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故事侠主题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李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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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故事侠主题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李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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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故事侠主题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李悠罗

张良故事侠主题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李悠罗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张良故事从《史记•留侯世家》开始一直流传于世，张良故事中侠主题主要表现为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事，在《史记》、《汉书》正史里表现为复仇、游侠的形态，而形成了固有的侠风色彩。随着历史潮流和文学发展，不同时期的张良故事的侠主题受到创作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而展示了不同的体现程度。

关键词：张良；游侠；故事；演变

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的“帝王师”张良既是“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军师，又是得道成仙而从赤松子游的仙人。此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即为侠士。除了最有代表性的博浪沙刺击事件之外，在他传奇性的生平事迹中，我们还能发现其它 “侠”的痕迹。《史记•留侯世家》对此有生动描写，张良和沧海力士在博浪沙以种百二十斤的铁锤狙击东游中的秦始皇。虽然没有成功，但太史公的这一记录对后代文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在清理张良故事有关文献及其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张良故事中侠主题的流变及其内涵。

一、张良故事有关文献整理

（一）汉唐时期

汉代有关张良的文献多为史书。张良故事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留侯世家》，记载了张良一生的主要事迹。由于张良故事颇具传奇性，再加上太史公生动传神的描写，后世以张良故事为创作材料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而流传于世。《史记》之外，东汉《汉书》也载录《张良传》，主要内容与《留侯世家》大致相同。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张良故事文献的体裁出现多样化趋势，这说明张良故事在这一时期流传更广，并得到文人的普遍关注。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文人笔记、变文、诗歌等各自以张良故事为材料创作作品：志怪小说类有《搜神记》、《仙传拾遗》、《录异记》；志人小说类有《高士传》、《殷芸小说》；文人笔记有《抱朴子•内篇》、《长短经》、《人物志》；变文有《汉江王陵变》、《季布诗咏》；诗歌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从内容上看，这时期的张良故事偏重于神仙故事和计谋故事，而且还叙写与正史不同的或正史不记载的内容，如《抱朴子•内篇》卷五《至理》：“绝穀一年，规轻举之道，坐吕后逼蹴，从求安太子之计，良不得已，为画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吕后德之，而逼令强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国秘记云，良得黄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师四皓，甪里先生绮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从受其神方，虽为吕后所强饮食，寻复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国之言，则良为得仙也。”此事《史记》、《汉书》有载，但司马迁、班固没有写吕后“逼令强食之”、“良本师四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等内容，这些情节是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这表明历史人物张良逐步脱离史书的局限，在文学作品中逐渐获得独立性。时至唐代，《仙传拾遗》则对“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的情节进一步加工：张良成为尸解仙、登仙后为太玄童子、从老君于太清。变文作品主要叙写西汉开国过程中的张良，尤其是在《季布诗咏》中张良成为教楚歌的主角，张良在山顶上亲自一句一句地教楚歌，这也是作者的想象力的表现。《季布诗咏》名义上是季布的故事，实际上是对张良故事的演绎。

（二）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的张良故事主要见于话本小说和戏曲作品，从体裁上看，话本、杂剧之外，道家典籍、传记、评论性笔记等各种体裁也是张良故事的重要载体。从内容上看，大体分为神仙故事和帝师故事。

至宋代，话本小说作者及道家学者把张良的传奇性融入到各自的作品里。如《云笈七笺》有《汉初童谣歌一首》条，是张良拜玉童的故事，以民间传说的形式表现张良故事。《玄品录》属于道教传记集，它把张良评为道权而记载张良的传记，宋代评论类的文人笔记相当流行，有关张良的这种笔记杂文也比前代增多，而且其内容和形式很自由，代表的作品有苏轼的《留侯论》、洪迈的《容斋随笔•张良无后》等。话本作品比文人笔记更具文学性，《清平山堂话本》中著录的《张子房慕道记》采用诗选的形式，展示张良和高祖之间的对话；《全相平话五种》中《秦并六国平话》和《前汉书平话》叙写张良的起凤腾蛟的面貌，主要展现秦汉交替期的西汉开国的过程，尤其是《秦并六国平话》写博浪沙狙击故事，比正史记录突出了情节的现场感。

