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治学，就一定需要讲究方法。如果学术是一栋精美的“大厦”，各种史料是垒起大厦必不可少的“砖石”，那么研究方法就是决定着这座大厦是重檐歇山的中式建筑还是有着尖塔、八角房的欧式建筑的“建筑方式”。就中国学术而言，从汉学、宋学到“二重证据法”再到今日跨学科研究、大数据分析等一系列研究方法的演变，不仅是治学方法、学术风气的变革，背后亦能代表学人面对学术所持有的整体世界观和视野领域的变化。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可见学问大家对研究方法之问题的重视。掌握学术的研究方法，就可以把研究变成可以操控的过程，沿着既定的研究方向得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学术来说，治学方法就是“器”，我们只有对它正确认识且应用娴熟，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地学习和研究。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单看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其讨论由来已久。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以意逆志”，是最早被应用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方法，后有魏晋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对文学的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鉴赏论都多有论述，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文学的研究方法，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潮影响，中国文学研究逐渐建立了现代的、科学的体系。那么以文学为例，总体说来，学术研究方法的讨论有三个层面，首先要界定研究对象的内容和含义，掌握对待研究对象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比如中国古今“文学”概念演变之巨，导致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要掌握整个学术风潮之下，我们要解决学术研究中的某个问题所能用到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比如清代朴学思想兴盛，多以考据、义理、辞章之学做文学研究，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蔚然成风，文学研究方法的视角也会相应受到此思潮的影响；第三，就是涉及到关于史料具体的整理、运用办法，通过史料如何分析、归纳、总结最终得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结论。当然，面对不同的学术问题，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古老的研究方法亦有可用之处，新思潮下的新方法全然信任将其奉为圭臬也并非可取，多方考量选择切实有用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之路才能走得顺畅。


一． 古代学术方法


中国古代学术不重自然科学而重经史，其中经学更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史的研究方法不仅针对儒家经典和历史文献，也影响着古代文学的研究。


在经史研究方面，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辞章也。”这中间既有汉学与宋学之争，也囊括了古代经史的三大研究方法，考据、义理和辞章。


考据，即从汉代古文经学发展而来，是“汉学”的主要研究方法，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以考版本、纠错谬、辩音义为主的研究方法，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各代都存在，相传孔子删定《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已经在做古籍文献整理工作，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订《七略》也是运用了辨别真伪、厘定篇次、分类编目等方法和程序，这些都是基本的考据工作。历代学者通过训诂注疏、纠辩音义的方法解释梳理并普及传统儒家经典，而且还用校勘、辨伪、辑佚、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整理了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修复了许多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去伪存真、正本清源。


考据的研究方法刺激了相关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的发展，比如目录学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通过目录的比对、对四部分类、形成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古代学术变迁的规律和重要典籍的流变情况，因此古人都以目录学为治学之津逮。考据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它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反对空泛而粗放的论证方法，也代表了古人在治学中慎重求证的治学态度。


义理之学，宋学家们把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宇宙、人生和伦理道德根本原理的学问称为“义理之学”，不同于汉学考据之学专注训诂注疏，义理讲求“微言大义”，从经书的要旨、大义、义理着眼，去探究其丰富的内涵，重于经义阐述。


义理之学同考据之学一样，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于学人治学过程之中，西汉流行的今文经学就是在为孔子《春秋》作传时探讨微言大义，一字喻褒贬，以经典附会现实。东汉末年，经学衰落，魏晋玄学援道入儒，使义理之学获得新生命；宋代之后经世论取向和注重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和以训诂考据为主的汉代经学风格迥异的“新儒学”——宋明理学，这种研究方法不重义疏传统，而是直接从经典中寻绎义理，讲究理欲之辩，维护三纲五常，以继承孔孟道统相标榜，到明末清初时期如顾炎武等学者认为其流于空疏、空谈误国，因此有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到清末，义理之学再次抬头，出现了清末今文经学。学者们对脱离现实的考据学派表示不满，主张结合政治改革阐扬儒家义理。义理之学善于从经典中发挥现实政治需要的理论，彰显经典的时代意义，使得对经典的阐释可以历久弥新。


