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教授的围城（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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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人：linhan1998　　回复数：3　　浏览数：18379　　最后更新：2010/9/6 12:04:28 by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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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4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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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h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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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教授的围城（删节版）

教授的“围城”
　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
　　大学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一套套量化考核标准在“折腾教授”，“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学校还设立“学术驻京办”。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也有人编一套假发票把家具以“学术经费”之名抱回家，“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如果项目明年结题，他的特聘教授资格将被取消，“特聘教授一年一评，必须承担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护身符——“延期两年结题”。他盘算着，离他退休还有5年，如果能再申请上一个项目，就能把特聘教授的待遇保持到退休；如果申请不上，则被降级为“普通教授”。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
　　申报秘籍与“学术驻京办”
　　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那段时期，被同事们描述为“黑五月”，填写申报材料就够“恐怖”了。第一份申报材料投出后，他开始有一种恐慌感，决定模仿别人，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每个月他都“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他每次去科研处，发现校级项目的一摞申请书都长高一大截。他想，大的抓不住，小的也别跑了，顺便也摞上一份。他甚至在网上看到义务传授秘籍的帖子，有一份帖子在传授了几十条“注意事项”后，不忘记叮咛一句，“不排除动用其他手段”作讲师的赵涛一学年每周有三门课，12课时，为了凑时间写申报材料，他把12节课挪到一天讲。讲完嗓子都哑了，每天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一份申请书通常有15页。仅其中课题说明，要写5000到8000字，“申报项目是‘期货’，你把它说成一朵花，结果可能是一堆豆腐渣。”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在申报表中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他看不出实际差别，但还得绞尽脑汁细分，把有限的几个词平衡分配到几个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报书就有一二十万字”。申报书投递之后，经筛选，被匿去名字和单位后，分到匿名评委处。这叫双重匿名。一份项目申报表由5名匿名评委打
胡学文作为国家专家库成员，有时被抽做匿名评委，经常接到各种“打听”电话。2008年他自己申报项目时，见周围人都在打电话，托关系，一开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产生一种惶恐感。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全国学术会议，遇到几个名单在专家库里的教授，也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请高抬贵手”。事后才知，此人并非相关评委。以2010年为例，匿名评委有5362人，打听匿名评委如同大海捞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立项结果终于在6月底公布。经过漫长等待，27171个申报者中，有人狂欢，有人沮丧，有人懈怠，有人焦虑。有的大学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会放鞭炮庆祝，张灯结彩。赵涛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他一下子收到国家和省级两个立项通知书，大松一口气，“我太幸运了。”像范进中举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飘忽感赵涛只是围城中的讲师，如果要评副教授，需另承担一项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还要在5年内发表5篇论文。评教授，就要承担一个国家级或两个省部级项目，还要发表论文。他听说有的学校评教授职称要求一年发表8篇论文，“太凄惨了”。　　　　原来北大中文系是教育部文科排名第一，现在因为承担社科项目和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指标落后，被北京师范大学超过，屈居第二。学校和系里都坐不住了，急起直追。
　　　　
　　“小人是逼出来的”

　　他的立项资助是2万元，6000元扣下作为结题时的评审费。学校还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费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归他使用，但所有钱都要发票才能报销。大学教师的工资不高，讲师2000多元，副教授多500元。谁都知道做项目可增加收入。尽管文科基金项目钱不多，但实际上花得更少。他贴了几百张发票，最后一数，才几千元，找发票令人头痛。针对大学教师做课题的发票生意应运而生。自从立项后，他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卖发票的邮件。他一开始比较懵懂，一位同事开导他，“原则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开窍了。电脑已经有了，但也不妨再买一款。他问其他同事，如果经费没用完怎么办，对方答：多出几趟差，多坐几次飞机。会议费、资料费、印刷费等各种花费都要预先填。有的项目规定餐票不能超过5000元，一张发票不能超过1000元，空调、彩电得另想办法。他去统计局取个数据，一次要付100元，但人家不给开发票，取的次数多了，都没有票就麻烦。学校财务处，结题的人排成了长队，像在银行门口，他拿号等到下班还没轮上，等第二天再来排，又没排上。他留学时做过纽约的一个城市项目，基金会把一张支票给他，怎么花就不监管了，也不要发票，最后把成果给人家就行了。
　　近几年，胡学文发现他的收入增加，不是靠工资，而是靠承担项目，它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越来越心生退意，想逃离围城，“理工科那套量化考核法硬套在人文学科上，和评职称、高校排名等各类评估结合在一起，这种体制不打破，中国学术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