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贯”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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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贯”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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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竹雅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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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贯”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

“十五贯”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

摘要：《错斩崔宁》初为宋人话本，后经明代冯梦龙改编为拟话本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明末清初苏州派作家朱素臣将《错斩崔宁》与诸多历史人物故事加以融合、整理，重新编排为传奇《十五贯》，后被演绎为秦腔、京剧、鼓词、弹词等多种不同体裁的文本形式。本文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对“十五贯”故事历代的文本演变形态进行梳理，分析其文本背后蕴涵的文化意旨。

关键词：错斩崔宁；十五贯；文本演变；文化内涵；叙事文化学

绪论

1956年4月19日，由浙江省昆苏剧团改编的昆剧《十五贯》在北京隆重上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观看后给予了高度肯定，称赞其为戏曲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典型代表，由此掀起了《十五贯》风靡全国的浪潮。但在“一部剧目救活了一个剧种”的佳话背后，存在着政治趋求带来的畸形热度。《十五贯》孤立研究成果较多，从《错斩崔宁》开始诞生的“十五贯”故事自身的文化内涵却未能得到充分发掘，由此改编的拟话本小说、民间曲艺之间的动态关系也鲜少有人关注。幸而有路工、傅惜华《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将围绕这“十五贯展开的多种故事文本整理汇集，虽未能“竭泽而渔”，但保存完整、文学价值较高的版本已集中于此，使后来者可一观其源流。本文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十五贯”故事的演变，或可为认识“十五贯”故事及其中反映出的市民文化内涵提供新的视角。

一、“十五贯”故事的文本流传

（一）宋明时期：话本与拟话本小说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是最早出现围绕“十五贯”钱而发展出一系列巧合、误会，涉及公案与冤狱的故事，见于明代冯梦龙收集前代话本改编而成的拟话本小说集《醒世恒言》卷33中，题下原注曰：“宋本作《错斩崔宁》”。《错斩崔宁》一题，于《宝文堂书目》著录，《也是园书目》录于“宋人词话”类，《今乐考证》录于“宋人说书书目”。《京本通俗小说》收录有《错斩崔宁》一篇，与《醒世恒言》内容、文辞大致相同，仅有“得胜头回”中“我朝元丰年间，有一个少年举子”，更作“却说故宋朝中，有一个少年举子”；小说正话开头“却说高宗时”更作“却说南宋时”。

现代学者经过考据，认为《京本通俗小说》是缪荃孙“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选出了他断为宋人小说的这几篇，假托‘影元人写本’以出之”[ 《古本小说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古本小说集成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相对于《清平山堂话本》所收录的宋代“说话”底本而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情节结构完整，人物形象丰满，语言风格接近冯梦龙的其他著作。故今所见《错斩崔宁》并非由宋代民间说书艺人与“书会才人”集体创作的“说话”底本，而是经过元人与冯梦龙修润后的成熟拟话本小说。俞樾《春在堂随笔》记载《十五贯》小说与“今梨园所演十五贯事绝异”之状时提到“余于国初人所作小说日《今古奇闻》者见之……且事在南宋。非明时也。疑自宋相传有《十五贯冤狱》，后人改易其本末，附会作况太守事耳”[ （清）俞樾著，方霏点校《春在堂随笔》，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清光绪十三年上海东壁山房刊行的平话选集《今古奇闻》所收录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删去了定场诗、入话与头回，仅保留正话部分。编者王寅自称《今古奇观》是他搜罗古书时偶然发现，实则录自《三言》《娱目醒心编》等明清小说集，既非古本，亦非自作。故冯氏之后“十五贯”故事的小说形态应仅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个版本，一直流传到了清末，其形态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故本文为表述方便，将“十五贯”小说统称为《错斩崔宁》。

（二）明末清初之后：盛行于舞台之上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十五贯”故事文本当属清初戏曲作家朱素臣撰写的《十五贯传奇》，此本问世后，取代《错斩崔宁》小说，成为之后地方戏曲与民间曲艺移植改编的对象。“十五贯”故事的整体结构、故事情节、文化内涵都随之大有新变。朱素臣，名㿥，号笙庵，生卒年不详，江苏吴县人，著有传奇作品20种，现存9种，《十五贯》是其中成就较高，搬演较多的。钱德苍《缀白裘》二集四卷中收录《见都》《防鼠测字》，八集四卷中收录《判斩》，十二集三卷中收录《踏勘》《拜香》，共计五出。可知彼时《十五贯》的精彩回目深受大众欢迎。乾隆壬子春镌《纳书楹曲谱》也收录了《十五贯》传奇中《判斩》《见都》《踏勘》《测字》四出，同时，清代多种曲话对朱素臣及《十五贯》的情节内容和艺术价值等做出正面评价。李调元《雨村曲话·剧话》、焦循《剧说》中皆提到了《十五贯》中青天况钟的事迹；姚燮《今乐考证》中亦两次提及。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对该部传奇的情节安排给予较高的评价：“其情节甚紧凑，唱演最动人，然大抵皆凿空也，友兰事则小说中有错斩崔宁一段。……问官况钟谳出两事冤案。按钟事迹颇多，亦无及此者。乃藉以点缀，如每本雪冤必演包龙图之意。”[ 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9页。]董亦指出况钟这个角色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对于《十五贯》故事题材来源较早的考证。

