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子春故事演变与文化意蕴（杨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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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春故事演变与文化意蕴（杨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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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竹雅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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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春故事演变与文化意蕴（杨久红）

杜子春故事演变与文化意蕴

摘要：杜子春故事源于《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在唐代广泛传播，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多次敷衍该故事，作为典故也多次出现在明清文学作品中。在故事演变中，故事的人物愈加丰富、情节愈加复杂，主题也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文本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杜子春演变文化意蕴

《大唐西域记》的创作将众多异域故事带到了中国，其卷七婆罗痆斯国的“烈士池故事”便是一例。该故事在唐代广为流传，并被改编为传奇《杜子春传》，杜子春故事形成后不断演变，产生了明代通俗小说《杜子春三入长安》，清代传奇戏曲《扬州梦传奇》《广陵仙》等。除此之外，杜子春故事在《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拍案惊奇》《豆棚闲话不分卷》《夜谭随录》《快心编》中也出现过。因此，以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分析该故事的在不同朝代、不同文本中的演变，探究其文化意蕴，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杜子春故事文本流传

杜子春故事源自于《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故事。烈士池故事中，一个隐士得到了修仙之法，在修炼的过程中需要另一个人守护配合，隐士选择了一位穷苦之人，并在多次施与恩德之后请求该人护其修炼。该人答应并承诺可以做到过程不出声的条件。在隐士修炼的过程中，该人进入了幻境，经历了丧命、转世、受胎、出胎、受业、丧亲的考验，最后因老妻杀子而发出声音，随后出离幻境，修炼处起大火，导致修仙失败。该人因没有做到自己的承诺而愤恨死去。所以该人被称为烈士，救火的水池被称为烈士池。该故事是玄奘在西学过程中听得的印度民间故事，这一印度故事深受唐代文人喜爱。唐传奇作者做意好奇，将这一印度“试炼”故事改编为顾玄绩故事、萧洞玄故事、韦自东故事等多个中国“修炼护丹”故事，《杜子春传》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例。

《杜子春传》创作于晚唐时期，其作者学界一直有牛僧孺、李复言两种观点。《杜子春传》中，主人公是杜子春是一个浪荡的纨绔子弟，家产散尽后往长安投亲不成游荡在街上，遇一老者慷慨资助。如此三次之后，子春感激不已，并以自家财产立“人间之事”。并与老者许下来岁之约。次年，子春如约前往华山，并答应为其炼丹作守护，并承诺一夕无语。入夜，子春进入幻境，幻境中子春丧妻、丧命，并转世投胎为女，与卢珪结为夫妇并育有一子。婚后数年卢氏恼其不言而摔死幼子，子春痛心不已而出声。于是炼丹失败，子春也失去了成为上仙的机会，叹恨而归。

整体来看，《杜子春传》与烈士池故事之间的承袭关系十分清晰。这两个故事都是“框架结构”，有两个基本线索，一条是道士（老者）求长生而寻找烈士守护，但最终失败；另一条是烈士（杜子春）幻游，经历诸多诱惑，但最终无法谨守承诺，禁声失败。在这两条线索中，禁声失败是修炼失败的前提，两条线索最终在“失败”上实现交织。并且两个故事在主要情节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相比《杜子春传》，明代《杜子春三入长安》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方面都有变化。主要内容如下：长安纨绔子弟杜子春与扬州盐商之女韦氏为夫妻，二人皆惯于挥金如土，家财散尽后到长安借贷于亲朋，见弃于亲朋后在街上游荡，遇老者慷慨解囊，黄金三万两、十万两、三十万，三次资助后，子春看清了亲戚宾朋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嘴脸，并与老者许下三年之约。三次得钱之后子春一改初心，建造义庄，庄内皆有义田、义学、义冢，众人皆称其豪杰。三年后子春前往华山赴约，应允守护老者炼丹并承诺绝不出声。守护炼丹过程中，子春进入幻境，经受了喜、怒、哀、惧、恶、欲种种考验，转世为女，与卢珪结为夫妇并育有一子，卢珪因恼其不言，而将孩子摔死，子春怜爱幼子而失声。导致炼丹失败。子春因爱关难过，被老者拒绝了随其出家的请求。子春下山归家后焚香打坐，涤虑凝神，并且散尽家财接济穷苦。三年后复往华山见老者，方知老者乃是太上老君，自己也在三年的斋戒行善中得以成仙。韦氏在子春去后便寄身女道士观，投斋度日，也成了得道之人。夫妻二人再聚后，共赴长安，劝善众亲。

