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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部目录演变看古代经学之特点（修改版）
发起人：Ting　　回复数：0　　浏览数：1042　　最后更新：2022/10/11 9:05:13 by 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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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11 9:01:14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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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部目录演变看古代经学之特点（修改版）
从经部目录演变看古代经学思想之特点





一、经部的子类设置流变

二、经部的变化：





1.

通过梳理经部在诸图书中的设置，可以发现，经部数量在不断增多，分类也越加科学。





2.

《汉书·艺文志》以“六艺略”代经部并史部，《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将“经”专列一类。





3.

《汉志》虽然没有经部，但却与后世目录书收书一致。而且前五类相对固定，“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五类几乎始终固定在前，五类中又以《易》为群经之首。





4.

《四库全书总目》中，“乐类”被降为了第九。





5.

《隋书·经籍志》增《

纬

书》一部，不过《四库全书总目》并未沿袭，只是将《易纬》附录于《易》类。





6.

《四库全书总目》中礼类和小学类较《隋书·经籍志》数量减少，但分类更加清晰明确。





7.

《四库全书总目》将附于《论语》的“五经正义”独立为子类，并抽取《礼记》中《大学》、《中庸》，将《孟子》升至经部，与《论语》合并为四书类。





8.

《论语》和《孝经》的次序发生变更，到《四库全书总目》，《论语》被并入四书类，依旧位于《孝经》之后。









三、“经部”目录变化折射出的古代经学特性









首先分析经部从无到有的历程和变化。





《汉志》虽然没有经部，但却与后世目录书收书一致，这其中主要是与儒家思想的盛行有关。那么为什么儒家思想盛行了它就能独立了呢？这个问题的决定因素就在于政治和学术的关系，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学术和权力的关系，儒家地位的强化是是执政者对其肯定和推崇。西周“学在官府”为后代中央集权的统治定好了调子，从西周开始，到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它一直在被权力左右。事实上，这中间是出现过知识和权力并行的机会，即诸子百家时代。





西周末年，“学在官府”被打破，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仕”出现，昭示了一种好的前景。然而此时所有的思想主张依旧是建立在“君命南面之术”的基础上，唯一没有将自己的学说向君主献媚的就是庄子。庄子是建立在个体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上的，庄子的“无”就是要远离帝王，无在的逍遥状态，但庄子的主张没有得到落实。秦始皇直接压制了所有的知识，直到汉朝时被打压的知识才有机会抬头。这时儒家是最有利于皇权通知的。儒家最基本的东西：入世的精神，仁爱的人际关系，相互关爱等都是符合管理需要的，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典型的社会思想被统治者拿来所用的思想文化事件。经部成立的本身就是学术被统治者拿来使用的表现，经部的独立其实就是帝王统治者利用学术思想来帮助其统治的焦点问题。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经部”包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四库全书总目》：“《诗》寓以风谣,《礼》寓以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所以“经部”并不是因书籍内容而定的学术分类。“经部”之所以会分立，没有归入史、子、集，是因为在封建时代，经书具有比其他书籍更为突出的典范教化意义，也可以说，“经部”是依据王朝思想统治需要而定的政治分类，它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束缚下的士大夫和历朝历代的学者为统治阶级所收纳的历史现实。





“经部”在目录中的诸多变化表明，经书与研究经书的经学并非恒久不变, 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经典的产生以及后世对经典的选择, 都是社会需求的产物。首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籍有13269卷，《隋书·经籍志》则有36708卷，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多达172860卷，单就数量上来看，历代积累的学术和思想的数量已经膨胀了相当多，甚至这还不是全部的书籍，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大型的焚书事件不止一次，而且三部目录也病没有把当世所有书籍文献全部收录，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知识与思想一直在发展、增长和变化。





更具体的说明这种变化或是增长趋势。





《汉书·艺文志》没有明确设立经部，“六艺略”是为后世经部史部之合。“六艺”本是先王旧典，内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所以可供阐释的空间极大，其实六艺所代表的六经之学本不是儒家一人之家学，诸子各家都将“六艺”看作是上古经典，《庄子·天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只是儒家依托六经为基本典籍，成立了自己的知识基础，使儒家思想更有了权威的解释，双方就此建立起了互相认同的凭据。《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对“六艺”之用都有专门说明：





《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德,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王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隋书·经籍志》：“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此事,《春秋》教也。”









