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形成于宋金时期，至元代蔚为大观，出现了戏曲史上第一个高峰。戏曲的发展历史不仅有许多正史、笔记、诗文以及剧本等文献资料作支撑，还有不少戏曲文物可以作为佐证，其中戏曲壁画就是一个重要类型。　　目前发现的宋、辽、金、元戏曲壁画有近30幅，包括墓葬壁画与神庙壁画，其中墓葬壁画占多数。著名者有：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乐舞壁画、河北宣化辽墓乐舞壁画、最近发现的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杂剧壁画、山西平定县西关金墓杂剧壁画、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明应王殿元代杂剧壁画、山西运城市西李庄元墓杂剧壁画等。

　　由于中国戏曲在历史上地位较低，不被主流文化及上层社会所认同，其相关文献未被治史者有意识地加以保存，处于自然生存状态，因而古代戏曲虽然距今相去不远，但存留文献却相对较少。比如，一位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代二流诗人，我们可以整理出其比较完整的行实纪年，但距今不到800年的大戏曲家关汉卿，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连基本的生卒年都搞不清楚。所以，戏曲文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由于戏曲是场上艺术，具有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的特性，所以任何能够反映其舞台形象的资料都是十分珍贵的，更何况在没有影像技术的古代，戏曲绘画就显得尤其重要。活跃在宋代舞台上的戏曲主要是杂剧，宋杂剧内容比较庞杂，大体而言，有偏重歌舞的，有偏重说白、滑稽调笑的，也有偏重故事表演的综合性较强者。现在发现的宋代戏曲壁画就是以上三类形态的生动注脚：如白沙宋墓东壁乐舞图共11人，其中乐队9人，舞者2人;宣化辽墓六幅乐舞壁画中人物从5人至12人不等，舞者为1—2人，其余皆乐队，这些都是偏重歌舞者。河南新安县北李村宋墓杂剧壁画绘5人，中间为副净、副末做滑稽表演;山西平定县西关村金墓杂剧壁画有5人，1鼓手，4脚色，正在作场，这些都属偏重说白、滑稽调笑者。最近发现的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杂剧壁画场面宏大，画面高0.875米，长2.45米，共17人，其中乐队11人，以所持乐器名：大鼓1、笙2、腰鼓1、拍板1、筚篥6，脚色6人：副净2、副末1、装孤1、引戏1、末尼1。这是一幅正在表演的图画，阵容庞大，脚色齐全，是偏重故事表演、综合性较强的杂剧形式。

　　宋杂剧相关文献记载说杂剧中共有5个脚色，其中以副净、副末两个插科打诨、滑稽调笑者为主，戏曲壁画以及相关的出土砖雕除了证明文献所记无误外，还给我们提供了形象直观的资料。再如，文献中经常出现“诨裹”、“簪花”字样，使人不甚明了。杂剧绘画中明确展现给我们的“诨裹”就是将头巾胡乱裹在头上，最后结节时既不是常规的将方巾挽结后留下的两脚倒垂于脑后或加硬骨舒展于脑后两侧，也不是藏匿于内而使外显方整，而是扭结为一束后斜竖于头顶后部，非常滑稽。至于“簪花”，就是将花插在冠上或发髻上，图画中屡见不鲜。

　　元代为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繁盛期，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发现前，被王国维称为真戏剧之始的时代，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演出繁荣。但是，由于北曲音乐失传、文人戏曲绘画异常罕见，辉煌一时的元杂剧历史留给我们的原来只有160多部杂剧剧本，几种有关作家作品、演员、音韵等方面的私人著述，以及零散的笔记、散曲、尺牍等文献，给我们了解、研究一代之戏曲艺术带来很大困难。所幸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山西中南部陆续发现了包括元代杂剧壁画、元代戏台、墓葬砖雕在内的许多戏曲文物，可以聊补文献遗存之不足。

　　最具盛名的元代杂剧壁画当属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明应王殿泰定元年(1324)“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壁画生动地反映了元杂剧兴盛地之一平阳地区神庙演剧场面：舞台分前后台;演员化妆成熟，有髯口、初级脸谱;以一名主要演员居中印证了一人主唱的杂剧体制;伴奏只有打击、吹奏乐器，无弦乐(北杂剧在元末才有了弦乐);元代民间戏班规模不大，一般在10人左右，有的成员身兼二职，既是司乐，也可客串脚色。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场上情景最为全面，同时有准确纪年，且艺术画面最为精美的元代戏曲绘画，从发现至今，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治中国戏曲者无人不晓，近年又进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成为真正家喻户晓的作品。

　　另一幅运城西李庄元墓壁画虽然没有确切纪年，但从墓葬及绘画风格以及陪葬铜钱看，基本可以确定为元代晚期作品。墓室东西长方形墓壁满绘两幅戏曲图画：西壁为演员作场，5人一字排开，分别为末尼、引戏、装孤、副净、装旦，右边一桌上放果品;东壁为乐队，6人一字排开，前一小儿扛一丁字杆，再一人手执短竿，似为指挥，后面4人均持乐器，分别为琵琶、笛子、扁鼓、筚篥。壁画中有两人颇具研究价值：一个是演员中末尼色双手拿戏折，布满小字，开头大字书“风雪奇”，此为文献中所谓“掌记”提供了形象资料;另一个是乐队中出现了一位反弹琵琶者形象，表明北曲音乐中开始有了弦乐，意义重大。

