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 看集部的学术思想变化



1） 集部的产生（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


集部与之前经史子三部相比较为简明。《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并没有集部，从《隋书艺文志》（以下简称《隋志》）的集部著录情况，可以看出，《汉志》中诗赋略大约可对应集部的内容，《隋志》集部序中也提到：“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也可知集部的原型，就是《汉志》诗赋略。


《汉志》诗赋略分五小类：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后世学者如刘师培、章炳麟、顾实对《汉志》赋的分类多有阐述，大体而言，可总结而得屈原赋之属重抒怀，“以赋为诗”；陆贾赋之属重文，所谓“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而荀卿赋之属重质，《汉志》中将其与屈原赋合而言之：“……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已见其注重讽谕，不尚词采。至于杂赋，可见《汉志》收录的是民间流传杂记故事以及描写日常动植物而无关讽谏的小赋；而歌诗主要收录汉代乐府歌辞和各地民歌。


到了《隋志》，其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部分。


楚辞类，收录《楚辞》和训诂《楚辞》的相关书籍。《隋志》对楚辞类做了详细的介绍：“《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可见，《隋志》集部已经将《汉志》诗赋略中屈原赋之属独立为楚辞类，而且内容也得到很大扩充——对比王逸《楚辞章句》收录的赋作者，可知《汉志》中屈原赋之属对比《楚辞章句》少了东方朔、景差二人，即《隋志》中言 “……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别集类，这一集部类别是《汉志》诗赋略没有的。根据《隋志》之序：“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对比《汉志》可知别集将诗赋略中除屈原赋之属之外的其他文学作品以创作作者为单位重新整理成集，只收录作家一人诗文作品，以便观其体势，见作者心灵。


总集类，《汉志》诗赋略也不曾有过。《隋志》载：“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可知，总集以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为始，收录各种文学文献，“各为条贯，合而编之”，相对于别集而言，汇集诸家作品，包括一种或多种作品体裁的综合诗文集。但观《隋志》总集类，其中并不完全都是总集，还有《围棋赋》《洛神赋》《述征赋》等单篇赋作、《文心雕龙》《诗品》等诗文评论之作以及《毛伯成诗》等一人之作，另有在今日看来不完全属于文艺作品的《魏朝杂诏》《晋朝杂诏》《梁中表》《山公启事》等后世被著录在史部的政治官场文书，以及重复收录史部《女诫》《女鉴》等规范言行的“教科书”。


对比《汉志》和《隋志》，可以发现集部从诗赋略到集部的成型和独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目录学和学术史思想史上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目录学上，先是荀勖的《晋中经簿》改六分法为甲乙丙丁四部之法，丁部收录诗赋、图赞并附列汲冢书，而后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中丁部收录诗赋，内容虽差异不大，但已见古人将文学作品独列为一部的意识逐渐明确。后王俭《七志》重新变四分法为七分法，将第三志列为文翰志，纪诗赋，之所以改名为“文翰志”，在阮孝绪《七录》的序言中曾提到：“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而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阮孝绪的《七录》，改文翰志为第四“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分，因为他认为“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可见《七录》时期人们“文”与“集”的观念已经逐渐成型，并有意识的将相关的文学作品汇总归类，为集部的最终成型奠基。


在阮孝绪《七录》的直接影响下，《隋志》集部内容有了初步的构成，分为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之所以说是初步构成，是正因前文所言，如此分类尤其是总集类，有很多并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比如杂收不属于文学的诏集、启事、《女诫》以及单篇赋作，而且《隋志》将《七录》文集录中的杂文并于总集，导致总集可谓凌乱掺杂，与定位并不相符，这可说是《隋志》集部著录不科学不严谨之处，而这都与当时唐以前诗赋观念、文章观念的变迁和集部观念的产生有关。


