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文学中的中国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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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古代文学中的中国文人

中国古典文学一向是朝鲜古典文学学习的楷模。朝鲜古典文学也主要是在接受中国文学影响，并与朝鲜民族文学相融合的过程之中发展起来的。朝鲜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模仿-再创造也可以说是中朝文学关系的基本模式。在这样的关系之中，中国的文人就成为了朝鲜文学之中最重要的形象之一。中国的文豪作为朝鲜文学所描绘的重要形象，大体而言经历了几个阶段：一是对于诗人作品的崇拜和学习，在这一阶段，中国文人还没有离开他们自己的作品本身。二、中国的文人逐渐地离开他们自己的作品，成为一个走向独立的文学形象的过渡阶段。三、中国文人完全走出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到朝鲜文人中间，也来到了朝鲜人的生活之中。四、朝鲜文人与中国文人的实际接触过程之中的中国文人形象。在古代朝鲜，几乎所有文人言语、文字之中都会提到中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等，他们对中国文人的作品大加赞赏，细心揣摩、品评和学习。此类文字举不胜举。其中自然也有中国文人的形象，但多局限于品评文字，因而总的来说中国文人的形象并不鲜明。不过从中可以见出，朝鲜文人对于中国文人的崇拜心理却是极为明显的。这一心态有如今日的追星族。比如，朝鲜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人金富轼与金富辙兄弟二人的名字，就完全是仰慕三苏而来，轼、辙二字就是取自苏轼与苏辙的名字。　　

朝鲜文人与中国文人有着广泛的交流，因而中国文人出现在韩国诗文作品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在与朝鲜文人接触的中国文人之中，有众多的使节，也有著名的诗人。李光日卒《芝峰类说》卷十三载："《尧山堂外纪》曰：高丽使过海有诗云：'沙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还。'时贾岛诈为梢人，联下句曰；'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丽使叹服云。所谓丽使未知何人，而俗传崔致远所作者，恐误。但非丽使，似是新罗时也。"中国著名诗人进入到韩人诗人的作品之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不值得奇怪。来到中国的朝鲜文人自然有机会与著名文人接触。可是来到中国的诗人毕竟是少数，中国的著名诗人更是难得去朝鲜。因而朝鲜文人对于中国的著名诗人产生了普遍的崇拜心理。这种崇拜心理必然也就发展到希望中国的诗人来到朝鲜的渴望。朝鲜任王景《玄湖琐谈》记载说：　　俗传唐天使到东坡驿，戏题一句曰："东坡谪海南，胡为来此哉？"促傧使足成之，时李容斋为远接使，即题下曰："散为百东坡，无乃一者来。"天使见之极叹赏。盖百东坡之言，苏东坡诗中出，用事亲切。东诗亦有"摇波散作东坡百。"　　苏东坡是在朝鲜极具影响力的诗人，在这种崇拜心理的驱使下，朝鲜一地被命名为东坡驿，尽管苏东坡不可能到过朝鲜。中国使节说苏东坡是被贬到了海南，怎么会来到了此地呢。朝鲜诗人李容斋以苏东坡自己的诗句为典应答说，苏东坡化为一百个，其中一个来到了朝鲜，故以东坡名之。这充分表现了朝鲜人渴望见到苏东坡的心情。苏东坡没有来过朝鲜，但在朝鲜人的幻境之中，姚锴和李长吉二人却"到过"朝鲜：　　

郑钅容字百炼，尝中风。一日自言曰："见一年少书生，戴莲花巾，貌若玉雪。自称：'唐雅士姚锴与李长吉友善，栖雁荡山将二晨年，闻东方水最佳，移栖汉山，近千年。欲向金刚山，与汝有缘，故来住三角山，已三十年。今始到此。'作诗曰：'万里鲸波海日错，碧桃花影照天门。鸾骖一息空千载，缑岭赤箫半夜闻。'"（许筠：《鹤山樵谈》，P21，《诗话丛林》本）　

李长吉与姚锴二人在雁荡山居住了二千年，后闻说朝鲜的金刚山水最佳，便来到了朝鲜。中国人向来以为夷蛮山穷水恶，故夷蛮山水只能养育夷蛮之人。然而这里的李长吉和姚锴却向往着朝鲜的山水。这里既有希冀中国著名文人来到中国的渴望，也有着对于朝鲜山水之美的赞美。　　因而中国的著名文人成为了朝鲜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象。实际上不仅如此，一些诗人形象，已经与朝鲜人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下面是一首关于李白的歌谣（引自李昌龙：《韩中诗的比较文学研究》，一志社1984年，P34～35）：月儿月儿何皎皎，诗仙太白曾游历。／遥遥明月在彼方，团团花儿桂树枝。／手执玉斧掘地穴，挥舞金斧砍叶枝。／搭得三间茅草居，迎来双亲喜滋滋。／年年岁岁千万年，生生息息无休止。　　