《十五贯传奇》带来的热度使地方曲艺与民间戏曲作者也加入到编演“十五贯”故事的行列中来，目前发现的有傅惜华藏旧抄本《新十五贯》秦腔一种、清蒙古车王府抄本《十五贯》京剧一种、中国戏曲研究院藏清乾隆北京刻本《双熊梦》鼓词一种、清嘉庆刊本马永倩序《绣像十五贯》弹词一种、广东丹桂堂刻本《十五贯金环记》木鱼书一种、清光绪苏州抄本《双鼠奇冤》（又名《双奇冤》）宝卷一种、民国抄本《十五贯》宝卷一种、《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苏州分卷》收录苏州宣卷艺人演唱《双熊奇案》宝卷一种、中国台北《俗文学丛刊》录晚清抄本《十五贯》滦州影戏一种、福建省艺术研究院藏莆仙戏《熊有兰》一种、《戏题十五贯画扇》诗一首、民国翁偶虹编剧徐东明演出本京剧《一字香》一种。亦有学者认为《冤枉宝卷》《老山阳宝卷》《奇冤宝卷》等皆叙“十五贯”故事，非也。此外，据陈墨香《墨香剧话》所言，清末有女艺人将“十五贯”故事改编为梆子戏，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改为清代，况钟更名为梁氏。文中还记载了一件趣事，言某生为求功名至况钟庙祭拜，夜晚梦到自己高坐在堂，况钟于堂下跪拜，故自认为必将高中，后屡试不中，便改行做了优伶，扮演《十五贯》中周忱一角，果然受到“况钟”的跪拜[ 陈墨香《墨香剧話：十五贯》，《剧学月刊》1933 年第2期，98-99页。]。可见“十五贯”故事在戏曲舞台上长盛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昆剧《十五贯》的一炮而红，在热烈的政治宣传影响下，全国各地的曲艺工作者们纷纷将“十五贯”故事移植进家乡的特色戏曲中，如晋剧、潮剧、豫剧、传统古装花灯剧、中篇评弹、乱弹、朔州大秧歌、濮阳大平调、山东梆子、采茶戏、皮影戏等。著名作家老舍重新编排了京剧《十五贯》，强化了剧中正邪对立的因素，并将曲文改编得通俗而诙谐，更加适合人民大众的欣赏需要。随后，《十五贯》还走出了国门，先后被翻译成乌克兰语、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等语种，在多个国家的舞台上粉墨登场。

二、“十五贯”故事形态的演变

（一）故事情节的演变

话本小说《错斩崔宁》，诸事万端皆因“戏言”而起，故事紧紧围绕着一个“巧”字展开。小说保留了“说话”艺术经典的“套盒结构”，使用定场诗与入话来提醒观众，“世路狭窄，人心叵测”[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因此一言一行都需万分谨慎，“戏言”难免招来祸患。接着又在“得胜头回”中讲了一个夫妻间的“戏言”被用心险恶之人当做把柄，断送了一家人锦绣前程的故事，反复强调主题。小说正话以“戏言”、“错斩”、“昭雪”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戏言”部分包括：①半路出家的商人刘贵受岳父所赠十五贯钱，戏称是其妾陈二姐的卖身钱。②二姐信以为真，打算独自回家告知父母，慌乱之中忘记锁门。③贼人因此进入家中，盗走十五贯钱，将刘贵杀死。三个故事情节。“错斩”部分包括：①二姐路遇崔宁，二人同行。②刘贵死尸被发现，众人报官并寻找二姐。③二姐与崔宁被误认为有奸情，崔宁携带的十五贯卖丝钱被认作赃款。④崔宁与二姐受刑难捱，被迫认罪，双双被处死。共四个故事情节。“昭雪”包括：①陈贵妻子王氏在回娘家的途中遭到土匪静山大王劫掠。②静山大王暴露自己是杀死刘贵的凶手。③王氏报官，陈二姐和崔宁的冤情得到昭雪。共三个情节。

因钱财数目巧合造成的冤狱，与《魏书·司马楚之传》中五千钱冤狱的故事略为相似，不知是否有源流关系，备参考：

世宗初，（司马悦）除镇远将军，豫州刺史。时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赍钱五千。死于道路。郡县人疑张堤为劫，又于堤家得钱五千，堤惧掠，自诬言杀。狱既至州，悦观色察言，疑其不实。引见毛奴兄灵之，谓曰：“杀人取钱，当时狼狈，应有所遗，此贼竟遗何物？”灵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悦取鞘视之，曰：“此非里巷所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门者前曰：“此刀鞘门手所作，去岁卖与郭民董及祖。”悦收及祖，诘之曰：“汝何故杀人取钱而遗刀鞘？”及祖款引，灵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悦之察狱，多此类也。豫州于今称之。[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8页。]