到元代，有关张良的戏曲作品大量出现，戏文以及杂剧等或多或少的涉及张良故事，如李文蔚的《张子房圯桥进履》、尚仲贤的《汉高皇濯足气英布》、范康的《陈季卿误上竹叶舟》、佚名作者的《运机谋随何骗英布》、《随何赚风魔蒯通》、《汉公卿衣锦还乡》、《十样锦诸葛论功》等。这些作品里的张良大多被表现为神仙或帝王师；在《陈季卿误上竹叶舟》、《十样锦诸葛论功》中，张良虽不是作品的主角，但也是推动作品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其作为神仙或具有神仙风貌的形象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感；其他作品主要描写西汉开国时期中活跃的张良，给运筹帷幄的谋士形象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张良故事被大量创作，与前代相比，最明显的差异是以张良故事为主的单独作品大量出现，如《赤松记》、《赤松游》等。

现存的明清时期相关作品如下：传奇有《赤松记》、《千金记》、《赤松游》、《双锤记》；杂剧有《黄石婆授计关》：话本小说有《张子房归山诗选》；章回小说有《两汉开国中兴专志》、《全汉志传》、《西汉通俗演义》、《二十四史通俗演义》。还有一些短篇笔记小说和诗歌作品。

从明代开始，张良故事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变化可以归纳为下面三个方面：第一、故事情节的细致化、具体化。伴随着民间文艺的发达和文学体裁的多样化，明清时期的张良故事具有了作为叙事文学的面貌，作者把历史事实和文人虚构相结合，幻化出一个文学的世界。例如《赤松游》写出张良得沧海力士的内容时，丁耀亢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描绘张良去见沧海君的路上偶然见力士的情节，宋元时期的有些作品也提到这一情节，但从其加工程度上看，明清时期的作品到达更高的境界。第二、人物的立体化。不仅情节进一步丰富，这时期的相关作品对登场人物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又利用人物间的对话的具体化，从而引导人物性格、特征的具体化，给读者提供立体的、逼真的人物形象。第三、新的故事内容。张良故事脱胎于原本历史原型而成为新的故事。之前的相关文文学作品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文学加工，有的上承前代的故事，有的有所变动，但整体而言，其流变都是在原型故事的范围内进行的。到明清时期，出现了新的情节，例如《双锤记》的作者范希哲在《双锤记序》说：“偶于稗史中有《逢人笑》小说，内载琉球国力士称王一段，则云操椎之人为陈大力。”陈大力为张良故事中的力士，作品又叙写琉球国的政治形势，最后两条故事并拢于大力与琉球国女王姊妹成亲之事，作者把《逢人笑》的情节和张良故事结合而写出了新的内容。又《黄石婆授计关》源于张良“亡匿下邳”的故事，作者却增设黄石公的妻子这一形象，创作出与原型故事不同的新故事。

二、汉唐时期：侠文化背景下的张良故事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说：“留后，天下之大侠也，靡俟吾赞。”[1]138同时，选录《留侯世家》的开头部分：“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2]1198博浪沙事是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最明显地表现他的侠风气质的情节，并对后代文学作品中的侠士张良形象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阅读《留侯世家》时，我们发现贯通张良平生的一个词——复仇。看《史记》中的其他本纪、列传，开头的内容一般归纳其人物诞生故事或者少年时期的非凡行迹或事件，相对而言，从家门没落开始的《留侯世家》，可以说，选择了强调其复仇心的形式。在此，司马迁暗示着影响张良一生的关键词，见沧海君，刺击秦皇，败而隐身，见黄石公，修炼兵书，辅佐沛公，建立汉朝，这些行为都是在张良对秦朝的复仇心理下激发出来的。这种心理与任侠一脉相通，《韩非子•八说》云：“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有侠者，官职旷也。”又，《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以“有侠”形容轻官重意，即不重视社会的地位、制度，反而重视义气，又为了达到自己的正当目的或保持对同志的义气，可以违反社会秩序和法规。于是贵族身份的张良“以家财求客刺秦王”，虽然“项伯常杀人”，能“从良匿。”