《醒世恒言》始刊于明天启七年（1627）。其题材或来自民间事实，或来自史传和唐、宋故事。《杜子春三入长安》明显是冯梦龙在《杜子春传》的基础上的改写创作。改写之后的杜子春故事形象鲜活，结构完整，描写细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市民思想感情。

明代杜子春故事广泛传播。吴昌龄《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日本排印本）卷六中，有一则用典杜子春故事的《调笑令》：

师父休妄想，那的是俺世尊强化出魔王，将你心意降。杜子春炼丹成虚诳则，为心不诚也，有许多模样。将一个小孩儿提起来石上撞则，一惊那金丹忒，楞化粉蝶儿飞扬。该词中以杜子春故事为典，用其心意不诚被降之意。

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中也引杜子春故事：

只如杜子春遇仙在云台观，炼药将成，寻他去做外护。只为一点爱根不断，累他丹飞败。如今这些贪人拥着娇妻美妾，求田问舍，损人肥己，掂斤播两，何等肚肠。寻着一伙酒肉道人，指望炼成了丹要受用一世遗之子孙，岂不痴了。这里则是用其爱根不断之意，表达炼丹修仙需要摒去尘根。

清代传奇戏曲中也有对杜子春故事的改编。其一为《扬州梦传奇》，其二为《广陵仙》。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有《扬州梦传奇》（康熙40年启贤堂刻本）。该戏曲共有24出，分别为：标引、辞家、一遇、归家、点化、游园、运金、计贫、投亲、再遇、祖饯、赏灯、被逐、索债、指路、三遇、云游、守丹、转轮、说亲、做亲、抱子、扑子、升仙。剧中杜子春与韦氏挥霍至贫，子春赴长安投亲不成，遇老者资助。携钱财归家后，复归挥霍。再贫、再投亲不成、再遇老者。受资助后前后受计于旧亲、受骗于朋友，于是离家前往华山寻老者兑现三年之约。几经坎坷后与老者三遇，此次相遇拒绝了老者的财物，领悟了世事虚幻。与老者云游后为其守丹，并允诺守丹不语。子春守丹时进入幻境，幻境中经受了喜、怒、哀、惧、恶、欲种种考验，转世为女，与卢珪结为夫妇并育有一子，卢珪因恼其不言，而将孩子摔死，子春怜爱幼子而失声。导致炼丹失败，子春离老者而去。去后子春更觉人事虚幻，又遇老者，老者显化太上老君真身，子春经老君点化成仙，原来子春是周朝时已位列仙班的尹喜转世。韦氏也在麻姑的点化下修得正果。

与前代杜子春故事相比，《扬州梦传奇》的人物明显增多，如杜子春的朋友、麻姑、牧童等。情节也大大丰富，老者三次布施变为两次，并且增加了游园、运金、祖饯、所债等情节。主要人物的设定也有改变，故事的结局更是不同以往。

《广陵仙》传奇剧本原文已不存，《曲海总目提要》卷23著录胡介祉《广陵仙》。内容如下：

杜子春，字青韶。长安人，侨居广陵。父在时，曾官太宰，为娶平章韦相之女为室。子春风流自喜，歌舞六博，家资百万，缘手散尽。妻母韦夫人酷爱女及婿，而相子韦坚极力扼之，子春家童李福又曲意奉坚，时于相前揭子春之短。相奉命督师征海寇，家事皆坚主持，遂拒子春，不复顾惜。子春窘甚。太上老君化为老者，赠金三万。坚令诸妓诱之呼卢，一宿费尽。老者复赠金十万。子春买货飘洋，尽为海寇劫去。老者又赠金三十万。子春乃遍行善事。功行圆满，入华山莲华峰访老者。其弟子引入老君祠，教以修炼，遇种种魔障，不为所迷，遂证仙果。其子少年登第，娶平章孙女淑娥为室。而坚与福用计勒取子春女乐一部，女旦瑶笺被逼自缢，竟索二人之命，同日俱毙。子春于成仙之后，复邀长安诸友并合以旧宅为太上老君行宫。

