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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志》《隋志》到《总目》经学目录的变迁（修改版）
发起人：蔺坤2022　　回复数：1　　浏览数：1621　　最后更新：2022/10/11 10:21:03 by 蔺坤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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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坤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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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志》《隋志》到《总目》经学目录的变迁（修改版）
从《汉志》《隋志》到《总目》经学目录的变迁

《汉志》六艺略
《隋志》经部
《总目》经部

《易》
13家294篇
《易》
69部551卷
《易》
158部1757卷

《书》
9家412篇
《书》
32部247卷
《书》
56部651卷

《诗》
6家416卷
《诗》
39部442卷
《诗》
62部941卷

0《礼》
13家555篇
《礼》
136部1622卷
《礼》
周礼
22部453卷


仪礼
22部344卷


礼记
20部594卷


三礼总义
6部35卷


通礼
4部563卷


杂礼书
5部33卷

《乐》
6家165篇
《乐》
42部142卷
《春秋》
144部1838卷

《春秋》
23家948篇
《春秋》
97部983卷
《孝经》
11部17卷

《论语》
12家229篇
《孝经》
18部63卷
《五经总义》
31部675卷

《孝经》
11家59篇
《论语》
73部781卷
《四书》
62部729卷

《小学》
10家45篇
《纬书》
13部92卷
《乐》
22部483卷


《小学》
108部447卷
《小学》
训诂
12部122卷


字书
36部480卷


韵书
33部313卷


我国目录学学科发展由来已久，自《汉书·艺文志》开始，在古代史志目录中几乎都设立“艺文志（经籍志）”一类，用以彰显一个时代的文献采集、留存、学术渊源流变情况，其编纂体例一般有六分法、四分法。六分法的典型如《汉书·艺文志》。《汉志》承袭《七略》六分法体例，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四分法的典型如《隋书·经籍志》。《隋志》继承并发展了魏晋荀勗《中经新簿》以来的四分法的编纂体例，目录类别为经、史、子、集。而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古代最为庞大的一部官方史志目录，不仅继承了经、史、子、集的传统目录学分类方法，并且吸收了前代各种史志目录的优长，形成了自己更为成熟的编纂体例，可谓集前代之大成。

《汉志》中未独立经部，而只保留与经部有关的内容，以及部分经部的门类。而《隋志》独立的部分既有子部、史部，又有文学类的东西，在《隋志》中被固定下来。而儒家思想盛行，就经学的独立而言，在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执政者的推崇，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学在官府”，为后代皇权、知识与学术的相互关系定好了调子，即汉代的“独尊儒术”。学术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一直被皇权所左右。皇权与政治是在春秋有可能存在的，尤其是“学在民间”与诸子百家值得注意，特别是新的社会力量——士阶层的出现。但士阶层没有达到并行的期待，而西方形成了一种宗教——信仰教会的管束人们的精神家园。政府与教会并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中国并未发生，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形成了“皮”与“毛”的关系。最令人满意的庄子，与老子不同，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建立在统治基础之上的，而庄子远离帝王，是建立在无所依傍的“无”之上。但庄子并未落实，秦始皇开始全部打趴下，汉武帝时代选择知识，而儒家最有利于统治，符合纲常社会秩序下的正常程序——入世的精神、“仁爱”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仁者爱人”对社会秩序有益。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在汉代以后得到尊崇，“罢黜百家”就是典型的社会思想被统治者利用的关键和表现（学术被政治利用）。

史志目录中的经部可谓最为稳固，不仅位置一直居于首位，而且其内部书目的种类、顺序的变动也非常稳定。《汉志》经部分为九类，分别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隋志》经部分为十类，分别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相比《汉志》，《隋志》将《孝经类》提至《论语》之前，并在《小学类》前增添《纬书类》一门。《总目》经部分为十类，，分别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含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之属）、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含训诂、字书、韵书之属）。相比《隋志》，《总目》将乐类移动至小学类之前；于孝经类之后设立五经总义类；并将论语类整合至四书类；删除纬书类；并在礼类和小学类下分设三级书目，礼类下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之属、小学类下分训诂、字书、韵书之属。