《留侯世家》记录的青年张良的行迹的确反映着当时的游侠情景。侠士阶层大约出现于王权衰微、权力分散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中央权力的瓦解引导非主流、离轨阶层的诞生。流动的个人形态的初期游侠，经过诸侯公卿“养士游侠私剑”的过渡期，逐渐变成一个集团，在政治舞台上能发挥独立的力量，至秦汉交替期，侠士的群体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留侯世家》记载张良隐身时为灭秦兴韩召集游侠少年的情况：“后十年，陈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遂属焉。”[2]1200此就展示着当时侠士集团的在政治、社会上参与的扩大，也说明西汉开国的主要动力为侠士阶层。

两汉统治体系导至游侠集团的豪侠化、分化，随着统治强化，他们逐渐摆脱离居所的流动性，而定居于固定的领域、相互争斗。但是，“大一统的政府之不能容忍游士、游侠过度活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般离心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出租相对对立的位置。”[3]80东汉以来，正史没有记载有关侠士的记录，就说明这些观点的合理性。

经过魏晋六朝时期，侠的分化现象更加明显，此归纳为两条路，即民间社会的武侠和上层社会的游侠。值得注意的是，上层阶级受到从社会下层开始的侠风的影响，他们的尚侠造成失去其本来意味、只模仿先秦两汉侠风的现象，这种‘尚侠夸饰之风’到唐代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发展。虽然唐代始行武举，这只刺激了官宦子弟游侠习武的欲望而已。此流风的负面性很大，却引起歌咏游侠的诗文创作，因而自然带来了咏张良侠风的诗作。李白在《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怀念“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的张良，还以《送张秀才谒高中丞》、《猛虎行》等表现出自己“嘉子房之风”的心情。世族子弟出身的李白从小把游侠当作自己的规范，“少任侠”达到“手刃数人”的地步，他可以说是个唐代侠风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极好例证。此外，胡曾、颜真卿、元稹等也都将张良侠气之事写入诗中。可以说，咏侠诗潮是张良故事在唐代得到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对来说，唐代有关张良侠风的叙事作品几乎没有，这原因可能在于故事内在的侠主题，与唐代很流行的武侠故事相比，或与故事产生时间不远的荆轲故事相比，其情节结构较为简单，叙事结构也没有很大的戏剧性，故而自然不适合成为魅力的创作材料。同样，因情节本身有戏剧性要素，张良故事中有关神仙的情节流传于唐代小说，此也说明文人在道教兴盛的文化背景下选择“成仙”的张良故事。

三、宋元时期：侠之主题的淡化与变质

宋代新儒学或理学是从儒家观点融合佛教禅宗的唯心主义和易、老、庄的宇宙论而创造的一个思想体系。理学正符合当时统治者对强调伦理纲常的需要，因而逐渐占据了宋代政治、思想的主流地位。朱熹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但他所说的“理”实际上指封建伦理纲常，甚至“理”的永恒性成为封建伦理永恒化的根据，而且“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理论的合理理由。元代初期有过理学的弱化现象，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定，元朝也开始重视理学的重要性。宋元时期理学的发展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张良故事的侠主题也受到理学的影响。

宋话本《秦并六国平话》中博浪沙事的具体表现和描写，不像《全相平话》的其他作品《武王伐纣》和《乐毅伐齐》那样脱离历史，《秦并六国》是一部比较符合史实的讲史话本。所以郑振铎先生评价为“这是一部纯粹的历史小说。”[4]222当然，也在正史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虚构情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加入的情节大部分属于神怪荒诞的，但博浪沙情节包括的虚构成分却不荒诞，反而非常有说服力。《秦并六国》的作者加入韩残兵，把从个人的复仇心理引起的博浪沙事改变为集团的爱国斗争；另外，从“为韩王报仇”这五个字能看出，从孝心开始的个人复仇扩张到恪守忠贞的忠烈情节，因此张良的角色被缩小，沧海力士的形象被弱化，给秦始皇大冲击的不再是力士的铁锤，而是残兵投的石头。秦始皇“只见坠石打将来”，“顶门失了三魂，脚板上去了七魄。”于是他对李斯只问“何人坠石，敢打寡人车架？”不问力士的铁锤。总之，《秦并六国》的作者在理学兴盛的背景下有意无意地强调封建伦理的至高价值“忠”，此自然导致充满个人自由主义的游侠色彩被淡化。

