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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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五）

第十章文言小说在汉文化圈的流传

"文学的领域未必与国境相同，中国的文化及文学之流传普及四海，外国人之研讨中国学术，非始自今日，东方诸邻邦，自古即颇为重视汉文学，因中国文字之使用，并不限于我疆我土，其流传于朝鲜、日本、安南等国，为时已久。在该地尚无己国文字时，汉字为其表达情感，记述生活之惟一工具。此外，中国典籍亦大量外传，中国学术文化乃在日、韩、越等国生根发芽，四邻汉文学因之兴焉。"①正由于此，将中国小说在E1本、韩国和越南等汉文化圈内的流传纳入考察范畴，成为研究的必然。就小说的流布而言，明清时期是一个高潮期，而文言小说的盛行及对当地文学的影响又甚于通俗小说，某些作品如《虞初新志》甚至超过了其在中国本土的影响。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故本书将之提出来作一探讨。

第一节朝鲜时代流传的中国文言小说

一、小说的传人与阅读

朝鲜时代(1335一l897)在时间上大体与明清两代相契合，在长达五百余年的岁月中，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文言小说，源源不断地传到朝鲜半岛，被当地读者所接受、所模仿。

朝鲜时代汉籍的输入一仍前朝，文言小说主要通过中国朝廷赏赐，或由使臣直接购买带回朝鲜。陈继儒《太平清话》说："朝鲜人爱书，凡使臣人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金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海东绎史》卷四四《艺：艾志三》："太宗四年(1404)，明帝赐《占今列女传》。。"《明会典》曾载，永乐问给朝鲜国王《列女传》。④朝鲜时代的李宜显(]i669～1745)所著t《陶谷集》对《世说新语》极为称道，并对此书能传入朝鲜深感庆幸："其谈论风标～书之文字则无不澹雅可喜，此刘义庆《世说》所以为楮人墨客所剧嗜者也。因此想当时亲见其人听其言语者，安得不倾倒也。明人删其芜，补其奇，作为一书，诚艺林珍宝也。朱天使之蕃携来，增西垌，遂为我东词人所欣睹焉。"李宜显文集《庚子(1720)燕行杂识》中还有在中国购买《艳异编》、《国色天香》等小说的记载。朝鲜英祖时李德懋(1741一1793)著有《入燕日记》，其卷下云："步书刊行已百年，而东方人漠然不知。每年使臣冠盖络绎，而岂所车输东来者，只演义小说及人家：虫=抄，唐诗品汇等书。"朝鲜正祖十二年(1788)、十五年(1791)、十六年(1792)、十七年(1793)曾先后数次禁止稗官小说的输入： "稗官小说无论，虽经、书、史，凡系唐板者，切无持来，还渡江时...搜验。虽军官译员辈如有带来者。使即属公于校馆，俾无广布之弊"。②纯祖八年(1808：)吏曹判书南公辙启文也主张"稗官小说一切严禁，并与经史而姑令勿为购来事"，"杂书稗乘小说之害吾道蛊人心者，一依先朝法令而禁之，著式遵行，从之。"①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小说曾大量流入朝鲜，即使政府禁止输入，仍通过海船运输或官员的携带，源源东来。

稗官小说由于其内容比经史更吸引人，对朝鲜读者又几乎不存在语言障碍，所以读者群广泛，从国君一直到普通文人。④朝鲜王朝多位国君都有阅读文言小说的经历：成宗时，"李克墩为庆尚监司，李宗准为都事时，将所刊《酉阳杂俎》、《唐宋诗话》、《遗山乐府》等书以献，既命藏之内部"⑧；有人进呈《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书，燕山君认为《剪灯新话》"序云不正之君所好者为声色歌舞。而上下相蒙，政治废弛，国势不振，岂因声色歌舞而国必亡乎?由上下相蒙而然耳!"虽然对《剪灯新话》的观点不以为然，却无意中泄露了他曾读过此书的信息。文士们对稗官小说更是趋之若鹜。朝鲜世宗、端宗、世祖时的学者成和仲，喜读《太平广记》， "终日吃不知倦。"④俞晚柱《钦英》(1775)云："余年三十，始见《山海经》、《穆天子传》，酷好之，E1诵手誊，忘日与夜，已为古书之奇，莫是若也"，"阅《周书》、《穆天子传》、《西京杂记》"，"阅《虞初新志》十册，虞初汉武帝时小吏，衣黄乘辎，采访天下异闻，新志之名，盖以是也。"①李相璜(1763-1840)，号桐渔，纯祖时人，嗜读小说，"先时丁未年问，相璜与金祖淳，伴：直翰院，取唐宋百家小说及《平LLl冷燕》等书，以遗闲，上偶使入侍注书，视相璜所事，相璜方阅是书，命取入焚戒之"②；"桐渔李公平日手不释者，即稗官说也。，毋说其种，好阅新本，时带译院，都相像译之。赴燕者，争相购纳，积至屡千卷。"⑧我们从今天留存的一些藏书目录，可以断言：当时文人普遍有阅读稗官小说的经验，并且涉猎面相当广泛。如尹德熙(1685--1766)《字学岁月》(1744)收录说部3种、《小说经览者》(1762)收录说部l5种；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1762)收录说部8种等。

即便如，文所述，正祖前后有过一个短暂的禁输汉籍的时期，但其矛头主要是指向通俗小说。时人 (寸文言小说的评价总体上高看一筹。、李圭景(1788一l8627，朝鲜宪宗时人)《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七《：小说辩证说》："《桃花扇》、《红楼梦》、《续红楼梦》、《续水浒传》、《列国志》、《封神演义》、《：东游记》，其他为小说者不可胜记。有《聊斋志异》，蒲松龄著，稗说中最为可观，或有实迹，文辞雅驯。如此小说，我东人则量浅才短，亦不能领略，闾巷间流行者，只有《九云梦》。"钦羡：之情可谓溢于言表。相应的，文言小说的流传通道也较为通畅。

二、流传的钣本

朝鲜时代流传的文言小说版本众多，时人有更多机会接触这些作品。

首先，在流传过程中，明清时期的中国刊本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小说刊本大多是由明清人编纂并刻印的，或经过明人、清人校订，明以前的版本几乎不见。如《山海经》有明王崇庆释义、董汉儒校订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本、清郝懿行笺疏1809年刊本[此书又有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还读楼刊本]、清毕沅校正的清光绪三年(1877)浙江书局刊本(此书又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图书集成局石印本等。《列女传》保留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本、《世说新语》留存最早的是明万历九年(1581)刊本，《太平广记》虽然在1100年至l200年前后即已传人朝鲜半岛，但流传的较早版本却是由明人许自昌校订的明刊本。

其二有部分朝鲜翻刻本与写本。朝鲜在李朝世宗二十八年(1446)创立本国文字以后，开始出现韩国的翻刻本，但限于当地印刷技术的条件，数量并不多，远远不及流传的中国刻本。如《世说新语补》有肃宗三十四年(1708)刊本，又有英宗(1725--1776)年间刊刻的《世说新语姓汇韵分》；《酉阳杂俎》有成宗二十三年(1492)刊本；《剪灯新话句解》有明宗十四年(1559)刊本、肃宗三十年(1704)及朝鲜后期的多种刻本。①此外，为数不少的韩国写本在流通过程中也起了辅助作用。一些受欢迎的小说，如《山海经》、《世说新语》、《剪灯新话》甚至包括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在朝鲜后期都有多种写本传世。②

其三，删节本与译本。朝鲜世祖八年(1462)，成和仲删节《太平广记》成143目、843篇，题为《广记详节》出版。之后叉刊行了《(太平通载》八卷："由其《记》众说而不遗，故泛漉支离，至五百而已焉。读者鲜能毕其说，吾友昌宁侯，好古博雅君子也。尝读《广记》，喜其文之富自酉，事之壤诡而病，其汗漫寡要，于是芟其繁芜约为五十卷，以便观阅，持以示一予，旦求予，予受而读之。"①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有朝鲜抄本《删补文苑楂橘》，日本成篑堂藏有此书的朝鲜活字本，所收多唐人传奇，并收录了《负情依传》、《韦十一娘》等三种明代小说。当是朝鲜人另行删补翻刻的版本。②此外，还有少量的泽本行世。由于朝鲜大多数文人读者可直接阅读原本．故文言小说的译本并不多见。但也有部分文言小说集根据朝鲜读者的阅读趣味，被重新加以选编、翻译后出版。如《太平广记谚解》，约朝鲜明宗二十一年后只宣祖年间(1566--1608)刊行，其中还收入了十四篇不属二f《太平广记》的小说，包括《红梅记》、《剪灯余话·胡媚娘传》等。

其四，插图本在当时也非常盛行。如完山李氏的《中国小说绘模本》(1762)是以故事内容为中心展开的小说人物插图集，由当时善于画神将的画家金德成(1729--1797)等人参与完成。其序言称："夫此画者，则古今行迹，诸家数抄，一并选编，令绘士若干人。模本成册。......凡～一卷之内，历代悉备，可足春日冬夜，求病求寂，一助消日也夫。"书中选编了《剪灯新话》、《聘聘传》、《文苑楂橘》、《艳异编》、《列仙传》、《山中一夕话》、《仙媛传》、《富公传》、《迪吉录》十种文言小说。此书出版后，大受欢迎，流传的效果极佳。①当然数量最多的，仍是明清中国的插图本小说，如《山海经图说》、《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绣像搜神记》、《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后聊斋图说》、《绘图后聊斋志异》等。

