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5---学术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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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5---学术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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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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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5---学术研究方法

学术研究方法浅论

杨久红

一、学术研究方法的意义

所谓方法，即方式、办法、门径。《论语·卫灵公篇》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荀子《劝学》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可见方法的重要意义。学术研究也是讲求方法的。例如《孟子》卷九《万章章句上》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由此而来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便是对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方法虽然很多，却多是零星的论述，缺乏自觉性与系统性。直到《中国历史研究法》的问世，学术研究方法实现了的独立与自觉。

学术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术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有直接的关系，是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例如清代重考据，实际上则是“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学术观念的产物，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与王权、政治、民族等社会方面都息息相关。可见，学术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

学术思想决定学术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学术研究方法也会反作用于学术思想，对学术思想进行强化、更新，也可能产生阻碍。例如红学研究中的索隐，挖掘文本背后的历史事实与小说的“实录”“补史”观念密不可分，而索隐的兴盛又会加重小说“实录”“补史”观念。阻碍了小说观念的发展，便是阻碍了小说研究的进步。

总的来说，正确的方法是学术研究的指引，是学术研究的向导，保障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适当研究方法的使用会使学术研究少走弯路，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促进学术研究成果的生成。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会开拓学术研究的视野，更新学术研究的视角，解决学术研究中遇到的新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总之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重视研究方法的使用，充分发挥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二、《汉志》《隋志》《总目》使用的研究方法

文献学方法是《汉志》《隋志》《总目》使用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目录书，考版本、纠错谬、辩音义是其编撰的基础前提。只有在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以后，才能顺利开展著录工作。在著录过程中也要使用到厘定篇次、分类编目等方法。

在对三部目录书的四部进行分类研究时，比较分析法则是最常用的方法。通过目录的比对、对四部分类、形成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古代学术变迁的规律和重要典籍的流变情况，因此古人都以目录学为治学之津逮。

在比较分析中，以下几点是要时刻注意的：一是从原典出发，把握第一手材料。二是从材料实际出发，杜绝先入为主。三是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研究对象。四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摆脱“现代性”视角。五是保持大文化、大文学视野。

三、中国学术研究

1.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与特点

中国古代对学术十分重视，把学术推尊到至高的地位。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讲到“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可见学术在古人心中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古人的重视，中国古代学术才能经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元明理学----清代朴学”生生不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大致可分为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

（1）考据。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是从汉代古文经学发展出来的，是汉人解决古文经文字、音韵等方面疑问的必要手段。考据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以考版本、纠错谬、辩音义为主，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历代学术研究都离不开考据，例如孔子删定六经这一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就是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的，《七略》的编订也是运用了辨别真伪、厘定篇次、分类编目等方法。思想的传承离不开训诂注疏、纠辩音义；文献的保存更离不开校勘、辨伪、辑佚、考订。传统典籍得以在后世发挥其文化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考据工作的开展。所以说，考据是基础，对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代中后期产生考据学，并全盛于清代。考据学，又称为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考据学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又前进一步。考据的研究方法刺激了相关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的发展。

（2）义理。宋学家们把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宇宙、人生和伦理道德根本原理的学问称为“义理之学”，不同于汉学考据之学专注训诂注疏，义理讲求“微言大义”，从经书的要旨、大义、义理着眼，去探究其丰富的内涵，重于经义阐述。义理之学同考据之学一样，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于学人治学过程之中，西汉流行的今文经学就是在为孔子《春秋》作传时探讨微言大义，一字喻褒贬，以经典附会现实。东汉末年，经学衰落，魏晋玄学援道入儒，使义理之学获得新生命；宋代之后经世论取向和注重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与汉代经学风格迥异的“新儒学”——宋明理学，这种研究方法不重义疏传统，而是直接从经典中寻绎义理，讲究理欲之辩，维护三纲五常，以继承孔孟道统相标榜，到明末清初时期如顾炎武等学者认为其流于空疏、空谈误国，因此有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到清末，义理之学再次抬头，出现了清末今文经学。学者们对脱离现实的考据学派表示不满，主张结合政治改革阐扬儒家义理。义理之学善于从经典中发挥现实政治需要的理论，彰显经典的时代意义，使得对经典的阐释可以历久弥新。