朱素臣《十五贯传奇》的故事情节依旧紧紧围绕着“十五贯钱”展开，但在人物设置与情节结构上有较大改动。朱氏将《错斩崔宁》中按时间发展的单线故事增添为以熊友兰、熊友蕙兄弟的相聚、分离为标志，两出冤案双线并行的总——分——总结构，大大增加了故事的传奇程度和情节的跌宕起伏。传奇上卷将《错斩崔宁》中“戏言”与“错斩”两个部分的情节加以改编，作为哥哥熊友兰线的情节之一。人物与情节对应关系为：商人陈贵——屠户游葫芦；岳父赠十五贯——姐夫赠十五贯；小妾陈二姐——继女苏戌娟；禀告父母自己被卖——为避免被卖而逃往姑妈家求助；山贼静山大王——赌徒娄阿鼠；过路人崔宁，携带卖丝钱十五贯——去解救弟弟的熊友兰，携带商人陶复朱赠金十五贯。遭到众人指认，受刑不过，屈打成招等情节基本相似。

熊友蕙的故事线则与《错斩崔宁》关系不大：熊氏兄弟邻居冯家童养媳侯三姑貌美，儿子锦哥则貌丑痴傻，故冯家赠儿媳金环一对、宝钞十五贯。老鼠将金环衔至熊家，熊友蕙发现金环后，拿去冯家换粮，并担心老鼠咬坏书本，买了鼠药放在面饼中，锦哥质问三姑为何金环在熊友蕙手中时误食面饼而被毒死。三姑、友蕙被当做杀人凶手扭送官府，受刑不过，屈打成招。传奇下卷为太守况钟断案、查案情节。主要包括熊氏兄弟和苏、侯二女狱中重逢，况钟夜梦二野人衔鼠，并翻弄官帽，疑为有冤，况钟发现四人确为冤枉，向巡抚周忱乞得半月时间重新查访，分别查明双鼠冤案，为四人昭雪，熊氏兄弟双双中举，况钟夫妇认苏、侯二女为养女，并设计使四人联姻，至此夫荣妻贵，皆大欢喜。

鼠窃金环与公公误解儿媳的故事要素源自《后汉书·李敬传》，传曰：“汝南李敬少时迁赵相，奴于鼠穴中得系珠及璫珥相连，以问主簿，主簿曰：‘前相夫人昔亡珠不知所在，疑其子妇窃之，因去妇。敬送珠付前，相惭乃还去妇。’”[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传奇从中选用了人物关系、鼠盗两个元素。况钟、周忱及熊氏兄弟等人物均取材于历史。况钟事见《明史·况钟传》，言其“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79-4381页。]，在当地与包公、海瑞齐名。《况太守集》中，也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二人冤案见载：“（况公）折狱明断，有奇冤无不昭雪。有熊友兰、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阖郡有包龙图之颂，为作传奇，以演其事。惜一切谳断，不能尽传于世。”可见况钟为双熊昭雪确有其事，在朱素臣前便有作者移入传奇之中。江南巡抚周忱事亦见于明史列传中，据《江西省人物志》记载，江南赋税沉重，周忱在江南时，与知府况钟设法减免税粮、减轻徭役，修筑堤坝、治理河道。[ 江西省人物志编委会编《江西省人物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在传奇中，此二人双双化为帮助双熊二女洗脱冤屈的“青天”，延续了史书中的正面形象。

传奇《十五贯》采用总——分——总的叙事结构来敷演故事，其精彩处在于“分”出双线并行，实现了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突破。康保成指出，戏曲中的双线结构“有利于设置悬念，使用误会法，在结尾处来一个漂亮的大收煞”、“有利于文场与武场、冷场与热场的调剂”[ 康保成《苏州剧派研究》，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此后与“十五贯”有关的改编作品都以朱素臣传奇的人物关系与双线结构为基础展开敷演，例如《错斩崔宁》中就“杀死刘贵的真凶”有意埋下伏笔，二姐、崔宁冤死之后，大娘子才因巧合发现真凶，伏笔收回，形成了故事发展的高潮。“说话”技艺诉诸听觉的表演形式使这种安排成为可能，而舞台搬演的戏文则必须以实在的角色登场，因此传奇在真凶一事上并未设置悬念，这一点在后来的弹词、宝卷等说唱文本中得到了保留，足以看出在朱素臣《十五贯传奇》诞生后，新的核心故事情节得到了创作者与大众的认可，故稳定地保留了下来。

秦腔《新十五贯》中，熊氏兄弟皆为儒生改为哥哥习武，弟弟学文，冯玉吾作冯益吾，苏戌娟作苏绮娟，游葫芦作尤福禄，侯三姑作尤三姑，为尤福禄亲生女儿，自秦腔改编之后，苏、侯二女的身份往往与传奇曲本相反。娄阿鼠作陆亚夫，过于执作王志堃。况钟相关情节由江苏八府巡按邹应龙承担，邹应龙以对抗严嵩父子及其党羽著名，是一个刚正不阿、不畏强暴的好官员，与况钟一样是受到民众爱戴的“青天”。秦腔情节改动较大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删去“戏言”，屠户尤福禄真的将亲生女儿卖入妓院，二是将双熊入梦改为邹应龙审讯四人时法板当庭炸裂。一方面减去枝蔓，加快了故事的发展，另一方面失去了部分传奇色彩与趣味。

