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杂剧研究文献三题
徐子方
内容提要 《盛明杂剧》《远山堂剧品》和《群音类选》，俱为研究明杂剧不可或缺之基本文献，然其选剧评曲之角度和标准同中有异，与编选者个人经历及思想认识有关，由此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参考价值。站在今天的角度分别衡量，也可看出它们各自拥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 明杂剧；选本；曲目 　　
　　明代后期剧坛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就是对杂剧作品的整理编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剧目研究著录。前者比较著名的如臧晋叔《元曲选》、赵琦美《脉望馆校钞本古今杂剧》、陈与郊《古名家杂剧》、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孟称舜的《古今名剧合选》、沈泰的《盛明杂剧》、胡文焕的《群音类选》等，后者如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也较有名。需要指出的是，就其中大多数而言，虽然或多或少夹带着明人自己的创作，但总体上还都是以元代杂剧为主，它们代表了当时有意向“元人矩范”复归的一种群体趋向。真正作为研究本朝杂剧不可或缺且具多方代表意义之文献，莫过于《盛明杂剧》《远山堂剧品》和《群音类选》3种。此前已有文章分别对它们做了探究和介绍，本文意在将其贯穿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想以此寻求一个新的考察角度，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它们的正反面意义。
　　
　　一
　　
　　《盛明杂剧》为目前所知最早且最为齐备的明人杂剧选集，共分为二集，先后出版于崇祯二年（1629）和崇祯十四年（1641），各收剧30种。编者沈泰，字林宗，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号西湖福次居主人。生平经历不详，仅知其与明末杂剧家袁于令（幔亭）、徐翙（士俊）以及江浙文士名流程羽文、张元徵有过交往，彼此称兄称友，可知皆为一路之人。由于资料所限，《盛明杂剧》何年编定目前不得而知，但从初集所附袁、徐诸人的序文末署皆为“崇祯已巳”（1629）以及二集刊行时间等情况看，至迟在崇祯二年，《盛明杂剧》第一批剧目已经编定，最终完成时间当不晚于崇祯十四年（1641），此正是明朝灭亡前三年，名副其实地称得上明人自己编选的有明一代杂剧选集。较之同时人臧晋叔《元曲选》以明人选元剧，又不啻进了一层。
　　除此而外，《盛明杂剧》最值得关注的首先当然是其具有明确体现时代剧场风貌的编辑体例。该书《凡例》说得很明白：虽然所收作品数量有限（“词人一脔”），但去取却自有明确标准：“非快事韵事，奇绝趣绝者不载。出风入雅，戞玉锵金，何多让焉。”就是说首先取材必须别具一格，引人入胜。语言必须纯正高雅，文采斑斓。毫无疑问，这是元代文采派杂剧的典型特色，反映了朱权贬本色派大家关汉卿为“可上可下之材”以后明代曲坛崇雅贬俗的审美主流。当然，编者也说“偶收鄙秽，以中时俗之肓”，“旁及诙谐，足捧滑稽之腹，亦附集末”，并没有完全排斥“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选本难以全面反映一代杂剧创作风貌的弊病。正是在这种编选标准的指导下，《盛明杂剧》选收了朱有燉的《牡丹仙》《香囊怨》、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康海的《中山狼》、徐渭的《四声猿》、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陈与郊的《文姬入塞》《昭君出塞》、王衡《郁轮袍》、凌濛初的《虬髯翁》、沈自征的《霸亭秋》《簪花髻》《鞭歌妓》等一大批名家名作。甚至包括吕天成的《齐东绝倒》这样明显脱离儒家正统的剧本。可以说，虽然两集合起来只有60种，占今存本总数的五分之一略强，但有明一代具有代表性的杂剧作品基本上收集齐备，后世读者大体上可以据以窥知明杂剧的总体风貌。