儒家经学在历经“秦焚项火”之后，在汉代迎来新的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汉代儒生以传授古经为急务。传授古经，首重传写，次重整理，再次则是解释。传写，必须注意文字的形体，以免错误；整理、解释，必须注重于章句的辨析、文字的意义和音读。所以经学兴起以后，文字的形音义也兴起。《汉志》附“小学”于《六艺略》之末，使得一般学者以为“小学”为经学的附庸，便是因此。但是实际上，研究小学与研究经学的地位，几乎是相等的。把文字学叫做“小学”，古文经盛行，对古文字的研究亦盛行；重在训诂，对字义的研究特别盛行。因此造就了“五经无双”的字圣许慎，著成《说文解字》，所以明示古小学“六书”的意义的。不过后来“小学”地位每况愈下，小学在早期目录学中地位那么高，是因为经部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被统治者认可，为统治者服务，虽然“小学”是工具书，没有本身学术的价值，但位列经部学术不仅需要阐发思想的东西，也需要能够解决阅读者和思想的障碍。后来“小学”地位的下降是从超工具的，即：从解读经典的存在下降到普通工具书。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确立了汉代儒学转变的思路。董仲舒向汉武帝上书“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将传统的“六艺”经典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构建一个完整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体系，使经学向神学化方向发展。不仅如此，他还着重强调了思想文化的统一对大一统王朝的重要性后，汉武帝颁布了影响中国思想、政治、学术至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儒家之学被确定为经学，正式确立了其在汉代学术思想领域的独尊地位。上古六经也因儒学独尊从而确立了官学系统中的经典地位，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经籍实质是以儒家六经为代表的文献典籍。自此在中国思想领域，儒家逐渐拥有了垄断真理的权力。





儒学之所以能在汉代成为由官方进行背书的学问，是因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顺应当时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将儒家经典与阴阳五行，谶纬学说相结合，儒家理论在一代又一代经学家的演绎和阐释中，其性质逐渐从先秦时期的以“仁”为核心转变为了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思想。儒家的学术思想日渐世俗化政治化，儒家思想已经不单单是道理是学问，更成为了制定法律和裁决事件的凭证，儒生成为了距离皇权最近的人，这为儒生争取到社会地位的同时也使他们丧失了部分的学术自由。从汉武以后直到清末康有为，诸位学者政客但凡想著书立说，就必须要从经学中找到依据，而且必须要对皇权有所助益，起码不违背封建大一统，不然极容易被打成歪理邪说不被接受，不论其观点多么新颖超前。所以中国所有学说中最能反映时代精神和文化倾向的从来都是经学，经学独尊的地位，无人可破也无人赶破，反映在目录就是经部相关典籍始终居于首位。





但是不论经书有多权威，数量总归有限，对其阐发总要受历史和文本的限制，为了降低这种限制同时也因为今文经学在当时的大行其道，所以相较于有限的经书，可以无限被制造且阐发更自由的纬书逐渐逐渐取得了正统和主流的认同。后来谶与纬逐渐融合到一起，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公元24年）召令尹敏、薛汉等校定图谶，至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谶纬被统一起来，并被称为内学,取得了“国宪”的地位，作为东汉王朝官定的辅助儒家经典的文献，以谶说经，成为东汉经学的主流，由此儒家经典也神学化了。到汉章帝时，由班固整理并编纂的《白虎通义》更是成为官方经学的最高标准。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以阴阳五行，谶纬神学来说经，所以他们另立一种经学——古文经，与今文经对抗。早期，因为古文经学对谶纬加以批判缘故，古文经学受到当时官方儒学的打压，“在野巨儒”，未被立于学官。古文经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中央王朝的扶持，缺乏与今文经学相抗衡的政治资源，为了在学术上争取安身立命的资本，古文经学家或重视古文经学的学者，就只能凸显文字训诂、典章考证、正读典籍的优势。到章帝时,治古文经的贾逵受重视,古文经籍也随之风行,古文经学地位始提高。其后马融﹑服虔﹑郑玄等在讲解经义﹑训诂文字方面取得很大成就 ,古文经学兴盛,成为魏﹑晋﹑六朝﹑隋﹑唐研究经学的主流，《隋书·经籍志》对此也有所记录：





“(谶纬)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





双方的争执最后在形式上被兼通今古文的东汉大儒郑玄终结。





《汉书·艺文志》借以为蓝本的《七略》的编纂者刘歆便是古文经派的首倡者，《汉书·艺文志》不收当时盛行的谶纬入“六艺略”或与此相关。此外，汉代

谶纬

的

目的特别明确，就是为了维护刘姓汉朝的统治

，

所以

汉朝灭亡之后，它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

更因为它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容易威胁政治，最终被历代统治者禁绝，终至湮灭，然而部分书目为民间占卜所必需，所以《隋志》仍有保留，为其单列一类。





