但运用唯物论方法深入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却迟至1928年才真正有所进展。是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使双方都在文学理论上有所进步，向着唯物史观的方向前进。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完成（1928—1929年），使他率先成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第一人。

第三时期为1949年到1978年，这是学科统一时期，统一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学引起了很大争论，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中间作品”的有无及评价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问题，等等。这一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等成为了唯一“正确”的方法，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相关研究者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无论多么科学的方法，只要学术研究失去自主性，成为政治的附庸，都会变得教条僵化。

第四时期为1978年到世纪末，这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多元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到重新认识和阐释，确立其作为社会科学观念的应有地位；同时那些体现人文学科特点的其他各种学术观念和方法，也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吸纳，使本学科的研究方式多样化，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些新奇的观念和方法，包括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理论学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甚大，成为文坛时髦趋向。当代新科学理论的引进。此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最有代表性。这些本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展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来的新的观念，代表了当时科学对宇宙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新发展。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1986、1987年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及著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颇受注目，但其后便难以为继，少有人道及。来得快、去得亦快的原因，恐是客观上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学科性质对象不同，学术观念和方法也难以简单移植通用。

综上所述，中国的近代发展史总是伴随着屈辱与苦痛，列强在瓜分中国土地进行殖民的同时，也在输入着他们的思想和文化。饱受屈辱的国人面对着千疮百孔的残败山河，开始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行反抗。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站起来后，也开始寻求学术上的“站起来”，在不断吸取新的西方成果的同时努力将它们改造为中国文学创作的现实相适应的形态。这都与不同时期兴起的文艺思潮相关，而文艺思潮的盛衰又与社会的发展变革相关联。

三、西方近现代学术研究方法

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流行的主要的文学批评流派有道德学派，社会学派和阐释学派，它们承袭了古希腊文艺理论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所开创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称为传统文学批评，它们是和二十世纪以前流行的主要文学流派——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创作理论（自然的摹仿或再现）相适应的。到了本世纪初，西方文学批评象文学创作的情况一样，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被当作文学批评的中问题，明确提了出来。有些学者甚至强调，当今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方法论，认为“今天，文学批评已成为文学研究的某种方法一即重要的方法论和学科。”（《大英百科全书》）由此可见，方法论在现代西方文学评批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受到批评家们前所未有的重视。唯其如此，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摆脱了对文学创作的依附性，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具有较严密的科学体系的学科。新的批评流派相继兴起，交替取代了传统批评的主导地位。这些现代批评流派尽管各有一套理论、原则和方法，各自形成新的格局，但也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①道德学派批评方法

道德学派是西方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批评流派。主要主张文学作品必须“寓教诲于娱乐”，即通过美感作用陶冶读者的心灵，从而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因此，文学批评应依据一定的思想准则，通过对作品的形象、主题的分析，揭示和评价作品在伦理道德以至哲学方面的意义，文学创作应对生活提出批评，强调文学在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度方面所起的作用。既然这个批评学派主要考察文学作品是什么性质的，批评家自然不能不考虑作者本身，主要考察作者是否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传统。道德学派批评还关注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他们特别把读者的反应看作评判文学作品效果的准绳：一篇作品如果受到读者欢迎、赞赏，那么这不仅说明它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表明它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也是可取的。

②社会学派批评方法

社会学派批评家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前提出发，强调从文学作品与社会背景、作家的生平事迹的联系中理解、评价作品。因此这个批评学派要求评论者必须熟悉有关作家、作品的历史知识（包括时代背景和文学史方面的知识）和作家的生平事迹。这派评论家把作品和时代背景及作者生平联系起来分析，的确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特别是在评论那些与时代、作者的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作品时。社会学派主要强调作品的认识价值，总的说来，艺术分析在社会学派批评中居于次要地位。因为社会学派批评家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决定于它的历史意义，即它是否广泛地、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时代生活。