以上在朝鲜时代流传的文言小说版本，不仅使中国小说在朝鲜半岛深入人心，扩大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力，而且许多在中国久已失传的小说赖朝鲜流传的版本得以保存，正如陈继儒所说"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如朝鲜国王燕山君曾提及的《效颦集》，中国国内早已散佚无存，幸有朝鲜刻本，今存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花影集》有朝鲜宣祖时尹景禧在庆南泗川的刊本；杂俎小说集《玉壶冰》传到朝鲜不久即出现朝鲜翻刻本。④另外，朝鲜在小说流传中还起到特殊的中介作用。朝鲜仁祖十九年(1641)，日本就曾向朝鲜王朝求书："辛已，倭人求《四书章》、《杨诚斋集》、《东坡》、《剪灯新话》、我国地图，朝廷赐以《东坡》、《剪灯新话》，余皆不许。"③此前，壬辰倭乱(1592--1599)，日本侵入朝鲜时，也掠夺了为数不少的书籍。正是通过多种途径，许多文言小说经由朝鲜传到日本，或是在朝鲜刊本传到日本后才有机会被日本读者认识。

三、翻版小说及仿作

所谓翻版小说，就是兼用创作、翻译、模仿、借用等方法创作的小说。朝鲜时代，受到中国文学影响而出现的翻版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④其一，根据中国小说稍加改编、删节或编选并翻译，独立创作的成分较少。其二，虽取材于中国小说，但大部分内容被改编，若不仔细对照，详加校勘，不容易分辨出是翻版小说。其三，受到某一部或若干中国小说的影响，经过融会贯通，采取模仿、借用的方式，其中包含了较强的作者独立创作的意识。

其中以《剪灯新话》和《太平广记》的翻版小说影响最著。《剪灯新话》在汉文化圈内造成了巨大的震撼，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半岛。小说在中国刊行不到一百年，就被朝鲜朝初期六臣之一的金时习(1435--1493)改成《金鳌新话》。金安老《龙泉谈寂记》卷上载："东峰金时习髫龄已有能诗声......入金鳌著书，藏石室日：'后世必有知岑者。'其书大抵述异寓意，效《剪灯新话》等作也。"《金鳌新话》使当时的读者开始真正认识到小说的文学价值。不仅如此，《剪灯新话》一传到朝鲜即风靡了整个文学界。朝鲜朝明宗十四年(1559)又有《剪灯新话句解》"山阳瞿佑宗吉著，沧洲订立，垂胡子集解。"安鼎福《顺庵集》卷一三"椽轩随笔下"载："《剪灯新话》二卷，明初瞿佑存斋宗吉所撰小说，而明宗朝判书尹春年及吏文学林芑注，所谓沧州即春年也，芑领下有垂肉，故自号垂胡子，即丙子六臣李圮之外孙。"据林芑跋文，此：勾修订本，先前还有明宗四年(1549)刊本，是受宋冀请托而著作的版本。此外，还有数种笔写本。中国编纂笑书的文学传统由来已久，而《太平广记》搜罗宏富，内容精彩，几乎将中国先秦以下至五代末的文言小说包括笑话集一网打尽，对朝鲜的儒臣文士产生莫大的吸引力和影响，由此出现了一批汉文笑话集。如徐居正(1420-1488)撰《太平闲话滑稽传》、姜希孟(1424--1483)《村谈解颐》、宋世琳(1479--1483)《御眠楣》等，相继问世，蔚然成风。《太平闲话滑稽传》一书以记录亲朋间的戏谈为主，内容大致分为残陋类、机智类、谐谑类、嘲诮类、讽刺类。①

由于朝鲜文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文言小说的影响，他们的模仿可能仅限于写作技巧如用典、语言等，属于宽泛意义上的仿作。如李瀵《星湖僖说类选》俗谚篇说："小说云，张锡作文敏捷，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质之者必曰：'出《太平广记》'，盖以其书世所传也。"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说："今闾巷辈所专习者，有《剪灯新话》～书，以为读此则娴于吏文云，所为刀笔之熟习，志气已梏于其中，则何必苛责也。"这表明，《剪灯新话》的撰文风格甚至已经影响到吏文的文风。

朝鲜时代的汉文小说，往往以中国的时间、地点为故事背景，假托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阅者莫辨。②如明代笑话类笔记小说《钟离葫芦》，在朝鲜木刻本行世后长期流传，以致一些朝鲜文人误认为是朝鲜的作品。④朝鲜后期小说家郑泰齐(1612-1669)《天君演义》序文说："近世小说杂记．行於世老固多。而以其中表著者言之，来自中国老《剪灯新话》．《艳异编》，出於我东老《钟离葫芦》、t《御眠盾》等书，非鬼神怪涎之说，则皆男女期会之事。其不及诸史远矣，况可与此书同日道哉!"显然已将《钟离葫芦》的国籍混淆不清。由此也呵以处出，中囝小说传播广远，深入人心，成为朝鲜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第二节江户时代中国文言小说在日本的流传

江户时代(：]|603一l867)，日本通晓汉文的人已从公卿贵族延伸到僧侣、武士和庶民阶层，中国商船频繁往来带来大量书籍，加之印刷术的传人，使得这一时期刻印和流传的小说数量激增。由二于二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日本读者对白话小说的接受相对于文言小说难度：饺大。文政九年(1826)，日本学者野天希一(1791...1859)就曾对当时中国"得泰"号上的船员说："贵邦载籍极多，不惟五车二酉。而群籍中俗语无译语：著，有不可句者矣。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夏虫之见多矣"，"《聊斋志异》、《今古奇观》皆尝看看。《聊斋志异》，小说中之尤者，吾乐读之。但《奇观》多俗语不可解眷．，故不卒业而止。愿乞借以请教。"④可见，方言俗语对日本读者阅读白话小说构成了巨大障碍。而自奈良、平安两朝以来，唐宋的古：艾及史传传'统已深深植根于日本，并形成了一种和式的汉文传统。①无论从语言、写作技巧还是接受心理的角度，文言小说都比白话小说更易于被日本人阅读和模仿。因此，我们虽不能低估通俗小说的影响力，但总体上文言小说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更大，它们在日本的流传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一、舶载商船

明清时期汉籍流入日本的渠道基本上是通过舶载商船，这与唐代主要借助于来华留学的僧侣和学者以及朝贡使团、遗唐使有所不同。江户时代的二百六十余年，正是中国国内小说创作和刊刻风起云涌的时期，文言小说大量地流人日本也是在这一时期。

长崎港是当时日清贸易的惟一港口。l616年，日本政府将贸易地区限定在平户和长崎，1635年进一步将中国商船的停泊地只限定在长崎一港。文言小说的输入即通过长崎，承担书籍运载的则主要为南京船和宁波船。从地理位置看，长崎所得到的出版之利堪与北京匹敌。这一时期，中国的出版业基本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而这三个地区恰好是南京船和宁波船的货物集散地，书籍也由这些商船载入。在北京琉璃厂书肆中，也有苏州商人和湖州商人开设的店铺，其陈列的书籍即自苏州水运而来。从航海天数计算，其航行的距离大致与到长崎相等。④文政九年(1826)，中国"得泰"号事务长朱柳桥就曾对当时的日本学者野天希一(1791--1859)说："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足见舶载至长崎的书籍数量之巨。①

由《唐通事会所日录》可知，受长崎奉行和承办御用物的高木作右卫门之命，通常由唐通事对停泊于港口的唐船头(即中国商船的管理者，同时本身是商人)发布求购通告，宣布下次航行时需载物品，其中也包括书籍。如元禄四年(1619)下令："若明年出船渡海，应载来书籍等物。"有条件的商船便可据此采办运载。关于载书船的大致数量，我们据内阁文库藏《唐蛮货物帐》可以获得约略的印象。其中载正德元年(1711)入港总船只为54艘，载书船6艘，占总数的九分之一：十号宁波船载书2部，十五号南京船93箱，十九号宁波船4箱，二十五号南京船1箱，三十七号宁波船1箱，五十一号南京船40箱。②当然，每年的载书船数量实际上是有所变化的，总体呈递增趋势。平安书林向荣堂主人(为宽延时人，其所编《唐本类书考》有1751刊本)曾感慨："学者之载籍极博"，"尤近年运至长崎港的明清书籍，其部数比洹沙还难数。"@

我们看到，：在舶载至日本的书籍中包含了许多文言小说，深受读者欢迎。如清人张潮辑《虞初新志》于宝历十二年(1762)舶载入日本，人们争相购买："《虞初新志》舶来已久，其事悉奇，其文皆隽，览者莫不拍案一惊，为小说家珍珠舶以购之，是以其书日乏，而价亦跃，人颇窘焉。"①《聊斋志异》至迟在明和五年(1768)传到日本，由清商船载该书一部两套。另据长崎县立图书馆渡边文库所藏《外船赍来书目》宽政十二年(1800)清申一番船载《聊斋志异》三部两套；该馆藏嘉永七年(1854)寅一番船书籍元帐载，该船也曾舶载《聊斋志异》两部两套。②这些小说运到日本后大受欢迎。曾担任江户赤阪邸学明教馆授读，后又转任幕府将军侍讲的菊池纯(1819-1891)，就将阅读稗宫野史视为夏日消暑的良方："天酷暑困人，甚于毒药猛兽，其中之者，精神困顿，筋懒骨弛，使人往往思华胥槐国之游，庸讵得朝经昼史，从事斯文，以磨淬其业乎哉?于是聚举世稗官野乘、《虞初》小说，苟可以为排闷抒情之资者，裒然推垛，取以置诸其加上，随意抽读。"④