一、《汉志》六艺略

《汉书·艺文志》按六分法分为六类，其中六艺略居于首。

（一）称为六艺而非六经

关于六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大序中解读“儒家六艺”说：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汉书·儒林传》又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可见，六艺作为儒家经典的教学内容，主要以孔子祖述六经为主，用以训练贵族子弟的礼乐文化修养。而《汉志》六艺略称为“六艺略”而非“六经略”，可能也正是出于这传统的“六艺观”。除此之外，观察六艺略的书别。六艺略中不仅包括六经，于《春秋》下还包括《国语》《战国策》《太史公》等史书，并包含《论语》、《孝经》、小学类等，而且小学类书籍分类不甚合理。这固然一方面可以看成是汉代史学观念不独立、小学类归属不科学的呈现。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看成与六经性质相近的书籍，如《春秋》下的《国语》等史书，或者学习六经的辅助读物，如小学作为治学的入门途径。这些丰富、复杂的内容，单用“六经”不足以完全概括，而用培养子弟技艺的“六艺”则比较妥帖。不仅如此，《隋书·经籍志》经部后序中则以“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的表述结语，足以看出“六艺”观念影响的深远。

（二）六艺略位列首位

《汉书·艺文志》以六艺与诸子分类，直接体现出汉武帝之后时代的尊儒尊经的风气。《史记·滑稽列传序》中记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儒家经典居于首位，最重要的原因是相比其他诸子，儒家六艺经典直接为统治者服务，其核心是礼，礼即承认与维护等级秩序。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见“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儒学定于一尊。之后，汉武帝又设立五经博士，将经学提升至官学地位。儒家经典成为官方学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此后不仅汉代统治者不断尊经，以后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根据统治的不同需要，不断扩大和增加儒家经典的范围，并对儒家思想作加工改造的工作，以维持其思想统治。如唐朝时，在汉代以来《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为九经。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唐太宗太和年间，在“九经”基础之上，加上《论语》《孝经》《尔雅》，而石刻十二经。至宋代，随着孟子地位的提高，在宋末《孟子》也被列入经书序列，至此十三经的格局基本完成，成为古代最核心的思想经典与统治基础。

（三）《易》的领先地位

班固在《汉志》六艺略大序中将《易》与其他五艺进行比较，提到：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故,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这就充分的肯定了《易》的重要性，直观显示出《易经》在六经中的核心地位，尤其在各类小序中常常以《易》中语句做导引。而在《汉志》易类小序也对易类文献的流传情况进行了总结：

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和)[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

可见，《易》的地位并非一开始就高，在秦火以后因书籍保全之故才成就了其独特地位，同时也吸引更多学者对其进行关注与研究。据《汉志》易类著录情况，为其作传的即有《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工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二篇》等七家，可见确实有很多学者对周易进行研究。自《汉志》之后的史志目录中，《周易》也一直居于领先地位。据《总目》易类小序所言，“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为说。”可见《周易》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确实有其超然独特的地位。

（四）汉代经学家重家法

《汉志》中经学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家法。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战国时期，诸子纷争，传授以口传心授。其二是汉代有今古文之争，又因只有其中一部分可立于学官，因此更加加深了门户之争。《汉志》经部子目中，往往一部经书，存在多家版本，正是这一体现。《汉志》序中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

各子目的小序中更是用相当篇幅来叙述每部经的不同流派。流派的分别、门户的争端，势必导致经学治学方法的不同。《汉志》跋语中对这一现象也有评论：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这里将“古之学者”和“今之学者”进行对比，重点指出，今之学者面对的是“经传既已乖离”的情况，因此产生的家法、流派，以及对家法的因循，导致了“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亦即解经的繁琐，造成了“自蔽”的后果。

二、由《汉志》到《隋志》经类子目变化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现存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其书收录范围颇广，大体体现了隋代以前学术流变情况。

（一）易类数量大增与玄学的发展

相比起《汉志》中易类13家294篇，《隋志》中经部含有易类共69部551卷（通计亡书，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五卷），可谓数量颇丰。据《隋志》易类小序提到东汉以来，易类文献流传情况：

