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的

                                                                发展演变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变迁


　　本文以《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三部具有代表意义的类书作为研究对象，从三部类书中的基础文献入手考察，归纳，整理，分析集部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流变。

                  一，整体上的变化（产生，体例，增删）


　　　　　　　　　　　　　　（一）集部的产生

《汉书·艺文志》

辑略


六艺：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出蹴鞠一家）


兵书略：      兵权谋，兵形式，兵阴阳，兵技巧


术数略：      天文，历谱，五行，杂占，蓍龟，形法


方技略：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诗赋略：      赋，杂赋，歌诗





《隋书·经籍志》

经部：    易，书，礼，乐，诗，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


史部：    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

形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子部：    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部：      楚辞，别集，总集


道经、佛经


《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 易，诗，书，礼，乐，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小学


史部：  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史评，目录


子部： 

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推步、算书），术数类（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类（书画、琴谱、篆刻、杂技）

谱录类（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

杂家类（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

小说家类（杂事、异闻、琐语），类书类  释家类  道家类


集部：  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

　　　　词曲类：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隋志》集部总叙中说：“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总目》集部总叙中载：“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

　　由此可知，汉志无集部，隋志的集部是在汉志诗赋略的基础延展增设的，总目又在隋志集部基础上补充扩展而成。所以，汉志的诗赋略便具有了集部的初始形态，可以称其为集部。这反映了古人的学术思想是晚于文学创作的。是在学术思想成熟后，再对大量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但是这种学术思想一旦成熟，便不再落后于文学创作的脚步，因此衍生出了各种学术现象，如以下：

　　①后人编前人集子：《岳武穆遗文》一卷，宋岳飞撰，此《遗文》一卷，乃明徐阶所编。

　　②本朝修本朝人的集子：《欧阳修撰集》七卷，宋欧阳澈撰。

　　③本人修自己的集子：《归田类稿》二十四卷，元张养浩撰。“养浩尝自序其集，称‘退休田野，录所得诗文乐府九百馀首，岐为四十卷，名曰《归田类稿》’”

　　这种学术现象反过来也是学术思想发展成熟的表现。


（二）集部体例比较

    汉志诗赋略中赋类，除杂赋外，基本上分为以人名命名和以官职命名两种，如刘向赋三十三篇，王褒赋十六篇，河内太守徐明赋三篇，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九篇。歌诗类则多以地域命名，如《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

隋志别集有如下体例形式：

　　①《梁武帝集》二十六卷 《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

九卷 《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 《梁武帝净业赋》三卷

　　②梁隐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 《陶弘景内集》十五卷

　　③梁仪同三司《徐勉前集》三十五卷 《徐勉后集》十六卷

　　④梁太子洗马《王筠集》十一卷，王筠《中书集》十一卷， 王筠《临海集》十一卷，王筠《左佐集》十一卷，王筠《尚书集》九卷

　　由此可以看出相较于汉志，隋志别集的形式较为多样，一个文人的别集可以分为内外集，前后集，赋集，文集，诗集等，统摄于一人。

总目别集体例有如下形式：

　　①《逊志斋集》二十四卷，明方孝孺撰。是集凡杂著八卷，书三卷，序三卷，

记三卷，题跋一卷，赞一卷，祭文、诔、哀辞一卷，行状、传一卷，碑、表、志

一卷，古体诗一卷，近体诗一卷。

②《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年谱》一卷、《附录》二卷，文同撰

③《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应诏集》

十二卷，苏辙撰。

④《山谷内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词》一卷、《简

尺》二卷、《年谱》三卷，黄庭坚撰。

    根据上述文献，总目与隋志比较，一人的诗文赋，题跋，诔等一般归入一个集子中，但也有内集，外集，别集之分，增附年谱和拾遗的现象较多。年谱的增附，一方面是对文学创作主体重视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文学与历史相融合的产物。