舶载书目中也包含了卷帙浩繁的丛书及文言小说总集，其中都收录了丰富的文言小说。这在留存至今的日人所编纂的大量书目中反映出来。如《二酉洞》，一色时栋纂辑，元禄十二年(1699)刊本。该书目是编者为其学生阅读编纂的，其杂部包括了《汉魏丛书》、《唐宋丛书》、《津逮秘书》、《百家名书》、正续《说郛》、正续《广百川学海》、正续《广汇秘笈》、《尚白斋秘笈》、《五朝小说》、正续《稗海》、《百家类纂》、《三才图会》，凡例中还提到《说海说山说略》即《古今说海》、《快书》、《前后锁编》等。可以见出，这些书是当时人们习学研读的对象，通过该书目我们大致了解到元禄十二年前有哪些丛书输入了日本。又有平安书林向荣堂主人辑《唐本类书考》，比《二酉洞》收录范围更广，收录了《汉魏丛书》、《广秘笈》、《续稗海》等，或与《二酉洞》中版本不同，或是其未曾收录的图书。此外《商舶载来书目》、《分类舶载书目通览》、《购来书籍目录》、《舶载书目》与《舶来书目》、及《元禄享保新渡书目》等都反映出，大量的文言小说在当时通过舶载商船传人了日本。①

二、和刻本

商船载入的书籍数量毕竟有限，难免供不应求，同时部分读者阅读汉文存在一定困难。出于本国的政治和文化需要，日本出现了中国文言小说的翻刻本及训译本，即所谓的和亥0本。如《虞初新志》因为受到普遍的欢迎，难以求购，书价看涨，"浪华书肆某等，胥谋翻刻之，且欲国字旁译，以便读者也。"②部分中国刻工将善本和印刷技术带到日本，也推动了当地文学和刻书事业的发展，如福建人俞良甫就是明初在日本的著名刻工。③和刻本是文言小说在日本流传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构成了我国文言小说在域外流传与保存的一个特殊系统。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调查，江户时期坊贾刊印的汉籍多达四千余种，其中文言小说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日本幕府官设儒学堂昌平阪学问所的学头(即首席教授)佐藤一斋(1772--1859)编纂《初学课业次弟》，书成于文政四年(1821)列举了一些初学汉学者的必读书目、读书方法、版本及心得等，引导其入门。书中除儒学典籍外，还列出了《世说新语》、《何氏语林》、《皇明世说》、《今世说》、《虞初新志》五部小说，并在旁加注说：善学者除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外，尚需熟读这五部小说，方可谓通晓中国典籍。①由此可见它们在当时极受学者重视，与此相应，其和刻本也众多。《世说新语》的和刻本仅保存在中国的就有近二十种之多：《世说新语》三卷附《世说叙录》二卷

(刘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宋)汪藻叙录日本昭和四年(1929)尊经阁影印宋本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刘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明)王世贞补何良俊增李贽批点

日本元禄七年(1694)林九兵卫补刻本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附《释名》一卷(刘宋)刘义庆撰 (明)王世贞补李贽批点

日本安永八年(1799)林九兵卫补刻本《世说笺本》二十卷(刘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明)王世贞补日本文政六年(1823)冈田群玉堂刻本

《世说笺本》二十卷

(刘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明)何良俊增订(日)秦鼎笺

日本文政九年(1826)刻本《世说笺本》二十卷

(刘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明)何良俊增订(日)秦鼎笺

日本天保六年(1835)大阪书林冈田群玉堂印本《世说笺本》二十卷

(刘宋)刘义庆撰 (日)秦士铉校读日本大阪书林冈田群玉堂刻本

《世说笺本》二十卷

(刘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明)何良俊增订．(日)秦鼎笺

日本刻本

《世说新语补脯》二卷(日)冈白驹撰

日本宽延二年(1749)刻本《世说新语补考》二卷

(日)桃源藏撰

日本宝历十二年(1762)刻本《世说新语补国字解》五卷(日)穗积以贯撰

日本宝历十三年(1763)刻本《世说误字误读订正》二卷(日)大江宪井(出{右)撰日本皇都文泉堂刻本

《世说音释》十卷(日)恩天仲任辑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东壁堂刻本

《世说逸》不分卷

(日)冈井孝先大冢孝绰辑

日本宽延二年(1749)东京书肆崇文堂刻本《世说钞撮》四卷

(日)释竺常撰

日本宝历十三年(1763)平安书肆刻本《世说钞撮补》二卷

(日)释竺常撰

日本明和九年(1772)文会堂刻本

《世说钞撮集成》十卷(日)释竺常撰

日本宽政六年(1794)刻本

《世说新语补系谱》二卷《附录》一卷(日)柚木大玄撰

日本天明五年(1785)五岳堂刻本

以上和刻本《世说新语》，依据的版本大都采用时代较近的明人增订、批点本，此外则是日人对《世说新语》的考订、音释、训译或选辑本，以方便读者阅读。同时对《世说新语》的仿作、续书刊刻也非常热衷，如唐李重《南北史续世说》、唐刘肃撰《唐世说新语》都有日本天保三年(1832)刻本，明李绍之《皇明世说新语》有日本宝历四年(1754)贯器堂刻本，清王啤《今世说》有日本：享保三年(1718)刻本及袖珍刻本。

张鸶(约658--730)《游仙窟》在作者在世时即已传人日本，日本圣武天皇天平间山上亿良末年(733)作《沈疴自哀文》即曾引此书。"日人于欣赏文艺之余，又兼取其名物有裨考订也"，所以《游仙窟》自唐以来一直受到日人的喜爱，很早就出现了和刻本，如文保三年(1319)刊本。江户时代仍不断获得刻印，有安庆五年(1652)刻本，元禄三年(1690)摄阳书肆刻本，日本和汉图书出版发行所刻本，日本东京嵩山堂书店刻本。此外，还别有抄本，醍醐寺藏康永三年(元至正四年)写本，依据的是正安二年(元大德四年)本，又有尾张真福寺藏文安二年贤智写本。tD

至于《剪灯新话》的和刻本，据当代学者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以朝鲜刊本《剪灯新话句解》作底本的。此书于朝鲜朝明宗十四年(1559)在朝鲜刊行，朝鲜中期壬辰倭乱时(1592--1597)传人日本，日本又据之出现了庆长(1597-1614)、元和(1615-1623)年间的活字翻排本《剪灯新话句解》，及庆安元年(1648)林正五郎翻排本《剪灯新话》。另外十六世纪中叶的《奇异杂谈集》、十七世纪中叶的《灵怪草》都曾选译小说中的篇目。据中国近代学者董康《书舶庸谈》说：《剪灯新话》在德川幕府时版本"镌刻尤多，俨如中学校之课本。"q)

《聊斋志异》在日本以多种版本流传，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就收藏有数种。其较早的译本有：神田民卫译《艳情异史》，l887年东京明进堂出版。明治三十五年(1902)言文社出版秋麽秋郊的《花神绮话》，书中收录了《香玉》、《劳山道士》、《瑞云》、《恒娘》、《画皮》、《陆判》、《白于玉》、《续黄粱》、《黄英》、《申氏》、《青凤》、《书痴》、《瞳人语》十三篇《聊斋志异》的翻案本，即在中文原著旁加注日语读法及解说等。明治三十六年(1903)又有国木田独步翻译的《竹青》、《王桂庵》、《石清虚》、《胡四姐》四篇译文，载于国木田独步编辑的《近事画报》杂志。明治三十八年(1905)国木独步编辑的《文艺杂志》刊登了蒲原有明翻译的《香玉》、《木雕美人》、《橘树》、《蛙曲》、《鼠戏》、《戏缢》、《诸城某甲》。明治三十九年(1906)近事画报社编译出版的《支那奇谈集》，有三分之一的篇目来自《聊斋志异》。④这种受欢迎的程度一直持续到现代而不减，仿作和译本绵延不绝。

张潮(1650--1709)辑《虞初新志》早在宝历十二年(1762)即舶载入日本。此书由于收录了钱谦益等人的作品，在中国国内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被列入江宁布政使刊《违碍二书籍目录》，版本零落，仅有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乾隆庚辰(1760)诒清堂重刊巾箱本等少数几种。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虞初新志》在本国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反倒在日本广泛流传，发扬光大：最早由鸣门荒井公廉训点、京都植邑藤右卫门：于文政六年(1822)梓刊，并在短短四五十年时间里再版五次。①此后又陆续有文政六年(1823)浪华河内书屋刻本等五种和刻本问世。②江户末年，昌平黉、古贺侗庵(1788-1847)作《读书规》，为初涉汉学者开列入门导读书籍。书中将学习汉学分为入门、上堂、入室三个阶段，《虞初新志》被列为"入室"阶段研读的书籍，可见对此书极之重视。