　　不仅如此，《盛明杂剧》的特点还体现在编者有意收录作品的同时将时人及自己的评语一并作为眉批编入，从而构成时代评点式戏曲理论的重要部分。同样作为一代杂剧选集，不仅元刊杂剧三十种无法与之相较，即使同时期文人编选的《元曲选》也不具备。而且即以今天的目光衡量，《盛明杂剧》眉批对所收剧本创作风格的提示也多有见地。如评王九思的《杜甫游春》称：“渼陂高才废处，作此以嘲时相，悲愤唏嘘，如怨如诉。”评康海的《中山狼》为“独摅淡宕，一洗绮靡。”借时人黄嘉惠称许潮的《泰和记》“写景色似胜赤壁赋。”对徐渭《四声猿》则更转引袁宏道语赞其“语气雄越，击壶和筑，同此悲歌。”所有这些，皆有助于读者的阅读理解。袁幔亭序中称赞沈泰“博蒐明剧，汇而选之，铿然一部鼓吹，胜国（元代）词林，不能专美于前矣。”张元徵序亦云：“沈林宗深心嗜古，博综之暇，爰集盛明杂剧数十种，与〈元人百种〉并传。”明确将《盛明杂剧》与《元曲选》并列，可见其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文人戏剧选集的一部分，《盛明杂剧》的编选也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首先，该书虽然有着崇雅贬俗的指导思想和遴选标准，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混乱之处。例如《凡例》一方面宣称“偶收鄙秽，以中时俗之肓”，“旁及诙谐，足捧滑稽之腹，亦附集末”，似乎很全面，另一方面却又表白“俗本虽多，未堪解酲，岂敢灾梨”，这就犯了选家大忌。因为衡量“未堪解酲”“俗本”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呢？编者并未明言，无从得知。如果像李开先的《打哑禅》《园林午梦》，徐渭的《歌代啸》、冯惟敏的《僧尼共犯》等一大批被排除在外的名家名作，都是沈氏心目中的“俗本”的话，则他的遴选标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完全科学的。他还说：“集中固有去取，实无低昂。但就著姓氏而种数特多者，置之前茅；其无姓氏而一种偶见者，取为后殿。”如果体例如此，亦未尝不可。但从《盛明杂剧》所收本情况看，编者显然就没有将无名氏作品考虑在内，所谓“无姓氏”系指未署姓名但存有别号者，如“绿野堂主人”之类。这样也就遗漏了包括脉望馆校抄本在内一大批无名氏剧作。不仅如此，编者有时似乎还自乱体例。比如说他能容纳杨慎、许潮的《泰和记》，叶宪祖的《四艳记》，却将沈璟的《博笑记》《十孝记》等名似传奇，实为短剧集的作品摒除在外，就实在找不出理由。
　　更需指出的是，与崇雅贬俗的指导思想相对应，《盛明杂剧》的遴选标准系重案头而轻场上，很少从市俗舞台表演的角度考虑。如时人程羽在该书序言所言：“盖才人韵士，其牢骚抑郁呼号愤激之情，与夫慷慨流连，谈谐笑谑之态，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于笔底，不能直写而曲摹之，不能庄语而戏喻之者也。”这就是说，他们大多把剧本创作作为排遣郁闷的工具。所谓“文人之意，往往托之填词”（该书袁幔亭序中语），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其较之此前杂剧作家更具强烈的个人心结，对舞台演出抱有天生的抵触情绪。身为南杂剧作家的徐翙在其《盛明杂剧序》中说得比较直白，他称书中所选杂剧“皆牢骚肮脏不得于时者之所为也”，并声言“此何等心事，宁漫付之李龟年及阿蛮辈，草草演习，供绮宴酒阑所憨跳？”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场上演出而创作。作为一部戏曲选本，如此安排显然是片面的，它不符合人类戏剧的扮演故事本质。