隋志总集内容较繁杂，进行归纳、整理后如下：

①诗文选本：文苑一百卷，文选三十卷，玉台新咏十卷

②文学（理论）批评：文心雕龙十卷，诗品三卷

③闺阁：妇人集二十卷

④赋：赋集九十二卷，历代赋十卷，围棋赋一卷，观象赋一卷

⑤诗：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诗类六卷，毛伯成诗一卷，江淹拟古一卷

⑥诏，策，书、颂：魏朝杂诏二卷，录魏吴二志诏二卷，录晋诏十四卷，齐中兴二年诏三卷，靖恭堂颂一卷，策集六卷

⑦书：书林十卷，后周与齐军国书二卷，高澄与侯景书一卷，大隋封禅书一卷

⑧表：上法书表一卷，梁中表十一卷

⑨启事：山公启事三卷，范宁启事三卷，梁魏周齐陈皇朝聘使杂启九卷

⑩文：梁代杂文三卷，诽谐文三卷

○11歌，乐府：歌录十卷，古歌录钞二卷，晋歌章八卷，陈郊庙歌辞三卷，乐府新歌二卷，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词钞一卷

○12箴、铭、赞、诫：古今箴铭集十四卷，众贤诫集十卷，女诫一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贞顺志一卷，赞集五卷

○13碑：碑集二十九卷，杂碑集二十二卷

○14论：论集七十三卷，杂论十卷，东西晋兴亡论一卷，翰林论三卷

○15连珠：梁武连珠一卷，梁武帝制指连珠十卷，黄芳引连珠一卷

○16释家：法集百七卷

○17露布：杂露布十二卷

○18流别：《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 《文章流别本》十二

卷《续文章流别》三卷，《集苑》四十五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

    由上述所列文献可以看出，隋志总集中既包括着诗文评、也包括着箴铭、

训诫、碑诔、表、书等各类文体，主要是按照文体来收编成总集，因此难免繁

杂，如训诫一类，在隋志子部儒家中同样收录有：众贤诫十三卷、妇人训诫

集十一卷、诸葛武侯集诫二卷、女鉴一卷、妇姒训一卷、曹大家女诫一卷、贞

顺志一卷等。而总目的总集中虽然也有按照文体来编纂总集的，但更加注重按

照酬唱唱和，流派，年代等来收编，将诸如碑文，箴铭，赋，颂，书等创作随

随着个人入别集。这一纂修体例的改变正是文学创作主体范围扩大，文学流派

增多，文学思想日渐成熟的表现。



（三）从楚辞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的增立，赋类与歌诗类的消融看 正统文学的内涵、雅俗文学的消长、文学与音乐的关系


　　　　　　　　　　　　　　　楚辞与赋

　　《汉志》诗赋略分为赋类和歌诗类，赋以屈原赋开篇，赋类又分为右赋，右杂赋。诗赋略总叙提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由此可知赋在《汉志》中的文体定义与隋志和总目中的不一样，根据汉志总叙可知，屈原、宋玉等所作的楚辞在当时成为赋，与枚乘、司马相如和杨雄等作的汉赋都被归为赋类，并开始根据赋得讽谕功能和风格特点来划分归类。

　　《隋志》增设楚辞类，有《楚辞》《楚辞音》《离骚草木疏》等十部二十九卷，其总叙中说：“《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总目》同样设楚辞类，其总叙中提到：“《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

　  赋在隋志和总目中是归入到文人的别集以及总集中，不再单独设立赋类。

由此可知，隋志认为汉赋是在屈原等人的作品上发展而来的，而且其后人模拟之作与楚人之作风格不同，所以另立楚辞一类。总目则是依循历代类书的分类来设楚辞类，并且认为既然汉魏以来赋体既变，理应区分。

　  因此，上述三部类书中的总叙向我们展现了楚辞与赋由混杂到界限分明的一个发展过程，这也是楚辞独立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演变历程，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由歌诗——楚辞——赋，这样的一个文体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文体的感知是落后于文学本身的发展的。