京剧《十五贯》除文辞上改苏浙方言为北京白话之外，在人物关系、身份、故事主要情节上与《十五贯》传奇大致相同。在况钟与夫人为熊氏兄弟和苏、侯二女安排婚事，最后皆大欢喜的部分中，适当削减了传奇重复、累赘的部分。

《双熊梦》鼓词在基本保留主要情节的基础上，对人物关系做了较大改动，增加了船行张小亭，郎中崔宁然两个角色，将熊氏兄弟的邻居冯家改为郞、贝二家，侯女改为郎家媳妇陈玉操，金环与十五贯宝钞改为金钗一只，游葫芦作尤福禄，苏女作尤金桂，二人亦为亲生父女。鼓词故事主要的特点是增加了大量劝告世人善恶有报、福祸天定，不可妄动杀念、不可贪财害命等内容的唱词，如郎家儿子憨哥在误食鼠药后回光返照，向父母（观众）诉说到，阎王说他今日横死，皆因家中当铺敛财无度，坑害乡里，因此回来告诉父母，今后务必行善积德。鼓词还将双熊二女之奇冤视为前世姻缘，四人今生先要受牢狱之灾，日后方有富贵日子，如此种种。整体故事都应这种因果相报的思想倾向作了修改。双熊入梦的情节中，变暗示为明示，让双熊二鼠重演案发经过，甚至安排城隍老爷提醒况钟案犯与楼中鼠、油葫芦谐音而字不同，使故事更加直白易懂。

《绣像十五贯》弹词前有鸳湖逸史序，言“十五贯”故事在坊间多有传本，但错讹丛生，他意外得到“真传”和熊家族谱，在乙卯（1855）年重新编排修订。此弹词唱本相较于其他民间曲艺改编与朱素臣《十五贯》在文辞上的相似较多，尤其是《见都》一回，应为直接据传奇剧本移入。弹词中除常见的人名，人物关系变化——友兰、友蕙作有兰、有蕙，苏戌娟作侯玉娥，侯三姑作尤含珍，为尤葫芦的亲生女儿等等，另原创熊有兰典当家传玉蟠桃一节。其他文本一般以双熊二女成婚作为结局，弹词在结尾处，又添加了二女双双生子，熊家复兴，况钟逝后，双熊与二女披麻戴孝，以及况钟之子受冤，被“熊爷”解救等情节。

《十五贯金环记》木鱼书全文以粤语写成，应粤语发音的特点，改熊友蕙为熊有桂，其余人名亦小有改动。在人物关系上，为侯女增加了父为巡检，因遭遇强盗而失散，后被冯家收留作童养媳一节。将传奇中有桂和侯女皆恪守礼教，互不相识改为互有爱慕之心，并安排二人在牢狱中主动结为婚姻。故事中除原有的“双熊梦”外，还大量增添神异元素，如衔走金环的老鼠为神仙所化，因怜悯书生贫穷而送他金环，结果有桂不知感激，反而买来鼠药，神仙于是叫来鼠子鼠孙，将毒饼叼到冯家作为报复。还有苏女生母温氏飞升为西天新佛，游览天宫，和洪圣上奏玉帝双熊二女之冤屈等事。

“十五贯”相关的宝卷有两种，一为《双鼠奇冤》宝卷，又名《双奇冤》，另一种为《十五贯》宝卷，文辞上后者较前者简略，二者人物、情节基本相同，后者疑为前者的删节本，或二者同出一本。文中同样有人名的变动，如熊友蕙作熊有惠，冯公作冯越洪，侯女作侯玉娥，苏女作尤含春。主要情节与传奇变化不大，双熊入梦改为看见两只老鼠重演案情。以况钟当堂配婚姻，此案传到京城，使龙颜大悦，为况钟重重加封为结局，依宝卷文体，文中增加了许多劝善劝信，宣扬善恶有报的内容。

莆仙戏《熊有兰》开篇便将熊有兰出门在外的原因从讨生活改为上省赴试，熊家也并不穷困。增加陶复珠（朱）为熊父旧识一节。狱中结亲部分之前仅在木鱼书中出现，考虑到两广地区紧邻，有互相影响的可能性。莆仙戏的特点是唱词使用文言，白词使用闽南方言，与中原官话相差较远，使得人物对白充满地方特色，暂录一段侯玉娥与丈夫宝儿的对话以供参考：

（宝白）㕫，哘，了你耳环要去突刀，仕生会都无带？

（娥白）有带，无带，都伓干你代。 

（宝白）伏伓干我代，钱是我的，我是不控吓。[ 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莆田市委员会，福建省艺术研究会编《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2013年版，第506页。]  