清代两部传奇虽然都是在前代杜子春故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但是两者区别甚大，可见清人对杜子春故事的接受是存在很大差异的。除此两部戏曲外，杜子春故事作为典故也多次出现。

艾衲居士《豆棚闲话不分卷》：

我特引来，汝将何以报我。公子道，此时锱铢胜如巨万，使果有此，我当以半相酬也。那人道杜子春伎俩犹昔，足下真道器也。汝当困厄，我不能助汝而肯受汝之酬耶。

和邦额《夜谭随录4卷》夜谭随录卷之一：

君可谓国狗之瘈，无所不噬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为。且繁华索莫其衍几何，苟不齐之，魔障歘起矣。彼接舆髠首，桑扈羸行，倐来忽逝，岂屑屑于菀枯隆杀哉，会尽人情点头亦属多事耳。

天花才子《快心编32回》快心编传奇二集卷之二：

只要撞见了就是生意上门，便好骗他东西。朋友亲族见他迷而不悟，多方譬喻劝他不须如此。争奈这王举人真是匹夫之志牢不可夺，由你百般开导，只是不改。反道，你们不知就里，当初杜子春有仙风道骨，不爱惜钱财，因为有云门道人来试他三次，助他家资动逾万计，杜子春只把来费用荡尽，那道人见他有真性，具存不爲物染，所以度他成仙，得以白日飞昇而去。倘杜子春那时一得资财便去筭计经营，累百求千，累千求万，如此则以外物染移，灭了真性，不能返本还元。那得成仙作祖，所以我今不吝钱物，不管他是骗是试，自然得一个真仙下降。到那时，你们立在红尘中，看我白云上，岂不快哉。

清代两部完整的杜子春故事各有所旨，其他小说中对杜子春故事的引用也超过了前代，该故事所表现的文化意蕴是极为复杂多样的。

二、杜子春故事文化意蕴

现有材料显示，杜子春故事作为典故使用共5次，其意蕴因具体语境各有侧重。完整的杜子春故事文本共5种（含烈士池故事），唐代两种、明代一种、清代两种。从唐至清，杜子春故事在主题、结构、情节、人物等多方面均有了极大变化。从宗教故事到小说戏曲的演变，不仅是艺术形式与文本内容的变化，更是文化意蕴的丰富更新。

唐代：儒道释三教并立的文学表达

唐贞观二十年（646年），玄奘奉太宗旨意完成《大唐西域记》，记录西学见闻。其中的烈士池故事是玄奘在印度听说的宗教修行故事。故事情节是在隐士飞升成仙的目的下展开的，目的没有实现的原因在于守护隐士修炼的烈士没有弃绝痴爱、抵抗魔娆。显然，这是一个十足的宗教劝诫故事，表达了弃绝痴爱方可飞升成仙的主题。烈士因没能守护隐士成仙自责而亡，这样的结局体现出宗教修行与现世人生之间的强烈冲突，并且站在宗教角度，悲悯世人摆脱不了亲情的羁绊，无法得道登仙。

《烈士池》由两个故事构成，分别是隐士修炼的外壳故事与烈士守护的内核故事。据考证，烈士池的外壳故事的宗教背景是印度教，内核故事的宗教背景则是佛教。烈士池故事演变为《杜子春传》后，外壳故事由隐士修炼变为老者炼丹，印度教故事穿上了中国道袍。这与唐代道教的兴盛、文人与道教的密切联系有直接关系。