关于辞章之学，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它和考据、义理之间的关系，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学问成家，则发挥而为文辞，征实而为考据。此如人身，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尽管阐述方式不同，但观点出入不大，即历代学者都认为“义理”是主要的、根本的，“考据”以征实“义理”的内核，“义理”需要依靠“辞章”表达，辞章也代表了“文”的部分. 大体来说，辞章指的是研究写作中语言运用的问题，大概包括两个方面，一在于声律修辞语法句法，也就是锤炼字句方面的研究，二在于诗赋文章风格、体性、思想层面的研究。


前者涉及古代修辞学，尽管修辞学在古代并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在古人各类文论、诗话中一直多有阐发。《周易》最早提出“修辞立其诚”，刘勰《文心雕龙》多处论及修辞，涉及修辞原则、修辞鉴赏、文体风格等多方面间题。唐宋时期，讨论修辞的诗话词话大量涌现，讨论文学修辞涉及的面广而且结合诗例分析，修辞理论、字句篇修辞、声律理论都有所涉猎，论述得具体而深入，在语言形式美、修辞辞藻美、音乐美等方面研究都有重大突破。多数情况下，古代修辞学是同文章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研究混杂在一起，夹杂在文论、史论、经解、诗话、曲话、笔记之中，零珠碎玉。


赋比兴是最早也是诗赋文学作品中运用最多的修辞，作为探究的角度和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也获得了广泛关注，比如“比”，《文心雕龙》强调比之抒写情意和焕发文采两个方面，“比者，附也” “盖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也”，而“兴”的内蕴更为深隐，刘勰曰“兴者，起也”，贾岛认为所起者“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而“兴”之隐在于“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即所谓“言有尽而意有余”，多有“象下之意”，文学评论中“兴寄”、 “兴象”、“兴趣”等说皆由此而发。不仅如此，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也多与比兴相关，以意象和比喻为工具，如刘勰在谈文质关系时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粤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 

总体而言，这种比兴、意象批评方式注重作品的审美想象，与研究者主体认知经验相关，可以细致观察文学作品局部、独特的对象，形象有余，但缺乏客观宏观方法理论。


关于风格、思想层面的研究，涉及的是传统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为文学创作服务、且更注重艺术风格的赏析和评论方法。比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其中，“逆”是“迎合、揣摩”，“以意逆志”是指“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朱自清《诗言志辨·比兴》），即分析诗的人不能因为个别的词和句曲解整篇的意义，而应该根据作品探索原来的创作意图，分析作品的内容，它是典型的儒家教化影响下的文学研究方法，强调“诗言志”，提出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共鸣关系，要求研究者进入古代语境，理解古人创作的处境和本意，在此基础上分析文本。至于知人论世，指的是文学研究要从古人作品中获得教益，正确理解诗歌作品的精神实质不能单从作品本身来分析，还必须联系作者的生平和经历，才可以更好地认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作的审查报告中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种说法虽是在评论中国哲学，可是很明显脱胎于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法，于文学研究亦是同种道理。


在研究诗赋文章风格、体性方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还强调推源溯流。《文心雕龙·通变》形象地解释了推源溯流的作用：“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它讲求将某种创作方法、风格或某种文学现象放在历史流变中加以考察，观察一种文体、一个作家对前时代文学的继承，思考某种文学思想产生根源，以及后代文人对文学传统的改变以创新成为自己的风格。推源溯流之法其实不仅限于文学研究，古代学术研究中也处处可见其身影，《庄子·天下》是最早探讨学术源流和流变的学术文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史志目录序言也是推源溯流各家学术流派的代表之作，值得强调的是，推源溯流不仅考察学术源流，溯其学术知识根源，更在于研究者向古人学取源源不断的思想养分之后为学术的“新”和“变”打下基础。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学术各类研究方法虽留下了大量精华，但往往依赖研究者本身的学识经验，所谓“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缺乏系统有操作性、形而上的方法论，而且缺乏比较精确的、概念性质的术语归纳，文学批评研究方法上更是如此，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言“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情”“气”“兴象”等概念模糊不清，众说纷纭。由此而看，在中国古代研究方法中，与以主观意识为重的研究方法相比，基于实证和材料的考据可说是比较独树一帜，但整体上缺乏严密的系统性、体系性，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比较明显的缺陷。