《汉志》诗赋略小序中讲：“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这段话讲述了汉代主流学术观念所认为的各种文体的产生，包括诗、赋、乐府诗。由其可知《汉志》认为赋的产生在诗之后，或者说源于诗，最早作赋的文人如屈原，都是“作赋以风”并有“恻隐古诗之义”，可以说《汉志》认为赋是诗的另一种形式，并且也承担了其“微言相感”、“以谕其志”的作用。那么，既然诗与赋如此相似，为什么赋被留在了诗赋略，而诗却被收录在六艺略之中呢？《汉志》六艺略中言《诗》：“《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可知，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其上可讽诵统治者令其“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下可“言志”可教化民众的政教功能的光芒，掩盖了《诗》身上的其他特质，比如抒情和文辞，所以《诗》被提升到了经学的高度，成为儒家思想统治思想教化世人的工具。


而赋与诗千丝万缕的关系，决定了赋也具备政治功用并且与政治教化密切关联，所以才能“作赋以风”，但很显然诗的另一面，即抒情和文辞的特点也被赋完美承继且更为发扬，所谓“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那么屈原赋之后赋的发展“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被指责“没其风谕之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汉志》中诗和赋的差别和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作为现代意义上中国“文学”的发端，代表了“文学”发生的两条路和两种本性，诗代表了其为政教和儒家思想服务的政治化倾向——这部分文献被留在了六艺略（经部），赋则代表了其用以抒情和讲求文辞的审美化倾向——这部分文献被归在了诗赋略（集部），包括乐府歌辞也是“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章的特质有此二类，如扬雄所分辩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可见当时人已经已经发觉了文辞和讽谕之间的矛盾并予以批评，但我们却不能将两者完全割裂，因为赋体现文学性的最终目的也是指向其现实性和政治功用。《汉志》诗赋观念中体现的文学作品的政治功用和审美特质对后世“文学”和文学评论发展影响深远。


在诗赋这一类别发展的过程中，从在《汉志》诗赋略之首的屈原赋之属发展到《隋志》集部独立成楚辞类，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楚辞的特殊地位，看到古人“依经立义”的文论思想，也可以此为例看出古代文体观念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汉志》诗赋略简单地将文章分为诗和赋两类，有楚辞而无楚辞类，前者是“楚的辞”，即楚国的文章，而并无“辞”的文体，诗赋略将其归于“赋” ，称之为屈原赋之属。与其他赋相比，屈原赋具有特殊地位：“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可见其地位之高。从汉代大家的表述，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屈原人格及其作品的高度欣赏，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屈原赋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其根本原因是从汉代经学大盛背景下一以贯之“依经取义”的文论思想的作用，前文已经提及当时人们看重诗赋文章中的现实性和政治功能，研究屈骚的人从汉初的刘安到集大成的王逸都无一例外把儒学经义作为批评屈骚的角度和归宿，“依经立义”成为其解读的首选方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屈原赋区别于其他赋的崇高之处——人们认为屈原作品是王室衰微、讽谏之义亡后，取赋比兴之赋的失志之作，后有汉代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作赋仿效的汉赋，但都“没其风谕之义”，从这个角度讲，“依经取义”的思想也是成就屈原赋独立于其他赋的重要因素。


这些都为后来人们专门研究楚辞和楚辞作为文体类别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上文可知，汉代人们对待屈原赋之属所体现的文体观点非常模糊，即便提到楚辞，也认为它是赋，这也是《汉志》诗赋略没有楚辞类的原因。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天下大乱，经学衰微，也给诗赋文章的发展带来新风潮，开始了逐渐摆脱经学附庸进程，文体之分渐生，以王逸《楚辞章句》为标志。王逸在序中言：“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虽如此，可也多从楚文化角度对楚辞作品进行更全面分析，结合动荡时局表达忧愤，借“依经取义、引清譬谕”，认为楚辞是对诗经比兴寄托的发扬，从而使得楚辞开始超越于赋体之外，虽未跳出“依经立义”的樊笼，但经王逸注解过的楚辞已经有了新的评价，上升到了新境界。