唐代是道教的黄金时期，唐皇尊老子为祖先，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为诸经之最，道教为三教之首。在这种政治、宗教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也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道教印记，正如汪辟疆所说：“唐时佛道思想遍布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道教长生、飞仙追求迎合了人们重生、享乐的本能，超脱名利的思想缓解了文人士子的精神压力，文人主动接近道教进行自我慰藉与表达。“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唐传奇天然的带有神异色彩，道教的飞升、神变恰巧满足了唐传奇作者作意好奇的创作心理。这便是杜子春故事具有浓厚道教思想的原因。

故事中由修炼成仙变为炼丹服药追求长生的原因则在于唐代道教炼丹服药的盛行。唐代道教炼丹服药之风弥漫于王室贵族与士大夫之间。唐代先后有宪宗、穆宗、武宗等五位皇帝死于丹药中毒。文人士大夫与道教炼师来往密切，更不乏亲自炼丹服药的人。但是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文人们也慢慢发掘成仙之说只是虚妄，所以在是诗文中表达了炼丹失败、无缘仙界的遗憾与懊恼。鲁迅先生评价唐传奇“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杜子春》结尾炼丹失败杜子春悔恨自责的心情，便是显现实中丹药难成、仙果难得的文学表达。

烈士池中入幻情节作为烈士解释失声原因插入主线故事中，仅百余字。在《杜子春传》中，入幻篇幅占了全文一半，幻境中的各种经历也有细致具体的描写，具有强烈的佛教色彩。杜子春在入幻之初受到大将军、猛兽、风雨雷电等种种考验，与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所遭遇魔王波旬的攻击很类似。佛经传译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不仅催生了变文、宝卷、禅诗等佛教文学形式，而且丰富了文学的语言、题材。例如柳宗元的动物寓言，化用了大量的佛经故事。佛经故事向文学作品的渗入，是唐代佛教对文学的重要影响之一。霍世休先生指出:“就传奇文的内容而论，其所受外来的影响，也非无迹可求。好些唐代有名的传奇文，差不多我们都可以在佛经或印度的故事里找着它的渊源”。杜子春在地狱所见所历，更是佛经游地域常见的描写。佛教空观思想、地狱观念、轮回转世在杜子春幻游中均有体现。

《杜子春传》虽然具有强烈的佛道色彩，但是在儒家道德伦理的支撑下展开的。文中两个故事线的连接是杜子春报恩老者，如果没有报恩的观念，整个故事是无法成立的。《杜子春传》中生命的意义是治生、立事，不再是宗教追求，杜子春即使炼丹不成也没有选择死亡，而是活下去。《杜子春传》增加“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的情节。杜子春经历了三次“贫困-受济”感叟深惠，第三次得到接济后发誓为叟所使，而在报效老者之前须先实现名教理想。杜子春“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袖族亲，思者煦之，仇九者复之。”杜子春的名教理想，实际上是唐代文人社会道德的体现。杜子春及其代表的晚唐文人的名教追求，与盛唐时期文人庙堂理想不同，晚唐文人对功名仕进的期望与信心都不像盛唐文人那样强，他们的儒家追求，更多在于修身立德与履行伦理责任。

此外，《杜子春传》中的很多评论也是以儒家思想道德为标准。如：杜子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其行事不符合儒家礼教纲常，所以最终导致荡尽家财，人皆见弃；杜子春转生为哑女后，卢珪欲娶之为妻，言“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则是强调女子的贤德。《杜子春传》可以说是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文学表现。在这里，儒释道三家没有冲突斗争，文人以儒家思想为基准，对佛教、道教思想有选择的接受。

明代：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

《杜子春传》向《杜子春三入长安》的演变，雅文学向俗文学的演变，体现出商品经济下强烈的世俗文化色彩。与《杜子春传》情节相比，《杜子春三入长安》虽然保留了唐传奇中三遇老者、治生立事、入幻游历的情节，但是文章结构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并在在于炼丹失败后增加了杜子春潜心修道情节。