滦州影戏《十五贯》与传奇《十五贯》文本上差异最大：熊氏兄弟改为秦正、秦端兄弟，秦正一线主要讲述了秦妻路氏被总兵之子石吉山抢夺，秦正被诬为匪，后逃上天柱山，女匪首鄂红玉帮助他们夫妻团聚，最后天柱山绿林接受朝廷招安的故事。其中人物、枝蔓颇多，故事与“十五贯”或鼠盗之事没有直接关联，乃影戏艺人原创。秦端一线保留了“戏言”与“十五贯”这两个主要元素，但加入了新的情节与角色。秦正入狱后，其弟秦端向准岳丈秋桂求助，秋桂欲毁婚，其女秋月素却暗赠秦端珍珠赤金，婢女赠他铜钱十五贯。冤狱部分的女主角苏女改为李秀春，相关情节无本质变化。秦端与李秀春同在破庙避雨，身上所带十五贯钱成为罪证。兴化正堂于化龙设连环计为二人昭雪，最后秦端高中状元，并与秋月素、李秀春成亲。[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俗文学丛刊编辑小组编《俗文学丛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3辑255刊。]相较于其他“十五贯”戏曲对双熊婚姻的处理，影戏增加了绿林豪侠与才子佳人故事的元素。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对“十五贯”故事的改编以冯梦龙《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为起点，朱素臣《十五贯》为一大变，此后主线故事情节较为稳定，而细节部分往往有所变动。故事的主题从提醒观众谨言慎行，变成了歌颂“青天”断案如神、为民做主。人物、情节的变化既有流传过程中失真导致，也有民间曲艺作者不断对原故事的丰富、充实、纠正，还有根据各个曲种风格、要求不同而产生的特点。

三、市民生活的悲喜剧——“十五贯”故事的文化内涵

这“十五贯”铜钱穿越了由宋代到清末的数个世纪，其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因素却保持着一致性。“十五贯”故事鲜明的金钱、艳遇、奇缘、公案、因果报应等元素，都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而无论戏曲作家、民家艺人如何改编，书写“十五贯”故事的笔杆子始终在市民阶级的手中，故事里反映着市民们的悲与喜，折射出市民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诉说着市民自身对于是非对错、道德与情感的认知。这些文化是宋代社会所独有，或是清代社会所独有的，或是明末清初的动荡之下产生的吗？非也，是随着市民阶级的诞生而诞生，传承于每一个市民的生命体验中的。

（一）利益驱使下人情万端的社会现实

作为“十五贯”故事核心的两起人命官司，其中一为老鼠作怪，二为强盗杀人。但不同时代的改编作品中却不约而同地反映出除了豪权地痞、响马强盗、昏官污吏之外，普通人的微小的恶在冤案中发挥的推动作用。《错斩崔宁》的定场诗，便是讲一个“为人难处”：“……大道既远，人情万端。熙熙攘攘，都为利来；蚩蚩蠢蠢，皆纳祸去。持身保家，万千反覆。”[ 《京本通俗小说》，第69页。]直接点明“利”对于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破坏。这个“利”既包括钱财物质，也包括个人的生活是否稳定，人身是否保全等。金钱财物乃是“十五贯”题目所点，无论是《错斩崔宁》中的陈贵，还是诸《十五贯》中的熊氏兄弟的悲剧，都是因贫穷而起。但无论贫富，“十五贯”故事中的市民人物在阶级上并没有明显的高低之分，而故事的导火索就集中在社会下层的平民之中。往日无冤无仇，亦无利益往来的邻里之间甚至亲戚之间，因为畏惧命案牵连而相互陷害、彼此攀咬，令人尤为心寒。熊氏兄弟是埋头只读圣贤书的正人君子，女主人公们在婚姻、闺门中并无差错，但他们的操守却险些一半毁于冤案，一半毁于悠悠之口。

《错斩崔宁》中，陈二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对捉拿“奸夫淫妇”尤为热心，面对崔宁的辩白，不由分说道：“好自在性儿。你若真个不去，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烦为一捉，不然，须要连累我们。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净。”[ 《京本通俗小说》，第78页。]若朱三老儿因收留过二姐而害怕遭到牵连，那么周围的“吃瓜群众”们便仿佛发现了一场免费的大戏，表现出一种残忍的热情来：

看的人渐渐立满，都道：“后生你去不得。你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便去何妨。”

那赶来的邻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虚，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

众人齐声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对那后生道：“后生，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却暗暗约定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计结。”

众人齐发起喊来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拐了钱财，盗了妇女，同往他乡，却连累我地方邻里打没头官司。”

那小娘子正待分说，只见几家邻舍一齐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语，委是青天。……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同作奸？赃证分明，却如何赖得过？” [ 《京本通俗小说》，第79-81页。]

每一句话，都将崔宁与二姐向明晃晃的钢刀更推进了一步，“众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张口攀咬，并非是与二人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受到不加分辨的廉价正义感与“好事”凑热闹的心态驱动，这不正与鲁迅笔下批判的无情的“看客”别无二致吗？冤案发生，继而众人起哄，在故事改编中已经成为固定情节，如鼓词中郞尔秀（即传奇中冯玉吾）将熊友蕙押上大车，准备报官时，众人“把边的把边，押后的押后”、“众多乡民瞧审事，三五成群随后跟”，[ 路工，付惜华辑《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67页。]想必此时“乡民”们的脖子，也如同鲁迅笔下愚昧麻木的“看客”一般，像是一只只被无形之手提起的鸭子。