……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针对《汉志》六艺略中所提到的汉代学者专治一经的弊病（:“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此学者之大患也），经学家们试图冲破今古文的界限。以易类为例，郑玄作《易注》后，梁丘、施氏、高氏、孟氏、京氏等治周易的今文经学日益衰落。此外，魏晋以后经学参以玄言，出现了用玄学理论注解儒家经典的新经学，使得儒生从重视《春秋》到转而重视《周易》，并且突破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注经方法，尝试从性理层面进行经解。这种玄学化的注经作品典型的则是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经学与玄学的双向互动在注解《周易》等“三玄”作品的时代风尚上体现的最为显著。

（二）礼类受重视

从各子目篇目变化上来看，由《汉志》到《隋志》，各子目的部数或卷数大多有所增加，其中篇目增加幅度最大的是《礼》（从《汉志》13家555篇增至《隋志》136部1622卷），可见这礼类在汉唐之间的长足发展。在这些新增著作中，南朝经学家所做贡献最多，从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南学之可称者，唯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专讲《仪礼》丧服、五服的书籍近50部，占据礼类书籍的三分之一强。除《仪礼》外，《礼记》的发展也非常明显，并且已经出现了各类《礼论》、《礼答问》、总述《三礼》书籍的礼书，显露出礼类需要进一步分类的趋向。关于礼学在南朝的发展，马宗霍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对此有也有过总结：

经学之最可称者，要推三《礼》。故《南史·儒林传》何佟之、司马玚、雀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沈洙、戚衮、郑灼之徒，或曰“少好三《礼》”，或曰“尤明三《礼》”，或曰“尤长三《礼》”，或曰“通三《礼》”，或曰“善三《礼》”，或曰“受三《礼》”。

《礼》学的兴盛源于南朝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一方面，南朝处于混乱时代，呼唤秩序，而秩序的建立势必要以礼制来作为规范。另一方面，南朝多世家大族，门第宗族观念盛行，无论是家族之中还是家族之间，礼制更是最重要的准则。最后，南朝玄学、佛教盛行，儒学，尤其是礼学的复兴也是儒学与玄学、佛教斗争的手段和结果。

（三）《孝经》位于《论语》之前

从排列次序来看，相比于《汉志》，《隋志》中的《孝经》向前提了一位，《论语》因之后移一位。《隋志》中新增加的《纬书》安放在了《小学》之前，二者均列于经部的末尾。

《孝经》位次的变化可见对孝经的重视。《隋志》对孝经的推崇在孝经子目的跋语中也可见一斑：

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

在这里对《孝经》极尽推崇之势，尤其是其中的“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王者之要道”，更是可以看出将《孝经》提升到了治理国家的高度。这种对孝经的推崇，应该与唐初的政局有关。《隋书》之草创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但其修成则在太宗贞观年间，可以说这里反映的应该是太宗朝的理念。李世民经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所作所为无一符合《孝经》之义。这里对《孝经》的极力推崇，更多的是一种粉饰。

唐代对《孝经》的推崇并非只停留在太宗一朝，而是一以贯之的。至玄宗时，李隆基更是亲自为《孝经》作注，并亲自书写刻有“石台孝经”。唐代统治者对《孝经》的推崇也影响了下层民众，乃至远在西州这种偏远地区的民众都产生了在墓葬中随葬《孝经》的习俗，在新疆阿斯塔纳的唐代墓地中，许多墓葬中都发现了用于随葬的《孝经》写本。

《孝经》也与统治者的利用有关系，特别体现在与《论语》性质的关系上。“孝悌”学术的变化，《孝经》更重要，统治者来看的想法和用意，某种程度上《孝经》思想与《论语》趋同，不冲突，是交叉的。《论语》内容比较宽泛，而《孝经》是专孝经的，提到前面，比较好操作，统治者控制国家治理的另一方面。