此外，比较受欢迎的如谢肇潮辑《尘余》，有日本宽政元年(1789)皇都菱屋孙兵卫印本、宽政十年(1798)皇都书肆津逮堂吉野屋仁兵卫刻本、弘化三年(1846)皇都书林印本等多种版本。陈继儒《太平清话》有庆应元年(1865)刻本、日本风来山人将冯梦龙《笑府》删节为《删笑府》一卷，有安永五年(1776)印本等。③受晚明时代风气影响的艳情小说《痴婆子传》有日本京都圣华房刊本，据乾隆甲申(1764)本刊刻。

总的看来，江户时期以内容涉及人物传记、说鬼、民间记谈、笑话以及艳情一类的文言小说在日本最为盛行，和刻本、训译本及抄本也最多。并由此带了众多的效仿之作。

三、效仿之作

日本文人研读中国文言小说之余，不免纷起效仿，或以汉文写就，或重新选辑并训译，或仿其体例选编日本本国的文章。仿作仍以追随《世说新语》、《游仙窟》、《剪灯新话》、《聊斋志异》、《虞初新志》的作品为最。

《近世丛语》，书前有作者文化十三年(1815)自序。该书目次顺序及门类全据刘义庆《世说新语》。书从近时文集，旁及稗乘，或得故老之谈，或取碑志之刻，或采杂记所传，取自元和偃武以来各名家的一言一行，可喜可愕，不为正史所载的事迹，编次成书。《本朝小说》，书前有作者宽政九年(1799)自序，叙述了伯州户田县石川五门夫妇夜宴，酒后梦入地狱事迹。文中穿插中国诗词联语，系模仿张鹜《游仙窟》体例的游戏之作。

《剪灯新话》给日本文坛带来的激荡使我们无法忽略。成书于宽文六年(1666)的志怪小说《伽婢子》被认为间接受到了《剪灯新话》的影响，作者浅井了意(16127一l6927)。书中的68篇作品有l8篇被认定是《剪灯新话》的翻版，而其中的《龙宫④上栋》、《歌老媒匕《契否》两篇是受韩国《金鳌新话》中《龙官赴宴录》和《李生窥墙传》的影响。韩国学者丁奎福认为《伽婢子》的成书更有可能是受了朝鲜《剪灯新话句解》与《金鳌新话》的直接影响。①上天秋成(1734-1809)的志怪小说《雨月物语》也被一致公认为是《剪灯新话》的仿作。书成于明和五年(1768)，其中《浅茅疗宿》显然是由《剪灯新话》的《爱卿传》改编而成。

《聊斋志异》自江户时代中期传人日本后，即被视为"小说中之尤者"。早在文政九年(1826)，关亭传笑(生卒年不详)即将其中的《莲香》改写成小说《凄重思乱菊》。菊池三溪(1819--1891)用汉语写作的《奇文观止本朝虞初新志》，前有作者明治十五年(1882)自序，有明治十六年(1883)初刻本。此书从书名到内容虽模仿《虞初新志》，遍涉群书，博纂异文，所记有志怪、忠孝节义、语言戏谑等。但文章的写法和体例却承袭的是《聊斋志异》。石川鸿斋(1833--1918)的《再生奇缘花神谭》(1888)、《夜窗鬼谈》(1894)二书也是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启发。作者在《再生奇缘花神谭》凡例中称该书是根据某僧讲述的奇闻和《聊斋志异》中的一二则加工而成。《夜窗鬼谈》则是由石川鸿斋l889和1894年的两部书合成的短篇小说集，序言中提到作者酷爱《聊斋志异》和《断齐谐》小说。上卷《花神》一文的情节及语言都脱胎于《聊斋志异》的《黄英》、《香玉》。①《虞初新志》也是日本读者酷爱的小说之一。文政十一年(1828)和文政十二年(1829)石川雅望刊行了《通俗排闷录》，此书据中国本土久已失传的文言小说集《排闷录》翻译而成。其训译本前有周斋大村吁的叙言称："崎阳某君，以清人孙洙《排闷录》十三卷求译(中略)，摘录明清三百年间遗事轶闻，有益于人心者。"由《通俗排闷录》目录可知，其收录文章不仅标准和体例一如《虞初新志》，且有十九篇出自《虞初新志》，余者从《聊斋志异》、《虞初续志》、《耳谈》等书选录。④模仿《虞初新志》编辑体例最著者，当推大概盘溪(1801--1898)《奇文欣赏》和近藤元弘《日本虞初新志》。②《奇文欣赏》遍采名家传记体文章，凡可歌可泣的奇文皆收录其中，书有明治戊辰(1868)刊本。其中如箕作宽《义犬记》、门田邻《花长老传》、古贺侗庵《女大夫传》，分别可以看到《虞初新志》中徐仲光《义犬记》、朱一是《花隐道中传》及徐芳《奇女子传》的痕迹，书在编辑体例与旨趣上与《虞初新志》完全一脉相承。《日本虞初新志》据此书"凡例"称，作者"尝读清张山来《虞初新志》及郑醒愚《虞初续志》，反复不倦，颇有所会意也"，于是"遇山来所谓凡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则随读随抄，汲汲不倦"，③更搜罗近人史传杂志中事涉奇谲伟行者，汇编成册。书成于明治四年(1871)，十四年(1881)刊刻行世。在效仿《虞初新志》写奇人异闻，借以表彰佚事，传希奇文方面，以菊池纯《本朝虞初新志》和依田学海(生卒年不详，为菊田池友人，当是同时代的人)的《谈海》、《谈丛》为代表。依田学海为《本朝虞初新志》作序，说此书是菊田池"顷读张山来《虞初新志》，意为所感，乃遍涉群书，博纂异闻，体效前人，文出自己，厘为若于卷"。④此外仿作的汉文小说还多，如《贤乎己》，前有安政己未(1859)仁山井元行自序。是书杂记作者闻见事，犹贤乎终日无所为，虚掷光阴，故题《贤乎己》。每则末有"稗史日"，引《博物新编》、《异苑》中语。《奇谈～笑》，不题著述及出版年月，书有《东坡笑谈》余风，当为《笑府》影响下的产物。

总之，明清时期文言小说东传日本之后，流传效果出奇的好，在当地开花结果，繁荣了日本的文学创作，这不能不归功于小说传播带来的奇妙影响。

附录一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

明清时期，小说艺术的繁荣及其社会影响，都盛况空前。关于这一时期，小说究竟被多少人、被哪些人、又是以什么方式所接受，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其中，书价对小说传播的影响，尤其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日本学者矾部彰、大木康在分析明代小说的读者层时，都曾将小说价格作为重要的论据，相关的论述亦见于美国学者何谷理近年的著述。①由于明清通俗小说书价留存下来的材料十分有限，上述研究或疏于论证或失之笼统，显得缺乏说服力。潘建国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论文，但该文在材料和结论上对日本学者鲜有突破。本文拟在通俗小说之外，补充相对丰赡的文言小说书价资料，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明清时期文言小说的成就与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同时，文言小说的定价虽然较复杂，但其一般的刻本则包含了图书定价的：普遍性原则，可用以反观通俗小说。本文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考察明清说部的价格，即：晚清以前--以传统印刷技术为主的阶段；晚清时期--西方近代印刷术与传统技术并存的阶段，并试图探讨影响说部书价的直接因素，由此揭示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受到的非文学因素的制约。

一、说部书价演变之迹

(一)晚清以前的书价

对这一时期书价的考察，本文重点放在明中叶以后。这是因为此前印刷业的发展速度较缓慢，规模也有限，书籍刊刻的场所仅限于官府和传统的刻书之地。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版，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之书，他书即有刻，非好古之家不能蓄。在这种情况下，图书种类的单一，说部之稀见难求，售价高昂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从时人笔记中可窥见一斑。

明钱希言(约生活于万历时期l573--1620) 《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载：

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①

明周晖(约生活于万历时期)《金陵琐事剩录》卷一"金统残唐"的记载与之没有出入。购书若此，不要说一般儒生，即便是高层官吏也非等闲之事。正德时，国子监五经博士为从八品，每月约得银4两2钱；儒学教授为从九品，每月3两5钱。只有正一品官每月可得银54两8钱1分，另加铜钱4263文许，共合白银60两零9钱，①但购买这样一部书在其也算是相当奢侈的事情了。当然，这只是一例个案，不能排除内侍为取悦武宗而不惜重金购买甚或虚报价格的可能性(对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已无从考证)。但当时书籍尤其是说部的刊刻与流传尚不广泛却是事实。

自明中叶开始，私人与书坊刻书之风日炽，逐渐取代官府成为刻书重心。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卷一。载："宣德、正统问，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糜，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②风气既变，书坊普遍刊刻小说杂书。叶盛(1420--1474)《水东日记》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方人喜谈如继母大闲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骏妇女，有所酷好。"④

这种局面对书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便于说明，现将嘉靖、万历年间部分书价、文官俸禄及米价列成简表如下：文人官员俸禄①力役收入②平均米价③书价职官年禄米(石)

此表中书价与官俸的比例表明，书价较之明代前期有了大幅度下将，一个国子监博士、学正和学录的月收入已可购买一部《封神演义》，甚至不入流的翰林院孔目、掌馔，也有此购买力。同时，我们看到，如果把篇幅的因素考虑在内，通俗小说的价格并不比其他书高。书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根据读者欢迎的程度抬高小说价格，但主要还是以制作成本作为定价的依据，包括板材、纸张、刻工价、印刷冀装帧等费用的综合折算。