与将他人的苦难景观化相辅相成的是市民们明哲保身的生活智慧，如鸳湖逸史所做弹词中，特意描述了鼠盗案发生后，县令讯问冯、熊二家左邻右舍的情节，左邻赵锦称：“俚厾房里事情，那里得知！……朝晨出去夜来店，屋里衣裳多得势，灯前做到二更余，夜作辛劳人困倦，上床一忽不知机。”右邻姚武也称自己是挑担的，要养妻子和老娘，“未到黄昏先睡了，闭门不管是和非”。[ 《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第427页。]到了熊友兰被冤时，尤家肉铺的邻居也说，街坊邻里“多是个人自管门前事，不理他家短和长”。一方面反映了市民阶层为了谋生起早贪黑，自顾不暇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市民社会由于逐利而导致人情冷漠的现实。

在“十五贯”故事的诸多改编中，陶复朱是太守况钟之外形象较为突出的正面人物，他重义轻利，帮助熊有兰凑足十五贯钱，让他去解救弟弟，却没想到因钱数恰巧相合，致使熊友兰也陷入冤狱之中。陶公得知此事后，又奔赴官府，为熊友兰写诉状澄清冤屈。这个人物作为理想化的商人形象，身上寄托着朱素臣在人心鬼蜮的世间对于人与人之间善意的些许期冀，使“善人”与“青天”共同成为市民们渴望的救星，这一点也得到了民间曲艺作者的认可，在众多改编文本中得到了保留。然而无论书中书外，始终是“陶公”少而“乡民”多，“十五贯”故事所描绘的市民间的人情文化折射出更多的人性真实。

（二）礼教与人情交织下的妇女命运

在“十五贯”故事中，围绕女性角色展开的部分主要突出了个人命运之“情”与家庭、婚姻之“礼”的冲突，在面对这一矛盾时，“十五贯”的衍生文本大致可分为两派。“重礼派”有朱素臣《十五贯》传奇与京剧《十五贯》；话本小说与其他民间曲艺都可算作“重情派”。而两派最鲜明的分歧就在于对女性角色的书写与评价上。

《错斩崔宁》中的女主人公陈二姐相信了刘贵的“戏言”，导致杀身之祸，因为刘贵所言句句合理，刘家也的确穷困，何况不由得陈二姐不相信。二姐心中并非没有恐惧悲伤，但她既没有想过反抗，也没有想过求助或逃走，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因为刘贵不仅是二姐的丈夫，更是她的主人，拥有买卖她人身的权力。话本作者与冯梦龙对她的遭遇是同情的，对于她偷离夫家，清晨独自行走等“非礼”的行为没有批判之意。朱素臣《十五贯》中塑造的两位女主人公都拥有一定的反抗意识，虽然她们身不由己，但她们的心并没有因遭到束缚而变得麻木。侯三姑虽然接受了自己身为童养媳，要与残疾痴傻的锦郞成为夫妻的命运，当听到熊友蕙在邻屋读书时，依然勇敢地说出自己“最喜读书声”，也因此触怒了公公冯玉吾，致使公公怀疑二人有私情。相较于逆来顺受的侯三姑、陈二姐，苏戌娟则拥有一些“原系锡山名家之女”的敏感与清高，面对处境的落差，她常常自哀身世，伤春悲秋，也常和继父发生争执。在得知自己被“卖”作仆婢之后，她在悲痛之下并没有放弃，而是一早便动身向姑妈求助。朱素臣在《恩判》一出中借况钟之口，批判侯三姑“自惜冶容，每生怨望”这宗冤狱是“现在的果报”、“祸福自家招”。而苏戌娟“开门潜遁”，与熊友兰“男女不通问”、“忘圣训、犯天条”，因此二人冤案也是“自家招取”。可见朱素臣正如郭英德的《明清文人传奇研究》中所说，“苏州派的作品既富于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祌，又渗透了浓重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复兴封建道德的热诚，取代了超脱或叛逆封建道德的；从而—为社会观念上的向后倒退的革新。[ 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而京剧《十五贯》全篇由传奇移入，因此存在相似的故事情节，不加赘言。

在“重情派”笔下的故事中中，虽常有因果报应、祸福相依的传统命运观念，但并未从道德与妇教角度指责女性角色，相反，还积极为双熊二女最后的结亲增添感情基础。如《双熊梦》鼓词开篇的定场诗便称此故事乃“颠倒冰人十五贯，恶姻缘作好姻缘”即十五贯乃成就两段姻缘的媒人。戏文之中，熊有蕙曾将自己与郎家儿媳陈玉操（即传奇中侯女）相比，感叹自己身为男儿一时不得志，还有扬眉吐气的一天，妇女配错了郎君，则今生难以出头，才子佳人终究命运不同。而陈氏也觉得熊家兄弟一表人才，百倍强于自己的丈夫。二人被诬下狱，在牢中更是同病相怜，愈加亲近。木鱼书与莆仙戏都有二人在狱中自愿结为夫妻，以求死后厮守的情节。反映出民间艺人对于才子佳人、苦命鸳鸯故事的喜爱，与对二人违背男女大防等礼教的宽容。