（3）辞章

辞章是诗文的总称，词章之学即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方法。张伯伟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说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属于文学思想史的范围。这样的研究对象，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须是综合的。”其所说的综合即文献基础上的文史哲结合，文学与艺术结合、中外结合。总的看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精神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偏重于将作品置于与作者者及社公的关系中探讨。二是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偏重于作品与作品之关系的探讨。三是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纯然就作品本身立论，以考察其独特的风格。这三种方法为支柱，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独特结构。“以意逆志”法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两种方法偏重于内部研究，其中“推源溯流”法着重于描写手段和表现手段等细节上的分析，而“意象批评”法又着重于整体上的把握。这三种方法，从思想背景上考察，皆有其不同的哲学或宗教依据，但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结构中，却能够相成互补。

任何一种批评方法的形成和演变，其因素都不是单一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学批评方法受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制约。所以同一批评方法对不同的文体适用性是不同的，各文体有相对稳定的批评方式。例如常见的诗歌批评方法有选本、摘句、诗话、以诗论诗等，词曲也多有选本、词话等批评方法，白话通俗小说则多点评式批评。对于不同的文体，批评的原则标准也是不同的，这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灵活性与变通性。

2.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与特点

在中国近代激荡的社会历史演进中，近代文艺思潮迎来了新生，出现了经世致用思潮、学习西方文学思潮、人文精神文学思潮、文学通俗化思潮等，具有学习西方与变革两大特点。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一文中将近代在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的学术研究方法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

（1）科学实证方法。这是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与清代朴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二者能偶结合，是因为都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缜密的推论，都具有科学的方法内涵。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便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2）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其特点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辩证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所以该方法能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3）分析主义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分析方法也是随处可见的，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涌进，分析方法具有了特定的时代特征。

（4）义理阐释方法。该法既包括着义理又包括着阐释，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与西方诠释学的结合。

（5）直觉体悟方法。该法是种直接把握的思维方式。在直觉思维过程中,跳过了许多中间步骤,作出了许多省略,它是从总体上进行识别和猜想,一下子得出结论。直觉感悟其实本质上说的是一种具象思维，某种程度上与唯心主义相契合。

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中西方交流的深入，中国学术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的学术环境，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大环境，因此目前中国文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坚持中国文学本位。中华民族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却很难说中国的学术已经“站起来”了。这种弱势表现在学术成果上，更突出表现在对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概念的套用，甚至文学研究方法的模仿。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下，有一批学者不与俗流，从中国文学实际情况出发，厘定概念，创新方法，坚持中国文学本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宁稼雨老师开创的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该法以西方主题学研究为基础又远超越主题学研究。叙事文化学主要是从故事主题类型的角度研究叙事文学，代表著作有《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等。“中国叙事文化学密切关注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纵向演变过程，注重竭泽而渔地穷尽同一故事主题的所有文献资料，描绘出同一故事主题形态传承与变异的轨迹和状貌，并力图从中推衍出环环相扣的历史发展逻辑。”这种方法与传统文献学、考据学有类似之处，但有了新的理论指导，能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学术命题。郭英德先生指出“这不仅仅是理论体系立足点的简单位移，而是鲜明地体现出学术研究者的一种文化使命感，即在世界文化“众声喧哗”之中，努力唱响中华民族独具风貌的乐曲。正是这种“中国化”的特色，赋予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以独特的学术意义与文化意义。”说明了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价值。

跨学科交叉交流。现代教育带来的分科教学，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精力的专注集中使各学科在自身的轨道上一日千里。然而在取得相当成果后，这样的精于一门的理路方法使科研走进了瓶颈期，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而跨学科交叉交流就是突破研究瓶颈的良方。比如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地理学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它既探讨地域环境对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影响，彰显文学活动的地域风土质性；亦讨论文学活动对地域空间的影响，呈显地域空间的文学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研究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作家思想性格之形成的影响。其次，研究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文学作品特质的影响。其三，研究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对文学传播和读者接受的影响。其四，研究文学活动对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跨学科研究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而促进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应用新科技。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对人文社科类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史料的修复与文献整理方面。例如e考据研究方法。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提出“e考据时代”命题，强调电子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并将“e考据”研究方法贯彻到其研究中，通过大量前人未知、未见的新材料得出研究结论。在《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中提出：“希望在数位与传统相辅相成的努力中，将红学推向新的高峰，更期许能以具体成果建立一个成功案例，强有力地说服文史学界：文科的研究环境与方法正面临千年巨变，而在这波典范转移的冲击之下，许多领域均有机会透过e考据跃升至新的高度！”该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全面挖掘材料，完成高效考据，但在发现材料过程中也存在很大局限性。目前“e考据”依赖于时代技术条件，在挖掘过程中存在客观制约因素。而当下学界对“e考据”的理论、方法也缺乏总结，在提升效率方面未能达成共识，影响了“e考据”的普遍意义。