　                          诗与诗文评

　　汉志经部诗类总叙：“《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隋志经部诗类总叙：“《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

　　总目经部诗类：“《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於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於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除此之外，隋志集部中收录有《梁武帝诗赋集》，文苑一百卷，文选三十卷，玉台新咏十卷，毛伯成诗一卷，江淹拟古一卷等，总目中更是收录了历代文人的诗集著作。由此可知，诗是有两个概念的，一是作为六经之一而存在的。作为原始正统文学，二是由此演变而成的古体诗，近体诗等不同诗体，诗的内涵扩大。

也正是因为诗的这种变化，才为诗文评类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当然诗文评类的出现也与文学派系的繁多，统治者的文化策略有关。


　　歌，歌诗与词曲

　　汉志诗赋略设立歌诗一类，歌诗类中收录有：《高祖歌诗》二篇。《宗庙歌诗》五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等。

　　歌诗与诗虽然存在密切关联，但从汉志的归类可以看出其是两种文体，汉志将《诗》列入经部，总叙中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由此可见，诗为诗，歌为歌，歌诗为歌诗。古人已经具有了区分不同文体的观念，但是界定并不清晰。

　　隋志总集中归入：《乐府歌辞钞》一卷，《歌录》十卷，《古歌录钞》二卷，《晋歌章》八卷，《吴声歌辞曲》一卷(梁二卷。又有《乐府歌诗》二十卷，秦伯文撰；《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魏宴乐歌辞》七卷，《晋歌章》十卷；又《晋歌诗》十八卷)等。

　　由此可知，隋志中诗依然位于经部，歌诗逐渐转变成了歌辞、乐府、歌章等形式，收录在集部总集中，开始具有了词的初始形态。

　　总目集部载有《唐英歌诗》三卷，唐吴融撰,《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国朝王琦撰，《碧鸡漫志》一卷提要中提到：“是编详述曲调源流。前七条为总论，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一一溯得名之缘起，与其渐变宋词之沿革。盖《三百篇》之馀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

　　由总目所列文献可以得知，歌诗在总目集部中也有收录，并没有消亡，但是此歌诗非彼歌诗，一方面某种程度上歌诗作为诗的代称。另一方面《碧鸡漫志》认为诗中歌的部分，到汉代变为乐府，到唐代变为歌诗，到宋代变为词，所以歌诗是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某种程度上又是词的代称。因此总目中的歌诗不是汉志中的歌诗，但二者都具有音乐的属性。

　　总目增设词曲类，该类的设立也与歌，歌诗具有因缘。总目词曲类总叙：“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首先总目设立词曲类，说明该两种文体创作主体扩大，作品数量多，在文学发展中逐步占据一定的地位，无法忽视其存在，也无法将其附录到某一类中。这正是俗文学，或者称其为市民文学逐步撼动雅正文学地位的表现，文学的市民化特征，平民化特点日益凸显出来。

　　其次通过词曲类总叙可知，到了纂修总目时，不同文体的高低贵贱之分已经较为明显，由歌诗构建起来的词曲二体既不能像文章一样位于正统，又不至于列入技艺小学，出于一个中间位置。这样文学便建构起了优劣认知，滋生出了诸如正统之学与淫词末技的区分，雅文学与俗文学之分等现象，这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关外，也与文学话语权的转移催生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而且这种文学的高低贵贱之分不是到总目才开始出现的，文心雕龙通变篇中就已经提到了文学的雅俗之分：“ 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虽然刘勰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内容思想上的狭窄层面的雅俗之分，不涉及整个文学的雅俗分类，但是已经具有了这种高低优劣的区分意识。 




　　二，从集部细节看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


　　　　　　　　　（一）文学话语权的转移（士族与寒门贫士）

　　　　　　　　　*注：此处不一一罗列基础文献，仅选取部分陈述。

　汉志赋类：

唐勒赋四篇，  宋玉赋十六篇， 赵幽王赋一篇，      庄夫子赋二十四篇，

贾谊赋七篇，  枚乘赋九篇，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 淮南王赋八十二篇，

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


　　　帝王别集

汉武帝集一卷，魏武帝集二十六卷，魏文帝集十卷，晋宣帝集五卷，宋文帝集七卷，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后周明帝集九卷，炀帝集五十五卷，