入清以后，说部书价保持明中叶以来的价位，一直到光绪前后。上海图书馆《颜氏家藏尺牍》收录了李渔(1611一1679)在清初迁居时给朋友的一封书札，其文如下：

渔行装已束，刻日南归，所余拙刻尚多，道路难行不能携载，请以贸之。

同人或自阅，或赠人，无所不可。价较书肆更廉不论，每部几何但以本计。每本只取纹价五分，有套者每套又加壹钱。南方书本最厚，较之坊间所售者，一本可抵三本，即装钉之材料工拙，亦绝不相同也。不用则已，用则别。由文中"较之坊间所售者，一本可抵三本"推断，书肆平均一本书的售价当为一钱五分。此书函后附有李渔所列待售书目，其中小说《十二楼》、《连城璧》每部各六本，李渔的定价为三钱，则其市价当约九钱，与嘉靖、万历时的书价接近。①乾隆时，《红楼梦》初以奇书可居，每部售价高达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①把篇幅的因素考虑进去，可以看出其售价与万历时较为接近。

有关清初文言小说的书价，毛废(1640--1713)《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所录甚详。该书目是毛废因生活拮据，忍痛将其父毛晋所得珍善本书售于季振宜(1630一?)时的清单，故一一标明价格。今将其子部小说家、子部明朝人小说所列刻本价格摘录嘉庆之后，巾箱本流行，说部尤多。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陆以活(生于嘉庆六年，卒于同治四年)之《冷庐杂识》卷六"小本书"条谓："小本挟书始于宋时，见戴埴《鼠璞》，近时坊间所刊尤多，且多讹字。"巾箱本书型狭小，纸张恶劣，校勘粗陋，售价也相对低廉，这是考察说部书价时不能不提及的。

那么，书价对读者层的影响又如何呢?文言小说的读者以文人为主，但根据现有的书价资料要推测通俗小说的读者情况，殊非

毛康一本书的定价，高者有每本5钱，低者仅1钱，平均约3钱，略高于市价，这与其版本多精良有关，但也与万历时的书价出入不大，与李渔所说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要为商贾、官宦包括其子弟，以及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知识分子。潘氏所谓"偏高"，是相对于收入和物价而言的，表1所列明代官俸是其衡量读者购买力的主要参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洪武十二年制定的数额，明代官员的实际收入应高于此。随着时间的变迁，官俸亦有所变更，而且他们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以官俸论，清朝的定额还略低，但官员往往通过贪污取得额外的收入，吏．

治极其腐败，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故衡量购买力当从实际收入出发。至于购买力与读者层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亦值得深究。官吏与文人，虽然买得起小说，但受文学价值观等因素制约，有多少人真正购买小说，又有多少人通过借阅、传抄、租赁阅读小说?此外，部分市井如伶人、娼妓，也应被纳入考察范围，他们占据城市人口的一定比例，不乏收入可观者，大多粗通文墨，且对通俗文艺有浓厚兴趣。即使是收人中等的市民，风气使然，可能也会有限度地购买小说。这些问题都尚有待辨析和探讨。

(二)晚清的书价

同、光以降，书价较此前普遍低廉，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小说的传播进程。这首先是由于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引进，特别是石印术的普及，造成书价大幅度下降。此一时期新兴的报馆、书局大都推出过售书书目，从其定价来看，都反映出了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给书价所带来的冲击。如《申报馆书目》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征订书目之一，它是光绪三年(1877)端午节以前申报馆铅印出版的新书总目，由尊闻阁主美查(E．Major)编写。该目所列完全以推销为目的，没有太多传统文学观的束缚，编排体例上也不遵循四部分类，有别于同一时期的官书局书目和传统书目。该目列有新奇说部类和章回小说类，其定价十分低廉。

其次，同、光时各省官书局兴起，为适应社会上的购买力，价均从廉，体现了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后恢复文化发展的意图。光绪七年(1881)，直隶省出谕："以直隶书籍难致禀请筹款购买南方各省官刻书籍运直，原价发售，以惠士林。"①光绪十六年(1890)的《江南书局书目》云："江南创设书局原为嘉惠士林起见，非市店之生理可比，以故书局纸张、价目较书肆格外精致便宜。"光绪十九年，内阁中书恽炳孙等呈请"核减书价，以惠士林"。为此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与有关方面商议，谓："凡书刻成，均按每部需用纸张书目估计工本，酌加板息二成拟价"；"兹奉饬议减，惟有将板息减去一成，请自三月起，凡局售各书，悉照前价九折。"②由此可以见出官书局为降低书价所做的种种努力。

今以《申报馆书目》(光绪三年l877)和湖北官书局书目(光绪七年l881)为例，将其所涉及的小说书价列举如下，为便于比较说明，都将之做了银两的折算①：

从以上定价可以看出：官书局书目一本书平均售价大约l钱，与清初书价相比有所下降。申报馆书价则更为低廉，平均一本书为5分，仅为前者的一半。同时，比较两种书目后可见，官书局书目定价高于新兴报馆、书局。原因有二：其一，官书局主要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部分书籍使用木活字。而后者则多以石印术及铅印术，显示了技术上的优势。其二，与官书局以制钱定价有关。与清初一样，自同治十年(1871)起，银与钱的关系又出现了钱贵银贱的局面。银价下跌，铜价上涨，白银每两所能换得的制钱数目逐渐减少。同治十年(1871)，1两银合制钱数1856文，而到光绪十六年(1890)，一两银合制钱数为1473文，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仅合l089文。官书局"卖书俱用钱钞，钱价太昂，则书价自必嫌贵"。①

这一时期的书价时有变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官书局总目》提到："上海坊问书价时有涨落"，一些本身并不刻印书籍而只负责运售的官书局，也不得不随之调整价格。比较光绪三年的《申报馆书目》与光绪十九年(1893)的《有福读书堂书目》：

同样一部书，同样是通行的俗本，后者价格却偏高。而在此期间，米价亦呈上升趋势。光绪三年的米价为：石米合制钱2991文，光绪十九年1石米合制钱3449文。这反映出书籍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与物价波动一致。

晚清书价的低廉也可以通过书价与各阶层的收入对比看出来。上海的纺织男工工资为每Ft 2角5分，女工是2角2分。，泥水匠和木匠每天4角，技术较高的船渠工收入为每天6角至8角5分。①清末南方有类似于流动印工的谱匠，他们的月收入约为银元l0元。②即一部书的售价相当于底层工人一二日的工资，这与明末以来百姓一月的收入不抵一部书的售价相比，低廉得多。收入稍高一点的市民都可以买得起书。以文人与官吏的收入来看，王韬《驶园日记》稿本曾记录每年开支，其中有"入点石斋束修四百八十元，格致书院柬修二百元，招商局干修八十元"的话，而晚清同文书局复印的一套殿本《二十四史》价值也不过一百元。清人吴引孙(约生于道光、咸丰中)幼年家贫，嗜好读书而苦于价昂难求，出仕后广购书籍。吴氏光绪九年(1883)中举人，光绪十九年(1893)编《有福读书堂书目》。该目共收录图书487箱8529部，247000余卷，当时通行的大部分小说作品都可见到。④胡应麟毕三十年之功，收书不过二万卷，吴氏十年即购书若此，虽然不讲求名椠精刻、宋元珍本，也足见当时书价之廉。

阿英《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l911年出版的小说达ll45种，超过前此二百五十年间出版小说的总数。如《孽海花》一书"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到一二年，竞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足以见出小说书的流通状况。据东海觉我(徐念慈)《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统计，当时购买新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②如果把市民的阅读趣味和传统小说的读者亦列入统计范畴，市民读者的比率应当还要高一些。同时，由于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小说的文学地位提高，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转移。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文言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空前丰富，价格又相对低廉，使得文士购买小说也更趋踊跃。从《有福读书堂书目》看，当时通行的大部分小说，吴引孙都曾购买、收藏。这一时期的其他官方和私人书目也都反映出，随着文学观念的改变，文士不再掩饰对于小说的兴趣，购买和阅读的小说数量大大超过前人。

二、影响说部书价若干因素的考察

从理论上来说，书籍也是商品，书价应当与其他物价的变动大略一致，能够反映出当时的货币购买力。但实际的情形并不完全如此。如果从整个清代的米价变化来看，清初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上涨了约五倍，而书价的走向与此相左。这是由于影响书价的诸多因素中，有许多与货币的价值变动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版本与书价

关于图书的定价标准，胡应麟(1551-1602)曾经有过具体的论述：

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正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三五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上述七个方面，可以说是给图书定价的普遍性原则。低廉的售价是书籍销售百试不爽的法宝，明人郎瑛(1487一l566)谓；"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篇中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②可见建本畅销不外是由于价廉之故。书坊为降低书价，往往采取节缩纸板<选用廉价的印刷等手段，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明清时人即有论述，张秀民、杨绳信、潘吉星等当代学者也用力尤勤，本文对此无意赘述。

就说部而言，文言小说的版本与书价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产生的时代早，文言小说涉及到宋元版的问题；第二，文言小说大量以抄本流传，其在定价标准与价格高低上都与普通的刻本都相差悬殊。关于其具体定价标准，毛康(1640-1713)《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云：