*社会学派与马克思学派

社会学派的批评方法对中国读者说来，似乎并不陌生，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强调从文学与社会生活及作家本人的思想的联系中来考察、评价作品。但是，社会学派批评家以实证主义哲学为依据，从资产阶级社会学角度来考察文学与作家及时代生活的联系；而对作家的关注，是为了了解作家的思想品格、心理素质、生活环境和其他因素与其创作的关系。社会学派文学批评便以文学和上述诸因素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文学与社会经济制度及政治的关系。不过，我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也略有区别。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一般侧重文学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却注重文学与政治、阶级斗争的关系。在研究作家与其创作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注重作家的阶级立场、世界观对他的创作的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把时代、作家与作品三方面联系起来，主要考察文学作品是否反映了时代的本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如何以及作品的思想倾向如何。

③阐释学派批评方法

现代西方阐释学批评主张文学批评只是阐释作品本文的原意，揭示作家的主观意识，着重分析人物形象的含义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此学派运用阐释循环论证方法：对作品整体的认识以局部的理解为基础，而局部的理解又以整体的认识为前提。以现象学为指导思想的阐释学批评把作者的意向当作阐释的绝对标准。最初的阐释学派认为批评家必须完全被动地接受作者所给的东西，不加进半点属于自己的杂质，才能原原本本地把作者的本意复制出来。作者是阐释他的作品的最高权威。越来越多批评家认识到，对文学作品的解释从来不是绝对客观的；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必然会有不同的反应，因而有不同的解释，从而不断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意义，所以当代的阐释学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认为批评者无需以作者的本意为准绳，而可以、也应当根据自己时代的要求，对作品本文作出解释和评价。西方诠释学和以意逆志法都来自于对经典的阐释，但前者直到18世纪才被广泛运用于世俗著作的解释，而中国则早在汉代便已经用于对文学的注释，如《楚辞》注。另外，“知人论世”的影响下产生了年谱之学，现存最早的年谱并不是关于帝王圣人，而是关于杜甫和韩愈这样的文学家。

④新批评派批评方法

美英新批评派是现代西方出现较早的、声势较大的一个反传统的文学批评流派。新批评派的理论核心是“本体论”，认为文学作品是独立于外在世界的自足体，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作品本身，无需联系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文学批评的任务是探讨文学的特性，即作品本文形式的构成及其特点。因此，新批评也称为本体论批评，本文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或美学批评。本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盛行于美英两国。新批评是与传统的社会学派批评方法相对立而出现的。这些批评家认为文学之为文学，有它本身的特性，批评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作家如何表现他的经验和感受？文学作品的形式和效果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主张，探讨文学作品的形式对于真正理解文学的特性是必要的。在他们看来，一部作品所揭示的社会学的或历史的问题也许是有价值的，可是这些并不是人们把这作品称为艺术品的真正理由。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学派批评抹煞了文学的特性，不能揭示文学内在的魅力。概括起来说，“本体论”和对文学特性“内在的、封闭的”研究是新批评派的主要特点。

⑤心理分析学派批评方法

现代心理分析学派文学批评开始出现于本世纪初。它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理论依据。主要特点是关于潜意识的概念、精神人格说和对人的本能作用的强调。弗洛伊德根据生物学的观点，把人的本能分为自我本能与性本能两种，与之相关的便是野心和性欲、到了后期，弗洛伊德把自我本能与性本能合成为“生的本能”（它代表爱和建设的力量）和“死的本能”（它代表恨和破坏的力量）。弗洛伊德的文艺观就不可避免带有心理学化的唯心主义特点。完全抹煞了文艺的社会性，把潜意识看作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把文艺创作视为处于潜意识中的性欲与权力欲在客观现实的一种投射，把文艺的功能理解为作家未得到满足的欲望的补偿，把阅读欣赏文艺作品看作是这种补偿的分享。有的批评家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理论上探讨文学的产生、文学的性质以及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心理反应问题。有的批评家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探索作家的内心生活与他们的创作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艺术家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类似于梦者与梦之间的关系。批评家就是精神分析学家，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家的“临床症状”，通过对它的解释来发现艺术家受压抑的潜意识冲动的倾向；这些发现反过来又有助于对艺术作品本身的解释。再次，批评家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探讨人物行为的动机。