这首歌谣是以朝鲜母语写成的，不知产生于何年何月，又传唱了多少年。于此可见李白已经成了朝鲜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首歌谣之中，李白的形象是与月亮联系在一起，如果李白说与月亮在一起，李白就与普通人类有一定的区别，是作为仙人来描绘的。然而作为仙人的李白不是人类的异化之物，也就是说李白虽然作为仙人形象被描绘出来，但他实际上仍然是人类，是浪漫传说中的人类。李白虽然生活在月宫之中，但是他的生活和情感却都是正常人类的。李白的形象和浪漫的想像联系在一起，呈现出飘逸之态。这一形象的形成显然又与李白诗歌的风格不能说没有关系，是李白诗歌创作风格演化出的浪漫传说与歌谣。下面两首无名氏的时调也描写了李白的形象，可以进一步说明李白并没有成为异化于人类之物（引自郑炳昱：《时调文学事典》，新丘文化社1974）：骑上浩然黔之驴，带上李白千日酒／返得五柳村，来寻陶潜居。／葛巾饮酒盆，声声响细雨。／月儿月儿月儿明，李白曾游圆月亮。／李白乘鲸飞天后，将同何人共游浪。／吾亦风月一豪士，与吾游乐更无人。　　在这两首时调之中，出现的不只是李白，还出现了陶渊明、孟浩然等诗人。在前一首时调之中，作者骑着孟浩然的驴，带着李白的酒，来到陶渊明隐居处，体味着他们的生活。后一首则是和前面的那首歌谣一样，也把月亮与李白放在一起描写，所表现的情感却是李白飞上月宫之后作者的寂寞。作者也具有和李白相同的兴趣，可以说是兴趣相投，可是李白却远走月宫。此世惟有作者一人，恨不能与太白相伴耳。两首时调的共同主题都是渴望与中国诗人相聚。在这样的情感世界之中，在这些作品之中，李白等诗人已经成为了诗歌所表现的对象，成为了作品的人物。李白等不再只是作为文本存在的一个符号，而是成为了活生生的人，成为了与朝鲜诗人共同呼吸的人。无疑这些文学的形象是异国想像的结果。　　

朝鲜诗人并不总是在想像的层面描绘中国文人的形象，实际上他们与中国文人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其思想情感表现得极为复杂和矛盾。众多的朝鲜诗人来到中国，同时也有不少的中国使节出使到朝鲜。朝鲜派出的远接使、馆伴等，都是经过精心挑选，长于诗文的朝鲜文士。朝鲜诗人们在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时候，总是要以诗歌唱和较量一番。在较量之中，最为突出的是要与中国使节一争高低的竞争意识。有时对于中国使节的创作才能不无轻视，可最终无外乎对中国使节的诗文大为叹服。在互相敬慕之中中朝诗人们情感得以交流，也得到深化。然而在这种竞争中朝鲜文人处于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之中。一方面极为崇拜中国的使节，另一方面又不甚服气。当然这种不服气又和朝鲜诗文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相关。成亻见在其《庸斋丛话》曾说："天使到我国者，皆中华名士也。"然而柳梦寅却说："《皇华集》非传后之书，必不显于中国。天使之作，不问美恶，我国不敢拣斥，受而刊之。我国人称天使能文者，必曰龚用卿，而问之朱之蕃，不曾闻姓名。祈顺、唐皋铮铮矫矫，而亦非诗家哲匠。张宁稍似清丽，而软脆无骨，终归于小家。朱天使之诗驳杂无象，反不如熊天使化之萎弱，其他何足言？然我国文人每与酬唱，多不及焉，信乎大小正偏之不同也。远接使徐居正对祈顺，敢为先倡，若挑战。然卒困于'百济地形临水尽，五台川脉自天来'，栗谷记之曰：'四佳有似角抵者，先交脚后仆地。下邦人待天人，宜奉接酬唱而已，何敢先唱？'此真识者之言。（《於于野谈》，P299）" 　　

成亻见是一位朝鲜的名家，柳梦寅也是名家。他们二人对于中国使节的看法完全不同，成以为是名家，柳梦寅却不以为然。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差异尽管是以全然对立的方式出现，但却是来自于同一个原因。中国对于朝鲜而言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大国对于朝鲜不是没有压力的。尽管朝鲜文学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建立起朝鲜诗文创作的自信。缺乏自信使朝鲜文人对于中国的文学或完全顶礼膜拜，或者是以过分尖锐的竞争意识，试图建立起自信。在缺乏自信的心态下，丧失了对于文学的鉴赏能力。如果准确地说不是丧失了鉴赏能力，而是不敢相信自己的鉴赏能力。对于自己充满了怀疑，就不能独立地进行判断。成以为中国使节皆为名流也好，柳梦寅以为中国使节皆为无名鼠辈也好，都是如此。柳梦寅判断中国使节的根据也不是建立在自己的鉴赏水平，也是根据朱之蕃对于龚用卿的评论。在这一基本评论的基础上，他恢复了自信，对于朱之蕃、张宁、熊化、祈顺、唐皋等中国使节进行了评论。然而可以看得清楚的是他的这些评论仍然是建立在中国诗人自己的评价基础上的。可是另一方面柳梦寅的那些评论又与徐四佳同祈顺的诗歌较量有着相通的一面，徐居正并不完全折服祈顺的文才。