杜子春三遇老者占全文的三分之二，与唐传奇的三分之一比，大大提升。杜子春最后在家修行得道成仙并前往长安劝亲朋皈依的情节可以看出，杜子春三入长安带有明显的宣教劝诫意味，而且是明显的道教思想。宋元以后，道教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世俗化倾向。道教已经开始由追求个体生命的永恒向关注社会民生转变。神仙思想追求遗世独立，凌虚飘逸，既不攀附权贵，也不关注世务。求仙途径或炼制金丹，或研习玄理，前者靡费钱财，后者精思覃深，这些都难以和普通民众发生联系。宋元以来，神仙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这首先表现为对待世俗的态度上，仙真不再以世俗为累，而是对民间疾苦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道教劝善之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尤其是《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鸷文》。两书虽为道教之书，却充满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儒家的扶危济困思想，书中强调“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显然，这些内容充满了世俗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价值标准。正因如此，杜子春在炼丹不成之后，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居家修行，最后因心至诚而得道成仙，妻子韦氏也在投斋度日之后证得仙果。道教发展至明代，成仙的方式变了，从修炼丹药变为居家行善，宗教标准与世俗准则的合一，既是宗教世俗化的表现，也对人性、现世生活的重视。宗教思想演变的背后是人性的觉醒，“百姓日用既是道”从大的思想史的视野看，这里的道不局限于儒家的道，更是道家的道、佛教的道，是一切的本根。穿衣吃饭既是人伦物理，所以这里的日用，不仅仅是有形的衣食住行，更是人对现世生活的欲望与追求。而这种“人性的光辉”之所以耀眼，则是因为商品经济发展下市民意识爆发的结果。

现世的美好生活触手可得，人们便不再将生命的意义寄托于死亡或者来世，现世的感官体验与心理满足使禁欲思想没有了立足之地。文章描写了杜子春挥金如土的放荡生活，设宴、买伎、养客、呼卢，凡此种种皆是在商品经济下的产物，而作者对此没有任何是非褒贬的评价，不得不说文中这样的放浪生活是作者与读者的代替性体验与满足。

与《杜子春传》相比，《杜子春三入长安》的人物设置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杜子春是经商世家之后，商人形象出现于文学作品，尤其是俗文学作品，可见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有所提升的。杜子春不仅有了明确的出身，还有了妻子韦氏，韦氏在文章虽然描写不多，但夫妻间的对话、互动极具世俗生活气息。杜子春的朋友也三入中也有表现。杜子春三贫三入长安，其朋友在杜子春背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人帮兴不帮贫，杜子春阔绰时与其一同挥霍，困窘时则还要落井下石。杜子春长安的亲戚更是如此，第三次入长安卖祖宅时，杜子春的亲戚趁火打劫。文中小配角的笔墨并不多，但是描写中明显展露出小市民的见利忘义的嘴脸。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的重生思想，一方面也加剧了人的重利倾向。

商品经济发展，市民群体壮大，文化下移。小说变成一种文化商品，这是的通俗小说创作不仅由作者的创作意图决定，更取决于读者的心理。所以在《杜子春三入长安》中，故事的情节更加贴近生活，这样读者会有更多的亲近感。在情节设置中，也更加曲折，更多的细节描写使读者的阅读体验更刺激。可以说，较唐传奇而言，《杜子春三入长安》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蓬发的结果。

明代《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用典杜子春故事，取意其“为心不诚”“爱根不断”。与《杜子春三入长安》所体现的市民思想意识有很大的不同，而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杜子春传》潜心修炼、弃痴绝爱的思想，可见禁欲始终是宗教的主题之一。

清代：多种思想意识迸发

清代的杜子春故事有两种。一是《扬州梦传奇》，二是《广陵仙》。这两个剧本的故事情节有很大的差异。《扬州梦传奇》作者岳端是清多罗安和亲王岳乐之子，是皇室贵族一员。从情节发展看，《扬州梦传奇》的情节比《杜子春传》、《杜子春三入长安》都更加丰富曲折。其中一遇老者、再遇老者、守丹、游幻等情节是没有太大改动的，改动最大的是三遇老者的情况。剧中，第三次与老者相遇不再是授金，而是赴约。与前代杜子春赴约有不同，此处赴约不是在完成了安身立命的人间之事后到华山赴约，而是在复贫被索债的情况下离家前往华山，反映出宗教通常是是苦难者避风港的事实。