　　然而，《盛明杂剧》的这种片面的编选标准却又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它代表了明代一大批文人剧作家的共同心声，也符合明代文人戏曲案头化、文本化的审美追求趋势。众所周知，我国戏曲自明以后即分为文人和民间两条发展道路，继承南戏传统又吸收部分北曲精华的昆曲传奇和文人南杂剧构成的文人戏曲决定了明代剧坛的主流，而整个文人曲家不管是偏重文词（才）还是偏重音律（材），重文本轻演出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也正是由于明文人戏曲的这种特有的审美趋向，脱离舞台与其说是弊病倒不如说成是反映了时代文人戏曲的真实面貌，因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盛明杂剧》作为明杂剧唯一的当代选本地位。
　　
本文原文
　　
　　二
　　
　　与《盛明杂剧》同具资料价值的还有《远山堂剧品》，然该书并非作品选集，而是目前所知最早著录并品评明人杂剧的一部专著，评点性和资料性紧密结合是其鲜明特征。
　　和名声不彰的沈泰不同，祁彪佳则是明末一位颇有声誉的文人士大夫，官声与文名俱显。今知其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号世培，又号寓山居士、远山堂主人。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出身世家。父祁承业，一生淡于功名，注重修身养性，曾建成与宁波范氏的天一阁、会稽纽氏的世学楼齐名的藏书楼——号称“藏书甲于大江之南”的淡生堂。祁彪佳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幼年聪慧，良好的读书环境为他今后的学业和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说他七岁便能对句，十七岁中乡试，二十一岁中进士。先后任福建兴化府推官、福建道御使、苏松巡抚。崇祯十七年，京师失陷，祁彪佳继续为定都南京的南明福王小朝廷服务，希望为挽救明王朝尽最后一把力。但却横遭权臣马士英的排挤迫害，只好再次辞官归里。清兵下江南，他拒绝征聘，自沉明志。死后南明鲁王监国谥其为“忠毅”，福建隆武帝谥其为“忠敏”。清乾隆时又谥为“忠惠”。祁彪佳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祁忠敏公日记》、《祁忠惠公遗书》等。由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心境所限，戏曲活动和戏曲创作对他来说只能是身外余事，他写过一本反映西汉苏武出使匈奴，不屈牧羊的传奇《全节记》，还改编过僧湛然的杂剧《鱼儿佛》，但影响都不大。1953年黄裳先生发现了他的两部曲论著作《远山堂曲品》（残缺）、《远山堂剧品》时，其戏曲成就方为人们所关注。
　　“远山堂”为祁彪佳所居寓山园中的书斋名，有化用欧阳修“远山来与此堂平”之诗意。但就藏书而言，“远山堂”主要继承的是乃父一生经营的“淡生堂”。在大量阅读“淡生堂”藏书和自己辛苦搜集的基础上，祁彪佳完成了《远山堂剧品》。该书写定于崇祯十三年（1640），也就是祁彪佳于崇祯八年后家居那一段时间，同时完稿的还有《远山堂曲品》（今存本有缺损）。关于编撰动机，著者在自序中讲得很清楚：
　　予素有顾误之癖，见吕郁蓝《曲品》而会心焉。其品所及者，未满二百种；予所见新旧诸本，盖倍是而且过之。欲赘评于其末，惧续貂也，乃更为之……①
　　 “吕郁蓝”即吕天成，“郁蓝”即指吕之号郁蓝生也。序中明言他之所以对整理曲目感兴趣，是因为他看到了已成书的吕天成《曲品》多有缺漏，欲加以增补扩展，又不想简单地写成《〈曲品〉增补》，想要自成格局。于是就形成目前所见的祁氏《曲品》《剧品》，有意创新的目的相当明显。