抄本书看字之工拙，笔赀之贵贱，本之厚薄，其书之秘否，然后定价。就宋元板而言，亦看板之工拙，纸之精粗，印之前后，书之秘否，不可一例。所以有极贵极贱之不同。①

自明人开始，宋元板书已受到重视，而清人佞宋之风愈演愈烈，故自明至清其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明末毛晋(1599-1659)汲古阁多有宋本及金元人图书，他不惜高价收购好书，在门外张贴广告："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②以此计之，一册书若百页，宋本即需银二十两，旧抄本亦需四两，几乎高出当时一般书价的十余倍甚至更多。清初，毛晋的长子毛康以比原价低得多的价格将书售于季振宜(1630一?)，并编成售书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为突出宋元椠本，毛氏或在书名前冠以版刻时代，或对从宋本抄出者加以具体说明：

从一L表可以看出，旧抄本的价格高于刻本，而宋元板书籍的价格又高于抄本。该目中，刻本与一般抄本平均每本定价三钱，而从宋板影写或抄出者每本则从五钱至／L钱不等，宋板《芥隐录笔记》一本一两二钱，宋板《博物志》一本价银更是高达四两。该目中还有许多稀见和名家抄写的本子，定价也都较一般抄本为高。如：

子部小说家

耆旧续闻十卷一本旧抄此书人问绝无八钱手镜摘览八卷二本此书人间绝无一两六钱子部明朝人小说

野记一本旧抄本鬻书者谓是枝山亲笔，二两索价六金，余以半价购之

需要说明的是，毛康的定价在当时仍属偏低，他是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折价销售："至于精抄之书，每本有费四两之外者。今不敢多开，所谓裁衣不值缎子钱也。在当年抄时岂料有今日哉!" 到乾嘉时期，价格愈昂。当时藏书校勘的巨擘黄丕烈(1763-1825)尤嗜宋本，自号"佞宋主人"。从其藏书题跋记中可得一二关于书价的记载：

宋刻《说苑》卷第二十：以卅金易得。

顾氏文房小说本《开元天宝遗事》二卷：书友索直三饼金。

旧抄本《稷神录》六卷《补遗》二卷：以白金五星易诸书友郁姓。

旧抄本《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索青蚨三金。①

抄本《茅亭客话》十卷：开始索直五十金，后以白金十八两致之。②

可以看出，这时的售价已高于清初。

至清末，宋元版书更是身价百倍，非大富大贵之家不能购置。叶德辉(1864--1927)《求古居宋本书目》"叙"中称：

其(黄丕烈)收宋本书自《大戴礼记》始，跋称乾隆壬子十一月，是时先生年三十岁。嘉庆十年乙丑《百宋一廛赋》刊成，先生年已四十四岁。至壬申录此目，则在嘉庆十七年，先生年已五十岁。计S-十年之中所获宋刻书几二百种，时当国家累世承平之世，吴门富商秀户如汪阆源士钟、袁又恺廷祷、周香严锡瓒皆以收藏宋本书籍风动一时。然其时一书之直，贵者逾百金，廉者只数金而止，藏者能读，读者能藏，非以为古董玩好也。今则膏粱纨绔互市，乐郎竞侈收藏，附庸风雅。一帙之直动累千金，使黄、汪、袁、周诸人生于今时，亦惟有望洋兴叹而已。，

这表明，正是由于清人对宋本的普遍重视，使其不断升值，充分体现了版本是左右书价的重要因素。清人吴引孙(光绪九年1883举人)《测海楼藏书目录》中也有类似感慨："宋元以前奇编异帙为稀世宝，悬价购求，所遇辄鲜，即明以后精刊旧椠，暨国朝殿版各书，亦复昂值居奇，艰于购致。"④总之，宋元版书价格日高，旧抄本的价值不菲，改变了其纯粹作为图书的性质，流传的范围越来越有限。

晚清以前，通俗小说主要以刻本流传，其定价原则基本不脱胡应麟所说的七个方面，其中印刷材料的选择与刻印、装帧的精粗是最主要的标准。李圭景(1788一?)《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七《小说辨证说》载：朝鲜王朝英祖乙未年(：1755)，永城副尉申绥使首驿李谌购买《续金瓶梅》，一册直银一两，凡二十册，即共需价银二十两，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的书价。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刊本精工，为顺治十八年(1661)首刊本，由胡念翌写，黄顺吉、刘孝先刻，都是有名的写手与刻工。同时，传抄始终是通俗小说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在刻本未大量行世之时，抄本往往以奇书可居，售价不菲。《红楼梦》问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仅以抄本流传，由于很受欢迎而又不易获得，"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②但到后来翻印本越来越多，售价跌到不及二两。这也就是胡应麟所谓的"视其缓急，视其有无"。《品花宝鉴》作者陈森携该书抄本遍游江浙，在各地都受到官吏文士欢迎。《邬罗延室笔记》载："道光季年，《品花宝鉴》未出版时，陈森书挟抄本，持京师大老介绍书，遍游江浙诸大吏问，每至一处，作十日留。阅毕，更之他处。每至一处，至少赠以二十金，因是获资无算。半聋少时，随其父浙江粮道任。陈至，留阅十日，赠以二十四金，彼犹以为菲薄也。"①

一般的文人在购书、藏书时都会注意到版本的优劣，明清时期私人藏书之风特盛，藏书家对版本更为重视。所以版本与书价的关系极为密切，牵涉的读者不在少数。

(二)活字印刷与石印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伟大的技术变革。由于每次印书不需要整块整板地刻字，不仅便捷高效，节省劳动力，提高了书籍生产的速度，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图书成本。相对而言，木活字本最为普遍。木活字用梨木、枣木或者杨柳木雕成。由于取材方便，成本不高，制作起来较简单迅速，所以成为我国活字印刷史L常用的一种活字。乾隆四十二(1777)年《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中金简奏曰：使用雕版印刷，"不惟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时日。""莫若刻枣木活字"，"印刷各种书籍，比较刊版，工料省简悬殊。"根据他的计算，所制活字共需银1400余两。而雕版印刷，仅一部《史记》的版刻费用，即需银1450余两，木活字版的成本显然低得多。清人吕抚(生活于康熙、雍正年间)作《廿一史通俗演义》，"未刻四大图之前，早欲将是书问世，以工价繁重未能也。藏之笥箧者，几三十年。"后作者尝试自制泥活字印刷此书，"价甚廉而工甚省"。①此书原有242卷685回，作者计算了一下纸张等费用，"非二金不能成一：郎"，于是"删多为少，于荒史则略存其十分之：二三，其余但存其二十分之一二："。④今见此书凡22卷共44回，约35万字，保守地估计，原书篇幅至少是现在的五倍，原书价值若需二金，则删减后该书仅需四钱，其价格之低廉非雕版图书可比。活字本小说在价格上的优势从《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情'况中也反映出来。《(后红楼梦》逍遥子(清乾嘉时人)叙云："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哙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编。"⑧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载："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④

从现存的书籍看来，活字本小说多刊于明嘉靖、万历以后。j见在所能见到的如明末清初黄子和、叶耀辉刻；零木活字本《花幔楼批评写图小说生绡剪》、乾隆元年(1736)泥活字本《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演义》、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十七年(1792)以木活字排印的《红楼梦》、咸丰元年(1851)木活字本《结水浒全传》、同治八年(1869)群玉斋木活字本《儒林外史》等。光绪七年(1881)聚珍堂摆印的《极乐世界传奇》第八册末所附书目中，则包括了《绣像王评红楼梦》、《济公传》、《批评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影》、《忠烈侠义传》、《续红楼梦》、等凡l6种小说。

晚清石印术的普及对书价的影响更加显著，使读者的购买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多不同层次的人有能力消费小说。石印即石版印刷，是平版印刷的一种。它利用水油相拒原理，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经过处理制成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润湿版面，使空白部分吸水后有拒油性，上墨后，仅图文部分能附着油墨，即可成书。自1832年底，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石印铺后，经营石印者渐多，终成席卷全国之势，极大地促进了图书印刷业的繁荣。

价格低廉和易于携带使石印书籍大受青睐。《康熙字典》小字本仅售l元至3元，故"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上海，每名争购备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④吴引孙《有福读书堂》多载石印小说，其价甚廉，如《封神演义》l00卷2元，《三国演义》l20卷2元5角，《石头记》120卷3元，《聊斋志异》l6卷2元，《夜谈随录》l2卷5角等。

由于石印较之于活字印刷，更为简便易行，省去了刻字这一极为烦琐的工序，节省了人力和时问，使书价有了大幅度下降。如果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那么石印术的普及则是导致书价变化的另一次技术飞跃。

书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小说的流传不仅取决于其文学性，也爱到商品流通一般法则的制约。自明至清．随着书价的逐渐降低，小说拥有的渎者面越来越广，读者层次不断扩大，由少数显贵的特权而真三成为大众的娱乐。

这里必须指出，小说的购买者与读者并不完全重合，因为还存在着租赁、借阅、传抄等传播途径，同时小说还通过说唱艺术等途径在社会』二产生广泛影响。书籍的传播范围也不完全取决于购买力，还与识字率、教育普及程度、读者的文学价值观等因素相关。但不可否认，通过买书来阅读仍然是明清时期小说传播最普遍、最有效的途径。而低廉的售价是图书销售百试不爽的法宝。故此，对书价的深入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附录二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