二、西方学术研究方法


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受自然科学发展和哲学思潮影响比较大，总体来说，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大致可以归纳为二类，其一为实证主义思潮，其二为人本主义思潮，这两大思潮对学术研究方法影响至今。前者繁衍出各种实证主义哲学流派，如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后者集中表现为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


实证主义又被称为现代科学主义，是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的。这个思潮的出现与近代机械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家伽里略发现他的理想实验超出了经验材料的范围，人们开始确立科学理想的重要性，实证主义的思想具有现代思维的特征，明确提出要以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观念。


其中，与其相关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尊重事实，尊重经验，否定形而上学，认为一切科学的知识均来源于经验，并受经验的证实。另外，他们还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归纳，演绎推理不能给人以新知识，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必然的事实知识。在这样的认识论指导下，学术研究方法也以实证和归纳为主，即从大量的经验事实、调查实验，获得真实客观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研究，通过将这些资料的科学归纳, 总结出事物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结构主义也是由实证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方法论，源于索绪尔现代语言学，通过不同的发展线索和阶段，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法去探讨社会、文化生活的问题，力求找到一种超越时间性的“结构”和“原始模式”。一方面结构主义方法特别注重从整个考察的系统出发，来研究每一单元的关系和运行状态，另一方面它还强调共时性的研究特点，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由人类学扩展到史学、文学、美学、理学、经济学、宗教学等领域，并取得一些成果。


西方文论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文论流派，如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


英美新批评，艾略特是新批评的思想先驱，强调批评应该从作家转向作品，从诗人转向诗本身。新批评观念也是在于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客体，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学活动的本源。以作品为本体，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研究文学的特征遂成为新批评的理论核心。为此新批评提出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作家——作品——读者共同建构的艺术过程中，新批评斩断了作家和读者与作品的关系，是一种作品本体论。在这种观点指导下，新批评提倡细读法，捕捉每一个文学词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等，通过了解词义、理解语境、把握修辞特点来分析文本。


结构主义研究文学的方法主要是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认为把握文学作品必须要研究它的文本，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整个文学系统，而非作品本身，从结构角度纵观文学会发现文学史上的新问题，但问题也在于结构主义研究文学的方法把文学作品与语言等同，而忽视了与文学相关的社会生活、历史、作家思想等种种因素，使得文学研究局限于语言、文体的研究。


至于叙事学，它的产生是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双重影响的结果。它重视对文本的叙述结构的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从实际发展情情况来看，叙事学是对主要以神话、民间故事、小说为主的书面叙事材料的研究，并以此为参照研究其它叙事领域。传统叙事理论可能偏重分析作品内容及社会意义，而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理论，叙事学更注重作品本文及其结构分析：注重作品的共性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成就；主要研究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的人物，作者与读者等相互关系，以及叙述话语等。叙事学的发展对小说创作影响重大，小说创作由故事转向叙事，由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我”的所见、所闻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实证、分析主义的研究方法论伴随着进化论、相对论在20世纪传入中国，与清代以来的考据学相结合，带来了近代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的变革。比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提倡的善怀疑、重条理、重系统、善用比较法的科学精神以及实证历史观；王国维提倡纸上史料与地下之材料相互释证的“二重证据法”，从事实出发全面收集材料分析材料考证宋元戏曲，以及用叔本华哲学分析《红楼梦》思想内容去体悟宇宙和人生悲剧，都开20史记学术风气之先；还有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写成《白话文学史》，考证诸如王梵志、寒山子等不被重视的白话诗人及其诗歌，也为其“白话文学史”提供理论依据；陈寅恪擅长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在历史进化论等现代思想指导下进行考证，从繁杂的史料中发现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复杂历史背景，从魏晋清谈到陶渊明思想之继承以及依据其道教信仰的自然说而得出陶渊明的新自然说……同时对现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方法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顾颉刚的《古史辨》，在疑古辨伪的传统基础上吸收现代科学，经过大量考证和详细分析，揭示“经书”真相，打击封建主义，以及游国恩研究楚辞、罗根泽研究中国文学起源等，都受到实证、分析主义方法的指导和影响。