　　从体例上看，《远山堂剧品》继承了历史上艺术品评的传统而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吕天成之前，唐人张怀瓘的《画品》已将书画分为“神”、“妙”、“能”三品，同为唐人的朱景元《唐朝名画录》又在上述四品中加进了“逸品”。吕天成编《曲品》受到他们的启发，将所收剧本分为“神品”、“妙品”、“能品”、“具品”等四大类，既著录书目，又有对剧情内容的评述。这对祁彪佳同样有所启迪，但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针对吕氏《曲品》所收作品短少和涉及面狭小的缺陷，《远山堂剧品》进行了必要的改进，编著者取消了“神品”而加进“雅品”、“逸品”、“艳品”三类，又将不入上述六类的作品另创“杂调”一类，所有这些，显得更为详尽、细致，文献参考价值更高。同时，在体例上将《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与吕著分开，又凸现了著者的独创意识。
　　作为一部品评当代文献的专书，《远山堂剧品》的首要特点是力求客观和全面，所反映出来的编撰者陟黜态度是严谨的，基本反映了明代各个时期杂剧作家的成就和地位。比如朱有燉、徐渭、汪道昆、康海、王九思、冯惟敏、梁辰渔、王骥德、陈与郊、叶宪祖、凌濛初、沈自征、孟称舜等被公认为明杂剧代表作家的作品，大都列入“妙”、“雅”、“逸”诸品，并分别予以较高的评价。兹略举数例：
　　酷似元剧中语，恐亦未免蹈元人之蹊径。惟其气韵高爽，胸有成竹，便能自我作古，即以元人拟之，作者不屑也。末以番语入曲，尤为奇绝。——评朱有燉《风月姻缘》
　　迩来词人依傍元曲，便夸胜场。文长一笔扫尽，直自我作祖。——评徐渭《渔阳三弄》
　　名公钜笔，偶作小技，自是庄雅不群。他人记梦以曲尽为妙，不知《高唐》一梦，正以不尽为妙耳。——评汪道昆《高唐梦》
　　位置于元剧，在《朱砂担》《乔踏椎》间。三剧中，以此为最。——评康海《中山狼》
　　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其人其作的成就与特色。虽不无揄扬过当，但置于明剧却也并非毫无根据。而面对质量较差者，编者亦能鲜明地道出症结：
　　记张克谐兄弟之孝，遇盗处，有似（元人之）《赵礼让肥》。词皆俗腐口吻。——评谢天惠《孝义记》
　　以象之为弟，乃传其恭顺如许，戏场中安容道学套头。——评李槃《庳国君》
　　指出“道学”、“俗腐”能给剧作带来致命损害。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明确将当时杂剧与前代成功之元剧作比较，显示出在回归传统的时代剧坛群体心态的促使下，特别重视剧场演出之特点，这又是《盛明杂剧》编者所不具备的。
　　正因此，《远山堂剧品》特别重视剧本的体制，所涉及的每一个杂剧皆注明其折数和用曲情况，如“北四折”、“南北九折”等。即使一般不被人注意且容易引起争议的作品，如明初詹时雨的《补西厢弈棋》和明中叶梁辰鱼的《无双传补》，编著者也看出了它作为单折戏的存在价值，从而将其收录。所有这些，同样可以看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创举，它给后世读者了解当时杂剧创作的详细情况将有较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某些作品已经失传的情况下，该书剧体方面的资料价值更加明显。