由于特殊的丧葬、宗教习俗中国古典戏曲形成于宋金时期，至元代蔚为大观，出现了戏曲史上第一个高峰。戏曲的发展历史不仅有许多正史、笔记、诗文以及剧本等文献资料作支撑，还有不少戏曲文物可以作为佐证，其中戏曲壁画就是一个重要类型。

　　目前发现的宋、辽、金、元戏曲壁画有近30幅，包括墓葬壁画与神庙壁画，其中墓葬壁画占多数。著名者有：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乐舞壁画、河北宣化辽墓乐舞壁画、最近发现的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杂剧壁画、山西平定县西关金墓杂剧壁画、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明应王殿元代杂剧壁画、山西运城市西李庄元墓杂剧壁画等。

　　由于中国戏曲在历史上地位较低，不被主流文化及上层社会所认同，其相关文献未被治史者有意识地加以保存，处于自然生存状态，因而古代戏曲虽然距今相去不远，但存留文献却相对较少。比如，一位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代二流诗人，我们可以整理出其比较完整的行实纪年，但距今不到800年的大戏曲家关汉卿，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连基本的生卒年都搞不清楚。所以，戏曲文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由于戏曲是场上艺术，具有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的特性，所以任何能够反映其舞台形象的资料都是十分珍贵的，更何况在没有影像技术的古代，戏曲绘画就显得尤其重要。活跃在宋代舞台上的戏曲主要是杂剧，宋杂剧内容比较庞杂，大体而言，有偏重歌舞的，有偏重说白、滑稽调笑的，也有偏重故事表演的综合性较强者。现在发现的宋代戏曲壁画就是以上三类形态的生动注脚：如白沙宋墓东壁乐舞图共11人，其中乐队9人，舞者2人;宣化辽墓六幅乐舞壁画中人物从5人至12人不等，舞者为1—2人，其余皆乐队，这些都是偏重歌舞者。河南新安县北李村宋墓杂剧壁画绘5人，中间为副净、副末做滑稽表演;山西平定县西关村金墓杂剧壁画有5人，1鼓手，4脚色，正在作场，这些都属偏重说白、滑稽调笑者。最近发现的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杂剧壁画场面宏大，画面高0.875米，长2.45米，共17人，其中乐队11人，以所持乐器名：大鼓1、笙2、腰鼓1、拍板1、筚篥6，脚色6人：副净2、副末1、装孤1、引戏1、末尼1。这是一幅正在表演的图画，阵容庞大，脚色齐全，是偏重故事表演、综合性较强的杂剧形式。

　　宋杂剧相关文献记载说杂剧中共有5个脚色，其中以副净、副末两个插科打诨、滑稽调笑者为主，戏曲壁画以及相关的出土砖雕除了证明文献所记无误外，还给我们提供了形象直观的资料。再如，文献中经常出现“诨裹”、“簪花”字样，使人不甚明了。杂剧绘画中明确展现给我们的“诨裹”就是将头巾胡乱裹在头上，最后结节时既不是常规的将方巾挽结后留下的两脚倒垂于脑后或加硬骨舒展于脑后两侧，也不是藏匿于内而使外显方整，而是扭结为一束后斜竖于头顶后部，非常滑稽。至于“簪花”，就是将花插在冠上或发髻上，图画中屡见不鲜。

　　元代为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繁盛期，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发现前，被王国维称为真戏剧之始的时代，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演出繁荣。但是，由于北曲音乐失传、文人戏曲绘画异常罕见，辉煌一时的元杂剧历史留给我们的原来只有160多部杂剧剧本，几种有关作家作品、演员、音韵等方面的私人著述，以及零散的笔记、散曲、尺牍等文献，给我们了解、研究一代之戏曲艺术带来很大困难。所幸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山西中南部陆续发现了包括元代杂剧壁画、元代戏台、墓葬砖雕在内的许多戏曲文物，可以聊补文献遗存之不足。

　　最具盛名的元代杂剧壁画当属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明应王殿泰定元年(1324)“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壁画生动地反映了元杂剧兴盛地之一平阳地区神庙演剧场面：舞台分前后台;演员化妆成熟，有髯口、初级脸谱;以一名主要演员居中印证了一人主唱的杂剧体制;伴奏只有打击、吹奏乐器，无弦乐(北杂剧在元末才有了弦乐);元代民间戏班规模不大，一般在10人左右，有的成员身兼二职，既是司乐，也可客串脚色。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场上情景最为全面，同时有准确纪年，且艺术画面最为精美的元代戏曲绘画，从发现至今，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治中国戏曲者无人不晓，近年又进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成为真正家喻户晓的作品。

　　另一幅运城西李庄元墓壁画虽然没有确切纪年，但从墓葬及绘画风格以及陪葬铜钱看，基本可以确定为元代晚期作品。墓室东西长方形墓壁满绘两幅戏曲图画：西壁为演员作场，5人一字排开，分别为末尼、引戏、装孤、副净、装旦，右边一桌上放果品;东壁为乐队，6人一字排开，前一小儿扛一丁字杆，再一人手执短竿，似为指挥，后面4人均持乐器，分别为琵琶、笛子、扁鼓、筚篥。壁画中有两人颇具研究价值：一个是演员中末尼色双手拿戏折，布满小字，开头大字书“风雪奇”，此为文献中所谓“掌记”提供了形象资料;另一个是乐队中出现了一位反弹琵琶者形象，表明北曲音乐中开始有了弦乐，意义重大。

　　由于特殊的丧葬、宗教习俗而有幸遗留下的这些戏曲壁画，成为宋元戏曲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也体现了中国美术考古的优异成就，值得世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