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谜是一种篇幅短小的文学形式，是谜语家族中的独立一支。谜语由两大部类组成：一为民间谜语，俗称“猜谜”，为广大社会成员所创作(一般为口头创作和传承)和享用;一为灯谜，为文人雅士所创作(一般是书写在纸上并贴在灯笼上)和享用。　　谜语源于古代属臣对帝王的讽谏而又不敢直言时的需要，往往用一些把真意隐藏起来的故事或典故以启发或喻示当权者，这种被史书称为“隐”的故事，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谜语。《春秋左传》里有一个常被引用的著名例子。《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萧，……遂傅于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麹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腹疾，奈呵?’曰：‘目于枯井而拯之!’‘若为茅絰，哭井则已。’”杜预注云：“麦麴鞠穷，所以御湿，欲使无社逃泥水中;无社不解，古曰‘无’，军中不敢申言，故隐语。”这段故事所表达的隐语，被学者们称为是谜语的雏形。在其发展流变中，谜语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谓;而这些不同的称谓，也体现出其时代的特点或体裁功能的演变。春秋战国时代称“隐”(或隐语，又称“痩辞”)，两汉称“射覆语”，唐代称“风人体”，近古至现代则称“商谜”、“文虎”、“灯虎”、“虎”等。“谜语”这个词，出现得较晚。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认为：“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他认定谜语作为专有名词是在魏代出现并得到公认的。

　　灯谜之说，何时出现，尚未见到为学术界公认的确证。比较不同来源的记载和研究成果，相信始见于宋明之间。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杂技有刘百禽弄虫蛾;霍伯丑商谜;张山人说諢话，皆当时一种游戏之事。商谜者，一人为隐语，一人猜之，以为笑乐。杂剧中往往有之。”商谜的“商”字，不是商业的商，而是商榷的意思。认为商业的兴起导致了商谜的出现，是一种误解。由于《东京梦华录》是一本作者根据对前朝北宋京都岁时民俗的回忆而写成的书，从作者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在北宋时，已出现了“商谜”这个称谓，而从他对商谜的描述中，又可以看到，其娱乐成分已经大为强化了。又南宋·周密《武林旧事·灯品》载：“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剪写诗词”，即诗谜和诗虎;“藏头隐语”，即指谜语，均属灯谜之列。明·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载：“灯市有以灯影物。幌于寺观之壁，名之曰商灯。”在此，人们商猜之谜，已经贴在了灯上。学者认为，此乃灯谜之滥觞。[1] 此后，《委巷丛谈》有云：“杭人元夕多以谜为猜灯，任人商略。”《两般秋雨庵随笔》有云：“今人以隐语粘于灯上，曰灯谜，又曰灯虎。”在“商灯”、“春灯”、“灯虎”、“文虎”等诸多名称中，“灯谜”这个为我们今日还在沿用的称谓，便在文献中正式登场了。

　　关于谜语的起源，是研究谜语的人都无法回避的，过去有人持“游戏说”，有人持“心理说”。在这篇小文章里，我们不可能探讨这个发生学上的大问题。但笔者要说的是，讨论谜语的起源，首先要考察它的社会功能，社会功能往往决定着它是否发生和何时发生。谜语的功能，在其早期阶段上，主要表现为“兴治济身”和“弼违晓惑”(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在其后期发展中，则益智和娱乐的功能逐渐突显。从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由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组成的，而谜语则跨越在两种文化之间，因而它成为整合两种文化的重要角色。所以说谜语跨越两种文化之间，是因为，一方面，民间谜语从对民众世界观的反映、流传的群体、到传承的方式，主要是与下层社会及其成员的观念、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另一方面，灯谜虽然也受到下层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但主要的群体依托却是知识阶层，其创作方式也与知识阶层的书写方式相适应。因此，谜语虽然身为民间文艺，却天然地担当着沟通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桥梁的角色。

　　灯谜从其滥觞之日起，就与一定的民俗节日或民俗活动相联系;没有一定的民俗节日和民俗活动作为诱发因素和载体，灯谜恐怕也难以出现，即使被创作出来，也难有后来的那样规模的发展和繁荣。这一点，常常被过去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有民俗节日和民俗活动作依托，灯谜活动才能应运而生、才能如火如荼地发展。民俗节日，如元宵节。研究者认为，自宋代起，制灯谜和猜灯谜已成为元宵节的必备关目之一[2]，清季以来直至现在，此项活动十分盛行。这一点，清代出版的许多地方民俗志，特别是吴越地区的民俗志，有相当完备的记载。清·钱谦益《初学集·癸亥元夕宿汶上》有句：“猜残灯谜无人解，何处平添两鬓丝。”写出了汶上元宵节灯谜活动之盛况，以及制谜者水平之高超：一些灯谜竟使猜谜者平添了白发也没有破解。民俗活动，如友人聚会。但友人聚会之灯谜，一般是没有灯笼可作依托的文虎或诗虎(谜)或哑谜。元曲《西廂记》：“老夫人转关儿没定夺，哑谜儿怎猜破;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第二本第三折)这里的“哑谜儿”就是没有写出来的灯谜。《红楼梦》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贾母召集贾政、宝玉、王夫人、宝钗、黛玉、湘云等相关人等制作和猜射灯谜以取乐的场景，也是灯谜制作与一定范围的民俗活动相关联的珍贵史料。由于灯谜附着于民俗节日和民俗活动，因而具有群体性和娱乐性。这是灯谜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当今之世，往昔那种将灯谜写出来贴在或挂在春灯上的娱乐传统，依然随处可见，但有的也不一定贴在或挂在灯上，而悬于室内或室外，向人们问难、供人们猜想。《红楼梦》里还写了一种方法，即将灯谜写在纸上，送达其他相关人士，令其商猜，然后退回出题的人。