（四）论语类与小学类数量增加

《隋志》中的论语类的收录书目，相比起《汉志》来说不仅数量大大增加，特别是收录的范围也更加驳杂。不仅包含各种论语集解、释疑、义疏，而且也将《尔雅》、《广雅》、方言等几部小学类书籍以及五经六艺总论等书籍包括在内。这当然显示出《论语》在南北朝时期获得的长足发展，其原因在于在佛学、玄学的冲击下，儒学的反抗与复兴，以及统治者为恢复统治秩序对儒学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经学总体发展的迅势，不仅出现了总述三礼的著作，而且总述经典的著述也已经在成熟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尔雅》《广雅》在《汉志》中附于孝经类之后。而在《隋志》中又收录在论语类书目中，可见编书者对这几部小学类书籍分类的摇摆不定，始终对这几部书籍的学科品格以及学术属性有所犹疑。《小学》类文献的大量增加，主要是自汉至唐之间学术积累的结果，而其中音韵学文献的增加尤为显著。《隋志》在《小学》子目跋语中说：

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

汉以后，佛教的传入和流行带动了佛经的传入和翻译，而印度的声明论（音韵学）也随之传入。这大大推动了音韵学的进步，《隋志》中就可见《外国书》《婆罗门书》等内容。

不仅如此，自北魏至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陆续建立，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实行统治之时，语言问题也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势必会催生音韵、文字研究的进步。《小学》子目的跋语中就说“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经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就是鲜明的体现。与此相对应，《小学》中著录有《鲜卑语》《鲜卑号令》《杂号令》等文献。

“小学”的地位每况愈下，早期目录学的地位高，直接原因是经义的社会地位，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要求，是皇权统治的需要。儒家学术要义，学术政治化，被政治操纵，小学不承担传播思想的作用，是一种工具书，由于语言障碍问题，只能上升到与经学并行的地位上，反映了学术不仅需要阐发思想的东西，也需要解决阅读障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尔雅》时代的子书，后世“小学”地位的下降，这个转变说明了学术思想的变化。小学类书目早期非常明确，逐步退变为单纯的工具书，与经书平起平坐的地位不存在了。

（五）纬书的独立

从经部子目的数量来看，《隋志》相比于《汉志》新设立了《纬书》，一类。《隋志》在《纬书》子目的跋语谈到了纬书自汉以来的情况：

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

在经部的跋语中，亦谈到了谶纬：

至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穿凿妄作，日以滋生……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时期谶纬大兴。但自东汉以后至于唐代，谶纬遭受了多次官方禁令。尤以隋代最为严酷，达到了“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的地步，以至于“自是无复其学”。《隋志》对于谶纬首先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其“穿凿妄作，日以滋生”。但在批评的同时，却一反前代做法，将其列入了经部，据其自述，其原因是“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和“或以纬书解经”，这也表明谶纬在唐代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这种矛盾的做法，加之统治者的需求，最终导致了唐代谶纬的复兴和转型。今文经学为统治者上台制造舆论，也能看到学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学术活动变成了“奴隶”，汉代其他学术项目，解读经典，比如《周易》——宇宙的构成与逻辑关系阐释说明宇宙构成的和谐有序的关系，也是在为皇权服务。

（六）义疏的流变

《隋志》中可以看出，东汉至唐初之间，经学的一大特点是义疏的兴起。在经部著子目中，义疏类的解经著作比比皆是。在《隋志》经部的跋语中，对这一变化进行了论述：

至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穿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汨之以放诞。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仇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哓哓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

义疏盛行于南北朝，逐渐形成了一种解经的学术范式。但在《隋志》中，对前代的义疏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其“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仇对”。这也代表着唐代经学家对前代义疏的观点。正是由于对前代义疏学的批评与反思，唐代才掀起了又一轮的注经高潮，产生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这一成果，与前代的义疏不同，孔颖达《五经正义》注重旧注，确立了“疏不破注”的规范，形成了新的范式。

三、由《隋志》到《总目》经部的子目变化

由《隋志》到《总目》子目数量都为十类，但是子目内容却有变化。相比于《隋志》，《总目》经部子目中删去论语类和纬书类，新增加了五经总义类和四书类。

（一）礼学的长足发展

在《总目》经部收录书籍中，易类、礼类、春秋类收书数量都近两千卷，远超其他七类书籍，充分体现出清代前期经学的发展态势，以及清代政府对经学的重视程度。《总目》在礼学类下又分有三级书目，含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个属别，可以看出编纂者的分类更加合理化以及对礼学的重视。但细观部数，其实《总目》礼学类的收录数量相比《隋志》是减少的（《隋志》136部、《总目》79部。类于乐类《隋志》42部142卷、《总目》22部483卷；孝经类《隋志》18部、《总目》11部；小学类《隋志》108部、《总目》81部）。这一方面是由于《总目》所收录标准的提升，以《仪礼》为例，《总目》仪礼类小序提到丧服类书籍的变迁：