汉末之后，文章之数逐渐丰富，《全晋文》所辑佚文包括：诗、颂、赋、箴、铭诔、哀辞、设问等，可见文体的划分及文体意识逐渐清晰，目前可知阮孝绪《七录》第一次将楚辞单独成类，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魏晋文士研究《楚辞》成为一种风尚，他们对楚辞及其训诂的深入讨论，使得楚辞逐渐摆脱了汉人“依经立义”的误解，逐渐向其文学性、审美性视角倾斜，比如刘勰《文心雕龙》中《辨骚》与《诠赋》分立，专章讨论《楚辞》，以“通变”的思想论证屈骚超越经典，“自铸伟辞”，已经在文体意识上对楚辞与赋做出了更为明确的区分，《七录》文集录独列楚辞类之后《隋志》及后世目录集部均予以继承，体现了楚辞在文学和文体意义上的独立。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汉到唐中国诗赋文章这一学术类别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与政治政教紧密相连，为正统儒家思想和统治者服务，具体表现为习惯于以“依经立义”的思想传统来理解诗赋；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诗赋文章摆脱经义附庸，逐渐找到自身定位并寻求独立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楚辞类从无到有从赋的一种最终独立于赋之外，在这个过程中诗赋文章逐渐显现其文学性、审美性的本色并得到人们重视，文体意识也逐渐明晰。


集部的产生也可在上述古代诗赋观念及其变迁的基础上来理解。《汉志》有诗赋略而没有集部，欲知集部先要看集的产生。从《隋志》“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这里揭示了集产生的条件：第一“文之士众矣、风流殊别”即文人群体扩大，诗赋文章特色多变各异，第二，“辞赋转繁”即诗赋文章创作繁荣数量增多，且诗赋类别和创作风格长足发展。从历史发展来看，汉代已经有了集，比如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但集的意识并没有形成，也没有独立，只是伴随着集的存在有了模糊的轮廓，这反映着从文学事实的产生到文学观念的形成始终存在延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社会动荡、政权更迭，诗赋文章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后世人们将其称为“文学自觉”的时期，《隋志》集部的序表述的很清晰：“爱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这一段话反映了从汉末至唐词赋文章的发展变化，也就是漫长的文学自觉过程：不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特色，文人创作群体扩大，辞赋繁荣，风格明显各异，例如这一时期出现的“建安风骨”、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玄言诗和山水诗，而且这些文人创作还对诗赋文章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讲求情采、声律、用事用典；另外，文学评论也在此时得到充分发展，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比如曹丕《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文心雕龙》上篇主要将文体分为三十三类，其《总术》更是直接道出“文”的特点：“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提出诗赋文章这种文学性文体和诸子散文、铭诔等学术性文体与实用性文体的差别——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和自觉，都为集的意识的自觉奠定了基础，文人和创作增多，于是有了作家作品文集，文体概念逐渐清晰，于是出现了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赋集》等文学总集，集的自觉促成了集部的产生，所谓“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隋志》中楚辞、别集、总集，都是集，合而为之集部。


值得一提的是，《隋志》集部的别集和总集收录的文体杂芜，别集中诗赋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文章多涉及经史子书，有和文学相关的颂、赞，更有大量的是实用文体，而总集更是如此，除了文集、诗集、赋集，还收录了很多诗文评论以及杂诏启事等实用文体。从《汉志》诗赋略只录诗赋，到《隋志》集部的别集和总集著录各体兼备，可以看到《隋志》的集部是一个泛文学范畴，既有诗、赋等纯文学作品，也有大量议论经史诸子等文章，但《隋志》集部所代表的“文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仍有很大差距，诸子学术散文和小说并不在其中，前者涉及诸子学术观点，是学术文章，具备一定的经典性，被收录到子部，部分后人关于诸子学术的议论被归于集部，体现了集部从诞生之初就与经史子三部既交融、包含又相对独立的关系，而后者不在集部之列，是则与古人的小说观念有关：与诗歌、音乐等易于教化的文艺体裁相比，小说娱乐成分较大，历来受到轻视，古代正统文学观念并不覆盖这类作品。而这种集部的构成和观念对后世集部影响深远，《四库全书总目》在很大程度上予以继承。


2） 集部的发展和丰富（从《隋志》到《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在《隋志》集部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在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的基础上，增添了诗文评、词曲二类，其中词曲类还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属。