　　当然，作为一个以治曲为人生余事的文人士大夫，祁彪佳对曲家剧目的搜录与品评也有其不足之处。学术界已有人指出过，祁氏身为封建士大夫，思想正统、保守，如论者已经指出的过于推重贵族杂剧作家朱有燉和《五伦全备记》等教化剧作而贬低民间戏曲等等。此外也还多有可议之处。即如朱有燉，其杂剧集《诚斋乐府传奇》于今全数留存，《远山堂剧品》收录其剧作34种，不可谓不全。惟署名除了29种题为“周藩诚斋”之外，另有“妙品”《曲江池》、“雅品”《常椿寿》《十长生》《蟠桃会》《神仙会》等5种题为“杨诚斋”，与南宋诗人杨万里相混淆，则不知所据为何。不仅如此，他将徐渭的《四声猿》，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等短剧集中的作品分别著录和品评，惟将程士廉的同类作品《小雅四纪》作为一个作品看待，又不说明任何理由。同样，他认定梁辰鱼续补传奇《无双传》之片段为独立剧作从而将其收录，却不承认杨慎、许潮的《太和记》、沈璟的短剧集《十孝记》、《博笑记》是杂剧，而将后者收入《远山堂曲品》，体例边界的认定太过任意。在价值评判方面，祁彪佳还瞧不起那些大胆进行体制突破的作品，如对李开先的院本式短剧《园林午梦》，将其归入最低级的“具品”并称“无足取”。对文人剧作家程士廉的作品也是如此看法，给人感觉是不够公允甚至漫不经心。所有这些，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山堂剧品》的资料利用价值。
　　
　　三
　　
　　与专门萃集和评点杂剧的《盛明杂剧》《远山堂剧品》不同，《群音类选》涉及范围则很广。它既包括北曲杂剧，也包括昆曲传奇；既包括上层社会流行的昆曲，也包括民间爱好的地方戏；既包括戏剧曲辞，又包括清唱歌曲。在此时期杂剧研究文献中，又别具一格。
　　和沈泰、祁彪佳的情况都不同，编者胡文焕是一个有声名却无佳誉的文人作家。今知其字德甫，号金庵，别署抱琴居士，又号安定泰安子，仁和（又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约明神宗万历中期前后在世，曾做过县丞和署理知县。一生著述甚多，有《文会堂词谱》《文会堂琴谱》《古器具名》《古器总说》《名物法言》《茶集》等。此外还倾力整理和刊刻文化典籍。清人丁申《武林藏书录》一书卷中谓其“尝于万历、天启间购文会堂藏书，设肆流通古籍，刊〈格致丛书〉至三、四百种，名人贤达多有序跋。”真可谓著作等身了，《群音类选》即为《格致丛书》之一。后人对胡氏刻书乃至剧作皆颇多訾议，近人汪辟疆谓《格致丛书》“名目炫异，尤为猥滥”①，叶德辉更指胡氏编书“割裂首尾，改换头面，直:得谓之焚书，不得谓之刻书矣”②。戏曲创作方面，文焕撰有传奇《犀珮记》《馀庆记》《奇货记》《三晋记》等4种，杂剧《桂花风》1种，原作全本均已佚，赖作者自己编选的《群音类选》保存传奇前2种和杂剧的部分曲文。吕天成《曲品》将其人列为“下之下”，其作亦入“下下品”。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也将胡氏杂剧《桂花风》列入最低之“具品”。所有这些，皆可见其在学界印象之不佳。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的确存在问题，二是不合论者标准。但无论如何，这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拒绝科学使用胡文焕刻书和选本的理由。说实在话，就对戏曲史所作贡献而言，胡文焕一生中最值得关注的应是《群音类选》的编选。
　　
　　作为一部曲作总集，《群音类选》最大特点便是求全求备和分类更加科学。该书现存明神宗万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593-1596年)刻本，存本藏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华书局1980年整理影印。原有四十六卷，现存三十九卷。残去七卷，分正、续二编，各按官腔、诸腔、北腔、清腔分类，所谓“官腔”即当时上层社会流行的昆腔，“诸腔”及民间及市俗社会流行的地方戏，包括弋阳腔、青阳腔、太平腔、四平腔等，“北腔”即元代盛行的北曲杂剧，“清腔”即清唱的流行散曲，包括传奇中的曲辞。这种分类较之传统以宫调、曲牌或正宗、杂调作为分类标准的做法无疑更为科学。由此也不难看出，《群音类选》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求全，客观上不论文学水准（案头）还是音乐声腔（场上），他对力所能及获取的剧作是尽最大可能搜罗，求全求备是《群音类选》的首要也最突出的特点。
