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范子烨先生新作《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2月版，以下简称为“《悠然望南山》”），感觉此书考证精细，剖断详明，钞撮具见苦心。作者不仅将陶渊明研究推进到一个新境界，使读者更为深刻地认识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且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话题”，在文学研究方法上有新的尝试与突破。

    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各篇主题不同，各有侧重，分别从音乐文化、宗教精神与诗文解读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沉静、深刻、诗意的陶渊明，同时也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陶渊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音乐情怀、宗教幻想与诗歌浪漫之思的时代。因此，作者以音乐、宗教与诗歌作为解读陶渊明的切入点，无疑会为我们还原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全面的陶渊明。

    “还原历史”，既需要“历史”的理论观照，也需要“历时”的文献检验。范子烨先生最可钦佩的一点，就是善于抓住历史上“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绳贯珠联，并将其置于文学史的长河中，反复进行多方面阐释、论证，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历史。其精锐之识，实足以匡正前人之误说。如陶渊明《饮酒》其五“悠然望南山”的异文问题，苏轼认为应作“见南山”，元、明、清三代，多数文人接受了苏轼的说法。今天通行的很多版本中，多数还是“见南山”。作者通过认真的文献查考，认为自北宋王安石而下直至清代，也有很多“望南山”的说法。作者指出，唐代白居易有多首诗化用陶渊明“望南山”诗，如“坐望东南山”、“西南望远山”、“望山倾一盂”，等等。“望”、“见”一字之别，境界迥异。“望”乃“以我观物、物我合一”，“见”乃“以物观人、人在物外”。本此，作者认为苏轼之说，诚不足信。我们认为，范子烨先生之说，其来有自，信为赅备。《艺文类聚》卷六十五与《文选》所录陶潜《饮酒》即为“望南山”，说明唐代版本即如此。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曾云：“陶渊明杂诗《结庐》首‘悠然望南山’，‘望’一作‘见’。就一句而言，‘望’字诚不若‘见’字为近自然。然山气飞鸟，皆‘望’中所有，非复偶然见此也。‘悠然’二字，从上心远来。东坡之论，不必附会。”由此可见，本书对“望南山”文本之考订是坚实可信的。

    “还原历史”，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研究者进行一番钩沉索隐、甄别异同的功夫。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层垒的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说法，而历史人物经过历史长河的经年冲刷，其身上早就是沉渍斑斑，也成了“层垒”的历史人物，与其本来面目业已相去甚远。范子烨先生在繁富的文献材料基础上，摘抉隐微，商榷正伪，用严谨的治学精神，将陶渊明身上积淀已深的历史污垢逐层剥去，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上，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如关于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问题，作者抓住“五斗米”这个关键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从而论证了陶渊明“入道”的历史事实。再如，关于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学界素有“拒佛”与“崇佛”两说。范子烨先生通过翔实的文献考证，剥茧抽丝，层层深入，为我们揭开了陶渊明与佛教关系上的“神秘面纱”，文章隽快爽朗，井井有条，不漏不烦。作者认为，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教团，其时并无“莲社”之名，后世关于“莲社”传闻皆附会之说；但庐山确是陶渊明经常往来之地与流连之所；陶渊明与慧远并无直接交往，但二人通过双方共同的朋友，也有思想上的间接接触；陶渊明与慧远应该是“居止虽近，理隔即疏”之关系，故所谓“浔阳三隐”，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文人对陶渊明的“文化绑架”而已。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进一步申论，认为陶渊明对佛教持“拒斥”态度。作者高明之处，还在于将“佛教思想”、“佛教文学”这两个概念与陶渊明的“宗教信仰”区别开来，将“陶渊明”从认识论的夹缝中拉出来，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多的历史质感。此处引证浩博，议论劲切，诚为笃论。

    作者以“文化视域”作为研究陶渊明的视角。“文化”是历史的，故作者特别重视将“文化视域”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观照。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常提及“还原历史”这个词，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那些刚刚发生的事情，由于叙述者角度的差异或时间、地点、语境的变化，已足以使相关的“历史”模糊不清。《悠然望南山》，在陶渊明的人格重构与思想解构方面，进行了“历史还原”方面的有益探索。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陶渊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论的有益启示，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学术意义。这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此而言，本书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