综观近代通俗小说的传播史，其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并不完全一致，它是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并普及而渐次发展、演变的，从而在诸方面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其中石印术对中国近代图书出版业影响尤深，是决定通俗小说传播的关键性技术因素。

一、背景考察：小说界革命和清末留日高潮

石印术的普及及石印版小说的流传与维新变法大背景下出现的小说界革命、清末留日高潮有着直接的联系。

小说界革命是维新派政治理想在文学领域内的延伸，由梁启超所发起和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文学主张对近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流通产生了直截而深刻的影响。其最为显著的成果当然是把新小说推到了前台。同时由于其在客观上根本地改变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使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掀起了晚清小说创作、批评、刊印与阅读的高潮，因而也带动了传统的明清通俗小说的传播。许多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鼓吹者更是直接投身到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发行活动之中，创办报刊，购置印刷设备，为小说的传播提供了人力资源。如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小说》；l904年10月陈去病、汪笑侬等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是近代第一份戏剧专业期刊和革命文艺刊物，设有小说专栏；l904年，在康有为的支持下，维新人士狄楚青在上海创办《时报》和有正书局，有正书局从1909年10月到l917年11月期间曾发行著名的《小说时报》等。

小说界革命与留日人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清末留日高潮本身就是维新运动的直接产物。"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发扬的为国效劳而不是满足个人或某个地区利益的精神，看来可以成为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的榜样。"①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十三名留日学生后的十余年内，中国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狂潮。②l899年至l911年间留日的人数大致如下：

1899年 200人1900年 280人1901年 280人1902年 1058人1903年 1242人1904年 2557人1905年8000人1906年 23000人1907年 17860余人

1908年 5217人1909年 5266人1910年 3979人1911年 3328人

清末留日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于近代出版业的影响尤为直接。留日人员引进设备，组建印刷机构，出版刊物，从事书报的译、著、编工作，为书籍的出版和流通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技术保障，并实现了现代装帧技术的重大变革。清末留日高潮造就了一批著译及编辑出版人才，除梁启超外，清政府首批派遣的十三名留日学生之一戢翼犟，也是一位翻译家，曾将日译本普希金《上尉的女儿》重译为《俄国情史》，此外还有多种译著。他分别在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1899年12月6日)和《国民报》(1901年6月25日)。浙江瑞安李翰西、李墨西兄弟从日本游学回国时购买了石印机创办石印所，云南腾冲侨乡和顺公司派李启善、寸绍文留学日本，专攻造纸、印刷工艺，回国时买回石印机两台，建立印刷所。在留日人员的带动下，很多人专程从日本购买石印设备，经营石印业，如l902年无锡人廉泉、俞复等从日本购进石印和珂罗版印刷等设备，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山东工艺局总办沈景臣与吴璧臣各出白银五十两，l905年从日本购买了一台石印机，在济南后宰门街开设大公石印馆。①此外，两面印刷、洋式装订的装帧形式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采用的，自1900年中国首批留日学生出版的《东语正规》以西式方法装订之后，很快成席卷之势，至1905年便取代旧的装订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书籍的容量，加速了图书的生严和流通。

二、石印术的普及与石印版小说概况

阿英指出，晚清小说繁荣的首要原因"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0"①由于石印具有成本低廉，印刷周期短，用人少，能保持古书原貌，比木刻更易于保存书法的优美，而且字迹清晰美观等优点，石印业迅速崛起，取代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独步一时。②--AA--1：：；年(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申报》云：

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X。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新印各书无不勾心斗角，各炫所长，大都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

一八八九年五月日上海《北华捷报》载文《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称：

上海石印中国陪籍正在很快地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石印中使用蒸汽机，已能使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印，并且每部机器能够印出更多的页数。因为中国资本家成能投资于此种企业，赢利颇丰。印书如此便利，对于一个大家喜欢读书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①

自1832年底，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石印铺后，经营石印者渐多，终成席卷全国之势。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石印所即有56家，较铅印业多一倍有余。上海铅印业的出现虽比石印业早二十年，且申报馆、字林西报馆、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同文书会等皆能排印中文书报，具有相当规模，但整个光绪年间，仍以石印业的社会影响为大。各地官报局、官印局通常石印、铅印并举，而各地民营印书馆，石印则明显占优势。②石印术的普及为近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切实的技术保障。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几种石印版小说是同治五年(1866)上海文宜书局出版的《花月痕》、上海顺城书局光绪元年(1875)版《后列国志》、上海书局光绪元年版《隋炀帝艳史》、《五美缘》等。其余绪一直要延伸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现存最晚的石印本小说有1939年开鲁蒙文学会《泣红亭》、1940年开鲁蒙文学会《青史演义》、1940年上海锦章图书局《三国演义》及《全图加批西游记》、l941年上海锦章图书局《五雷阵》等。关于石印版小说的数量，据日本学者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稿)中的统计，其总数约六百三十余种，出版高潮集中在以下三个时期：1888年，l893--1895年，l908一1910年、l912一l914年。④而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收录的书目来看，到1888年以前，明清两代所刊通俗小说仅约460种。②可见由于石印术被广泛应用于小说印刷，近代通俗小说在出版数量、速度上都非以往可比。阿英《晚清小说史》谓："《孽海花》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到一二年，竞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③如果没有石印术的迅速发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行次数、数量如此之多是难以想象的，．

三、近代报刊与小说传播

报刊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在近代通俗小说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报刊数量多且多载小说。1872年《申报》创刊的第一年就刊载了《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乃苏国奇闻》等小说。，报纸连载小l}毛"以助兴味而资所闻"成为一时之风尚。④与此相应，期刊也竟相刊载小说。据t《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显示，在1872-1911年创办的218种晚清期刊中，曾登载过小说的期刊近120种，超过总数的一半。并出现了专门的小说杂志，从1902年《新小说》创刊到1910年，短短数年问，就出现了十九种小说杂志，其中尤以上海地区为集中。①自1872年创刊的第一份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始，到l911年的《谐译报》，上海地区创办的文艺报刊达75种之多，其中18种以"小说"命名，35种以重要篇幅刊载小说。②

报刊出版周期短，发行量大，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传播速度，扩大了读者面。解瞍《小说话》谓："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③花也怜农创办《海上奇书》，初为半月刊，自11册后改为月刊，原因是"刻期太促，脱稿实难"。④上海地区1872年至l911年创办的75种文艺报刊中，明确知道为日报的就有43种，余者或为五日报，或为周刊，或为旬刊，或为．半月刊、月刊，出版周期都较短。⑤

报刊还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其销售面，如设立代派处、特约贩卖所以便于外地读者订阅。《国学萃编》第一期"本社简章"之"代派"条谓：

今第一期出版，送阅三千册，不收分文。册内附订定阅凭单一纸。凡欲定阅者，请于单内注明定阅几册(或定一月或定半年、全年字样)，即连阅费交代派处，汇齐寄京。无论若干册，一律以二成酬劳(邮费不得减成)，如有积欠，下月定即停寄。许多报刊采用随报附送小说或娱乐副刊的形式提高发行量。l897年《国闻报》发表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此事后来虽未付诸实施，却代表了一种办报思路。l897年上海《字林沪报》设副刊《消闲报》，就是随报附送的。l904年创办的《广东日报》也曾随附刊物《无所谓》。此外，报刊充分利用其印刷技术之长，每每以精美的图画来吸引读者。《国学萃编》第一期"价目"下特别注明"每期加石印名人字画二片，并不加收阅费，特此声明。"《二十世纪大舞台》简章"图画"条谓："凡中国古今及泰东西各国之男女名优肖像及戏园之撮(疑为"摄"字之误--笔者按)影按期印入首页以供赏鉴。"《小说时报》第一年第一号通告中亦以图画相标榜："本报每种小说均有图画，或刻或照，无不鲜明，不惜重资，均请名手制成，以矫他报因陋就简之弊。"关于近代文艺报刊的发行量，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l906年3月1日《申报》为上海《新民丛报》支店刊登广告："本报开办数载，久为士大夫所称许，故销售至一万四千余份。现第四年第一期报已到，定阅者争先恐后，此诚民智进步之征也0"《礼拜六》第46期刊天虚我生绝句，称"钝根剑秋编礼拜六周刊小说将满五十期矣风行海内每期达二万册以上"。可大略窥见其风行之状。

在小说传播的过程中，报刊区别于传统传播媒介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其采用了连载这一新的形式。1902年以《新小说》的创刊为标志，出现了一批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又不同于"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的带有明显过渡色彩的作品，我们称之为"新小说"。①新小说的出版高潮与创作高潮时问并不吻合，出版高潮的到来要稍后，主要集中在1908一l910、1912-1914年。这与新小说的传播方式有关。新小说大多先经报纸和文艺期刊连载，再单行出版。如李伯元《文明小史》首先于1903年在《绣像小说》创刊号至第五十六期上连载，1906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印成单行本；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初于l903年在《新小说》第八号至第廿四号连载，l906年至l910年先后印成单行本。连载这一方式易于引起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推动了小说的流传。如徐枕亚著《玉梨魂》初连载于《民权报》副刊，连载尚未完毕，读者连连去函索阅，"故作报章小说者与阅报章小说者，其性之缓急，适成一反比例"。②