除此之外，杜子春故事在此处发生较大变化的是韦氏成仙。在《杜子春传》中，韦氏只在杜子春幻游中出现。《杜子春三入长安》中，韦氏笔墨增多，主要是通过与杜子春的对话，展现杜子春的心理活动。而在《扬州梦传奇》中，韦氏从迷恋金钱到证得仙果有一条明显的故事线。起初韦氏与杜子春一般，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乐在其中。随后麻姑化身道姑前往韦氏家中，韦氏与道姑相见，道姑说了许多做仙的好处，但是韦氏仍说道“有儿夫琴瑟和调，有家私金银光耀，更笙歌绮罗，暮暮朝朝。谁能弃此盾空山，死守泥神庙。”“你做仙家自首清高，我在人间愿守奢豪”，韦氏享受人间富贵，拒绝了麻姑的点化。杜子春赌博输尽了家财，汤靳二人索债，韦氏被撵出家门，家财散尽后再遇麻姑，觉悟到“那尘世上的恩爱豪华到头来不过镜花水月”，并且向麻姑保证“弟子万念俱消，一心向道绝不翻悔”，于是与麻姑同去，入了仙家。在《杜子春三入长安》中，韦氏因服食了太上老君转交给杜子春的仙丹得以成仙，而在《扬州梦传奇》里，韦氏是在麻姑的点化下，自己悟道成仙。《扬州梦传奇》中，韦氏成仙是自我觉悟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杜子春的关系。独立的事件、线索也表明韦氏的形象是独立存在的，韦氏笔墨的增多与形象的独立可以说是清代女性意识提升，女性文学繁盛的表现。许夔臣选辑的《香咳集》，蔡殿齐编订的《国朝闺阁诗钞》是最好的证明。女性文化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使女性成为文学的创作者，一方面也使其成为文学的消费群体。女性文学消费群体的扩大，是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独立的重要原因。

《扬州梦传奇》中，政治伦理意识也比前代更明显。在《轮转》一出中，加入了审扬雄、王戎二人的情节。“今雄以文学之臣，辅篡弑之贼，希图嫁祸又乏证据，罪加三等，堕落轮回入犬马牛羊之队”，因其为鼠狗之辈，判其转世为狗。王戎性好利，“园田遍于天下，尤自持筹筭，恒若不足。”并且提及王戎钻李、逼债、虐儿食糠等事，而其身为尚书令不能亲亲仁民，据此判其转世投胎至穷乡僻壤，又担心王戎会汲汲营营祸害无辜，所以改判以铜钱枷锁之，永世在阴间。王戎自言到“古今谁似我，生死不离钱”。地域、阴判等戏剧情节的主要目的是恐吓世人，让其不敢于言行有失。在《扬州梦传奇》中，扬雄不忠君，不能恪守臣子本分、王戎吝啬好利，不能遵守儒家道德准则。对扬雄、王戎进行严厉的罪责与判处强调的是儒家道德伦理，既包括家庭伦理，也包括政治伦理。

清代杜子春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即《广陵仙》。以此前的杜子春故事相比，《广陵仙》的改动是最大的。杜子春身份的变化，可以看出清代对商人的鄙视与对官宦身份的向往，这一点还表现为杜子春成仙后，其子登第与娶宰相的孙女为妻。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向往追求。杜子春的败家也不再是其自身的放浪纨绔，而是客观原因所致，杜子春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广陵仙》的作者是胡介祉，是尚书胡绍龙之子，作为官宦子弟，其改编作品的主人公也为官宦子弟，因自己的身份高贵，其作品也充斥着显贵气息，杜子春形象的正面化，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对贵族子嗣身份的认同。杜子春在为老者守丹时，抵御了种种魔障，直接证得仙果，不似从前难以弃绝痴爱。杜子春的成仙过程更加顺利，很大程度上是其在此之前已经在行善积德中功德圆满。可见清代的宗教观念中，最好的修行是在日常。剧中多了韦坚、李福两人，此二人作恶百端，最后也是女鬼索命，恶有恶报。与此前杜子春故事相比，广陵仙传奇情节相对平直，其主题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剧中的宗教思想更加世俗化，人世间的善恶是非即是宗教标准，宗教的作用演变为对社会伦理道德的维护。