另一人本主义思潮也是百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来源于19世纪叔本华、尼采所开创的带有浓厚非理性色彩的唯意志主义美学。这个思潮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倡导的人文主义，把人和人的发展、完善、尊严、自由、创造等对人类有意义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放在整个文明中心的地位，认为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都不可能消除以反思人的存在为基本宗旨的哲学价值，要通过对科学或理性的反思，探讨人的存在和价值，主张不仅要注重理性，更要超越理性，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含括人生价值的研究方法，哲学必须超越“知识论”。


与人本主义思潮相关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存在主义，另一个是精神分析法。存在主义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它把个人的存在当作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和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根据，重点探讨人在世界上的存在、人生的意义、价值以及人的自由等问题。而精神分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的一种关于心理分析的哲学与心理学理论，其代表人物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人格分成三个层面：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原始的、天生的，是本能和欲望的载体；自我是幼儿时代父母训练与外界培养形成的人格，受现实原则支配；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是通过教育形成的人格，受社会道德原则的支配。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为“本我”所激动，为“超我”所监察，又为现实所阻挠，经常处于前后矛盾、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总体而言精神分析法打破了理性主义的藩篱，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开辟了无意识和深层心理研究的新领域。


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也影响了人本主义思潮下西方文论和研究方法。


存在主义文学研究方法，重视文学作品中感染人的体验和共鸣部分，存在主义通过对词汇、音韵、句法、语义乃至段落篇章的掌握和运用，作者把自己的生命体验“编码”到语言中，读者从而产生共鸣使，重视体验，将阅读视作一次灵魂的历险，而不仅仅是逻辑的推演。


用精神分析来研究文学作品，最典型例子是弗洛伊德用性心理学来分析作家和作品，以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杀父娶母为例，突出强调了“恋母惰结”（又称“俄狄浦斯情结”）和“恋父情结”，即男孩恋母，女孩恋父，同性则相拒的无意识现象，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索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分析他们的作品，形成精神分析艺术批评流派，除此之外，精神分析法还有“升华”说，即人的本能冲动离开原来目标，转向对社会对人类有利的高尚目标。文学艺术创作，乃至人类一切文化活动，都这条宣泄之路。


另外，作为近百年来影响世界的哲学思想之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有重要地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将文学置于复杂的社会生活来确定文学本质，并非单纯从内容、艺术分析，而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容决定形式的理论模式中来认识。它引导人们摒弃形式主义分析方法，而是去研究每个时代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文学家阶级出身和政治态度，再从时代背景和作家出身入手分析作品内容，这样以来文学成为了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思想史。


伴随着冷战结束，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加之互联网、计算机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经历了巨大的跌宕，也带来了一些新潮的研究方法。


比如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更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它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跳出文本，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成为恢复历史意识的方法。


解构主义以及受其启发的后结构主义则对所有文学范畴和规则从思想方式的角度进行批判重构。后结构主义将文学、哲学、历史乃至自然科学的学科界限打破，倡导跨文类、超文本；对于文学作品，认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互文的系统，而非是一个独立的有机统一体，一部作品的文学意义也是无限的，不确定的。


统计法与数字化研究方法，将大数据综合评判引入文艺研究领域，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判断研究对象的多种因素和内容，进行定量化的描述，以深入作品和审美活动的内部结构，获得比较精确的数据、资料，并对作者进行系统分析。大数据分析可以弥补传统方法缺乏的概括和科学性，而且计算机为资料的搜索、处理、研究及版本、作品与作品间的综合比较等提供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