元杂剧《张子房圯桥进履》开始于自称大罗活神仙的道士和太白金星从各种危险挽救张良的情节，他们之所以帮助张良，是因为他的“忠孝双全”，因为“凡为人臣，要心存忠孝，长思君王爵禄之恩，父母生身之义，必以忠君为先，竭力尽心，长怀补报”，张良才见神仙、保存生命。李文蔚在张良和他们见面场面反复称赞张良的“忠孝双全”，又对博浪沙事表示“谁想击之不中也”的遗憾，甚至，通过太白金星的说话，明确地表现“千经万典，不如忠孝为先。”在此过程中，张良故事的侠风相对模糊，博浪沙事脱了游侠色彩，而披上忠孝的衣服。

四、明清时期：侠之故事的再创作

明清时期的张良故事侠主题故事主要表现于明末清初的传奇和章回小说。明末清初的汉族文人通过文学创作抒发对亡国哀痛之情及反清之意，如叙述抗清活动情况的《海角遗篇》等。现在只存题目的相关传奇，如王翃的《博浪沙》、张公琬的《博浪椎》、王万几的《椎秦记》等说明当时社会氛围对这些作品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根据题目，容易看出其内容为张良为韩报秦事，在此时期，博浪沙故事受到文人的重视，比较广泛被采用。在明末文人的眼光下，为了祖国付出自己的所有力量而试图狙击秦始皇的张良，是抗清象征的好题材。不但张良，沧海力士的形象也有所改变，在《赤松游》中力士出身于“韩国亡将”，对张良表示出积极的报仇意志并对报仇方法提出建议。本来因张良之请参加狙击的力士，在此变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也可以说，象征着主体的、积极的抗清义气。与前代文本相比，这时期的力士形象更加突出，受到肯定的瞩目，这表明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作为实际上狙击行为的主角的力士得到再评价。《赤松游》还相当详细地描写张良和力士相逢的情节，其过程也比前代更具有戏剧性，作者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而强调两人的非凡、命定之见，并通过两人结为兄弟的情节使之更具侠义色彩。

相对而言，明代中期的《西汉通俗演义》比较维持历史小说的面貌。如“壮士不肯招出何人主使，乃撞柱而死”，当然比前代作品有更多的虚构成分，可博浪沙情节的戏剧性却不超过明末的相关文本。壮士帮助张良的名分也不太明确，他只看张良的“器宇不凡，语言出众，奇特之士”，决定谋事，其关键不是侠义、报仇。值得注意的是，博浪沙故事代表的张良故事侠主题在明代以来逐渐受到重视，慢慢获得作为叙事材料的资格。明末清初的《双锤记》是以博浪沙故事为中心，结合《逢人笑》的力士和琉球国故事而创造新的故事，进一步强化侠风色彩，而成就了武侠小说一般的叙事结构。全作品由于张良、力士的活动及琉球国女王姊妹的女侠形象弥漫着侠风的香气。《黄石婆授计关》也采用博浪沙事而编织出了带有喜剧色彩的新故事。

总之，张良故事中侠主题在《史记》、《汉书》正史里表现为复仇、游侠的形态，而形成了固有的侠风色彩。魏晋唐时期，随着上层社会的尚侠热潮及咏侠诗作的流行，张良故事的侠主题主要表现于诗歌作品。宋元时期理学的发展导致侠主题的淡化，博浪沙故事和张良形象变成忠孝宣传的手段。明末清初的传奇作者大量采用博浪沙故事，而发泄反清情绪和民族情绪。明清叙事文学的发展自然带来了张良故事中侠主题的变化和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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