由于资金短缺、政府查禁等原因，文艺报刊多维持艰难，随时有停办的可能。如《二十世纪大舞台》仅出了两期即遭清政府封禁。《海上奇书》由花也怜农创刊于1892年2月，ll月停刊，章伯初、章伯和等创办的《演义白话报》始于l897年11月7日，约12月底停办，《宁波小说七日报》维持了三个月，《庄谐杂志》维持了四个月，凡此种种皆表明报刊维系之艰。这使得作者在创作中往往重局部而忽视整体构架，每一期的内容相对完整和独立。《小说时报》第一年第一号"本报通告"之三云："本报每一期内，所有小说自成一结构，每半年六期内，又成一大结构，既便分阅，又宜合观，以矫他报东拖西扯之弊。"连载小说依托于连续的形式，实则连续性逐渐削弱，促成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实际上l906年吴趼人、周桂笙编《月月小说》，就开始努力提倡短篇小说......此后小说杂志一般都兼刊长、短篇小说，而且颇有短篇小说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趋向。"①其弊端也j睦显而易见的，连载小说总体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写作中不免有东鳞西爪之弊，许多作品都不完整，如《负曝闲谈》、《孽海花》等。报刊连载还引起了小说艺术形式及创作技巧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变化，正如梁启超所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②四，近代报馆、石印书局的发展及传统书坊的改造

晚清石印书局与报馆密切合作，取代传统书坊，成为近代小说流通的主要渠道。

相当一部分报馆与书局在工作人员和印刷设备上本身就是合一的。如l904年狄楚青在上海创办《时报》和有正书局，书局就附设在时报馆内，《小说时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妇女时报》等期刊都是由有正书局出版发行的。l903年创刊的《绣像小说》、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从第2卷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汉洋书局印书公会也曾出版发行过《通俗报》等。这些报馆和书局体现出了一些类似于明清书坊的特色，即集编撰、印刷、发行于一体。多数报馆内设有印刷所，而办报人则具有丰富的经验，有过多次办报经历，且办报人自己多为小说作者，如李伯元曾先后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曾朴l．904年创办小说林社，吴趼人1906年创办《月月小说》。小说作者与报人合一，大大减少了流通的环节，有利于小说的传播。同时，报刊常常为同属的书局大做广告，以求得共同的发展。如《小说时报》第一期封二、封三登有"有正书局精印美术图画价目"，封四、封五登有"有正书局各种碑帖墨迹价目"，封六、封七刊登了上海小说林、有正书局发行的各种小说目。

更具普遍性的合作形式是报刊往往指定异地的报馆和书局作为代派处或特约贩卖所。如《国学萃编》为便于外地读者订阅，指定上海的神州日报馆和南洋官书局、河南的怀庆府采办图书局、汉口广智书局、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和有正书局为其代派处。(《国学萃编》第十一期)《二十世纪大舞台》则曾指定新加坡图南日报社、香港中国日报社、上海镜今书局作为其特约贩卖所。一些大的书局往往在外地开设分店，如锦章图书局曾在北京、广州、长沙、衡阳、汉口、成都等地设立分店，有正书局在北京、天津都有分店。从书籍流通的角度来看，分店的设立，有利于扩大销售面，畅通书籍的流通渠道。此外，书局还通过合并、重组的方式求得发展。如1909年5月，申报馆买办席裕福收购申报馆图书集成局，与点石斋石印书局、申昌书局、开明书店等合并，改组为图书集成公司，铅印、石印兼备，成为上海当时设备最全的印刷机构。

报刊与书局多方合作，共同刊行小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其一，报刊连载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出版周期短，可以满足读者先睹为快的心理。但由于报刊篇幅有限，阅读过程缺乏连续性、阅读时间长，且作品多不完整，对读者阅读而言造成了很大的缺憾。由书局出版单行本则弥补了这些缺憾。我佛山人撰《两晋演义》二十三回，于l906年9月至l907年10月在《月月小说》第一至第十号连载，未完。《月月小说》登出停止连载的"告白"日：本什志所载《两晋演义》一书，系随撰随刊，全书计在百回以外，每期只刊一二二回，徒使阅者厌倦；若多载数回，又以限于篇幅，徒占他种小说地步。同人再三商订，于本期之后，不：曼刊载。当由撰者聚精会神，大加修饰，从速续撰，俟全书杀青后，再另出单行本，就正海内，惟阅者鉴之。说明报刊本身也意识到了连载这一形式的局限性，并希望通过出版单行本来弥补。①其二，报刊多侧重于新小说的刊载，这一时期：大量的石印版传统小说的印刷则是由书局承担的。丸山浩明《石印版小说目录》显示，传统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刊印仍占据重要地位。如1888年至l914年问，仅各种石印本《红楼梦》就达25种之多。《水浒传》较早有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石印本，至1925年北京燕京印刷局石印本，其石印本亦达十种之多。此外如《三国演义》，广百宋斋同文书局、点石斋、上海鸿文书局、上海共和二书局、上海广益书局、上海世界书局、f二海锦章图二挡局皆有石印本。其中出版石印小说数量最多的：是以下四个新成立的书局：上海书局(1889年前成立)、～h海广益书局(1900年成立)、上海锦章图书局(1901年成立)和上海会文堂(1903年成立)。"小说界革命"把小说推到文学结构的中心，其文!学成就虽以新小说为代表，传统小说亦成为受益者。而传统的通俗小说本：身对读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印行传统小说无需支付稿酬，书局有利可图，加之这一时期文禁稍弛，打消了书局及读者的心理顾虑，故书局乐此不疲。许多嘉、道时期厉禁的小说，这一时期大量地以石印术出版流通。

报馆、书局作为近代通俗小说流通的主渠道，不仅在技术上比传统书坊先进，而且在经营管理上也更具现代意识。

这首先表现为，由报馆正式确立的稿酬制度，使明末清初出现的小说的商品化倾向得到强化。1907年《小说林》创刊，曾连续刊出"募集小说"启事：

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

稿酬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作者的积极性，亦使其在创作中少文禁之虑，这大约也是晚清谴责小说兴盛的潜在因素之一。其次，近代报馆和书局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广告意识。报刊已将刊登广告作为其赢利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有报馆、期刊社和书局所印书籍的广告，还包括各种内容驳杂的"告白"。《国学萃编》第一期"本社简章"之"告白"条谓："本编之末备有告白数页，欲登告白者，登一期每字收洋五鳌，登二期八折，登三期七折，大字、戳记照地位计算。"《新小说》第一号也列有告白价目表：一页七元，半页四元，一行四角。书局也充分利用书籍的封面及合印本间隔页码刊登广告，主要限于本书局或其他书局所刊书籍。如光绪癸卯年(1903)上海书局石印本小说《绘图施公案全传》，不仅封页登满广告，而且在书中《施公案后传》前也插入上海文明书局发行书籍的广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万历十九年余象斗所刻《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十卷》卷首附有一书目，其意图也不外是做广告。余氏所刻小说甚夥，但此目甚简，除列出经史百家的书名及简略版本信息外，"无于关举业者，不敢赘录"。而晚清书局的广告中，小说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详细罗列其册数、定价、插图情况、内容介绍、销售及征订地点和具体办法，还每每以特价相号召，总之，一切从有利于书籍销售的角度出发。，

此外，晚清书局对降低成本与提高出版速度等也更加注重。《庄谐选录》卷六谈《石印书》："近年石印书盛行，然业此者射利为主，贪缩小则书少易售，遂至小如丝缕，因此伤目者多矣!又印书者多不校对，谬误颠倒，贻害匪轻。"①缩印本的泛滥，正是出于降低成本，速售牟利的目的。书局还充分利用技术上的进步推陈出新，推出了比较成熟的连环画形式"回回图"。许多传统小说被改编成回回图加以流传，如文海书局1899年出版的朱芝轩编绘的《三国志》盛行一时。戴不凡《小说见闻录》谓："殆及晚清，石印之法大行于申江。书肆翻印小说多倩名手作画，其细致生动亦复可喜。"筵，

曾经是通俗／j、说主要流通渠道的传统书坊，在这一出版的近代化进程中受到很大冲击，不得不进行改造，更新设备，其地位则降至辅助性的流通渠道。。光绪初，报贩文阿孝以抄写唱本、弹词起家，后购置石印机十余架，创办文寿记石印局，大量刊印旧小说通俗唱本。同治八年由广东人刘家福创办于北京东打磨厂的宝文堂，最初是雕刻木板印刷，刊印过许多话本小说、地方戏曲、鼓词等。还出版过长篇小说《永庆升平》，后改用油光纸石印。苏州扫叶山房是明万历年问吴县席瑞樊、席端樊兄弟开设的老字号书坊，十九世纪末也购置了石印机以求发展，同治二年(1863年)前后开业的屯溪老字号刻字店茹古堂、聚文堂、同文堂、秀文堂、翰墨林，于1880年开始采用石印术印书，后又引进铅印设备。一时间传统的书坊出现了新旧技术，多样并存的局面。这些经过改造、新旧并存的私人印刷机构，在印刷材料的选择上尽力节余开销，如袭用廉价的福建竹纸印刷，故仍以售价的低廉取胜。光绪中叶，天津江东书局编印唱本，石印线装，每本八页，售价仅四五个铜元，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各地。正是凭借这一优势，它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才得以继续生存，在通俗小说的传播中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