案《仪礼》不专言丧服，而古来丧服之书则例附于仪礼。盖周官凶礼无专门，礼记又仪礼之义疏。言丧服者大抵以仪礼为根底，故从基本而类附也。

另一方面，文献在流传时已多散亡，《总目》在《仪礼注疏》的提要中总结了仪礼类书籍自郑玄以来的文献流传情况：

玄后有王肃《注》十七卷，见于《隋志》。然贾公彦《序》称“《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则唐初肃书已佚也。为之义疏者有沈重，见于《北史》；又有无名氏二家，见于《隋志》：然皆不传。故贾公彦仅据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顾炎武《日知录》曰：“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云云，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今参考诸本，一一釐正，著于录焉。

可见由于《仪礼》本身古奥难明，传习者少。不过借助于清前期朝廷钦定修撰三礼注疏，这类书籍又重新焕发出学术生命力。此外，一部分仪注类书籍也分化至礼类。在《总目》中《杂礼书》小序提到一些礼类书籍的分属：

案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犹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

虽然仪注是礼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隋志》中的仪注都置于史部·仪注类。《总目》依照乐类书籍重新分类的原则，将仪注中的私家仪注分化出来，汇纂成杂礼书一门。

（二）《五经总义》和《四书》的出现

《总目》较《隋志》的另一重大变化是新增加了《五经总义》和《四书》两个子目，被删掉的《论语》子目，实际上被融入到了《四书》之中。

“五经总义”这部分的内容，在《汉志》《隋志》中被分别纳入了《孝经》《论语》之中。张舜徽《广校雠略》中对这一做法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汉书·艺文志》录石渠《五经杂义》入《孝经》类，后世学者每讥其舛，而不知此正有谓也。郑玄《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经》以总会之然则《孝经》为六艺之总会，犹后世之群经总义也。班氏取《五经杂义》置于其中，可谓洽当。此殆向、歆《录略》之遗，义例至精，班氏因而未改耳。其后《隋志》录五经异义》以下诸书，改隶论语亦以《论语》纪夫子言行，史迁所谓“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之意也。

张舜徽指出，《汉志》《隋志》将“五经总义”归入《孝经》《论语》的原因，是由于这《孝经》《论语》都具有总括群经的特殊意义。而《四库总目》则有着不同的观点，《总目》认为“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在这里，《四库》认为《孝经》《论语》不过是五经的支流，因此应将《五经正义》单独列出。

《四书》子目的出现，是《四库》较《隋志》的另一变化。在《四书》子目小序中，交代了其中的缘由：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三）《乐》的后置

西周以来庞大的体系的礼乐制度，打造帝王的气氛与礼相辅相成。中华文明的一大进步，也是非常文明的非野蛮的一个时代。比如出土文物对礼节的讲究，“天子六驾”。乐曲“乐谱”的失传之后，每个时代奏章的乐谱都有了新的选择。从排列次序来看，由《隋志》到《总目》，《乐》的排列位置变化巨大，被放置在了倒数第二位，居于《小学》之前。在《总目》编纂之前的重要史志目录中通常把乐类置于礼类与春秋类之间。而陈振孙《书录解题》则取消了乐类的经部地位，将其调入子部并增加音乐类，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则认为此举不妥当，并将乐类调入经部第十类。对乐类著作进行分类确实因为作品的音乐独立性问题而令人困惑。《总目》乐类序跋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來，兼陈雅俗，艳歌侧調，並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其中指出了几点问题。其一，乐本质属性是音乐属性，本身经学属性比较弱。“《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据《仪礼》记载，各种礼仪所需要表演的歌曲基本都在《诗》里。并且乐类作品并非出自圣人手定，与其他经书并立自然不合适。其次，自汉以来，一些艳歌俗乐也进入乐类，背离教化旨意。因此 “四库馆臣”的做法是“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这种做法较陈振孙的处理更为合理和易于人接受，比较符合古代目录的实际情况。