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定量统计分析法。这种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代表作有王兆鹏《唐诗排行榜》、《宋词排行榜》、《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调查》等。这一研究方法力图将以定性、主观性为主的文学研究加入定量、客观性的社会科学分析，在学界产生不少反响。但是定量分析不是目的、不是终结，而是途径、是开始，要正确而科学地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避免片面和机械等弊端的产生。此外，自然科学常用的人群分类、数据分析、样本分析、假设先行等研究方法也可适当地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中。

大文化大文学视野。在大文化、大文学视野下进行文学研究是由古代文学的天然性决定的。中国古代文史哲部分的文化环境，必然要求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要突破狭义的文学、文化限制。在具体研究方法中，有代表性的便是陈洪先生所倡导的“互文”法。突破文学、文本的限制，在历史文化中寻找血脉。刘跃进先生在《期待中的焦虑----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讲到了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个热点：文学的时间性研究、文学的空间性研究、物质文化研究、民间文学研究。这几个学术研究的热点均体现出当前学术研究的大文化、大文学视野。

四、西方文艺批评方法

国内学者对西方文艺思潮的关注始于近代，但西方的文艺思潮并不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它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徐懋庸在《文艺思潮小史》论述了决定文艺思潮的力量并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情况。外国文艺思潮主要经历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所谓世纪末的文艺思潮、二十世纪的种种倾向、新现实主义等阶段。在各种思潮的激荡碰撞中，西方文艺批评方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美国魏伯司各特将西方文艺批评归为五种模式。

1.道德批评

道德批评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学批评模式，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一度占据重要位置。道德批评主张将文学与人生结合起来，坚持用道德的观点看待文学现象，主要采用道德的尺度评价文学作品。道德批评强调文学的道德作用，认为道德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注重文学作品道德内容的阐释和评价，同时还关注创作活动与作家的道德情况关系如何。在西方，柏拉图最早强调文学的道德影响。此后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锡德尼、斯达尔夫人、雪莱等提出道德批评的观点。不过西方强调的主要是道德人格，即德行的培养。且在论及作家创作与道德的关系时主要强调作家应有公正的创作道德，如实地描写，给人以正确的引导。这与中国文学批评往往赞颂品德高尚的作家，非议品德不那么高尚的作家是存在很大不同的。虽然道德批评在人性的培养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局限十分明显。只关注道德内容的道德批评有难以摆脱的偏狭之处。比如其依据能是现行的道德标准，忽略了道德标准的发展性与历史性。再如道德批评往往很难容许道德内容薄弱的作品，并且忽视文学形式。

2.心理批评

心理学批评主要运用现代心理学的成果来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及作品人物心理进行分析，从而探求作品的真实意图，以认识其真实价值的批评。心理学批评立足于作品人物的心理分析，进而试图找出作者创作的心理机制与意识或无意识动机，然后再对作品使用的形式技巧、语言符号作出原因解释。西方古代的文艺心理思想集中表现在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时期的一些思想家的言论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有模仿说、迷狂说、净化说、体验说、想象说、话语构成说等。中国古代的静虚说、言意说、教化说也涉及到心理现象，但是更多的是经验体验式的论述，而西方的心理批评则更具逻辑性。心理批评以深层探讨文艺家的兴趣、爱好、能力、性格、气质等特点，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发掘艺术的潜在内涵；将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转化的过程细致分析，从而将文学创作的微妙过程展示出来，有助于后人的学习；研究情感、抽象思维与想象活动的关系，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艺术家创作的想象来源，更深的理解作品。但是它过于强调精神意识的作用，有形而上学的危险，常会导致唯心或不可知论的想法；并且忽略作品本身而过多的关注作者，有可能导致主体意向的偏离。

3.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主要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的社会作用。西方近代具有社会历史性质的批评发端者是18世纪意大利的学者维科。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一书当中，通过对荷马史诗的研究，考察了古希腊的生活环境、状况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希腊人的兴趣爱好和希腊各地的传说。此后德国批评家赫尔德和法国的斯达尔夫人等人，开始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历史批评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从作品所由产生的种族、时代、环境、宗教、风俗等一般文化状况研究作品；从作品所产生的社会结构（以生产力、经济基础为根本）研究作品；从作品的道德意义研究作品。社会批评须避免批评尺度的简单化与公式化。不可将批评对象就范于某一特定准绳，根据自己所持有的信念判定作品的社会意义。