即使最终是夫荣妻贵的大团圆结局，朱素臣《十五贯》传奇依然不能让这夫妻轻易结成。《恩判》之后，二女无家可归，愿遁入空门，在尼寺了却此生，况钟夫人蒋氏怜惜她们，便将二人收作义女，此时熊氏兄弟双双中举，夫人便想着此四人有一段奇缘，正可配成婚姻。未料双熊二女都不愿意，双熊称：“屡屡奇冤，当时无以自白，若更结为姻契，只道平昔果有私情了”，二女曰：“矢坚贞琬琰无疵，蹈奇冤鹑奔同刺，岂将差就错，好自为之”。还是担忧若就此将错就错，反而应了通奸的罪名，后夫人假称双熊为侄儿，二女为亲生女儿，才骗得四人成亲，如此一来，既达到“双圆”的最终目的，又能够恪守礼教，保全四人名节无碍。传奇《恩判》后数出，都从不同角度宣扬了即使惨遭奇冤，依旧礼不可违的思想观念，既迂腐又无趣味，因此在戏台上较少搬演。

“重情派”笔下的故事中还出现了两位有勇有谋、高瞻远瞩的女性角色。《错斩崔宁》中王大娘子是崔宁、二姐冤情平反的关键，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叙写她的故事。刘贵死后，妻子王氏守节一年后想要回到娘家，另外嫁人，路上遇到山匪静山大王，王氏谎称老仆人为自己的丈夫，称静山大王为解救自己的恩人，并情愿作他的压寨夫人，以此保住性命。后来，静山大王在王氏的劝说下放下屠刀，吃斋念佛，因此他告诉王氏自己“曾枉杀了两个人，又冤陷了两个人，时常挂念。思欲做些功果，超度他们”。王氏得知此人才是杀夫凶手，便觑机至临安府前喊冤，适遇新任知府上任，终于捉住真凶，为崔宁与二姐昭雪。王氏以静山头颅祭奠三人后出家为尼，得以善终。小说作者对王氏的态度基本是赞扬的，虽然她在痛失丈夫的情形下没能察觉二姐的冤情，但若不是她临危不乱、忍辱负重，冤情永远没有昭雪的一天，对于她想要改嫁、委身于贼等“失节”行为则并未加以批判。

滦州影戏《十五贯》中出现了原创角色鄂红玉，她是反臣之女，天柱山匪首，不仅自己武艺高强，更善于用兵、屡出奇谋。秦正逃难至天柱山时，自称叫正秦，并未婚娶，因此鄂红玉便叫他做个“压寨夫君”。机缘巧合下，鄂红玉在水月庵因半块绣帕认出秦妻路氏，怜惜她与秦正夫妻分离，又怀疑是秦正抛弃妻子，便将路氏解救出庵，令他们夫妻相见，秦正却为自保而不敢与路氏相认。鄂红玉指责他只顾自己平安富贵，妻子在尼姑庵中受苦，一对儿女更是生死未卜，他却全不在乎，直令秦正羞愧得向路氏下跪请罪。鄂红玉锄强扶弱、怜香惜玉的侠义之风与秦正的懦弱产生了鲜明对比。秦端一线的女主人公秋素月也是一位充满反抗精神的女性，她不仅以财物银钱相赠，还为了保住与秦端的婚约，毅然改扮男装，上京状告父亲秋桂悔婚。她不再像传奇《十五贯》中的侯三姑，只敢隔墙听取读书声，而是抓住一切机会争取自己的幸福。

在女主人公们的故事中，导致她们陷入困境并无力自拔的首先是男主女从、人身买卖合法的婚姻制度，然后才是不合理、不完善的司法制度。在相似的婚姻制度、司法制度背景下，影响“重情派”与“重礼派”笔下礼教观念与妇女形象的因素基本可归为作者的个人倾向与文本体裁的不同。朱素臣所在的“苏州派”整体以现实性创作、公案剧创作与宣扬道德教化为特点，以此对明末以来人欲放纵的社会风气拨乱反正，朱自然不能免俗。而诸民间曲艺的曲本作家多是民间艺人，甚至未能留下自己的姓名，因此他们更能理解市民男女之间情感的正当性，对于礼教之大防则多抱有朴素的认同，而非奉为金科玉律。儒、释、道三教在民间的合流，使民间曲艺用“因果报应”“前世冤孽”等轮回思想来解释双熊二女之冤案，并认为这都是他们日后美满生活的必要考验，角色的情感也是命运必然的一部分，以此取代了一部分对于个人道德的苛求。