⑥神话原型学派批评方法

神话原型学派兴起于本世纪初。这派批评家以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弗莱泽的人类学为理论依据，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体现了种族的、以至整个人类的潜意识和深层心理特征。他们着重分析文学作品所体现的神话、宗教仪式和原型的意义。弗莱泽神话巨著《金枝》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证实了：“人类的需求，不管什么地方，也不管什么时候，基本上是相似的。”这些需求尤其是通过古代的神话反映出来。荣格看来，潜意识分为“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亦称“种族潜意识”）两部分。从远古到现在，人类所受的环境的影响，所获得的经验和印象，所形成的习惯和需要都遗传下来，储存在个人心灵的深处，从而构成了潜意识的主要部分。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有的神话，在许多不同的神话中发现相似的主旨，而且在时间、空间上相距甚远的民族的神话表现的意象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样的主旨和意象就称为“原型”。这个批评学派把文学作品看作集体潜意识的象征，因此它可以看作心理分析学派的一个分支，并且和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关系较密切。

⑦结构主义批评方法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文学的抽象结构的具体体现。“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特点，因此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不应依赖文学的外部因素，并应排除创作主体的意识作用，只研究作品构成的内在规律——语言信息转化成艺术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不是由本质决定的，而是由现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要对杂乱无章的社会现象达到有秩序的认识就要掌握现象的结构。所谓“结构”，就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部分（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以它们对全体（整体）的关系为特征的。结构主义者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探求主宰具体作品的抽象结构，理解文学语言活动的方式。结构主义者认为，可以把文学当作一种符号系统来研究。句子本身就是一些语言符号，句子将按照约定俗成的文学语言环境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意义。就方法论而言，结构主义批评家大体上是趋于一致的：他们都力图探寻叙事作品的内在规律，分析叙事作品的各种成分及其组合的规则，弄清语言信息变成艺术作品的奥秘。结构主义者把文学系统看作孤立自足的封闭体，文学不仅脱离社会，而且似乎与作者、读者的意识无关，批评的任务只是探讨文学的结构。他们也否认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学无所谓价值，只受结构支配，批评家并非要判断、衡量文学的价值，而是要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

⑧后结构主义批评方法

后结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派批评家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不一定能完全表达作家的意图，本文的叙述必然存在“间隙”和“不连贯性”，有待于读者的补充和解释：本文只是供读者去发现和追溯的一组“踪迹”。另一方面他们强调读者的意识和想象在阅读欣赏中的自由作用。后结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对结构主义不满的反应的产物。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一样，都承认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一种可认识的客观存在。但他们对结构的理解不完全一样。后结构主义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不过是历史意识结构的体现，它虽然约束作家的创作，但主体意识具有能动的、积极的作用，成为结构的中心。也就是说，每部文学作品的结构只是作家体会到的历史意识结构，因此它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又是这无限的历史意识结构链条上的一环。这样，既着重了结构的自主性，整体性，又打破了结构的封闭性、自足性。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后结构主义对读者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也有别于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看来，读者处于依附于本文的消极地位。他必须尊重“原本”的“虚拟的稳定意义”，并在中“复制”这一原本。后结构主义却认为，读者无需尊重这“原本”，阅读并不是由中性的自我进行的，而是一种掌握和创造的形式。读者有权驰骋其想象，从而使语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后结构主义强调读者的主观意志，着重读者的主观感受，为此开了接受美学的先河。

四、现代新方法

1.性别研究方法

性别在传统的理解中，是一种人类的分类方法，或指男性或指女性，不包含内质判断和情感色彩。20世纪后期，这一词义在西方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那里发生了重要变化，她们开始大量使用这个词来表示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和意识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其内涵在于强调影响男女两性发展的非生物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并引导人们将对性别差异含义的质疑，转移到对构成(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些含义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质疑。西方女性主义史学家在将“性别”作为一个术语引入学术研究领域并演变为一个分析范畴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以妇女史研究证明了妇女有自己的历史并参与了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而且向历史的更深处开掘，致力于探讨性别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性别如何对历史知识结构和知识观念产生影响等等。