　　　士族

别集四百三十七部，士族约占百分之九十。


　　　女性

班婕妤集一卷，谢道韫集二卷，梁临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记室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


　　　寒门贫士

吴人杨厚集二卷，晋王沈集五卷，晋处士杨泉集二卷，晋徵士闵鸿集三卷，晋齐王府记室左思集二卷，晋徵士许洵集三卷，颜言之集二十五卷，


　　　　佛僧

晋沙门支昙谛集六卷，晋沙门释惠远集十二卷，晋姚萇沙门释僧肇集一卷，宋沙门释惠琳集五卷，陈沙门《释标集》二卷，陈沙门《释洪偃集》八卷

  由上述归纳和统计可知，汉志和隋志中，士族在文学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掌控着文学话语权，虽然也有诸如宋玉、王沈、左思等的寒门贫士参与到文学的

创作中，但群体力量薄弱，处于文学活动的边缘。这不仅显示着文学与政治的

关联，也显示着文学的阶级性特征。另外，女性文学著作也有收录，但比例较少，

所以文学话语权在性别上掌握在男性手中。再看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

*因基础文献数量多，为避免材料堆积，此处不一一罗列，仅列宋前期。

《骑省集》徐铉  《河东集》柳开  《咸平集》田锡  《寇忠愍公诗集》寇准

《逍遥集》潘阆  《乖崖集》张咏  《小畜集》王禹偁  《南阳集》赵湘

《武夷新集》杨亿 《和靖诗集》林逋  《穆参军集》穆修 《晏元献遗文》晏殊。《文庄集》夏竦  《春卿遗稿》蒋堂  《东观集》魏野  《宋元宪集》宋庠

《宋景文集》宋祁 《文恭集》胡宿  《武溪集》余靖  《安阳集》韩琦

《文正集》范仲淹 《河南集》尹洙  《孙明复小集》孙复 《徂徕集》石介

《蔡忠惠集》蔡襄 《祠部集》强至  《镡津集》释契嵩  《祖英集》释重显《苏学士集》苏舜钦 《苏魏公集》苏颂 《华阳集》王珪　　

　　可以看出，诸如张咏、王禹偁、潘阆、林逋等的寒门贫士在文学创作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学话语权不再掌控在士族手中，正是由于寒门和士族之间的这种变化，文学创作主体扩大，才产生了归隐文学，雅文学与俗文学之分，促进了文学的大繁荣。


　　　　　　　　(二)文学体裁，风格，流派等的高低之争

    关于文学体裁，上述第一部分（二）中阐释的赋、歌诗、诗、词曲等的文体演变过程呈现了文学体裁的变化此处不再重复赘言。

　　汉志诗赋略总论中提到：“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隋志总叙中提到：“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爱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

    总目集部总叙中提到：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明代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可以看出，在纂修汉志时，古人就已经注意到了文学风格的多样，但还没有因此形成派系，到隋志时，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不同的文学风格日趋明显，文学流派也由此而生。根据汉志和隋志的总叙可以看出，古人形成了尚风骨讽谕，辞清文雅，贬绮靡艳丽，失主旨的一种评论标准。这既为后来诗文评类繁荣提供了基础，也开启了雅俗之别，流派之争。在不断的发展中，到了总目时，便出现了诸如：

　《河岳英灵集》三卷，唐殷璠编，            《西昆酬唱集》二卷，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明茅坤编， 《苏门六君子文粹》七十卷，

　《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江湖后集，旧本题宋陈起编

　《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邵浩编等这样的门派集子。


　　　　（三）儒家思想的发展对学术的影响（古文运动，理学，心学）

  我们在翻览总目时，可以看到总目集部中有这样的收录及提要：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明茅坤编。