　　其次，在戏曲史上，《群音类选》最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提出了南杂剧概念。胡系一文人剧作家，对戏曲不外行，亦不乏识见。其在《群音类选》卷二十六专门辟出“南之杂剧”栏目，收录徐渭《四声猿》中的《玉禅师》一剧和同时期文人剧作家程士廉的《戴王雪访》一剧，前者为一套北曲，后者则系南北合套，并非皆为南曲。将其归入“官腔”（即当时盛行之昆曲）之中，显然与这些剧作在当时的演唱已被纳入昆腔的范畴，属于所谓的“昆唱杂剧”。但他在“官腔”类又为其专辟一卷，且题作“南之杂剧”，可见已初步看出了它们在体制上的特殊性，对于我们今天在理论上认识明中后期杂剧体式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当然，与胡文焕同时人吕天成在其所著《曲品》中亦专门列出“不作传奇而作南剧”一段，将“南剧”（南杂剧）作为当时唯一能和传奇分庭抗礼的戏曲形式，并予以较高的评价，这同样对于今天的相关研究有价值，不容忽视，但毕竟吕氏的编撰时代远在此后了（吕氏《曲品》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完成），是否即受了《群音类选》的影响亦未可知。
　　第三，正是在求全求备的思想指导下，《群音类选》保存了一批已失传的明杂剧剧本，这一点尤值得重视。例如许潮的《太和记》，该剧一共包括24种杂剧，每本皆为一折。沈德符《顾曲杂言》著录相当详尽：“向年曾见刻本《太和记》，按二十四气，每季填词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终，每人必有本末。”①，吕天成称之“按岁月，选佳事，裁制新异，词调充雅”，视之为传奇，收入《新传奇品》，却同时又说“每出一事，似剧体”②，其实，一出一个故事，按照岁月选择题材，这与沈说是一致的，就是剧体，即《太和记》是由24种剧本组成的杂剧合集。然而，从现有留存的情况看，整个剧集已佚失，只是靠着一些戏曲选本方能够保存。除了存于《盛明杂剧》二集的《兰亭会》、《武陵春》、《写风情》、《午日吟》、《赤壁游》、《南楼月》、《龙山宴》、《同甲会》8种外，其余皆为《群音类选》所保存，其中有的是全剧，道白、唱词俱全，如《公孙丑东郭息忿争》，有的保存全部曲辞，如《东方朔割肉遗细君》《张季鹰因风忆故乡》《陶处士栗里致交游》《谢东山雪朝试儿女》等。
　　《太和记》外，托赖《群音类选》收存的明杂剧作品还有一些。（一）汪道昆的杂剧作品集《大雅堂杂剧》。该剧集的版本有三个系统，除了万历年间新安原刻本和《盛明杂剧》初集所收本外，第三种就是《群音类选》卷二十六所收本。当然，由于选本体例关系，这一类只有曲文，而无宾白。（二）程士廉的杂剧集《小雅四纪》。程字小泉，怀宁（今属安徽）人，生平史料不详。《远山堂剧品》著录程的名下有《小雅四纪》，清人钱曾《述古堂书目》亦予著录，惟题称《小雅乐府》。“小雅”即程氏书斋名“小雅堂”，“四纪”即以四季为时序的四个短杂剧，大抵倾心于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而为之。存本大部佚失，除了陈与郊编《古名家杂剧》辑有《幸上苑帝妃春游》一剧外，今皆以曲文形式存于《群音类选》卷二十六，分别题为《帝妃春游》（春）、《秦苏夏赏》（夏）、《韩陶月宴》（秋）、《戴王雪访》（冬）。（三）沈璟的杂剧集《十孝记》。今存于《群音类选》卷二十四所收本。吕天成《曲品》著录其体制为“每事以三出，似剧体，此自先生创之。”③ 所谓“每事以三出”系指每剧而言。《十孝记》即包含十个短剧，每剧三出。今《十孝》全本已佚，《群音类选》所收乃曲文，每剧选一出作代表。题称《十孝记》，符合传统南戏命题模式和乐曲体制。