清代《豆棚闲话》《夜谭随录》《快心编》用典杜子春故事，前两者仍取意杜子春在宗教修炼方面定力不足，后者则是强调杜子春不惜钱财，以真性情得以成仙，该意不同与《杜子春传》对禁欲绝爱的强调，而是与《杜子春三入长安》中市民意识蓬发之下对真性情的推崇有相当的共通性。据考证《快心编》成书于康熙后期，最早也为康熙二十八年（1688），《扬州梦传奇》创作时间难以确定，但最迟为康熙40年（1701），虽然两者的时间先后很难确定，但是大致处在同一时期，《扬州梦传奇》中成仙与否皆有定数的思想与《快心编》中杜子春典故的意蕴的相似性可以表明，两者之间必然相互影响。

三、文学因素对故事演变的影响

杜子春故事的演变，由唐到清，历经多个朝代，故事文本的演变除了受到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之外，也有文学因素的影响。

从杜子春故事的文体角度看，烈士池故事当属传说故事、《杜子春故事》为文人小说、《杜子春三入长安》为白话小说、《扬州梦传奇》《广陵仙》则是戏曲。杜子春故事经历了由简到繁的发展演变，情节愈发丰富曲折，人物形象愈加饱满，并且人物的设置也越来越多。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功能，而且相对而言，不同文体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杜子春故事脱胎于烈士池，烈士池故事是一个口头传说故事。口头传说故事最大的特点便是篇幅短，情节简单，人物少，因为口头传说的瞬时性特点，故事的叙述方式多为正叙，玄奘在组织文本的时候，最后以烈士口述的形式讲述了入幻所经历的种种魔障，增加了情节的曲折性与文学审美性质。烈士池故事作为杜子春故事的前身，带有明显的口头传说特点。发展至唐传奇，杜子春故事正式形成。《杜子春传》所讲述的重点是杜子春的经历，以杜子春为主角，其他人为配角，一方面尚俗，展现日常生活，一方面也尚奇，设置曲折离奇的情节，这是唐传奇这一文体的共性。到了明代，杜子春故事以拟话本小说形式出现。“拟话本则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的书面文学，实际上就是白话短篇小说”，拟话本的本土功能大抵不过是皆是供人消愁解闷的。石昌渝对小说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有一个总结性的描述：“小说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都有一个从初级发展到高级的演进过程，就题旨而论，小说在初级阶段主要是愉悦。小说所追求的是娱悦效果，故事情节新奇有趣，只要能消闲解闷就行，并不刻意通过故事表达一种道德的或政治的观念。就是在娱悦性方面，其美学的追求也是较低层次的。”明代的白话小说处于小说发展的早中期，而由于冯梦龙个人的情教观念的影响，小说中充斥了道德说教。然而拟话本小说这一文体从其发端就注定了供人娱乐的功能，这就是《杜子春三入长安》中作者对杜子春挥金如土的行为并不赞同，却极尽描写的原因。清代的杜子春故事是两部戏曲，两本戏曲中，杜子春、韦氏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故事情节也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两本戏曲却有很大的共性，那就是文人作者经世致用思想。两本戏曲都充溢着文人情趣和“劝诫”“警醒”世人的目的。戏曲作为通俗文学形式，不仅有娱人的作用，还有教化的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与宗教相关的剧作，大多有所阐发。之前两本戏曲的作者或皇室成员、或官宦之后，其政治伦理思想不可以避免的表现在创作的戏曲中。此时的宗教因素更像是劝善惩恶的工具，并不是真正的宗教思想，“皆大欢喜”“善恶有报”的结局消解了唐传奇中杜子求仙不成愤恨而归的“传奇”色彩。

小结：从文化意蕴方面看，杜子春故事的演变主要受到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儒家思想、市民文化的影响，从文体变化方面看，杜子春故事的变化，从从雅文学走向俗文学，其知识分子群体走向市民群体，其发展也便脱去雅文学色彩，变现出俗文学特质。与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对杜子春故事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该故事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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