（四）小学类的细化

《四库总目》相对于前代的史志目录的另一大变化在于小学类与礼类的细化。《总目》小学类序跋深入探讨了小学类的分类源流：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

《总目》充分肯定了《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的分类的合理性。但是《汉志》并未把《尔雅》《小尔雅》《弟子职》三部书列入小学类，而将其附入孝经类并不合理。其后的《隋志》又将《尔雅》《广雅》《小尔雅》《方言》等几部训诂音韵类书籍并入论语类也不科学，并不符合几部书籍的学科属性。而《总目》则突破了这些限制，只收录语言类著作，并且细分小学类，下分训诂、字书、韵书等三个属别。这充分体现出清代小学著作的蓬勃发展，以及清人对于小学研究的重视。《目录学与学术史》认为背后有两大原因，其一是清政府的重视。为维护国家统一，出于统一文字与读音的考虑，清政府前期组织编纂了大量的字书、韵书。其二是小学研究对经学研究的重要作用。由小学通经学成为清代学者的共识。张之洞《书目答问》就明确指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于此可见一斑。

（五）《纬书》的删除

与《隋志》相比，《总目》将删除了《纬书》子目，仅在经部各子目之末或其附录中保留有少量纬书文献，其中主要集中于易类。在四库提要中，对谶纬的贬斥随处可见：

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

纬书文献的缺失，一方面是由于历代的禁毁，另一方面也由于自宋以来，纬书与宋以来的经学思潮格格不入，逐渐被时代抛弃。这也导致四库中的纬书文献，很大一部分是辑自《永乐大典》，另有一部分是存留于其他文献中的残章断句。

（六）汉宋之争

《四库总目》在经部小序中对两千年来经学观念的源流发展特别是汉学与宋学的得失进行了深入探讨，总体呈现出尊汉学的态度。汉学以六经为研究内容，以训诂为研究方法，以汉人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总目》评价汉学“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充分肯定汉学家的严谨的学风与踏实的学术根基。而在汉以后，至于北宋，道学兴起，以义理为主要解经方法的宋学得以创建，并大肆发展。但《总目》对其弊端则颇有微词：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

此外，《总目》还认为宋学之弊影响深远，以至于明一代学风凋敝：

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

即便至于清初仍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清代学者有感于此，重申汉学。虽然四库馆臣在提要中对于汉学宋学，主张不偏不倚，实际上“所采录尊汉学者尤多”。《四库》馆中汉学家尤其多，对汉学在清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四库馆臣，如戴震并未通过科举考试，而因为可以承担文献考据工作直接担任馆臣职务，也体现出汉学在清代的发展。当然清代汉学的发展也与清代盛行的文字狱多有联系，迫使学者扎根小学研究。

四、小结

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肇端于刘向刘歆所作《别录》《七略》，目录学学科也随之得以发展壮大，其承担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学术任务。自《七略》后历朝历代都有众多学者修撰官方、私家藏书目录，以期分辨学术源流。几部重要的史志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始终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方向，以尊经重儒为基本规范。特别是经学始终占据统领地位，著录书籍主要是儒家经典以及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彰显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稳定地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增加扩大儒家经典的范围，从六艺而六经、到四书五经、再到十三经，可以说这些著作是古代文化发展的核心存在。

在经学目录的变迁中，其中一部分书籍或是在经学内部进行次序调整，或是逐渐从经学队伍中退出而进入其他学术门类。经而非经的典例如昙花一现的纬书、或是依附于春秋类的《国语》《战国策》等史书、或是被剔除出乐类的艳歌俗乐以及其他的著作。这一方面体现出图书分类逐渐成熟合理化，以书籍性质与学术品格作为分类标准。但另一方面，经学书籍本身就不是以书籍内容分类而汇集起来的，它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语言文字等多方面，它的设立是为统治和教化而服务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


［蔺坤2022 于 2023/2/20 15:19:29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