性别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都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存在，它与阶级、种族、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纵横交织，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中呈现出极为丰富的样态。在中国，文学领域的性别批评有声有色地兴起和展开还只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然而，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实绩已是有目共睹。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性别因素对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影响曾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方法的引进，性别分析开始被尝试纳入中国文学研究，一批相关研究论著先后出版、发表，显示出性别视角存在的合理性及其鲜活的生命力。

2.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也是近年来受关注较多的。它主要关注自然环境对作家个性、人格的影响。以自然环境作为创作题材和文学批评中“壮美、秀丽、峭拔”等形容自然景物的术语用来形容文学是地理因素影响文学的直接体现。空间地域因素还造成了文人对文学题材、文学地理空间、文学风格的不同选择倾向。

地域是文化区概念，边界较模糊，包括相近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又称为亚文化环境。能产生优秀文人的地域环境往往文化悠久积累深厚氛围浓郁，如济南、洛阳、开封、琅琊。自然气候对人文气候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有种说法是世界文学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在适宜人类居住、文明发展壮大的地域中，文学作品也较为可能在世界上处于优势地位。

自然气候影响着土壤水文物产，导致人类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区别，进而造成人文气候，如生活方式、风俗等差别。地理物象、地理事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人生命意识，甚至是对生命的感悟和认识对生命价值的把握，形成了不同的文人气质、人格。中国传统中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等说法，也有用“南人”“北人”来评价作者文风的习惯。

3.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

伦理学大致可以定义为有关善恶的科学、义务的科学、道德原则、道德评价和道德行为的科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伦理学与文学有相通之处。伦理学研究的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道德现象，以及在社会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和道德原则、规范，并用这些原则规范去指导人的行动。而文学却借助艺术想象和艺术描写，把现实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转化为艺术中各种道德矛盾与冲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文学描写社会和人生，始终同伦理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作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特点、产生的原因、时代背景、形成的过程；作家的道德观念与作品所表现的道德倾向的关系；作家伦理道德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等，都是文学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特点或是作家创作文学的伦理学问题，而更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问题。除此而外，作家从事写作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批评家批评文学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甚至包括学者研究文学的学术规范等，都应该属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范畴。

一、个人心得体会

学术研究方法令人眼花缭乱，从上述的分析就能看出，在历史上，一种方法的兴起与衰落与政局的兴衰、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迁，还有文化政策、文化领袖等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意味着，没有一种方法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方法都有其适用的条件，我认为，应该坚持鲁迅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去“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这段话隐含了一个“主人公”，就是将一切为我所用的“我”，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角色中，因此首要任务是认清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从文本的本质存在情况来选择应用的方法，做到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对上述所言的种种方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积极寻找新方法，例如，在大数据时代，合理利用数据库和网络信息来对文艺作品进行交叉对比等操作，只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让研究者将精力放在创新上，就可以省去许多苦劳。

我个人是叙事文学与文化方向的学生，首先我应该在掌握叙事文化学这一创新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文学领域中的各个研究方法穿插整合，以创新的研究视角来审视，将带动思维，尽可能发挥出叙事文化学的科学性。例如，要拿出乾嘉学人朴实的治学态度，甄选版本，考据不同版本章节的不同，删减变化，字句更改等，争取让材料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然后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来发掘这些异同背后的原因。另外，可用阐释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某一原文文本，创作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究写作主体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心理，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探究被观照主体在当时以及后来所产生的的社会现实影响等等。除此之外，我个人还尝试过运用性别研究方法和叙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魏晋杂传中有关妇女书写的内容，虽然内容比较稚嫩，但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1年。

3.冯天瑜等《中国学术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赖干坚《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评介》，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

5.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6.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