跨学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发展，也为文学研究打开了新思路，跨学科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分界，是人文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80 年代随着科技整合理论的进一步提出与交叉边缘学科研究的崛起，追寻文学与艺术、哲学、宗教、心理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所交叉的共同规律，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方法论。


三、中西学术研究方法对研究课题的启发


我们的专业是明清小说与小说理论批评。古代小说研究多以评点的形式出现，然而经过对从古到现当代学术研究方法的整理和借鉴，我想一下研究方法将对我有莫大启发：


首先，是叙事文化学。中国叙事文化学坚持“中体西用”原则，借鉴传统叙事学和主题学理论，将中国的叙事作品和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从当前取得的学术成果上看，叙事文化学应用在古代叙事作品中的研究打破了文体的束缚，使研究对象不仅局限在一种固有的文体之中，而是通过完整的、文化史的脉络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此外，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避免按时间段落研究文学史而造成的不足，文学的发展与朝代的更迭有相关性，但也不是完全同步，文学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有着内在的逻辑发展，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每一个故事发展的轨迹，这种研究注重故事个体发展演变的延续性，弥补了按照朝代分割文学史而带来的不足。


原型批评是与叙事文化学相似的文学研究方法，“以文学原型”为核心的原型批评理论，以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尤其是“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为理论内涵，同时又吸收了人类学理论。其中所谓“原型”，指的是反复出现的一个情节样式、一个意象、一个描述的细节，或者是一个人物，这些能在读者身上产生强烈而又不合逻辑的反应。”原型批评是对文学的宏观分析和整体观照，其具体成果是从文学史上各种文学现象中归纳出几种原型模式，比如“死亡-复活”模式，作为叙述代码，它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大可以接近叙述模式，小可以近似具体意象。在空间上它超越民族国家甚至文化圈；在时间上它跨越不同时代，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且不因具体时代的文学潮流和时尚而改变。这也体现了原型批评的文学人类学特点。


其次，鉴于本人计划研究课题为明清女性“生命书写”研究，那么在研究方法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事实上作为一种正在新兴的思潮，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是否存在仍在广泛讨论，许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研究视角，不是一种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研究者主要是对现有的方法进行修改，而非使用新方法。强调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成为女性主义研究区别于非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而在研究方法上女性主义坚持的是多元性和开放性。


从广义来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都是一种“身份”的批评，它以社会性别身份为出发点，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声音、被埋藏的妇女经历、被忽视的妇女所关心的问题，由边缘推向人们视线能够关注的地方，但在这之中，当下发展最快的、也是目前最新的女权主义批评形式性别理论又提出了更为纯粹的理论，认为所有写作都带有性别色彩，而女性主义批评的重心，应转向研究妇女独自的文学传统，分析文本中性别表现部分，如此既能够更好的立足文学本体，更能避免从前男女二元对立观点下关于女性文学单薄的解析、偏离人性的发展方向，而且我们还可从中发现女性作家令人赞叹的创造力和写作自觉。


除此之外，文学地理学也是研究明清女性作家群体产生及其特色的重要研究方法。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者很早就开始将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纳入地域空间进行审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即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读者) 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


以及文学文化史研究理念，这是由美国东亚文学研究者宇文所安提出并实践的，汉学家孙康宜女士介绍《剑桥中国文学史》时曾介绍过这种理念: “尽力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性地分割为文类的做法，而采取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历史方法:即一种文化史或者文学文化史。”这种观念主要指向如何突破既有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和范式，实现在宏观的文化生态中重新阐释并关照文学文本，将文本置于其生成的文化语境和流传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加以考察。“文学文化史”视文本、文学史和文化三者为有机整体，力图构建点、线、面三个层级的全方位文学观念，关注社会历史文化之于文学创作和文本生成的深刻影响，同时注重文本在传播过程里阐释、接受、变异的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综合性别意识、文学社团、制度文化、地域特色等文化要素在形成和阐释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并在理性层面阐明文化要素与文本内在的转化关系。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1年

    3. 李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4. 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学苑出版社，2011

    5. 陈洪：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文学与文化》，2013年第3期

    6.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7. 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8. 《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