总的来说，

不过

经学

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

内容实际上非常庞大，其中既包括政治伦理，又包括体认修养、天道人性等

。今文经重视通经致用，因此多天人感应、谶图纬书。古文经重章句训诂，其思想多有复古、考据的意味。最后，当两派之争渐渐消弭，整个汉代经学也在此时衰落。





魏晋时期，学术巨变，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经学逐渐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就

学术本身来看，古文经学成为主流，但单纯注重学术性研究，缺乏切合现实的理论，不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多局限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订，从而走向琐碎

。

儒学在此时的式微使得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

了

两种文化发展趋势。一方面，对于非中国本土的外来思想而言，此时不可撼动的儒学稍显颓废的状态为其打开了“乘虚而入”的缺口，这时距离初传中国已然经历较长时间的佛教便趁机而上，走上了与诸子百家，主要是儒、道两方的斗争与融合之路。

不仅如此，

佛教的传入和流行

同时

带动了佛经的传入和翻译，而印度的声明论（音韵学）也随之传入。这大大推动了音韵学的进步，《

隋书·艺文志

》在《小学》子目跋语中说：





“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





不过，

音韵、文字研究的进步

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实际需要也脱不开关系，

少数民族政权

的

陆续建立

使得

语言问题也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小学》子目

也说：





“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经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

。

”





在中国本土的思想领域，两汉时期被儒学压制而被迫沉寂的多方学术思想重获生机，它们在交流中碰撞，于碰撞中融合。中国本土学术思想的汇通造就

了

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盛极一时的魏晋玄学横空出世。魏晋玄学是在儒道兼收的根基下，熔铸多方思想理论形成的。魏晋玄学虽是在儒学失势的

背景

中兴起的，但它并不是儒学的对立面，相反，玄学的兴盛其实是对儒学体系的一种弥补和发展

。

由于受到古文经学的兴起及玄学、佛学等哲学思潮的影响。魏晋之时经书的注解开始出现了尚“通”的迹象

，

这种不同思想文化

相互渗透，互相影响的局面在当时相当常见，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即为魏晋之时融汇众家的集解体、南北朝时的义疏体的风行，

《隋书·经籍志》中新体裁，集解体和义疏体的出现便是对这种经学趋势的记录。





经部从无到有的历程就是学术被统治者拿来使用的表现，经部从形成的那天起，就是被统治者利用的东西。经部独立本身就是帝王统治者利用学术思想来帮助其统治的焦点问题。





《汉志》没有经部，但收书却与后世一致，其实西周“学在官府”已经为后代中央集权的统治定好了调子，从西周开始，到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它一直被权力皇权左右，本来中间出现了知识和权力并行的机会，也就是诸子百家时代。西周末年，“学在官府”被打破，有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出现，昭示了一种好的前景，但除了庄子所有的思想主张都建立在“君命南面之术”，出现了“皮”与“毛”的关系。直到秦始皇将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全部下放。再到汉朝时被打压的知识才有机会抬头，此时儒家的东西是符合管理的需要的，儒家入世的精神，仁爱的人际关系等对于正常的统治关系是百利而无一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场典型的社会思想被统治者拿来所用。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建立，仕途开放以后，教育普及化程度大大加强，寒门仕子逐渐取代门阀士族。原先知识分子贵族的出身和前途的明朗使得他们可以超越世俗追求深刻的纯粹的思想，现在出身贫寒的边缘文化人也有了封侯拜相的可能，这时知识文化成了追逐权力和利益的工具，思想性和哲理性不再是首位，实用性和世俗化才是当时文人最看重的特性。所以《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经部才会在《孝经》和《论语》的位次上有所更改。





从孔子起, 儒家学者便提倡“以孝治天下”的理论, 孝道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此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以孝治天下”作为治国之道积极加以推行。唐朝时期，从统治到士族阶层都推崇孝文化。

尤其

《孝经》在唐朝整个时期内都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以孝选官的制度促进了教育上对《孝经》的重视，在当时的官学及私学中，讲授《孝经》成为重要的授课内容

。而且，

唐朝的统治者从日常的言行到处理皇族事务上都以孝的要求为准则，并且在涉及到皇位的继承和皇帝去世后选取谥号这样的重大事务的时候都将孝列为重要的考虑内容。同时，历代唐朝皇帝将听讲《孝经》列为传统，经常在重要场合命人宣讲；玄宗更是两次亲自注解《孝经》。唐朝皇室的积极倡导孝道，其本质是维护李唐的统治——“以孝事君则忠”，达到使民众忠君爱国的目的。

对于《孝经》的地位，

《

隋书·经籍志

》

中写：





“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其于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也。……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