关于楚辞类，《总目》较《隋志》变化不大，《总目提要》中言：“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於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於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这里讲述了《楚辞》类的历史沿革，点名《楚辞》与“他集”是不同的，所以在集部得以独立成类，至于收录文献内容，与《隋志》无差，收录《楚辞》及其补注、训诂的内容。


别集类，《总目提要》云：“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总目提要》讲述了别集的来源，集始于东汉，别集体例始于齐梁，《总目》别集正依照《隋志》别集体例，记以名家作者个人为单位的诗赋文章，从中观察出这个人的文学内涵、学术思想，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与学术风潮。



总集类，《总目提要》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然文质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观《总目》总集所录，既有网罗宏富的“全集式”总集，如清代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有经过精挑细选式总集，如梁萧统《文选》，既有通代总集，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也有断代总集，如《御定全唐诗》，既有历代同一体裁作品总集，如《历代赋汇》，也有专门一个朝代同一体裁作品总集，如《全唐文》，还有汇聚各种体裁的作品总集，如《文苑英华》。


诗文评类，《隋志》并不存在此类。《总目提要》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可见诗文评类收录相当于今日文学批评的文献，《隋志》总集中《文心雕龙》、《诗品》等文献被归为此类。


词曲类，《隋志》并不存在此类。《总目提要》云：“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 《总目》认为词曲这二种体裁在文章和艺术之间，它的位阶卑下，作者地位不高，是特别有才华的文人用绮丽的语言互相称许。


《总目》较《隋志》集部的发展，最明显的变化有三条，第一总集类的精简，第二，诗文评类的增加，第三词曲类的增加。


与《隋志》总集类相比，《总目》总集类明显去其杂芜、“删汰繁芜”，将《晋朝杂诏》《梁中表》等奏议类政治文书归于史部， 而且使单篇赋作和文章“零章残什，并有所归”，正本清源，以《总目》集部总集类的变化可以看出集部发展到清代，从收录的文献到思想都经历了一个“提纯”的过程，正如《总目提要》集部总序所言：“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巳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於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这固然有清代“朴学”和考据之学思想影响，更多的还是经史子集四部相互之间的流动变化以及文学发展内部实现了自我更新和扬弃。


诗文评类在《汉志》诗赋略《隋志》集部都没有，尽管它们都有收录诗文评文献，但人们都没有意识将其单独成类，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文学批评还不发达，另一方面相关内容被列入其他部类，比如《隋志》此类文献就被收录到总集类当中，《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文史类”之中，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总目提要》中说：“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可见《总目》认为诗文评类作为集部的独立一类，可以对诗赋文章“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并有助于文学发展，那么它的独立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系的成熟。从《总目》收录的诗文评类文献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系不同于现代意义上受西方影响的文学批评，它自成体系、自出机杼。从体例上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系共有五种体例：“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 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 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 孟?《本事诗》，旁采故实; 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从内容上看，它囊括了文体辨析、艺术评论、创作方法及规律理论等诸多内容，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诗文评类生动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关注文学性、人文性、现实性的精神。


至于词曲类的增添，体现了宋元明清数代，词和曲作为独立的文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作品的增多，又兼具文学性和教化功能，所以它在文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在集部独立成类。但是《总目》对词曲这类文学体裁有所轻视，《总目提要》中说：“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可见词曲的地位向来地下，如《西厢记》、《琵琶记》之类的戏曲并没有被收录到词曲类中，这里不仅反映了当时主流文学观点对民间文学的轻视、贵古贱今的思想，也体现了一种文学体裁出现到人们能够认识并承认这种文体之间存在时间和认识上的延迟，而且这些散曲、剧曲“厥品颇卑，作者弗贵”与主流学术思想经世致用相违背，导致这些文体更加不会受到重视。


要之，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较多地表现在集部之中，但不限于集部，经史子三部亦有所呈现，集部与其他三部始终存在相互流动相互交流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时不应局限在集部，而要着眼于四部之间的联系。基于此，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始终存在于古代学术总体圆融的环境中自我革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杂文学”的特点，这也是集部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中的定位。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12年

[2]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

[3]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

[4]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四川图书馆学报

[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袁济喜：从集部形态看文学观念在中国，《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夏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