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灯谜艺术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创制了和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文体规范：类别和体格。所谓类别，是以其形制为标准对灯谜加以分类。以类别论，传统灯谜之类别有：事谜、文谜、姓名谜、字谜、诗谜、物谜、话谜、绘画谜、哑谜等9类。所谓“体格”，“以面扣底谓之体，以底合面谓之格。体者格之表率，格者体之部属。”(杨汝泉《谜语之研究》第34页)以体格论，传统灯谜究竟有多少格，其说不一。《韵鹤轩笔谈》云：“灯谜有18格，曹娥格为最古;次莫如增损格，增损即离合也。孔北海始作离合体诗。”《留青别集》说有24格。《辞源》也说有24格。《槖园春灯话》说18格。而近人杨汝泉《谜语之研究》说有44格。类别和体格作为一种文体的规范，是时代的产物。传统的灯谜体格的形成和相对稳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们的思想、情趣、社会和文化的特点。而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半叶，中国发生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革频仍，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灯谜艺术虽然不为主流艺术所重视，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标志，一是无论数量和质量，均有了很大的开拓，可谓蔚为大国;二是突破了传统的类别和体格的限制。一部《二十世纪灯谜精选》(刘二安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月)可以作证，尽管研究者们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百年来的灯谜作品作出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和概括。

　　灯谜活动谜使一代一代的制谜家脱颖而出，而一代一代的制谜家创作的大量带着不同时代特点、脍炙人口的灯谜作品，推动了灯谜艺术的不断繁荣和提高，传承和延续了中国特有的灯谜艺术传统。过去曾有人说，能作谜者，未必尽能猜谜;能猜谜者，则必能作谜。因为制谜的方法，与制谜者的心思，必在猜谜者的想象之中。这话虽不无道理，但我仍然认为，在灯谜艺术的发展历史上，作为创作主体的制谜家起着关键的作用。把制谜家及其作品收集起来，并加以研究，探讨他们各自制谜的不同特点和风格，那将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过去，我国的古文献中，这类著作，尽管数量很少，很零乱，不成系统，不成气候，但毕竟还有些遗产可资借鉴。许多制谜家的名字、作品和事迹，就是靠这类著作而得以传递下来的。如《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所记那些制谜家和猜谜家：胡六郎、魏大林、张振、周月岩、蛮明和尚、东吴秀才、陈贇、张月斋、捷机和尚、魏智海、小胡六、马定斋、王心斋。如《委巷丛谈》所记之杨景言：“(明代)永乐初，钱塘杨景言以善谜名。观此则灯谜之戏，似始于明初。相传有二十四格;但今只存解铃、系铃、测字、会意、脱帽、卷帘、折腰、双钩、集锦、绵屏数格矣。”如被称为清末民初“谜学大家”的张起南的《橐园春灯话》对谜学学理的贡献。等等，不一而足。

　　近20年来，国家改革开放，思想空前活跃，为灯谜的发展培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是百年来灯谜发展的最好时期。这一时期，不仅谜家辈出，成绩卓著者遍于海内外，灯谜社团如雨后春笋，灯谜理论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灯谜界既接受和发扬传统，又扬弃那些陈旧的失去魅力的陈规旧制，特别是旧体格规范中某些业已丧失生命力的东西。如今的情况是，沿袭四书五经之势已去，开掘创新之风渐开，不仅内容大异于传统，形式的革新也多出奇芭，大批才华横溢的中青年谜家在谜坛上展露风采。灯谜虽为中华民间文艺的一脉，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却闪现着耀眼的光彩，为中华文化的整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州谜家刘二安先生主编《中国当代灯谜艺术家大辞典》，广泛收罗此前百年来的著名中华谜家于一册，对过去世纪的谜坛作一历史总结，无疑是一件功垂后世的好事。刘先生命我为此大书撰序，我感到诚惶诚恐，虽在民间文艺领域里躬耕50年，却对灯谜这一专项缺乏深入研究。为表示对此举的支持，写下上文，权作序言，不当之处，欢迎方家不吝指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