由此，《孝经》地位不断升高。到了宋代，孝文化作为封建道德理论的核心和基础，更是成为理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有宋一代，原有的汉代董仲舒等人对纲常名教的神学论证早已失去钳制人心的力量，佛教、道教强大的理论攻势也威胁到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因此整顿纲常名教、重振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任务迫在眉睫。士人们围绕复兴儒学的主题, 力图摆脱汉唐经学拘囿于家法师法、沉溺于训诂考证的治学学风, 大胆发疑, 标新立异, 形成了一股疑经惑古的时代思潮。疑经风气孕育了一种自由诠释儒经的学风,直接导致汉学向宋学的转型，治经方式以义理说经取代汉唐的章句训诂；治经主旨以对儒家人文精神与心性之学的诠释取代汉唐经学的阴阳灾异与文字训诂之学的解释。随着经学的转型,经学的重心开始从“五经学”转向“四书学”,兴起了一个以心性义理之学注解四书的“诠释运动”,涌现出大量的四书学著作。直到朱熹首次将四书合刻,序定《四书集注》，中国经学史上始有“四书”之称谓。《四书集注》标志着儒家经学体系中四书学诠释体系的正式完成，“四书”学在南宋以后经学教育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明史·艺文志》经部即收录四书类，《四库全书总目》沿袭此设置。经学中“四书学”的兴起推动了汉学向宋学，经学向理学的的转型，宋代“经学即理学”（顾炎武语）。四书从汉唐到宋代由子升为经,反映了后儒对这四部书的新认识,从四书中发现了被汉代儒生忽视了的儒家心性道命义理之学,理学家得以借“四书”的经典文本建构和诠释其义理心性之学。不过虽然宋儒对于“内圣”之学讲得极为细致，可以说是更胜先秦儒学之论述。但是不论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对于“外王”之学（治国、平天下）的阐述倒是不怎么出彩。





由于宋、金长期对峙,导致“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北方学者对程朱之学了解甚少。北方学术保留汉唐遗风,主要是一种章句训诂之学。随着南儒赵复的被俘北上,南宋理学传播到了北地,

才

逐渐占据学术主流。

不过，因为早期北方不通程朱理学，章句训诂根基深厚，再加上四书学由宋传至元,已经暴露出了一些虚浮的弊端。所以有关代表南方学术思想“四书”和代表北方的“六经”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在元代不绝于耳。在汉唐经学体系中六经（或者说五经）占据了绝对核心的地位，而“四书”则是理学的中心位，两者谁先谁后的排序问题其实是两种不同学术主张甚至是思想体系的较量，单看《四库全书总目》目录排序和小序说明的话，至少清代，五经先于四书，汉学优先于宋学，“考据”先于“义理

”

。





《四库全书》更重考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的学术风气中，清人对与明代经学的评价总体不高。而明代经学正是对延续宋代的理学路线的延续，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对朱嘉经学的独尊”，而且其“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另一方面南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王阳明即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幼，与腐败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了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清代初期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所以士人们开始思考王阳明路线的弊病，清初时期在理学内部产出了修正王学、黜王尊朱、调和朱王等取向，其后,学界渐渐从依附宋学走向了与宋学决裂的对立面。《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延续宋学的明代经学的负面评价相当直白：





“学脉旁分, 攀缘日众, 驱除异己, 务定一尊, 自宋末以逮明初, 其学见异不迁, 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 势有所偏, 材辨聪明, 激而横决, 自明正德、嘉靖以后, 其学各抒心得, 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 考证必疏。”





《四库全书总目》以宋末至明初的经学为一个整体，用一个“党”字将明初经学置于宋末、元代学术的学脉旁分，认为其主持太过, 势有所偏，至于正德，嘉靖以后的明经学，更是使用“各抒心得”“肆”“空谈臆断”来作为当时的学术特点，还提出他们的考证必疏。从整段文字来看，《总目》最大程度地剥离了明代经学的价值, 是一种全盘否定，由此可以管窥到清代对于以四书为核心的宋明理学理论体系的评价。新学风下的学术对象回归到了实实在在的《六经》文本，所以当时不少学者重新开始了文本考证工作，超脱于经典之上的心性之学走向衰亡。





二是清朝皇帝实施文字狱，《四库全书》迄于乾隆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空前强化,代的高压统治导致学者们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只能埋头在书房里对古代各种典籍的语句进行考证，使得政治的实学与考据路线特别发达。清初文人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学、声韵学、训话学等方式来研究经书，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划分学术流派。在这种风气下，考据学在清朝发展至顶峰，“乾嘉考据学”这样的称号意思便是乾隆、嘉庆朝就是考据学的盛世。这也是为什么《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异常发达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1.


[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Ting 于 2023/2/19 19:05:17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