　　进入《群音类选》编选者视野的还有一些背离道学传统而市俗气息却相当浓郁的无名氏短杂剧。如《南风记》系一社会生活剧。南风即好男色，今所谓男同性恋者也。故事情节较为模糊，大致前半部叙好南风者与孪童在书房鬼混，后半部叙其妻妾规劝。此剧今存《群音类选》卷二十六所收曲文，《远山堂剧品》将其著录，且归入“具品”，其余明清诸书皆无著录。今人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均予著录，台湾陈万鼐氏编《全明杂剧》则未予收录，不知何故。体制上，此剧今存本分为南北两套，曲牌分别为[凉州序]四曲、[节节高]二曲及[尾声]构成一南套，又由七支[北寄生草]构成一北套，然末无[尾声]，未为全璧。《远山堂剧品》明标为“南北三折”，显然今存本并非剧本之原貌，盖经过了编者胡文焕之遴选也。
　　《炎凉传》系一寓言特征相当明显的风情闹剧，叙汤婆子、竹夫人相争故事。汤即暖足瓶，竹即竹夹膝，为冬夏保暖消暑用具，故曰炎凉。原作今亦仅存曲文，大致以汤婆子、竹夫人在冬夏因作用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比喻二女共事一夫的怨怅，表现不合理婚姻制度造成的痛苦。此剧亦仅存《群音类选》卷二十六所收本，近代以前未见著录。台湾陈万鼐编《全明杂剧》亦未收入。傅惜华《明人杂剧全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著录之，作时不详，目前只能依据胡文焕编定《群音类选》的时间，将其定于万历二十四年（1536）之前。
　　《曲中曲》系一以妓院生活为题材的闹剧，今无单行本传世，惟《群音类选》卷二十六“附”下收入此剧曲文，署曰“秦淮收春醉客戏编”。“秦淮”者，金陵之秦淮河也。作者是为金陵（今江苏南京）人无疑。“收春醉客”当为作者自号，真实名姓今不可考。至于作时，据《群音类选》刊时分析，当在万历中叶以前，黄方胤之《陌花轩杂剧》，时代既出此后，或即受到此剧启发未可知。
　　无庸讳言，《群音类选》的编选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有三：（1）机械继承元人戏曲选本的传统，为选曲而选曲，除了极少数剧作外宾白一概摈弃不录，无法得窥全豹，此在宾白曲文俱全的明代曲选界显得更加不合时宜。（2）指导思想上过于重视案头阅读和清唱，对戏剧本体和舞台本质体会不深，难以反映当时舞台演出状况。（3）贪多务得，体制辨别缺少进一步斟酌，题材内容也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些思想平庸甚至俗滥的作品被吸收进来，固然有助于反映当时剧坛真实面貌，但毕竟降低了选本的思想水准。所有这些，都是使用这部资料性典籍时应当注意辨析的。
　　总而言之，上述三部明代戏曲文献在明代杂剧乃至戏曲研究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对研究者而言，它们可以看作一为明杂剧作品选集，一为明杂剧剧目著录，一为在时代曲作总集中的明杂剧，各有特色，缺一不可。其次，将它们贯穿起来讨论可以互相对照使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如将《远山堂剧品》中明白著录的剧本折数及用曲情况与《群音类选》中所收有关作品进行比勘分析，可先认清后者所收剧作的真实结构，不致发生误读。同时反过来亦可以《群音类选》中所收剧目来补《盛明杂剧》和《远山堂剧品》的不足，从而检视其成败得失。最后，将上述三种文献贯穿起来看，不难发现其编（著）者均为浙江人，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是否他们所收所见反映的仅为当时浙江曲坛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全国杂剧乃至戏曲的创作及流行情况，值得进一步探究。当然，谈论这些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了。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7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