　《诸儒性理文锦》八卷，其书全录《宋儒性理》之文，间亦上及韩愈、柳宗元。

　《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宋陈淳撰。“陈鹅湖之会要旨”。

　《榕村集》四十卷，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所长在於理学、经术，文章非所究心。然即以文章而论，亦大抵宏深肃括，不雕琢而自工。盖有物之言，固与鞶帨悦目者异矣。数十年来，屹然为儒林巨擘，实以学问胜，不以词华胜也。”

　《来复堂集》二十五卷，明曾维伦撰。“维维伦学出姚江，与焦竑、李材、罗汝芳等，共阐良知之旨。故文集十九卷，以《理学见解》三卷为冠；诗集六卷，以“理学诗”六十一首为冠云。

　《斯文正统》十二卷，国朝刁包编。“是编所录历代理学诸儒之文凡二百一十有六篇”

　《陈剩夫集》四卷，明陈真晟撰。以阐释心学为主。

　《疣赘录》九卷、《续录》二卷，明顾梦圭撰，上卷论“五经”、“四书”，下卷皆杂论，而说经讲学者居多，大旨以心学为宗，阐王守仁之馀绪。

　《潜学稿》十二卷，明邓元锡撰。此其所作杂文及语录也。其语录力辟心学，

　 从三部类书经部，史部，子部的研究论述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对学术的影响，集部则向我们展示了儒家思想在面对外来以及其它思想的入侵时，所做出的自我保护反映。唐代韩柳的古文运动，重新阐释了文道关系，着重强调儒家伦理，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的发展也是儒家思想在应对时代发展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创新，思想与主张学说必然通过文学表达出来，所以儒家思想这颗大树生长出来的枝杈必然推动学术的发展演变。


　　　　　　　　　　（四）佛教与集部

　　　　　　　　　　　——佛教与诗，佛教与诗评，佛教与词曲

  隋志别集类中收录有：晋沙门支昙谛集六卷，晋沙门释惠远集十二卷，晋姚萇沙门释僧肇集一卷，宋沙门释惠琳集五卷，陈沙门《释标集》二卷，陈沙门《释洪偃集》八卷等佛家文集。总集中收有法集百七卷。

  总目别集收有：杼山集十卷，唐代僧皎然撰，《谷响集》三卷，元释善住撰。《牧潜集》七卷，元释圆至撰，《东皋录》三卷，明释妙声撰，《直木堂诗集》七卷，国朝释本昼撰，“此集乃其晚年所著，凡诗四百馀首，其诗不作禅语，绝无僧家蔬筍气。”《雪浪集》二卷，明释洪恩撰。“上卷为诗，下卷为偈语、杂著。” 总集中录有《唐四僧诗》六卷等。

  由上述可知佛教兴盛下，僧人也参与到了文学创作当中，但佛教对文学，包括诗词，小说，戏曲等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佛僧参与创作这样的浅层。实际上，佛教与文学题材的丰富，对于创作主旨的寄寓，以及对文人文学思想的冲击都有影响。佛教中的神佛，鬼怪等人物形象，因果善恶，因缘生法等佛理也成为了戏曲等文学创作中的素材。无论是援佛入诗，丰盈诗歌的内容，还是以禅喻诗，论诗，亦或是以诗文释佛理，都是佛教触及到文学方方面面的表现，佛教以文学为载体进行更广的传播说教，也更容易得到认同，文学因佛教而注入新的活力。所有这些都在更深层次上印证着佛教传入中国后入乡随俗的中国化特点。


  综上所述，三部类书中集部整体上和细节上的发展演变，向我们呈现了诸如赋、歌诗等文体的流变过程，文学流派、风格的多样对学术的影响，再现了文学话语权的转移趋向，雅俗文学的消长历程，而这又与古人治学的贵贱之分观念、学术意识的自觉，儒家思想和佛教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