（三）市民与官吏矛盾中的“青天”文化

在市民文化蓬勃发展的明清时期，文艺界中出现了“从意识形态，到各种文学形式，普遍出现了为市民阶层的利益和权利呐喊的呼声”[ 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2017年第3期，第12页。]的现象。在市民群体中，崇拜包公、海瑞，称颂“青天大老爷”的文化现象不断得到积淀和传承，与之相对的是对昏官、贪官的批判，在本质上，是市民群体渴望公平正义、希望财产得到保护的迫切心理。在宋代说话中，就有公案一类，如《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等；戏曲界也出现了“包公戏”“海公戏”等搬演青天断案，为民请命的曲目。封建时代的老百姓越是含冤负屈，求告无门，就越只能将一线希望寄托在“青天”身上，期盼有的“包青天”“海青天”来为自己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十五贯”故事中的“青天情结”，反映了市民生活中受到官吏压迫、权益无法保障的真实情况。

《错斩崔宁》对市民与官吏关系的描写集中于对以临安府尹为代表的昏官的批判上。临安府尹不仅听信王老员外的一面之词，还受到了如上文所讲的“众人”众口铄金的影响，只是急于了解这桩案子，而置案件的逻辑与情理、二小民的性命于不顾，成为了作者所强烈批判的人心鬼蜮、黑白颠倒的社会中起决定性的一环。小说中崔宁、二姐的昭雪与静山的归案，依靠的并不是青天的“恩判”，而是王大娘子这个市民妇女个人的胆识与谋略，体现了作者对市民阶级自身的肯定，与对“青天”的怀疑。

在朱素臣《十五贯传奇》及之后的改编中，“青天”形象的凸显代替了市民自身的反抗，使民与官的关系变成了彻底的支配与服从。这与苏州派作者群体整体所处的时代与思想倾向有关。政治的腐败、阶级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汉族人民实行了血腥镇压和残暴统治。苏州派戏曲作家目睹了这一切，他们进行戏曲创作时，着眼于明代后期和明清之交的社会现实，自觉成为了市民中封建秩序的“宣传队”，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儒家所提倡的入世精神所鼓励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对封建等级制度、儒家道德礼教的信奉互相融合，催生出了苏州派公案剧中鲜明的“青天”信仰。

“十五贯”故事中的况钟形象与断案手法、执法手段等公案因素自昆曲上演以来受到了国内法学界的重视，著作颇多，在此不加赘述。除此之外，值得重视的是，与“青天”共同出现在“十五贯”故事中的种种神异要素。以“双熊衔鼠入梦”情节为代表，经过一代代创作者踵事增华，演变出夜梦城隍、神仙化鼠、天定姻缘等情节。纵观各种“十五贯”改编故事，四位主人公命运真正的转折点正是神异元素的出现。

观《十五贯传奇》第十五出《夜讯》，面对四位喊冤的囚犯，监斩官况钟听过后，态度与昏官过于执并无两样，但当他看到文书上罪犯的姓名，猛然想起前日城隍庙里的“双熊梦”，暗自心惊，这才重新询问案情，当时便捕捉到多处疑点。[ （清）朱素臣著；张燕瑾，弥松颐校注《十五贯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试想若况钟没能回忆起梦境，或压根无城隍庙双熊梦一节，四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弹词《十五贯》中甚至出现了城隍的“正体”，况钟因为不明杀死尤屠户的凶手，来到城隍庙寻求指引，当晚梦见“一位尊神进殿中……在下名叫杨继盛，在世为人烈又忠……十三省的城隍是我为首，香烟享受在一城。[ 《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第368页。]”可见市民们对城隍的认知，就是一位拥有神异能力，绝对能够明察秋毫，维护正义的“青天”，城隍信仰是广泛分别于中国各地的重要民间信仰。上海、南京、广东等地都有规模较大的城隍庙，规模较小的城隍庙更是数不胜数。城隍具有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是一方土地的守护神，其功能主要是监察并辅助地方官吏，维护当地的平安与公正。市民期盼着青天，但青天毕竟是人，是人就会有局限性，因此城隍信仰在公案情节中出现，体现了市民对“青天”的呼唤已经不能在现实中被满足，从而溢出到神鬼世界之中。

“十五贯”故事改编中还存在另一种糅合公案与神异情节的方式，即将“青天”的出现纳入整个因果循环、善恶有报的迷信故事中，被既定命运推动前行。例如从故事开头，便点明双熊命中注定要高中状元、探花，二女则注定要嫁给兄弟二人，享荣华富贵，以说唱为表演方式的“十五贯”故事改编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这种方式。因为绝大多数市民群体的社会地位不过是“升斗小民”，在封建集权制度下，他们的命运被掌握在朝廷、官府手中，自身难保的不安全感与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得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思想观念成为了当时最合理、最可以被民众接受的对命运的解释[ 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2017年第3期。第12页。

]。

总而言之，“十五贯”故事围绕着与市民群体最为息息相关的“财”“色”两个主题。以十五贯钱、一段艳遇，敷演出在市民中长盛不衰的故事，更因为朱素臣《十五贯》传奇的成功，影响了“十五贯”故事在后续改编中的形态，呈现出情节上的相对稳定与思想内涵上的矛盾现象，反映出市民阶级中不同群体作者的创作倾向，也折射出诸多贯穿于封建社会市民文化中的，甚至时至今日仍能感受到的悲欢交织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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