4.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批评又叫做新批评、本体批评，是西方主要的文艺批评模式之一，盛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英美批评界。形式主义批评只注重作品的形式，相对于十九世纪以来建立在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基础上的学院派传统批评，是一种崭新的批评模式。形式主义把文学文本视为独立自足，不必借助任何外力而存在的本件，并且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对文本的文字进行细读法分析。魏伯·司各特认为，形式主义批评模式的基本理论是：把文学文本当作批评的对象，并假定它是作者表达的渠道，回避一切客观的参考；研究文学文本的结构、结构要素、要素与文本整体的关系。这种批评模式在当代影响最大，拥有当代绝大多数杰出的批评家。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通常也是指这种批评模式。主要是盖因它抓住了文艺的审美本性。但是，形式主义批评模式只关注个别而忽略了一般，以至于割裂了文艺与社会，作者、读者的关系。

5.原型批评

这种批评模式旨在揭示文艺作品中人性的意义与其文化的基本模型，对民族的神话传统有浓厚的兴趣。它的理论基础重点在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原型批评的注意力集中于人本主义方面，而不追求作品的审美价值。在注意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的同时，原型批评模式进一步认识到文艺作品是以社会基本文化背景为基础而形成感染力的，于是它又带有社会批评模式的色彩。原型批评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在作家自觉意识的支配下完成，而是植根于超个人的、更为深邃的集体无意识；文艺批评的任务就是从中辨识它的基本文化状态，寻找个中反复出现的原型，发现具有原型意义的象征、主题和情节。可见，原型批评是一种宏观批评，它大大拓宽并加深了文艺批评家的眼光。但也有人用“原型”随心所欲地解释文艺作品。在美国魏伯司各特将西方文艺批评归为五种模式以外，还有很多文学批评的方法，例如结构主义、分解主义、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信息论美学、生物美学等。总体上看，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更新换代非常频繁，往往一种学术思潮的出现，都会带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大变革，能够从新的角度发掘研究对象，但缺点在于有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本身特性并不一定完全配适，时有生搬硬套的情况出现，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研究方法。

五、佛教文学研究与相关方法

虽然目前学界对佛教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但总的来看，无外乎两大方面：即以佛教文献为对象文学性研究、以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为重点的研究。两方面虽有不同，但却有紧密的联系，比如佛教的文学性会影响到文学的艺术表现方式与审美取向，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佛教文献对文学因素的取舍。总的来说，佛教文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研究，必然在研究方法上有更高的要求。

立足文献基础。文献材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佛教文学研究也不例外。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且由于宗教的信仰性，我们在应用佛教文献时应时刻保持高度的觉知，注意佛教文献的真实性。首先是注意文献学层面的真实性，即产生的时间、版本等。其次是注意文献内容的真实性。佛教文献乃至所有宗教文献内容的真实应该辩证的看。佛教文献内容的真实不应该仅定位于历史真实，即不要将内容真实与否作为文献选择、使用的唯一标准，因为很大程度上佛典所记载的内容并非事实。但是不论事实与否，内容本身反映的思想观念、文化理念确实真实的。在立足文献的基础上，应看到文献背后的思想血脉与文化根基。

注重义理阐释。佛教文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在研究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对义理的阐释。佛教是历史的、发展的，佛教思想在时空中是不断演变的。不论是在横线的地理空间中，还是在纵向的历史时间中，佛教思想的总是以动态呈现。所以在解读佛典时，一定要注意其所处的时代与地域，同时也要清楚不同的身份会导致不同的解读。此外在研读文学作品时，也要对其中的佛教思想保持敏锐的感知，文学作品中看似不“纯正”的佛教思想是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接受的真实反映。

把握辞章之法。在对佛教文献的文学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辞章之法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佛教的传播需要借助文学手段，文学因素是佛教传播，尤其是向士大夫群里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学审美角度出发，会看到佛教文献更多的文化价值，同时也能更好的把握佛教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佛教文学研究最大的特点便是综合性，这也是交叉学科的的本质特性。这要求我们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要对比较研究方法、综合研究方法格外重视。佛教既是思想，也是信仰，既包括形而上的义理，也包括具体的宗教实践。没有具体的宗教实践，思想观念不会得到传播发展；没有思想观念的发展演进，不会有宗教行为的兴盛。因此在佛教文学研究中，要双管齐下，不可偏废，同时也要清楚佛教思想与佛教行为之间的差距与不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一直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地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格义”“六家”便是佛教自身为适应中土文化而做的努力。所以在研究佛教文学时，一方面要把握印度、西域等地区的佛教状态，另一方面也要把握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环境，关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摩擦矛盾与交流融合。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1年。

3. 李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4. 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学苑出版社，2011。

5. 陈洪：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文学与文化》，2013年第3期。

6.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7. 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8. 《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9.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10. 徐懋庸：文艺思潮小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